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鄉村銀行啟示城市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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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尤其是諾貝爾和平獎，歷來都頒給世界范圍內上流社會人士，或反映西方新興主流價值的人道代表，以及符合西方期望和利益的第三世界人物。而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卻頒給一個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他創辦的“鄉村銀行”。[1]尤努斯和其創立的“鄉村銀行”因在小額信貸領域取得的成功，使該國大部分農村婦女脫離了貧困，而獲得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再一次喚起了人們對當今日益嚴重的貧窮問題的重視，改變了人們對窮人信用經濟的認識，提供了破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的途徑和方法，為我國商業銀行以創意的方式來消除貧困，著力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較好的示范作用。本文擬從尤努斯“鄉村銀行”的成功實踐出發，對城市商業銀行未來發展作一些積極的探討。

一、尤努斯及其“鄉村銀行”的主要概況和經營特點

孟加拉國是近代全球人口最多的極貧國家，1.4億人居住在地勢低洼、由恒河及布拉馬普特拉河沖積而成的三角洲上。由于地勢偏低以及暴風雨的經常襲擊，水災和饑荒成了孟加拉國人民長期貧窮的主要原因。

作為一名出生于孟加拉國并在鄉村度過童年時光的經濟學博士，尤努斯十分關注該國鄉村農民的脫貧致富。1974年，在大學任教的他下鄉協助救災，看到許多農村婦女因缺乏資本，依靠借高利貸從事小本經營但都所賺無幾時，便自掏腰包借給她們27美元。這就是他后來創辦鄉村銀行的緣起。1976年，他創建的孟加拉國農村銀行，正式投入運營。迄今為止，他的“鄉村銀行”現已設立了1227個分行，為社會貧困人口提供了40多億美元貸款，從而使58%的人脫離了貧困線。因此，人們把尤努斯創建的“鄉村銀行”又叫“窮人銀行”。尤努斯的“鄉村銀行”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服務定位比較明確。尤努斯“鄉村銀行”的服務對象主要集中在低端客戶，特別是小額貸款只發放給當地貧困人群，貸款者96%以上為農村婦女。貸款金額不大，單筆貸款數額通常在50美元到100美元之間，能夠較好地滿足當地婦女對“微型商業”等小型創業資本的需要。[2]

2.經營運作富有特色。尤努斯的“鄉村銀行”打破了借貸必須擔保和抵押的傳統，貸款無需抵押，而是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以村民小組為基礎，通過營造相互制約和幫助的組織，在村民之間建立互擔風險、互助監督的機制，既保證了窮人的信用，又保證了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3.經營網點星羅棋布。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從27美元的貸款艱難起步，目前已發展成為擁有1227個分行，遍布46620個村莊，聘有12546個員工的銀行網絡。[3]龐大的機構和人員，反映了其管理有相當的獨特之處。

4.保持了自身經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貸款回收率較高，貸款還款率高達98.85%，在幫助窮人脫貧致富的同時，又實現了自身的盈利。

5.實現了西方金融理念與本國實踐有機結合。作為一個經濟學博士，尤努斯并沒有照搬教課書的金科玉律，而是把西方的金融與科技以一種轉化的方式用到自己的國家，顛覆了“不向窮人借錢”的法典，這對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城市商業銀行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二、尤努斯“鄉村銀行”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未來發展帶來的啟示

在原城市信用社基礎上組建起來的城市商業銀行，具有與尤努斯創建的“鄉村銀行”相似的發展歷程。在過去的十年發展歷程中，城市商業銀行的業務規模、資產質量、經營效益等均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未來十年，城市商業銀行如何發展，是繼續立足原有的市場定位，做大做強目標客戶，還是尋找新的客戶群體，開辟新的市場發展空間，尤努斯及其創建的“鄉村銀行”的成功運作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

1.堅持“立足地方，服務中小企業和廣大城市居民”的市場定位，是城市商業銀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尤努斯“鄉村銀行”的廣大服務客戶中，96%以上是農村婦女。服務對象群體的高度集中化，這既符合尤努斯創建鄉村銀行的初衷，也是其“鄉村銀行”30年來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城市商業銀行要想在未來十年保持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仍需從自身實際出發，堅持正確的市場定位，并把圍繞市場定位開展各項業務經營管理活動，作為推進城市商業銀行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是在原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城市商業銀行，其植根于民間的“草根”性，決定了城市商業銀行具有相當的人緣、地緣優勢。二是城市商業銀行目前的資金實力、管理水平、人員素質等，與“立足地方，服務中小企業和廣大城市居民”的發展定位是相匹配的。三是監管部門積極推行的經濟資本的監管理念，是城市商業銀行立足自身定位的外在需要。四是城市商業銀行避免同質競爭，迅速發展壯大的內在要求。因此，尤努斯“鄉村銀行”30年來對服務定位的牢牢堅持，并取得成功，堅定了城市商業銀行按照自身市場定位發展的信心。

