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用典藝術發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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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詩歌創作中往往喜歡援引前人的事跡或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詞句來證明事理、表達情思,這就是所謂的運用典故,簡稱用典。用典是中國傳統詩歌的基本表現手法之一,它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從《文心雕龍•才略》:“自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后,頗引書以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用典有著悠久的歷史;從《歲寒堂詩話》卷上“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里,我們又可以看到詩歌中用典有多么大的來頭。而唐宋以來,在文人書卷氣日濃、倡揚“讀書破萬卷”(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點鐵成金”(黃庭堅《答洪駒父書》)的社會氛圍下,用典之風更是盛行于詩詞創作之中。當我們回顧典故的源流變化時,會發現南北朝時期在用典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這是一個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也是中國詩史上詩運轉關的重要時期。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說:“詩至于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南北朝詩人崇尚聲色,追求藝術形式的完善與華美,尤其是對詩歌語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覺的追求,聲律、對偶、用典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是他們主要的努力方向。與此相適應,詩歌用典藝術在這一時期也發展到了一個變革的關口,而顏延之、庾信等人擔當了引領變革的時代使命,他們繼往開來,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用典方式,開創了一種符合詩歌特點的新的用典方法,促成了近體詩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講,南北朝時期正是用典發展史上的繼往開來的變革時期。我們可以借助一個圖表來表現一下用典發展史上的這次變革:“事類”就是南北朝之前的用典形態,南朝梁•劉勰在他的文論巨著《文心雕龍》中這樣總結:“事類者,蓋文章以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這個“事類”還只限于用事、引言,達到“援古以證今”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廣義上的“用典”,至于狹義上的用典,也就是成熟形態的用典,必須經文人把故事融進詩文,經過創造、濃縮凝成含典詞語,以為代言。從“事類”到“典故”的這個重要變革,正是由南北朝時期的代表詩人顏延之、庾信等人來完成的。

一、南北朝之前詩歌用典的特點

“引事”。南北朝之前的詩人引用歷史故事,一般都把何人何事交代清楚,對原事的表述也相對較為完整。如東漢酈炎《詩二首》:“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鐘祿。”清楚地概述了《史記》中所記載的陳平與韓信發跡的故事。又如曹操《度關山》:“不及唐堯,采椽不斫。”則講的是《韓非子•五蠹》中所記唐堯的事跡。“引言”。南北朝之前的詩人引用前人成言,往往是直接采用或只是稍加改動。如王粲《公宴詩》:“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出自《詩經•大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再如嵇康《述志詩》之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出自《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是不便直接采用原文,則稍加改動后使用,并交代出處的篇名或作者。如曹植《種葛篇》:“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詩經》中有《棠棣》篇。從上面引用的各例我們可以看出南北朝之前一般的用典方法和特點:一般都忠實于典故原文,不隨意加以改變。這實質上是移用散文的用典方法。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用典方法與用典的密度是緊密相關的。南北朝之前詩人所用典故在詩歌中占的篇幅比較大,一個典故用兩句或更多的句子來敘述是常見的現象,用典的密度和數量不高。

二、南北朝時期詩歌用典的重大變革

顏延之作為劉宋詩壇的代表人物,與鮑照、謝靈運并稱為“元嘉三大家”,歷來在中國詩歌史上以用典繁多著稱。鐘嶸《詩品》在其評論的自漢至齊梁的122位詩人中,第一個給顏延之冠以“喜用古事”的評語。宋人張戒《歲寒堂詩話》也指出:“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這些都標明了顏延之在用典史上的地位。而其后融合南北詩風,作為集南北朝文學之集大成者和唐詩先驅的庾信,用典也歷來為人所稱許,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說他“學擅多聞,思心委折;使事則古今奔赴,述感則方比抽新”;沈德潛《古詩源》卷十四也稱他“選句能新,使事無跡”,二人均指出了庾信多用典、善用典的特點。其他以用典見稱、參與了用典變革運動的詩人還有鮑照、謝朓等人。顏、庾等代表詩人多用典、善用典,大力提倡在詩歌中用典,促成了詩歌用典藝術領域的變革運動,這次變革呈現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用提煉的方式,將原典濃縮成章。如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中“周御窮轍跡”一句,將《左氏傳》中“右尹子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跡焉’”的原典濃縮在了一句中,特別是以一個“窮”字,把周行天下的霸氣淋漓盡致地概括了出來。又如顏延之《秋胡詩》“三陟窮晨暮”中的“三陟”,僅用二個字就概括了《詩經•周南•卷耳》中“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崗,我馬玄黃”,“陟彼砠矣,我馬瘏矣”三段詩意,用來表現秋胡旅途的艱辛,更顯得意味深長。其遣詞造句,真可謂用心良苦矣。顏延之所用的典故雖也有對傳統手法的承襲,但更多的是經過加工提煉熔鑄成新,從原典中攝取的成分很少,表現出高度的濃縮性,故僅從字面上看,往往看不出有用典的痕跡。這些現象在南北朝之前的詩中是很難看到的。

