淺析財政增收觀點

導語：淺析財政增收觀點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2002年初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是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政府支出增長過快，今后中央財政收支缺口有擴大趨勢，預計2003年發行國債發行在上年5900多億的基礎上將繼續增長。雖然2002年四季度各項稅收增速加快，但2003年我國政府收支狀況仍不容樂觀。合理增加稅收及其他公共收入，嚴格控制政府開支，是我國經濟財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不盡快采取增收節支尤其是控制政府支出的有效措施，那么今后我國財政形勢將更為嚴峻，這對我國經濟運行及政府宏觀調控帶來不利影響。解決財政增收問題和控制政府支出問題，是刻不容緩的任務。本文對財政專家和經濟學者關于增收節支問題的觀點和建議進行綜述，供參考。

2002年初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是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政府支出增長過快，今后中央財政收支缺口有擴大趨勢，預計2003年發行國債發行在上年5900多億的基礎上將繼續增長。雖然2002年四季度各項稅收增速加快，但2003年我國政府收支狀況仍不容樂觀。合理增加稅收及其他公共收入，嚴格控制政府開支，是我國經濟財政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國從1998財年到2001財年，連續四年出現財政盈余；2001財年聯邦財政盈余918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約達7000多億元。美國財政盈余同我國中央財政的收不抵支形成了反差。如果不盡快采取增收節支尤其是控制政府支出的有效措施，那么今后我國財政形勢將更為嚴峻，這對我國經濟運行及政府宏觀調控帶來不利影響。

解決財政增收問題和控制政府支出問題，是刻不容緩的任務。本文對財政專家和經濟學者關于增收節支問題的觀點和建議進行綜述，供參考。

一、對財稅增長放慢及政府增收問題的觀點綜述

關于2002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問題，一些專家學者有各自的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國光認為這要全面、客觀的分析。他指出，前幾年財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年均在20%左右，有一部分是過頭稅，特別是對企業、農民的稅費收繳存在部分“透支”，超越了經濟增長特別是企業發展的承受能力，現在下降了一點，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劉國光強調，“對財政收入增長減速現象，要用全面、動態、辨證的眼光來看。要重視，但不宜夸大。”對于政府支出剛性導致赤字規模有可能過大的趨勢，劉國光認為現階段可以采取結構性調稅措施，例如目前高收入者特別是一些富人的稅負相對較輕，中介（包括媒介）環節的稅負較輕，以及相對過剩型消費品關稅較輕等，對這些群體和環節增加稅收是必要的，有利于經濟財政的健康發展。

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認為，現階段提高中央財力還有很大潛力，為此他提出兩條建議措施。首先，政府應開征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若把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從近期來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提高2.5-3.0個百分點。其次，中央政府向國家賦予的特許機構征收特許權收入。他舉出一些能增加財政收入的特許部門，如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特許權；銀行、證券、信托和保險經營特許權；發行有價證券和郵票等特許權；中央電視臺全國電視播放特許權；電信公司使用國家無線電頻道資源的特許權；銷售煙酒特許權；銷售成品油和加油站特許權。公開拍買這些經營特許權，其收益可歸中央財政。

要增加財政收入，需盡快把數額巨大的非稅收入全額歸入國庫。財政部預算司李新辰和李安東認為，應取消由公安、法院、海關、工商、環保、質檢、物價、交通等部門的過渡性存款賬戶，這些行政事業性收費須直接上繳預算內賬戶。各主管部門及執行執罰部門并不一定足額上繳非稅收入，還存在大量隱瞞收入，私設“小金庫”和“賬外賬”問題很普遍。這兩位作者提到的情況是我國財政領域的焦點問題。那些部門把正稅以外征繳的各種收費和罰款，往往邊收邊支，坐支現象很普遍。筆者曾在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出，“今后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是盡快把這筆非常規性政府收入統一歸入國庫。在目前中央財政赤字較大的現狀下，地方性預算外資金應該有較大比例劃轉到中央財政，由計劃部門作為建設性資金用于落后省區的基礎設施投資。”

