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進與新詩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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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德明單位：廣東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在《新詩的創作與鑒賞》中，呂進曾這樣概括“詩的定義”：“詩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語言藝術，它通常是詩人感情的直寫。”[2]49之所以強調詩歌是“歌唱生活”、“直寫情感”的，是因為在呂進看來：“反映生活，這是文學的一般品格。詩的內容本質在于：它究竟通過何種方式反映生活。大量詩歌現象表明：詩雖然直接來源于生活，但它一般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表現人的情感；詩不長于細致地敘述客觀現實，而是長于細致地敘述感情浪花。”[2]49對于“詩歌是最高的語言藝術”這點，呂進的解釋是：“詩是最高的語言藝術首先表現在它的音樂美。音樂美將詩的語言和散文語言明顯地隔開，使前者變為抒情的語言，談心的語言，而后者只是敘述的語言、辦事的語言?！盵2]57“聽覺美感與視覺美感的交叉，外在的音樂美與內在的抒情美的融合，使詩的語言成為最優美的語言，使得散文語言相形見絀。”[2]57緊接著，呂進還分析道“：詩是最高的語言藝術還表現在語言的高度精煉性。和散文語言相比，詩的語言是以一當十、以少勝多的。和散文語言相比，詩的語言是富有彈性的和跳躍的，每個字都有廣闊的天地。”[2]58在這些闡述中，呂進通過比較詩歌語言與散文語言的差異，鮮明凸顯詩歌語言的藝術特性，并以語言為窗口展示出詩歌文體所具有的獨特美學規律。呂進對詩歌定義的闡釋，是在綜合了郭沫若和何其芳等詩人關于這一文體的界定之后所得出的，既吸收他人的成果，又融入了自己的學術心得，因而顯得更為準確和妥帖。更重要的是，呂進對詩歌的這一解釋，其實暗含著與胡適白話詩理論的對話與辯駁關系。我們知道，新詩“第一次革命”之期，以胡適為首的初期白話詩人對新詩這種文體的理解和闡釋是很稚嫩的，很不成熟的，這由此造成了新詩先天性詩性貧弱、形式感不強的毛病。在那篇被朱自清譽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3]的《談新詩》中，胡適認為，新詩的創作原則是“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詩怎么寫”，又反復強調新詩應該是“自由”的和“自然”的[4]。胡適的詩學觀念，成為近百年新詩創作的思想指南，既使新詩創作一直保持活躍、開放的藝術態勢，同時也使新詩始終擺脫不了詩美淡薄、語言粗糙的痼疾，使這種文體長期處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嘗試”階段。這也難怪，近百年來，人們對新詩的責難、對胡適的批評不絕入耳了。呂進關于詩歌本質的論述，或許正是他在反思胡適的新詩創作理念的偏誤之后所做出的高度理論概括。從文體學角度研究新詩，是呂進詩學建構的重要路徑，由于呂進等詩評家多年來的積極探求和不懈努力，“新詩文體學”已然成為新時期以來新詩研究的一門顯學。呂進的《新詩文體學》于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詩學》1991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這是1990年代初中國詩學界系統闡述新詩的文體特性的兩本不可忽視的學術力著。在《新詩文體學》中，呂進對詩歌的“文體可能”進行了仔細辨析，他認為，詩歌是一種“內視點”藝術，“內視點決定了作品對詩的隸屬度，或者說，內視點決定了一首詩的資格?！盵5]157與此相對，散文則是一種“外視點”藝術，與詩歌判然有別?！懊枥L、敘述外在世界，遵循‘事件第一’的原則，是散文的旨趣?！倍懊枥L、敘述心靈體驗，遵循‘情感第一’的原則，是詩的旨趣?！盵5]156呂進對詩與散文在藝術旨趣上的差異性分析，是極為精準的。從文體學層面闡述詩歌的語言特性時，呂進指出，詩歌是“語言的超常結構”，“詩歌語言是特殊語言，它的交際功能已經退化到最大限度，它的抒情功能已經發展到最大限度。憑借詩中前后語言的反射，日常語言就披上了詩的色彩，蘊涵了詩的韻味，變成了情人語言（不是辦事語言）?！盵5]164對新詩的文體可能進行科學分析之后，呂進提醒人們，詩歌創作一定要避免“脫軌”，不要脫離自身的美學軌跡，這是詩歌文體自覺的藝術反應，而胡適當年提出的詩學觀念就潛藏著讓詩歌創作“脫軌”的隱患與危機。呂進說：“在語言上，胡適在新詩初期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其實，這樣的設想意味著中國新詩在藝術的真正革命并沒有開始。它給初期新詩創作和新詩理論建設帶去迷茫，類似主張的后遺癥是忽視新詩形式的理論建設和忽視新詩媒介學的意義，于是，新詩與散文的分界模糊了。”