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藝術地域特征的區別及聯系
時間:2022-10-20 0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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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基于傳統地氣理論對民間藝術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是對民間藝術活態傳承所離不開的地方語境的思考。傳統民藝中所講的“地氣”,出自《周禮・考工記》,是指因地方的地理條件不同導致的自然資源的差異。而在其后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人們對于“地氣”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講,藝術品的產生與種族、時代、環境都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除了傳統意義之外,還可以用“地方的風氣”來進行解讀。本文以東北地區和山東地區的對比為例,從民族、歷史、信仰、民俗四個方面,剖析了地理條件引起的地方人文環境差異對民間藝術的地域文化特色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民間藝術;地域性;民族;歷史;信仰;民俗
在兩千多年前,《考工記》天時、地氣、材美、工巧成為當時評判一件器物是否精美的標準。所謂地氣,在傳統造物觀念中多是指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即受到各地不同地理條件的影響,所產出的自然資源各有特色。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各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風貌,又由于人口遷徙等原因造成了文化的傳播,使得地方的文化特色不僅是地理環境的影響,更多的是人文環境和歷史傳承等因素影響的結果。藝術作為文化的獨特組成部分,每一個民族或時代的藝術都是民族文化和時代文化的體現。同樣,地方的民間藝術也與地域文化特色有著密切聯系。
1.民族因素對地域性產生的影響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文化的發展都與人種及人的生活習慣有關,一個民族藝術的發展往往依靠著該民族的文化,而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早在1955年,美國進化派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就已經認識到環境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提出了“文化生態學”理論??v觀歷史可以發現,早期人類文明的發生都伴隨在河流兩岸,出現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這些地方資源豐富,土壤肥沃,適合漁獵和采集,從而發展出早期的農業和畜牧業。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有名的農業大國,《易經》中有記載:“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边@就說明在神農氏時期,或者可以確定在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經學會使用木制的農用工具,使得人類社會由采集、狩獵轉向農耕社會發展。山東地處黃河下游,自然資源豐富,是我國遠古經濟文化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人們用石頭和木頭等材料制作工具、建造房屋,甚至學會了燒制陶器,過上穩定的生活,逐漸形成了聚落和城鎮,發展出早期的農耕文明。作為以農耕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的民族,安居而思靜,有著勤勞、節儉、團結、友愛的文化傳統。從石器、骨器到陶器、鐵器,這些為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而制作出來的生產生活工具,是人類創造出的最早的藝術品。游牧民族的文化與農耕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生產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現象,游牧民族就不會創造出犁、鋤頭、鐵鍬等農用工具。生活在中國東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區的東胡系民族,是比較典型的游牧民族。