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商行發展國有化策略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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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救助商業銀行的主要措施；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經濟必然性分析；結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美歐發達國家政府采取國有化措施對大型商業銀行業進行救助、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提升社會公眾信心、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抑制高風險投資、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場風險、亞洲國家的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商業銀行的高負債率、債權股權的高分散和巨大的負外部效應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掀起了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浪潮。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這是扼制危機蔓延的權宜之計，但本文從銀行信用的本質、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對稱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角度分析，認為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是一項長期策略，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關鍵詞：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內在經濟決定

自2008年爆發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先后掀起了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浪潮。歷來視國有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洪水猛獸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由政府注資或收購股份的措施對大型商業銀行進行救助，以扼制危機的蔓延。這是暫時的權宜之計，還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這是臨時的過度性措施，但本文從銀行信用的本質、私人資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對稱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的角度分析后，認為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是一項長期策略，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一、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救助商業銀行的主要措施

隨著次貸危機演變成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美歐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紛紛采取國有化措施對大型商業銀行業進行救助。英國率先于2008年10月8日由政府出資500億英鎊認購八大商業銀行和房屋貸款機構的優先股；10月13日，英國政府向皇家蘇格蘭銀行、勞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蘇格蘭銀行注資370億英鎊，將其部分國有化；2009年2月27日，英國政府再次向深陷困境的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注資255億英鎊；2009年3月7日，英國政府在萊斯銀行中的股份從原來的43％上升為至少65％。美國緊隨英國于2008年10月14日由政府注資1250億美元購買美國九大銀行的優先股；11月17日，美國政府再次斥資335，6億美元購買21家美國銀行的股份。德國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向德國商業銀行注資82億歐元；2009年1月8日，德國政府再次向德國商業銀行注資100億歐元，使德國政府擁有了德國商業銀行25％的股份；2009年2月18日，德國通過銀行國有化法案，允許政府在6月30日之前將深陷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日本政府于2008年12月19日為銀行股權收購公司(Banks&apos；ShareholdingsPurchaseCorp，)所發行債券提供高達20萬億日元的擔保，以幫助該公司購買銀行股份；2009年2月3日，日本宣布斥資1萬億日元(111億美元)，購入金融機構的股份，以幫助這些機構補充資本。由此可見，商業銀行國有化已成為各國抵御風險、防范金融危機的有效途徑，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的經濟必然性分析

(一)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提升社會公眾信心

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信用的特殊企業，一旦喪失信用，其經營則難以為繼。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危機是信用鏈條斷裂的極端表現，而此次危機就是破壞信用的典型案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實際是以國家信用提升商業銀行信用，恢復公眾信心和抵御金融危機。由此可以推理，社會公眾對商業銀行的信心背后實際隱含的是對政府的信心。

相對于其他企業，商業銀行經營的特殊性十分明顯，突出的特點是經營高負債性、債權高分散性和股權高分離性，這決定了商業銀行是高風險行業，不能等同于一般企業進行控制和調節，由于其風險破壞性極大，一旦危機爆發，不僅威脅金融體系的安全，而且對實體經濟有很大危害。因此，對大型商業銀行采取國有化不是政府一廂情愿的行為，而是由大型商業銀行在一國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

一是高負債率使商業銀行天生具有脆弱性，容易引發信用風險。商業銀行依靠對儲戶的高度負債進行經營，對商業銀行而言，如果按照巴塞爾協議規定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商業銀行的負債率要高達90％以上，大大高于非金融企業負債率。需要說明的是，商業銀行的負債大部分是存款人的錢，對于這部分負債沒有規定商業銀行拿任何資產作抵押，從此角度看，存款人承擔的風險是很大的。人們之所以愿意把錢長期存放在商業銀行，完全建立在對其信任的基礎上。客戶的信任是商業銀行的最大商譽，這些長期、穩定的存款也被稱為“核心存款”，可以被銀行當作長期附屬資本加以使用。在銀行完全私有化的條件下，一旦商業銀行的金融資源配置受利益驅動出現投資風險和流動性危機，這時存款人便不再信任商業銀行，“核心存款”也不再是長期附屬資本，而回歸為銀行負債的本來面目。此時，擠提存款成為規避風險的唯一辦法，貨幣信用危機的爆發也在所難免了。

二是債權、股權高分散性使得存款人和股東無力約束商業銀行，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法律雖然明確規定商業銀行必須保證存款人的利益，但沒有規定存款人如何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理論上，存款人的存款相當于對商業銀行的債權，按理存款人可以約束商業銀行的冒險行為，但由于存款人眾多分散，加之信息不對稱，無法組成集體聯盟對商業銀行形成有效的約束。從股權結構上講，由于現代商業銀行股權高度分散，股東對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難以形成有效約束，股東大會的權力形同虛設。在股票期權成為高級管理層報酬的主要來源時，高級管理層從事高風險投資，增加銀行利潤，甚至操縱股價便成為必然之舉，極易引發道德風險。

