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改革論文范文10篇

一、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和重組

我國金融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因為他們控制了整個社會金融資源的60%以上,而他們的體制又與金融和經濟發展很不匹配。現在四大國有銀行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呆賬、壞賬比例太高;二是具有壟斷性質的四大國有銀行在面對從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外國銀行的競爭時,如何保證其存款和客戶不會減少,即維持和保障自身的市場份額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國銀行改革進程的反作用力主要來自四大國有銀行。而現在,對四大銀行的改革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四大銀行目前存在的首要問題是產權關系不清、治理結構低效。四大銀行名義上均為國家所有。但長期以來,所有者缺位問題十分突出。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國有銀行目前存在的問題都能從產權缺陷中找到根源。他們認為,國有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是帶有制度創新意義的更深層次的改革,是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因此,國有銀行必須根據產權理論重塑產權結構,改變單一國家主權的現狀,實現私人產權的進入和退出,從而把國有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另一種觀點認為,必須對國有獨資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使其成為現代企業,才能實現政企分開,才能使四大銀行建立適應市場要求的激勵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才能使他們充實資本金,增加其競爭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才能建立健全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內部管理,充分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他們對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的設想是:將現有國有銀行總行改造成國有商業銀行集團,作為銀行集團的核心銀行必須由國有獨資或絕對控股。對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實質是要改變國有銀行的產權結構,通過私人參入金融資本的手段,來矯止國有產權所有者虛置而引起的一系列扭曲行為,使國有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的經濟實體,使其在微觀上達到利潤最大化,在宏觀上能對市場信息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做出合理的反應,使宏觀金融效率達到最大。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是從不同的角度說明同一個問題。進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理順產權關系,而要明確產權必然會涉及到股份制改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有銀行改革幾乎沒有起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充當漸進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銀行體系的高度壟斷性保證了中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權。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必須從體制、管理機制、技術三個層面全面進行銀行改革:體制層面,通過股份制改造建立合理產權架構,建立高效激勵約束機制,實現有效的資本約束;管理機制層面,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內部結構框架,建立合理高效的運行機制;技術層面,通過對經營、管理活動和操作程序的改革來改善銀行內部的管理。

對國有銀行的改革,目前我國政府已提出一項計劃,擬用5年或更長的時間,把四大國有銀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財務狀況良好、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人民銀行近期向國務院提交了一個“金融改革方案”,將由政府向四大銀行注資,規模達400億美元左右,以助四大銀行進行改制,在2007年以前全面解決銀行業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利潤偏低問題。對于銀行的壞賬問題,關鍵是控制好增量,控制其不再增長,若GDP每年增長8%,7年后壞賬占GDP比重就會下降一半,10年下降70%。按人民銀行的要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在2005年之前將其平均不良資產降至15%以下,每年下降3%至5%。然而,對四大銀行的改制方案實際上是分拆上市的方案,而在當今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國際金融機構紛紛擴大他們的市場規模,實行全球化戰略,滲透所有的金融服務,直接兼并后銀行資產數額巨大,筆者認為,將四大銀行進行合并為一家,我國銀行就可順利解決資本充足率和壞賬高的問題,其在國際的排名也可立即提升。目前全世界的銀行發展趨勢是合并,銀行規模大,優勢才顯現,如果把四大銀行分拆,規模不僅變小,而且削弱了競爭優勢。即使現在實行了分拆方案,那也只是暫緩之計,在將來的某一天他們將會合并,通過股權進行合并要迅速和容易得多。畢竟在我國能與外國銀行進行競爭的還是我國的國有銀行。針對四大銀行機構龐大的現實,我們可以進行剝離,使其采用吸引民間資本等方式另立門戶,作為新成立的國有銀行的同級機構。國有銀行上市以后也并非萬事皆休,為防止經營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做出不法行為,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當局對銀行的監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不是綜合改革的最終目標。改制上市并不能解決商業銀行發展中存在的全部問題,因此,在當前要繼續推進銀行的資產結構、收益結構等調整,改進金融服務和優化資源配置。

對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我們要吸取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一些經驗,不能再只聽雷聲不見雨點,久不見成效。國有銀行的改革是我們金融改革的重頭戲,如果改不好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穩定。當前形勢下,我們要著手處理好以下兒方面:一是要在銀行內部建立按公司治理結構為基礎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二是強化內部風險管理機制,使得銀行的操作風險盡可能地降低;三是要吸引外部注資化解不良資產,使其保持存續能力。

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改革

為適應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對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務的客觀需要,有必要在我國適度建立股份制商業銀行。目前,我國共有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他們的經營狀況要好于國有銀行,但他們的規模小,所占市場份額小。正因如此,他們的競爭力不強。如果中國的股份制銀行能夠進一步壯大,就能推動中國銀行業的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由于存在準入方面的限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靠設立分支機構的發展戰略會極其緩慢且成本較高,他們會以股份制銀行為跳板進軍中國的銀行業,搶占市場份額,利用現有的網絡、員工和客戶群體,這樣做盈利快,投資少,且易得到監管當局的批準。與四大國有銀行相比,股份制中小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相對完善,經營較為透明,不良貸款率較低,其分支機構主要集中在發達和沿海城市,客戶資源優良,這也是外資銀行選其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從股份制銀行的角度來看,他們可利用外資銀行的優勢,比如雄厚的資本、豐富的市場經驗、先進的經營理念、既有的先進技術和金融產品等等,來優化資本結構,提高競爭力。