由于這一地區資源匱乏,生活環境惡劣,無法從事種植業,對農耕社會有所依賴,遷徙、戰爭、掠奪是他們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文化傳統。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最貼近原始社會的文化,他們以畜牧業為主,逐水草而居,以肉類為主要的食物,強壯且善戰。動物毛皮成為他們主要的一種工藝材料,不僅可以做衣服、毛氈等物,還能夠制作酒囊,是取代了陶器、青銅器等笨重器皿的盛酒器。游牧民族是生長在馬背上的民族,為了適應草原上的生存環境,長期的遷徙生活使得他們對生活用具有著輕便易攜的要求,蒙古包、折疊家具、皮質酒囊等物品的出現既是資源的合理利用,又符合當地人們的需求。
2.歷史因素對地域性產生的影響
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創始人阿道夫•巴斯蒂安主張人類精神的一致性,即人類在最初時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他將這種一致的基本觀念稱之為“原質觀念”。而這些相同的原質觀念卻因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條件,主要是地理環境因素的不同,進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具體形態。他的主張一方面指出地理環境差異對地方文化特色產生重要影響;另外一方面也表現出地方環境的差異能夠對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也僅僅在于其起源時期。后來所發生的變化,則在于其發展過程中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所帶來的沖擊。文化傳播學派認為:“在某些社會中創造出來的文化要素,通過民族的移動和接觸,傳入到其他民族中,從而擴展開來。”[1]每一次人口大遷徙都會帶來民族文化的融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地方文化的特色,不僅有原始文化傳承下來的結果,更多的是歷史上社會發展和人口遷徙、文化傳播所帶來的影響。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東北地區滿族以獸皮、樹皮等材料剪刻薩滿文化內容的剪紙是其民族自身的特色,而紙張和剪刀的普及,是社會科技的進步,從而促進了剪紙藝術的發展。民國時期“闖關東”的人口遷徙潮流將中原地區,尤其是山東地方的剪紙技藝帶入東北,才有了現在所看到的東北地方特色的剪紙藝術。另外,東北地區的皮影和面塑也都是受山東地區的影響。山東地區的楊家埠年畫也是由于人口遷徙帶動的文化傳播才得以出現并揚名的。傳說是在明代洪武初年由四川梓潼縣被迫遷徙的兄弟三人,流落到當時萊州府的三個地方,后在隆慶二年,由于自然災害,遷居濰縣。根據姓氏、地形、方位等多種因素發展成為現在的東楊家埠和西楊家埠。這種說法是據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研究所的張殿英先生考證,并被現在人們普遍認同。因此,楊家埠年畫在題材和內容上有許多與四川綿竹年畫相類似的地方。而山東的另一個年畫中心,東昌府年畫的形成則主要是由于歷史因素的影響。東昌府與山東東部的濰縣楊家埠有山東東、西兩大年畫產地之稱。東昌府年畫起源于山東陽谷縣張秋鎮,該地交通便利,又有京杭大運河貫穿南北,商業發達,是當時魯西第一大鎮。后來由于航運逐漸衰敗,經濟文化中心也逐漸轉移到當時府地所在的東昌府。因此,這里的年畫受到了山西、陜西、東北、河北、河南等多個地方的影響,進而也形成了其獨特的藝術特色。
3.民間信仰因素對地域性產生的影響
從精神方面看來,民間造物都有趨吉、辟邪、納福等精神內涵,多是民間宗教信仰、祈福祭祀等活動的工具。同時,民間藝術是一種“本源文化”,它記錄了人類社會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人們在最原始的社會環境下的生活狀態。早在史前時代,人們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創造出來第一件勞動工具的時候,就預示著藝術的誕生。隨之,“自意識”的出現也標志著人類審美意識和藝術的發生。[2]人類在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有意識地在器物中賦予了許多期望,有祈求多子多孫的,如仰韶文化中的蛙紋,被原始先民用以象征女性懷孕的子宮來祈求生育繁衍;有祈求收獲的,如阿爾塔米拉洞窟壁畫中的《野牛圖》,這與人們祈求狩獵成功的巫術活動有關等等。信仰是人們對某一事物的信服和尊重,從而形成的行為準則,而任何的宗教、科學都是“從野蠻部落對于鬼怪惡魔的原始信仰開始的”。