商業銀行存在上述巨大的風險隱患，對信用的影響是巨大的。當出現危機后，商業銀行的信用將為零，與信用相伴的存款便有被擠兌，導致商業銀行出現破產的危險。由于危機的傳遞和傳染效應，一旦一家商業銀行經營出現問題。將危及多家甚至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經濟動蕩和社會不穩定。此時，政府必須站出來通過注資收購股權等途徑持有商業銀行股份，實施國有化，以國家信用來彌補商業信用的缺失，防范出現擠提存款的風險。雖然這些救助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的擴散和蔓延，但政府事后挽救的成本是極其巨大的。筆者認為政府應加強對大型商業銀行的事前監督、管理與控制。以合理引導資金投向，緩解商業銀行的脆弱性壓力。

(二)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抑制高風險投資

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推動國會通過金融服務新法案以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寬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極大地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創新，債券遠期、外匯遠期、外匯掉期、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貨幣掉期等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虛擬資本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呈現相對獨立的自我循環，金融穩定也隨之失去了社會最終產品支持的物質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僅為3％左右，國際貿易平均年增長率為5％左右，但國際資本流動卻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總價值增加了25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統計，2000年全世界虛擬經濟總量是160萬億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年末余額約95萬億美元，股票債券存量約65萬億美元，是全世界GDP總和的5倍：全世界虛擬資本每天流動量是2萬億美元左右，大約是世界日平均貿易額的50倍。在此背景下，為獲取高額利潤，商業銀行逐漸由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向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發展，開始大量投資于高盈利的金融衍生產品。通常來講，兩倍的杠桿率(即資產／資本)就已經非常高了，而商業銀行投資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卻往往高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使得交叉性金融風險大大增加。盡管從理論上講單個金融衍生產品具有規避風險的功能，但總體上看，風險并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金融市場，并通過金融工具的杠桿率加倍放大，使得整個金融市場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政府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要求商業銀行的安全運行，避免高風險，但商業銀行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在資本逐利本性和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會樂于冒風險投資于高杠桿金融產品，因此，商業銀行本身不具有抑制風險的內部機制，這要求政府必須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督與管理，從而蘊含并體現了國有化性質的一個側面。

(三)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商業銀行蘊含的巨大風險要求政府加大對其監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監管機構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于商業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政府監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監管實踐中，商業銀行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他們作為微觀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難以顧及銀行業整體利益。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會故意對報送資料或報表進行篡改。有意隱瞞高風險投資問題，導致監管者不能及時識別、發現問題。首先是逆向選擇問題，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商業銀行在接受監管時，對監管當局提供的信息報告不真實，使監管當局監管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目前商業銀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信息披露不真實，填報的數據隨意性很大，監管當局匯總得出的數據真實性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對稱，監管當局難以及時、準確地發現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處理金融風險的成本很高。其次是道德風險問題，中央銀行是銀行的銀行，在金融監管中充當最后貸款人，當銀行流動性危機爆發時可進行緊急救助。中央銀行參與救助，不僅僅是扮演最后貸款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清除因集體行為的非理性造成的金融恐慌。但是中央銀行的這一舉措有可能削弱市場懲戒的約束機制，助長道德風險。

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外部監管的失效要求國家通過國有化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股權約束，實現外部監管向內部監管的轉化，從而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增大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力度，增強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約束機制，從而抑制商業銀行的高風險投資沖動，避免銀行的負外部性，同時把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與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結合起來，以實現銀行經營穩健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雙贏”。

(四)實行大型商業銀行國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場風險

在社會資源逐步向全球化配置轉化的情況下，企業的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開始逐步跨國界、跨地區流動。這種經濟一體化趨勢在給企業帶來前所未有機遇的同時，也帶來很大的經營風險，從而使商業銀行的信用環境惡化，借貸風險加大。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下，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受外部的影響更大。此時，單個銀行的資本難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場風險，雖然存款保險制度能夠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公眾利益的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心問題。在市場存在缺陷時，必須借助政府“有形的手”，通過國家控股的方式增強銀行的信用，維護公眾信心，以抵御巨大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亞洲國家的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銀行的商業信用不發達，銀行國有化程度普遍較高，也正因為此，亞洲國家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如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經受住了此次危機的考驗，表現出強大的抗風險能力。據2009年2月9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道，在全球銀行市值排行榜前十名中，中資銀行占據了四個位置，其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高居三甲。就全世界范圍看，國有銀行制度非常普遍，拉·波特(LaPorta)等的研究表明，盡管自1970年以來，政府在銀行的所有權比重在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主流經濟學家所預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在許多銀行剛剛完成私有化的1995年，全世界政府對銀行的所有權的平均比重仍為41.7％，即使排除前社會主義國家，也達38.7％。

三、結語

商業銀行的高負債率、債權股權的高分散和巨大的負外部效應使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易引發信用危機。同時，私人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商業銀行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具有很大信貸風險。商業銀行蘊含的巨大風險要求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外部監管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國家必須通過國有化提升銀行信用，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股權約束，實現外部監管向內部監管的轉化，增強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約束，從而抑制商業銀行的高風險投資沖動，抵御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實現銀行經營穩健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雙贏”。

總之，國家控股是金融危機下商業銀行重建銀行信用、穩健經營、加強監管、抵御風險的必然之舉，具有長期的歷史必然性。至于國有化后采取何種控股模式，才能既控制經營風險和道德風險，又提高銀行效率和效益，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