第二、點化原典,截取原典的一兩個關鍵性的有代表性的詞,用以涵蓋或代替全典所包含的意思。如顏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中的“九逝非空思,七襄不成文”一句,分別從屈原《抽思》“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和《詩經•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中截取一個詞來表達自己的思念和殷憂的情懷。同樣取法這段詩意的,還有曹植《雜詩》六首之三中的“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對比之下,顏詩用典的特點便顯得更加突出。

第三、對原典進行改造,改變典故的原結構,化舊為新。如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待游曲阿后湖作》中的“河激獻趙謳”,按照故事本身的結構應為“趙謳獻河激”。又如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中的“去云目徒送,離琴手自揮”,本于嵇康《贈秀才入軍》中的“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按照原典的結構應該是:“目徒送云,手自揮琴”。從以上各例我們可以看出,南北朝時期顏延之、庾信等代表詩人的用典,已經不像魏晉及其以前詩人那樣忠實于原文,較為完整地敘述前人故事和言語,而是對原典進行加工、提煉、濃縮等一系列再創造活動,他們的詩中常常是一句含一典,甚至一句含兩典,用典的密度和數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三、新式用典與近體詩的形成

(一)新式用典的影響

南北朝時期顏延之、庾信等人推動了用典方式的變革,他們的新式用典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顏延之在劉宋詩壇上屬于前輩詩人,長期主領文壇,而鮑照、庾信等后起之秀也都是詩壇上的重量級人物,他們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推動,使新式用典逐漸為廣大詩人所接受、推崇。刻意追求用典成為了一種時代風氣,多用典、善用典的作家層出不窮,用典繁密的作品也是不勝枚舉,最重要的是新式用典方法為詩人們廣泛使用,這樣,用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客觀上也推動了詩的律化。

(二)新式用典促成了近體詩的形成

中國古典詩歌一直都有講究精練和含蓄之美的傳統,格律詩更是將這種傳統發揚到了極致,它有極為嚴格的字數、句數和音律的限制,要求在固定的篇幅內表達盡可能完整、豐富的內容,為達到這樣的效果和目的,這時候往往就借助于用典。南北朝時期經過變革產生的新式用典方法與詩歌的發展相適應、相促進,總體來說有利于近體詩的形成,具體表現在:第一、有利于近體詩的短小篇章體制的形成。馬茂元先生在《玉谿生詩中的用典》中有一段話談到近體詩的用典:“現實生活至為繁復,而詩歌的語言要求精粹,特別是今體詩。如何概括最繁復的現象和感受,納入于精粹的語言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內,使之平勻妥貼,內容和形式統一起來,用典是重要的技巧和手段之一。”清楚地指出了用典對于近體詩的重要性。新式用典方法提高了詩歌的凝練性,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納更多、更繁密的內容,這正迎合了近體詩的需要。第二、有利于制造對偶警句。采用南北朝以前忠實引用典故原文的舊法,在詩歌中是很難制造出對偶句的,而采用濃縮原典、截取原典成詞、改變原典結構的新式用典方法,則含典偶句的制造也就由難變易了,同時用典技巧的提升也促進了對偶上的精致工整,這也暗合了近體詩發展的需要。如顏延之《秋胡詩》其一的首聯“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前句化用了《詩經•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的典故,后句則用了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的典故。此二句經顏延之的概括、濃縮,用以起興良緣佳配,對仗既工整又精巧。第三、有利于聲律說引進詩歌,容易協調平仄。新式用典方法不僅與聲律說不矛盾,而且有利于協調平仄,使聲律說更好的引入了詩歌創作。如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與徐陵《別毛永嘉》:“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所用同為一典,但謝詩作于劉宋初期,其用典方法仍屬古法,用兩句較為完整地把延陵季子事的原典敘述出來。以這種方法用典,要諧合詩中平仄自然會受到很大的局限。徐陵則以一兩個詞代替原典,上下兩句聲律符合近體詩的規則,而且句意貫通,充滿情趣。

總之,通過以上對南北朝時期用典以及近體詩形成的一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用典的發展與詩歌的發展是相適應的。南北朝時期是詩歌由古體向近體發展的重要時期,用典也同樣經歷了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在顏延之、庾信等人的推動下發生關鍵性變革,真正開創了符合詩歌特點的用典方法,可以說是體制始備。它順應詩歌發展趨勢,為近體詩的篇幅、對仗、聲律這些主要藝術形式的規則的形成,起到了鋪路架橋的作用,適應并促進了近體詩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