[3]地理環境因素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的基本夙求和表達方式各有不同,這些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信仰中也能體現一二。生活在東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如蒙古族、滿族、赫哲族、鄂倫春族等民族,由于對大自然的依賴和敬畏,同時又希望得到它的護佑,從而產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薩滿教。薩滿教出現于史前時代,崇尚萬物有靈,中間雖然受到佛教或伊斯蘭教的沖擊,但仍然保留至今,對東北地區的民間藝術產生著巨大影響,這在當地的剪紙藝術中有著具體體現。剪紙是在東北地區分布較廣的一種民間藝術,反映著人們的精神夙求和生活習慣。尤其以滿族剪紙為例,為了服務于薩滿祭祀而產生了許多獨具特色的藝術形式,如嬤嬤神、佛托、白掛簽等。傳說原始母系氏族社會里,第一位女薩滿“他拉伊罕嬤嬤”就用鹿皮剪嬤嬤神偶祭祀。滿族人以獸皮和樺樹皮等為材料,以其祖先的形象為造型,制作出可以站立的嬤嬤人,以其作為人與神之間溝通的中介,表達了對祖先的敬畏和崇拜,有著驅邪納福,祈求吉祥的象征意義。佛托也是滿族普遍祭祀的一位女神,有送子保嬰之能。白掛簽則是在滿族人家祭祖時貼在祖宗板上的剪紙。滿族“色尚白”,認為白色是吉祥,而紅色兇險,這與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狩獵的生活方式有關。掛簽上刻著有奇、瑞之意的滿文,意為追憶祖宗功德,以求吉祥。[4]可以看出,薩滿祭祀最重要的是祭祖,以求得家族興旺,獲得祖先庇佑。山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以發展農業為主,農民的精神生活空虛,對民間信仰更為依賴。在這一地區,人們不分是道教還是佛教,根據需求來創造神靈進行供奉,山、水、火、石,日、月、星、辰,甚至床、灶、門、廁皆有神靈。同時,山東又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更為深遠。這些民間的精神信仰在年畫的內容和題材中都表現了出來。神像類年畫是民間祭祀供奉的主要載體,而且便宜易得,深受民間百姓的喜愛。不拘于神仙體系,各類神像,只要可以解決社會問題,都受到人們的供奉。而貼在不同位置的神像也有著不同的功能,如門神一類貼于大門,以達到驅邪避鬼,保家鎮宅的目的;在房門兩側也會成對張貼有鎮宅、祈福之意的年畫,如《山林猛虎》《神鷹鎮宅》等;在房屋正堂,會以福祿壽喜神或是財神一類為主,以保佑財源廣進、福氣滿滿;另外還有一些用于祭祀的神像,如《灶王爺》《觀音菩薩》等則需要在特定的位置進行供奉。這一地區神的形象多而完備,有著實用主義的態度,凡人所求,皆有神靈。
4.民俗因素對地域性產生的影響
民間造物從其本質上講是為了滿足人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的造物活動,作為造物主體的人,除了其本身的宗教崇拜之外,其周圍的民俗習慣、審美思想等在造物過程中都有所體現。民間藝術是藝術化的生活,體現著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靜態的、以審美造型為主的民間藝術是民俗活動的媒介和道具,是民間文化的具體表現。丹納的藝術哲學也認為:“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泵耖g藝術受到其周圍的風俗、宗教信仰以及精神觀念的影響。民間藝術是民俗活動的物質載體及其固化形態。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各地有著不同的民俗文化也使得作為其載體的民間藝術各有特色。簡單來說,民間藝術取自于民間,是手藝人根據自身生活而創作出來的,反映了勞動群眾真實的生活面貌。這就出現了反映社會風情的剪紙、年畫等藝術作品。例如東北剪紙中的“關東十八怪”、《祭山神老把頭》,山東年畫中的《十美圖》《春牛圖》等。“關東十八怪”反映了東北地區十八種不同的風俗習慣,這一題材不僅在剪紙中出現,在東北的其他民間藝術種類中也多有應用。其中包括“窗戶紙糊在外”“草苫土房籬笆寨”“煙囪貼在山墻外”“除病驅邪薩滿舞”“火盆上炕烤老太”“百褶皮鞋腳上踹”“雙腿沒有單腿快”“冰上釣魚單線拽”“大姑娘上樹比猴快”“大碗白酒輪著喝”“嘎啦哈姑娘愛”“女人叼個大煙袋”“養活孩子吊起來”“年節喜慶吃豆包”“上貼餅子下燉菜”“家家戶戶有醬缸”“不吃鮮菜吃酸菜”“南北大炕對腦袋”。這些體現了東北滿族的生活習慣,大多與東北地區的生活環境有關。東北地區冬季嚴寒,這些特色的窗戶紙、草苫土房、火炕、百褶皮鞋都是保暖的工具;大碗喝酒、燉菜都有驅寒暖身的效果,也與東北人火熱的性格有關;抓嘎啦哈也是少有的在室內炕上可以做的游戲,廣受東北小姑娘的喜愛;又由于東北寒冬較長,新鮮蔬菜不易保存,所以家家戶戶有醬缸,吃酸菜。滿族雖然不像東胡族系住在帳篷里,但也仍是游牧民族,為防備野獸對初生嬰兒的傷害,就用樺樹皮編制成最初的搖車,把孩子放進去,掛在樹上。即便是后來生活條件改善,吊著養孩子的習俗也仍然保留了下來?!