2.建立適合自身的風險防范的運作機制，城市商業銀行做好中小企業貸款是大有可為的。目前，國內銀行業對小額貸款也引起了高度重視，但運作效果不甚理想，大多都屬于財政補貼性的政府運作模式。[4]而城市商業銀行作為地方政府指定的下崗失業人員創業貸款的主辦行，在發放此類小額貸款過程中，往往發現政府相關部門對相關手續審查流于形式，對貸款的實際流向把握不嚴，絕大部分貸款不是用于創業投資，而是作為失業人員生活消費的主要來源。同時，由于此類貸款實行的是財政貼息并擔保，城市商業銀行內部缺乏創新的動力機制。因此，導致此類貸款本息回收率低，從而影響了城市商業銀行開展小額貸款的積極性

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以保持9年的盈利記錄的實踐從一個側面證明：一是銀監會提出的推進中小企業貸款的“六項機制”是能落到實處的。城市商業銀行可以利用大銀行管理成本較高、不愿在偏遠鄉鎮設置網點及“嫌貧愛富”的習慣思維定勢，加強貸款營銷，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二是堅持特色經營仍是推進中小企業貸款最有效的手段。盡管中小企業貸款實際收益水平比較低，機會成本比較高，存在一定風險，但只要城市商業銀行積極引進先進的信貸模式，加強在貸款條件和方式、利率定價、擔保機制、風險管理以及貸款考核機制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建立適應中小企業貸款服務特點的經營模式和風險管理模式，從做業務向做客戶轉變，推進中小企業貸款仍是大有可為的。因此，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在小額信貸領域的成功實踐，對城市商業銀行推進中小企業貸款的創新具有標桿意義。

3.反思“二八”法則，為城市商業銀行服務中小的發展戰略開辟一片“藍海”。據統計，我國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41%的財富。[5]基于上述統計數據，商業銀行在日常經營管理中，常常為降低管理成本，無論是在存款方面，還是在貸款方面部喜歡把大部分精力用到掌握大量財富的少數高收入人群身上。這就是銀行業開展業務往往所遵循的“二八”法則，即全國80%的財富掌握在20%的人員手中，這部分人成為銀行業重點服務的對象。但近年來，隨著金融競爭的加劇和銀行各種風險因素的增加，各家商業銀行不再全面堅守“二八”法則，紛紛調整經營戰略，開辟新的市場空間。以廣大中小客戶作為重點服務對象的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已成為銀行分散風險，減少對經濟資本占用，提高盈利的新增長點。從尤努斯“鄉村銀行”30年的服務過程可以看出，在其累計發放的幾十億美元貸款中，客戶單筆貸款卻不超過100美元，貸款對象絕大部分又是貧困的農村婦女。但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在服務大量低收入的客戶過程中，通過改進管理流程，優化資源配置，不僅沒有蝕本，反而還有所獲利。尤努斯“鄉村銀行”的成功實踐，為城市商業銀行正確認識“二八”法則，服務廣大中小客戶提供了經典案例。因此，城市商業銀行告別壘大戶，結緣中小企業，實施“藍海”戰略，應成為城市商業銀行發展的內在要求。

4.轉變觀念，創新制度，為城市商業銀行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存貸差較大，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矛盾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對于這一點，大家普遍認為信用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信用缺失，導致銀行不良資產大量沉淀，銀行對企業貸款失去信心，進而制約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但與此形成顯著對比的是，尤努斯的鄉村銀行的貸款對象96%以上是貧困農村婦女，無論是其擁有的物質財富基礎，還是對誠信理念的理解和認識，都不及當前我國銀行業的客戶和服務對象。但尤努斯自1976年發放第一筆27美元貸款開始，幾十億美元的貸款回收率，卻高達98.85%。這說明，誠信與否與貸款對象的貧富無關，只要制度設計可取，窮人和富人一樣值得信任，不只是孟加拉國的窮人，任何其他國家的窮人都是值得信任的。[6]尤努斯的經驗改變了人們對窮人和中小企業貸款的觀念。由此看來，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所推崇的價值理念正是城市商業銀行創建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金鑰匙。

5.實現“公益和效率”的完美結合，是城市商業銀行致力于和諧發展的社會職責所在。據統計，到2005年我國超過百萬美元資產的已達23.6萬人，但卻有80%的人口沒有基本的養老保險，1.4億老人和6000萬殘疾人沒有基本的福利。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0.41，超過了警界線，已達到“危險水平”。[7]如今，在我國經濟處在一個新的層面的發展階段，要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幫助2365萬貧困人口消除貧困，進一步縮小貧困差距。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獎文告中所指出的，“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擺脫貧困的方法時才會成為可能”。[8]在這方面，不僅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加大官方投入，經濟的力量也許更為重要。尤努斯積極創建的鄉村銀行透過小額貸款，讓農村婦女彼此合作、免受剝削，讓窮人獲得些微改善，并保持了銀行9年的盈利，實現了銀行的盈利目標與幫助貸款對象擺脫貧困的目標的一致性，做到了“公益與效率”的“雙贏”。為此，城市商業銀行一是要由經營效益最大化向客戶價值最大化轉變。客戶價值最大化才是銀行的終極目標，城市商業銀行要在發展中努力追求客戶價值的最大化，并致力于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二是城市商業銀行離不開社會各界的支持。回饋職工，回饋股東，回報社會應是構建和諧商行的應有之義。三是城市商業銀行應不斷改善經營，優化管理，防范風險，創造效益，才能使公益和效率雙贏成為可能，才能真正提升“財富”的質量和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