李新辰和李安東兩人還建議盡快改變國稅和海關系統按征收比例提取經費的辦法。如果取消國稅局和海關從所征稅收里提取經費，那將增加中央財政收入。解決這個問題也很重要。目前國稅、地稅、海關三套征稅機構隊伍比較龐大，征收成本較高。作為政府征稅的職能部門，本不應采取稅款留成辦法來調動征繳積極性。亞當。斯密曾抨擊稅務機關本身開支耗費政府收入的現象。他指出，“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收入的。如人民所付出的，多于國家所收入的，那是由于以下弊端：征收賦稅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這些官吏要耗去大部分稅收作為薪俸。”可見，逐步取消國稅局和海關的比例留成辦法，降低征收成本，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一條途徑。

浙江臨海市地稅稽查局朱時逸指出企業所得稅大量流失的原因。他根據十多年稅務稽查經驗，斷定煙草、電信、保險、電力等高利潤高收入的壟斷行業，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按稅法規定繳納33%的企業所得稅。原因在于壟斷行業也推行不合理的“工效掛鉤（工資獎金與利潤掛鉤）”做法，允許其在稅前列支工資和高額獎金，使實際計稅的企業所得基數大大減低。他曾測算過，一家實行工效掛鉤壟斷企業所繳納的所得稅，實際上只有別的沒有推行“工效掛鉤”同類企業的11%左右。由于煙草、保險、電力等壟斷行業是我國企業盈利的最大戶，職工收入和待遇遠高出別的行業，沿海省區一些地方煙草專賣部門職工年收入達到8萬到10萬元。因不合理的“工效掛鉤”導致國稅流失是巨大的。因此，盡快改革煙草、電力等高利潤行業的不合理收入和稅收政策，對于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具有重大意義。

開征新稅種或擴大原有稅種征收范圍，如盡快開征遺產稅、水資源稅以及擴大房產稅征收范圍，也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來源。廈門大學法學院黃洵建議通過開征遺產稅來增加政府收入。他認為，我國現在征收遺產稅的經濟前提條件已具備。大多數發達國家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遺產稅、社會保險稅等為補充。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開征遺產稅。按照國際上通行做法，遺產稅的課征采取屬地主義原則，我國公民到外國繼承遺產須繳納稅款，而外國公民在我國繼承遺產卻可以將全部繼承所得帶到國外去，這造成國家稅收流失。關于遺產稅對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平新喬也提出建議，“開征遺產稅；擴大消費稅的征收面；取消農業稅。這可能是近期可以做的三件事。”

天津財經學院財政系董德新認為，我國應借鑒俄羅斯的某些征稅經驗，盡快把水資源稅作為一項稅源，其積極作用是很明顯的。他介紹說，目前俄羅斯水資源稅有4種：使用地下水資源稅、開采地下水礦物原料基地再生產稅、工業企業從水利系統取水稅、向水資源設施排放污染物稅。考慮到我國人均水資源嚴重不足，董德新提出開征水資源稅的主張，是有意義的。開征此稅不但能促進企業和居民節約用水，而且由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可用于水污染治理。

北京大學平新喬就當前加強對明星、冒尖人物等高收入者所得稅稽查問題提出看法。他撰文指出，當前主要問題是營業稅制度不完善，它天然地不能有效向民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業者征稅。要防止稅收流失，最應討論的不是個人所得稅，而是營業稅，因為民營企業往往不會如實地報告其營業額。他介紹，在美國，住店或吃飯要付款時，消費者與買其他商品一樣，在該付的商品價格上會加上一定比率的消費稅。提供服務的企業能明白地看到這筆稅款是由消費者支付的，這樣，其漏稅的動力便會大大下降。

二、對控制政府支出問題若干觀點的綜述

近兩年我國各級財政支出增長過快，政府支出速度遠超過同期收入增速。控制不合理樓堂館的建設性財政投資，節約行政事業經費，是全國財政形勢好轉的保障。雖然2001年以來全國企業所得稅、涉外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幅較大，但近幾年中央財政以及許多中西部縣鄉財政仍然是收不抵支，靠借債度日。因此，單純強調財政增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有效控制政府支出，從制度和法律上杜絕鋪張浪費。