都郎缴窭习杨^》則是體現了東北人民采參前祭祀山神的習俗。山東年畫的《十美圖》表現的是春季踏春放風箏的習俗。放風箏又稱放穢氣,人們認為將病痛和穢氣寫在風箏上,在清明節將它放走,就可以將災病和穢氣一起放走了。在傳統的中國風箏中,人們又將吉祥寓意融入其中。風箏造型表達著人們的美好愿望,就《十美圖》中的風箏造型來說,金魚造型有年年有余,家中富足有余的意思;蝴蝶則有多子、長壽這樣的求生寓意,蝶與“瓞”同音,取“瓜瓞綿綿”之意,寓意子孫延綿不絕,又與“耋”同音,常與貓在一起意味著“冀衍耄耋”,耄耋是指八十、九十歲,在這里是希冀長壽的意思;“五蝠”即是“五福臨門”之意。年畫以十個姐妹結伴放風箏的歡快場景,表現了她們愉悅的心情,通過風箏又表達出對求生、納福等美好愿望的希冀。以上幾種是在民間藝術作品中體現出了百姓的民俗生活,而有的民藝作品則是參與到了民俗事項當中,成為民俗習慣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枕頂是東北地區比較有特色的一種民間藝術品類,這與滿族婚禮中“過嫁妝”的習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枕頂是滿族方枕兩端方形的刺繡作品,多以富貴、多子等吉祥寓意為題材。枕頂在東北婦女的一生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結婚時,女方家里過嫁妝、曬嫁妝的時候,最主要的就是曬枕頭簾子,因為它體現了新嫁娘的刺繡手藝,新婦的手藝對決定她在婆家的地位起著重要作用。同時,枕頂也是新婦送給婆家長輩兄弟的必需的禮物。祭灶神,是山東民間比較重要的一個風俗習慣。每年臘月二十三的晚上祭灶神,多是用一些糖瓜、果品進行祭祀。傳說灶王爺是天帝在人間的耳目,專門監察一家老小的善惡過失,定期返回天庭向天帝匯報。人們為了讓灶王爺多說好話不言過失,便都用糖瓜兒、麥芽糖、湯圓等甜膩的東西上供,有的甚至直接用蜜抹在灶王畫的嘴上。祭祀完成后,要將舊的灶神畫揭下來燒掉,是為送灶神。等到除夕再貼上新的,所以每年都需要新的灶神畫進行替換。民間傳統的灶神畫都是以年畫的形式出現,是民間過年時必不可少的年貨。
5.結語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所謂“地氣”,已經不能僅僅用地理環境及其自然產物的地方特色來解釋了,它可以說是地方的風貌、風氣。地理環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但是隨著社會科技的進步,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材料的地方局限性已經變小,而地方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歷史發展所帶來的文化特色的傳承對民間藝術的影響則越來越大。在兩千多年前,人們認為“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越)之劍”是好的,是因為這些地方的原材料質量較優;而現在的人們認為濰坊的風箏、煙臺的面塑、高密的剪紙是好的,則是因為這些地方有這一類文化的傳承,不論是文化語境的傳承還是技藝的傳承,使得這些民間藝術在這一地方是活態的,具有文化內涵的,所以它較之其他地方的更具靈性。注釋:[1]綾部恒雄主編:《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周星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頁。[2]鄧福星在《藝術的發生》中認為“自意識”是藝術產生的關鍵環節。[3]格羅塞:《藝術的起源》,蔡慕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5頁。[4]王純信:《滿族的“白掛簽”》,《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唐家路:《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2.綾部恒雄主編:《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周星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格羅塞:《藝術的起源》,蔡慕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4.李新華主編:《山東民間藝術志》,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5.張景明:《東北民間美術遺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作者:傅伊 單位:濟南大學泉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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