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治理結構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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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有其特殊性，國家絕對控股導致干部行政化機制與負有執政黨執政地位穩定的制度功能并承擔相應的成本；作為出資人與所有者的國家并不直接對國有銀行注入資本，但在很大程度上國家信用發揮支撐作用；建立了干部行政化機制，即中央金融工委領導國有銀行高層人事的權力機制。因此，應進一步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

關鍵詞：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特殊性

近年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改革取得一定進展，但有效性還不足，主要表現為：股東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沒能很好地履行相應的職責；董事會職能不健全，難以正常發揮作用；監事會工作流于形式，沒有建立起以監事會為核心的監督機制；高級管理層是銀行內部決策的核心，決策與執行一體化的問題突出，對高管層缺乏制度上的約束；激勵機制不夠有效。進一步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要看到銀行治理不同于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商業銀行是一個以貨幣為經營對象的特殊性服務業，它依靠對儲戶的負債進行經營活動，因而銀行不僅要保護銀行所有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保證債權人的利益。而弱勢群體的債權人(居民儲戶)的高度分散性無法使其對銀行進行有效的監督，這就要求國家必須在銀行恐慌時承擔起作為銀行債務最后擔保人的責任。而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又有其特殊性，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并尋求完善的對策。

一、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的特殊性

(一)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由國家絕對控股，主要通過國家選派銀行的領導人進行經營管理。在這種國家高度控股的銀行治理結構下，激勵的方式主要是行政升遷。

(二)作為出資人與所有者的國家并不直接對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但在很大程度上國家信用發揮支撐作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巴塞爾協議的基本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國有銀行存在大量不良資產，遠超過銀行的風險防范標準，但國有銀行沒有出現擠兌現象，沒有真正破產，反而存款不斷上升，還能不斷為企業和居民提供貸款支持，不斷擴大業務范圍，正是因為有國家信用的支撐。但這僅說明中國不缺乏縱向的信用關系，即人民對國家的信任，但橫向的信用關系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這也恰恰解釋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銀企信用萎縮和非國有金融機構出現的支付危機。支撐非國有經濟外源融資機制的是一種橫向信用體系，這種信用體系根植于社會成員的自律，主要依賴社會成員間的相互約束。通過股票市場的制約力量，在增加透明度、完善激勵機制，加強監管等方面的公司治理作用是有限的。對于美國和歐洲來講，董事會、證監會、監管機制順利運行是經過兩百多年的醞釀才慢慢形成，是西方憲政主義和法治在銀行治理結構中的應用。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未必能解決中國公司治理中的問題。離開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研究中國的國有銀行治理結構注定是蒼白乏力的。

(三)建立了干部行政化機制，即中央金融工委領導國有銀行高層人事的權力機制。由此形成了黨組織、監管當局、董事會、監事會的基本控制權框架。加上財政部、審計署、國家經委、紀委及監察部，而使國有商業銀行的相關利益主體變成復雜的制約體系。這種機制對矯正國有銀行內部權力結構的扭曲、減少基層行長的道德風險、減少地方政府對國有銀行經營活動的干預、約束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尋租設租等方面都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國有銀行治理結構。國有銀行的經營者面臨雙重激勵，一方面國有銀行作為企業，其經營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者，國有銀行的行長受制于貨幣化激勵，即國有銀行行長都會追逐個人貨幣收入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國有銀行作為準政府機關，行長又受制于行政級別激勵，追逐個人政治效用的最大化，追求行政級別提升。由此導致經營者市場與官員市場的一體化，并加劇了中國的“企業經營者與政治家混業經營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不是解決產權不明和所有者缺位問題，而是解決國有商業銀行行政化問題。在這種機制下，國有銀行股東大會的職能是由若干政府職能部門來分割行使的(如業務上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在出資人上由財政部負責，在人事、政治思想和黨務工作上由中央金融工委負責，在涉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違法犯罪上由金融紀委與監察部負責，作為國有企業又得接受國家審計署審計等)；其董事會成員的任命也由政府作出，董事長由各行的黨委書記兼任，所有事情都在黨委會研究確定。

