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雕藝術論文：東晉戴逵佛雕藝術才華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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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成戰單位：柳州職業技術學院

戴逵秀骨清像的佛雕藝術風格

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前，甚至在佛教尚未誕生以前，中國的雕塑藝術就以絢爛多彩的身姿出現在了世人面前。但魏晉之后，伴隨著佛教文化的廣泛傳播，中國傳統雕塑藝術從題材到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石刻、木雕、泥塑佛像逐漸成為雕塑藝術的主要方式和內容。另一方面，來自中國以外的佛像雕塑藝術風格被帶入中原地區，逐漸與漢族的雕塑藝術風格融合。事實上，中國佛雕歷經了從模仿外來藝術到融入中國傳統藝術再到完全中國化的復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戴逵的作用十分重要。張彥遠曾評價戴逵說道：過去來自印度的佛像古樸雄健、渾厚粗獷，與東晉時期的佛教審美觀不相適宜，而戴逵對此大膽變革創新，形成了他個人獨有的秀骨清像的佛雕造像風格。所謂秀骨清像，最開始是對南朝時期著名畫家陸探微的繪畫風格贊語。而這也是符合士族階層審美的、理想的代表人物形象。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層深受老莊哲學影響，注重清淡，對人的氣質風貌也是十分看重，而且追求外在打扮與言行舉止的清高灑脫、個人身材的修長與形象的飄逸、面相精神而瘦削。反映在造像領域，人物體態瘦削、頸項修長、面相清秀、風清骨峻，在心理上追求灑落超脫、俊逸婉雅。這種人物造像的風格正好是戴逵佛雕乃至佛像繪制的技法體現，也是戴逵改造、革新印度佛像式樣的表現。戴逵佛雕所透露出來的秀骨清像風格，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中，即上文所提無量壽木像上。在思考該尊佛雕如何塑造之時，戴逵充分考慮到原有印度佛像與東晉藝術審美需求之間的巨大差異，他經常坐在帷帳中，聽取眾人的意見和評論，然后在借鑒外來藝術精華基礎上勇于求變、求新，根據社會、群眾審美時尚，以秀骨清像為藝術造型標準，將佛雕塑造成面型瘦削、身材修長的造型，由此開創了佛雕造像的新風格。戴逵的佛雕藝術創作是傳統中國藝術和外來藝術融合的典范，與印度佛像樣式相比更有親和力，讓觀者易生信仰、備感親切[2]45。戴逵的佛雕藝術才華與成就正像任繼愈的《中國佛教史》中所言：魏晉傳統文化熏陶下的南方地區，神仙思想與佛教思想相結合，漢民族文化與異族文化相融合，都是始于戴逵秀骨清像風格的佛雕造像，這是社會審美標準于佛教藝術中的突出表現。

戴逵佛雕藝術才華的緣由

魏晉時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被廣泛推廣。兩晉時的中原高僧竺法潛、康法暢、康僧淵等為避難而南渡長江，到南方積極傳播佛教。他們和晉代時期的帝王權臣有著密切的交往，他們或者同游山水，或者說法談佛，或者設齋禮佛，為整個社會營造出一種向佛、崇佛的社會風尚。這種風尚直接影響到當時的大眾審美觀，并在雕塑、繪畫等領域有了集中的藝術反映。戴逵一生所居住的建康、山陰、剡縣等地建有大量寺廟，在清代的劉世珩寫的《南朝寺考》中有言提及：東晉有文字可考的寺廟有37座，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區。建康地區除了瓦宮寺，還有枳園寺、新亭寺、高座寺、長干寺等。剡縣有靈鷲寺、元華寺、棲光寺、法臺寺。山陰有北寺、嘉祥寺等。如此多的寺廟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盛行，無疑激發了戴逵的藝術創作靈感，并將這些靈感通過佛雕藝術充分體現出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魏晉時社會動蕩不安，文人士族中的一部分不想依附權勢、委曲求全者將隱逸視為安身立命的最好選擇，而佛教文化教人否定現實人生、追求世界彼岸，這與文人士族的隱者生存心態正好契合，使他們更容易接受佛教。戴逵與許詢、謝敷、郭文等人一樣，均是東晉時期出名的隱士，也都信奉佛教。尤其是戴逵，盡管出生在貴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是有名望的朝廷官員，他的兄長被封為廣陵侯、官拜大司農，然而他自己卻隱居避世，不求名利，以畢生之功執著于藝術追求。戴逵情操高潔、才華橫溢，以至于不少朝中大臣建議他入仕。387年晉孝武帝在朝臣建議之下下詔用束帛之禮封戴逵為散騎常侍，戴逵竟推辭不就。不久，孝武帝要封戴逵國子祭酒，再一次被戴逵婉言謝絕。戴逵傾其一生忘情在山水之中，以琴棋書畫自娛，也深刻理解佛教文化。盡管戴逵對佛教思想中的一些觀點并不認同，也寫過《釋疑論》等文指出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觀點難以在現實生活中得到驗證，但他總體還是忠實的佛教信奉者。在戴逵的身上，藝術創作與佛教文化內涵相融，所繪畫像精于佛像，所塑雕像也以佛像為多[3]61。此外，自幼戴逵便受到了良好教育，其文學、經學造詣都是師從大儒學者范宣。中年之后筆耕不輟、著述頗豐。戴逵還擁有相當高超的鼓琴技藝，他廣收門徒并悉心施教。南朝時期的著名琴師沈道虔、羊蓋、嵇元榮都是戴逵的門生。而在書畫領域，戴逵自小便才華畢露。八歲時戴逵用雞蛋清和白瓦屑做玄碑，還自撰了碑文。十多歲時戴逵就于瓦宮寺內的墻壁上作畫。中年后的戴逵游歷江浙，從現實生活吸取繪畫藝術精華，其山水畫、走獸圖、人物畫、佛像等方面的水平高超。后來戴逵佛雕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也是來自于他基于現實游歷所獲得的藝術靈感，也集中反映了他自己敏銳的洞察力和雅致的審美情趣。由此可見，戴逵眾多方面的藝術才華不斷提升著他的審美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從而歷練出自己的藝術風格，而塑像和繪畫在技法和理論上相融為他佛雕藝術成就夯實了根基。

總而言之，東晉戴逵的佛雕藝術才華體現在他的兩組代表性佛雕創作上，也反映在他秀骨清像的佛雕藝術風格上。他的佛雕藝術才華并非天生，而是在佛教廣泛傳播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作出了隱逸的安身立命之選后，以琴藝、畫藝等藝術造詣為根基綜合形成的。他的佛雕藝術才華也助推了佛雕藝術乃至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