一、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從體制內入手

中國過去20余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樊綱，2000），主要采取了體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沒有急于觸及體制內的“存量”（主要為國有企業）。這樣，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在國有金融的強有力支持下，國有經濟一直保持著“低效率”的增長，這又大大減小了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了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談及金融改革，許多學者就極力主張運用同樣的方式，即在國有金融體制之外發展“非國有金融”，讓壯大后的“非國有金融”再來打敗“國有金融”。①筆者則認為金融改革應從體制內入手，特別是對國有銀行的改革，事關金融改革的成敗。

一方面，經過一二十年的漸進改革，中國政府已相對成為一個“強政府”，在面對金融改革時有了相當的控制力。過去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改革方式，在今天應該主動加以改善。而且，同樣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帶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過去漸進改革的成功為直接啟動金融領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再花一段較長的時間采用經濟領域同樣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進行體制內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目前發展體制外金融已經缺少了與過去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相類似的客觀環境。當初，“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起來，除了政策上的寬松之外，另一個極為關鍵的條件是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僅有20%左右的社會勞動在國營企業中就業，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旦在農村實行了允許鄉鎮企業和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非國有經濟就可以迅速地發展起來（樊綱，1993）。即只要有相當的原始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就能到市場上非常容易的買到其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主要為勞動力和產品原材料。從后果來看，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時移，如今的金融領域所面臨的環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資源（主要為存款）有3/4被壟斷在國有銀行內①。又鑒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稀缺性和國家信譽擔保國家銀行，非國有金融很難像過去非國有經濟運用勞動力那樣自如的得到可運用的大量金融資源。其次，金融業是相對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勝任，而從國有金融機構那里挖員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原來相對封閉的環境已不存在，國內金融業要面對的是國際上大的競爭環境。這決定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國有經濟那樣擁有一個一二十年可以穩定成長的外部環境，相對來說卻只有5—10年的時間可以在沒有大的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改革。③而這5—10年穩定期拿來改革國有銀行相對是比較充分的，但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金融”則明顯不足。

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一批新興民營企業的小商品走俏街頭巷尾，但如今我們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營金融機構卻未必能同樣風光，從而也就很難說其能挑起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國有金融，而國有金融改革的主戰場顯然又是國有銀行改革。

二、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產權結構調整

論文關鍵詞：漸進轉軌國有銀行改革產權結構調整民營化

論文摘要：本文是對國有銀行產權結構調整的具體模式的探討。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地位，進而闡述了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產權結構調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國有產權的退出和民營產權的引入；然而在中國的漸進轉軌之路還遠沒有走完的情況下，國有銀行實現完全的民營化在短期內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給出一中間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內核仍是股份化，具體的含義為：一是政府主導國有銀行改革，二是股權安排上國家相對控股。具體的組織形式主張采取在美國一度十分流行的“純粹性銀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從體制內入手

中國過去20余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樊綱，2000），主要采取了體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沒有急于觸及體制內的“存量”（主要為國有企業）。這樣，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在國有金融的強有力支持下，國有經濟一直保持著“低效率”的增長，這又大大減小了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了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談及金融改革，許多學者就極力主張運用同樣的方式，即在國有金融體制之外發展“非國有金融”，讓壯大后的“非國有金融”再來打敗“國有金融”。①筆者則認為金融改革應從體制內入手，特別是對國有銀行的改革，事關金融改革的成敗。

一方面，經過一二十年的漸進改革，中國政府已相對成為一個“強政府”，在面對金融改革時有了相當的控制力。過去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改革方式，在今天應該主動加以改善。而且，同樣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帶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過去漸進改革的成功為直接啟動金融領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再花一段較長的時間采用經濟領域同樣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進行體制內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目前發展體制外金融已經缺少了與過去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相類似的客觀環境。當初，“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起來，除了政策上的寬松之外，另一個極為關鍵的條件是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僅有20%左右的社會勞動在國營企業中就業，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旦在農村實行了允許鄉鎮企業和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非國有經濟就可以迅速地發展起來（樊綱，1993）。即只要有相當的原始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就能到市場上非常容易的買到其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主要為勞動力和產品原材料。從后果來看，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時移，如今的金融領域所面臨的環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資源（主要為存款）有3/4被壟斷在國有銀行內①。又鑒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稀缺性和國家信譽擔保國家銀行，非國有金融很難像過去非國有經濟運用勞動力那樣自如的得到可運用的大量金融資源。其次，金融業是相對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勝任，而從國有金融機構那里挖員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原來相對封閉的環境已不存在，國內金融業要面對的是國際上大的競爭環境。這決定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國有經濟那樣擁有一個一二十年可以穩定成長的外部環境，相對來說卻只有5—10年的時間可以在沒有大的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改革。③而這5—10年穩定期拿來改革國有銀行相對是比較充分的，但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金融”則明顯不足。