二、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的建議

有效的公司治理要求公司董事會必須有足夠的執行能力和專業素質來履行董事會職責，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應強化銀行董事會治理原則。國有商業銀行應在董事會的決策下重點做好制定銀行發展戰略、確保銀行依法審慎經營、提高銀行透明度、監督銀行高管誠信經營等方面的工作。董事會內部要建立起效率評價和責任追究制度，董事要重點履行好受托和看管職責。目前，我國國有銀行董事的提名和選任機制還不完善，董事會的議事規則和職責邊界不十分明確，如何增強董事會的決策能力，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是銀行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轉(一)國有商業銀行董事會應包括國有股董事代表、戰略投資者和中小企業推舉的董事代表及員工代表。國有股董事代表要由銀監會或匯金公司代表國家以股東的身份推舉，要具有廣泛的專業知識和實際經驗，能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戰略投資者董事代表要由投資者選派能代表他們利益的股東擔任；中小股東推舉的董事代表最好產生于非公眾服務領域，且是有會計、審計、法律、信息技術、市場調研、經濟學等專門知識的專業研究人員或實際經驗豐富的專業技術工作者，保證他們在參與董事會決策時能真正發揮對國有銀行集團的監督作用，維護廣大中小股東的權益；職工代表應具備豐富的業務經驗，尤其是在零售和客戶銀行業務、信息技術和管理信息系統、市場和經濟分析、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內部審計和稽核等領域，要能為商業銀行的市場化、國際化運作出謀劃策。還可引進國外銀行家和專家學者擔任外部董事，參與國有商業銀行發展戰略的制訂。另外，還要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要以聘請國外大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為董事會成員為主，借鑒他們國際銀行的管理經驗；聘請著名專家學者，代表廣大存款人的利益參與董事會。

(二)董事會內部要建立效率評價和責任追究制度。為促進董事盡心履職，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人力資源部和薪酬委員會每年按事先訂立的定量和定性標準，對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和董事進行年度評價，并由外部的咨詢公司根據每個董事的表現整理出評價結論。“黨管干部加強公司治理”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縱向的委托鏈條過長的問題，即總行不了解下面分支機構的真實狀況，基層機構具有事實上的信貸控制權和高道德風險傾向。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一些紀委監察等的控制力在下降，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的風險監控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案件頻發的時期。在傳統體制下，權力的劃定不是通過財產權而是通過級別劃分來界定，因此對國有銀行的經營者必須加強行政權威約束。黨的領導是一種政治權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種制度權威，現在需要建立一種行政約束與市場規則約束相結合的制度權威。目前最需要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對銀行經營管理人才價值的認可機制要由行政化向市場化轉變。要將領導崗位和行政職銜脫鉤，破除長期以來存在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界的“官辦金融”思想，探索建立新的以市場化認可為前提，以經營業績為導向的銀行經營管理人才價值認可，能上能下的浮動式的職務等級序列。要對銀行經營管理者實行目標管理，建立問責制度、評估制度和激勵約束制度，保證審計委員會工作的獨立性。二是要由職務任命制向資格認定制轉變。在堅持黨管干部原則下，努力探索通過市場機制選擇銀行經營管理者的有效途徑。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與政府其它部門聯合組辦的資格審查委員會及其常設辦事機構管好“門檻”，確認各級銀行經營管理人才的市場準入資格。黨組織管選擇標準、選擇程序及選擇后的監督，而具體的選擇過程則通過公開招聘或市場推選的方式進行，以此形成優秀經營管理者脫穎而出而又不斷提升自身素質的良性機制。至于入市資格的獲得者進入市場之后，在什么企業或什么崗位上任職，則應通過規范的市場競爭擇優錄用，不應再由行政主管部門或個人意志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