湖北省財政廳傅光明根據統計數據，認為現階段控制政府支出的重點之一，是減少行政管理費，同時調整教科文衛體經費支出結構。他指出，2000年國家機關人員為1022萬人，教育部門為1345萬人，這兩家就占機關事業單位總數的65%.我國行政管理費增長到了驚人的地步，1978年機關行政費為49.1億元，2000年達到1787.5億元，2000年財政支出中行政經費占17.4%，遠高于國外一般3-5%的比重。傅光明認為，如果按國外一般水平，我國行政管理費至少應該減少50%左右，可以把這筆沒有多大社會效益的經費開支，轉用于調整公務員的基礎工資，這樣就將減輕調漲工資時對財政追加臨時支出的壓力，尤其能使中央財政卸掉全額補助20多個省區調漲工資的包袱。他還指出，雖然2000年文教支出占財政支出27.6%這個比例需提高，但其支出結構不合理，后勤職工以及不稱職教師應適當裁減。

對于國家機關行政費太多對財政支出的壓力，財政部財政所賈康和白景明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我國應減少政府層次和財政層級以節省開支。他們指出，如果考察一下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尚找不出一個五級架構的政府，有必要考慮減少政府的層次；由于鄉鎮教師工資由縣統一發放，鄉財政的內容就更‘虛’，可撤除鄉政府。“他們建議”把政府層次縮到中央、省、縣三級，加上作為派出機構的地市與鄉鎮，就接近市場經濟國家的通常情況了。“考察我國三千年政治史，各朝代的確劃分為三級政府。公元985年前后北宋分全國為400個州級和1150個縣級機關，十多個”路“轉運使或按察使的職責雖與現在省國稅局局長或監察廳長類似，但”路“作為中央國庫或御史臺的派出，僅有幾個欽差官，運作成本遠遠比現在省政府低得多。

我國支出預算執行還不夠嚴格，除了抗災救災支出要在當年追加外，在預算執行中還常追加一般性支出。廣東深圳市財政局古益強介紹了法國政府支出管理的特點。他指出，法國對財政支出約束性極強，各部門各單位的預算經費一經核定，當年就不再追加，若發生新的增支項目，也要等到下個年度再列入預算。法國的這種做法值得借鑒，我國也應該對年初支出預算實行“一錘定音”、“駟馬難追”，不能隨意追加或調整。2001年中央財政對基建支出追加300億元，對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性支出追加57億元，對公路投資支出追加86億元，對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追加310億元。中央財政的追加支出雖來自那753億元的預算超收部分，但考慮到中央財政在2001年初預定2598.1億元的彌補性赤字，并要增發建設國債，這700多億元超收本來也可用來減低國債發行，把中央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降低一些。控制中央財政的基本建設支出，把地方交通設施開放給民間和外商資本投資，可以減少中央財政支出。近代改革理論家鄭觀應在19世紀末就建議清朝當局鼓勵商人出資造鐵路，由國家保付資本利息。

胡鞍鋼認為，要有效控制中央財政支出，就應按照WTO規則全面清理和取消進出口方面的減免關稅或過度補貼措施。每年中央財政對出口補貼高達800-1200億元。如果重新調整這些不適當的或被外國認為出口直接補貼和過度補貼的優惠政策，那么既可以節約中央財政的不合理開支，又可以避免來自國外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貿易訴訟。

三、由當前增收節支問題引發的若干思考

從近年國外財政情況看，許多國家由于國際局勢不穩導致消費信心減弱和設備投資乏力，普遍推行減稅措施，尤其著力降低所得稅稅率，如美國2002財年（止9月30日）的前11個月個人所得稅收入僅為7666億美元，比2001財年同期減少16%；小布什提出10年減稅1.3萬億美元的雄偉計劃。德國中小企業協會、德國獨立開業者協會有40萬家中小企業會員，這兩個組織不久前要求政府取消工商收益稅、援助東部建設費和生態稅，降低居于歐洲第二位的本國稅負水平。日本在發行大量國債及推行零利率政策的前提下，也提出數額較大的減稅計劃。我國從1994年稅制改革到2001年，期間年均增加稅收1400多元；1994年稅收才5126億元，到2001年達到1.5萬多億元。稅負太重對經濟發展有消極影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