1我國銀行支付結算系統的不足

分析當前我國銀行支付結算系統可以發現其存在的主要不足：

(1)支付結算系統與聯行往來往來系統自動化程度不高，系統不具有統一性和協調性。遲滯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清算速度。

從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系統功能分析，商業銀行支付結算是為商品的流通結算提供結算渠道，它以客戶為中心形成收款人與收款人開戶行、付款人與付款人開戶行之間的資金往來關系。

通過兩個層次的結算結構，將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系統與聯行往來系統“嫁接”完成本為一體的異地支付結算，實則是割裂了整體的異地支付結算系統。現行商業銀行與客戶、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兩個層次的結算系統不具有統一性和協調性。這種做法的缺陷是按照手工操作的模式，移植在現代化的通訊手段上，形成結算業務數據與核對業務數據的雙重發送。而且部分票據還使用信函傳遞，大大降低了聯行業務監督的時效性，也不利于商業銀行的資金清算速度的提高和業務數據的共享，形成票據滿天飛局面，同一結算業務往返傳遞所需的票據近十張，甚至超過十張。浪費了人力、物力，降低了系統的工作效率。同時，通過結算系統外傳遞票據速度慢，易丟失，保密性差，給不法分子提供的作案機會多。同時，也為商業銀行延壓資金的劃撥時限提供了借口。

(2)支付結算系統沒有把人員的管理和權限有機結合起來，在整體上實現對從業人員操作權限的控制和操作風險的防范。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

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銀行業改革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緊迫、最重要和最棘手的問題。對中國而言，金融改革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是一場“輸不起的實戰”。

中國的銀行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兩個“兩難”：一個是效益與風險的兩難，另一個是改革緊迫性與完善制度環境長期性的“兩難”，也就是“快”與“慢”的“兩難”。

我想講的主要有三點：（1）現有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所存在的問題；（2）應對之策：大力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和民營投資者；（3）國際經驗與未來銀行治理模式的選擇。

國有銀行的基本現狀可以用“高、低、差”來形容：不良資產比例高，資本充足率低，盈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結構落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大政方針已定，打算采用三步走的戰略：商業化、股份化、上市。堅持國有股份占主導的前提下實現商業化經營，通過內部改造來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益。

但可以斷言的是，即使國有大銀行上市，只要銀行的產權結構仍沒有什么變化，經營決策權由國有大股東的人來掌握，管理體制就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現有國有銀行的改革目標和方式將會遇到三個問題：（1）國有股東控股導致產權不清，外部監督不力，軟預算約束問題；（2）導致銀行內部治理結構與真正的現代銀行治理結構“貌似神異”，從而不能真正的改善現有銀行內部的治理結構。現在中國的A股市場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沒有多少，其原因就是它們只是想圈錢，公司的治理結構沒有發生什么變化，股市沒有起到篩選企業、篩選管理人員的作用；（3）現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決當前完善外部制度環境的長期性和加速銀行改革、提高銀行效率所面臨的矛盾。

銀行業的技術特點導致銀行具有三大風險：經營風險大、道德風險大、外部危害性風險大。銀行業的技術特點所造成的高風險，決定了銀行業的發展對外部制度環境的高度依賴性。那么，如何在銀行業所具有的“三高風險”、當前銀行改革存在的兩個“兩難”、以及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的這些約束條件下，使得股份制改造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良好的盈利動機，堅持市場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真正改變銀行治理結構，即使在當前經濟制度環境不健全的條件下，降低改革的社會風險呢？我們認為，首先要打破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獨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積極引入多元戰略投資者，這包括民營投資者，特別是大力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政府不再干預銀行的經營活動，從而真正營造起適應現代經濟條件的治理制度。

2004年，中國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兩家國有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通過采取注入450億美元外匯儲備、引入戰略投資者、進行公開上市等，加快國有銀行的改革。這一舉措引起了國內外金融界的關注。

一、2004年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明顯加快

1、適應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

到2006年，中國將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全面放松對于外資銀行進入銀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銀行業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過渡期的機會，對國有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難以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2、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巨大成本，同時也由于銀行體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軌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之一。下一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更為強勁，如果不對銀行體系進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累計新的不良資產包袱。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正是國家付出了金融資源低效率配置(產生了巨額的政策性不良資產)這個巨大的隱性改革成本才買來了中國的漸進改革,否則體制內產出將必然出現較明顯的下滑,漸進改革將難以為繼。若改漸進改革為激進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顯性化,會在短期內導致GDP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由于國家絕對無法承擔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時期內迅速顯性化,因為這有可能直接導致民心不穩,社會矛盾激化,這不僅是政府肯定無法承受的,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愿看到的,所以維持漸進改革模式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維持漸進改革的必要性決定了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就很難短期內在真正意義上實現。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