[5]172199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詩學》在《新詩的創作與鑒賞》、《新詩文體學》等已有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對新詩文體學所涉及的諸多理論問題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釋。該著共設十九章，分別論述了抒情詩的審美視點、視點特征、藝術媒介、媒介特征、語言正體、抒情詩的生成、抒情詩的最新軌跡、抒情詩人的修養、詩的分類、詩的風格等詩學問題，因為“提出了一個中國現代詩學的完整體系”[6]，而受到詩學界一致贊譽。這部著作以“抒情詩”為主要觀照對象，深入剖析了現代詩歌的美學規律，精彩的學術創見俯拾即是，如談論抒情詩的審美視點時，呂進指出：“離開審美視點而言詩只能是隔靴搔癢。抒情詩是內視點文學。內視點就是心靈視點，精神視點。內視點決定一首作品對抒情詩的隸屬度?！盵7]300“抒情詩是內視點文學”這一觀點，在《新詩文體學》里已經論及，可能并非新的詩學發現，不過在《中國現代詩學》中，呂進并不是對原有觀點的簡單重復，而是在重申這一觀點之后，對內視點的存在方式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指出：“抒情詩的內視點有三種存在方式。第一種基本方式是以心觀物，即現實的心靈化。詩人以心觀物時總是傾心于表現性很強的事物。第二種基本方式是化心為物，即心靈的現實化。以心觀物的詩，其意象是具象的抽象；化心為物的詩，其意象是抽象的具象。第三種基本方式是以心觀心，即心靈的心靈化。以心觀心是原生態心靈向普視性心靈的升華?！盵7]300這段闡釋使詩歌的“內視點”特征得以具體化和明晰化，從而體現了呂進詩學思想的新開拓。再如談論抒情詩的語言正體時，呂進認為，一切好詩均可用“有”、“無”二字加以概括[7]356。具體而言包括兩種情形：第一，“有詩意，無語言”[17]，“詩篇之未言，才是詩人之欲言”[7]356，這與古人所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頗為切近。第二種，“有功夫，無痕跡”[7]364，“外在的技巧是詩人不成熟的可靠象征。詩的最高技巧是無痕跡的技巧?！盵7]356理論是現實的一面鏡子，通過建構完整的“中國現代詩學”體系，呂進不僅為新詩的創作與鑒賞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參照標準，而且也借助這套理論燭照到中國新詩存在的若干美學痼疾?？梢哉f，新世紀之前的詩學研究，為呂進在2004年提出“新詩二次革命”的主張作了充分的理論鋪墊，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2009年11月初，由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和中國新詩研究所、文藝研究雜志社聯合主辦的第三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在西南大學如期舉行，這次論壇有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探討“中國詩歌的百年之變與千年之?！钡年P系，很顯然，這個話題就是本次論壇的主席呂進所提議的。事實上，有關詩歌發展中“變”與“?！钡霓q證關系是呂進一直在關注和思考的一個學術命題，一定程度上也構成了他在2004年提出“新詩二次革命”論的思維邏輯。新詩的出現，是中國詩歌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換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新詩是中國詩歌在近代以來發生“變化”的一種產物，正如呂進所說：“新詩是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態。幾千年的中國古典詩歌到了現生了巨變，所以，‘變’是新詩的根本?！盵8]中國詩歌因“變”而新，“變”給新詩的誕生與發展提供了契機，我們必須承認這個“變”的歷史合法性。不過，由于人們錯誤地理解了“變”的可能性，沒有對因“變”而生成的“新”進行必要的約束和限制，新詩不知不覺走入了某種創作誤區：“對新詩的‘新’的誤讀，造成了新詩百年發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學中充當先鋒和旗幟的新詩至今還處在現代文學的邊緣，還在大多數國人的藝術鑒賞視野之外。有一種不無影響的說法，新詩的新，就在于它對舊詩的瓦解，就在于它的自由。在一些論者那里，新詩似乎是一種沒有根基、不拘形式、隨意涂鴉、自由放任的藝術?！盵8]新詩在近百年的變化之中逐漸迷失了方向，找不準自己的位置，成了沒有風向標的航船，沒有源泉的流水，以致到了新世紀之后，“梨花體”、“羊羔體”、“烏青體”等不具有詩格的作品不斷涌現，人們對新詩加以責難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針對這種情況，呂進提醒人們，一味縱容詩歌的“變”并不恰當，在詩歌的“變”之外，我們還應該理性地對待詩歌之“常”，他認為：“新詩的‘變’又和中國詩歌的‘常’聯系在一起。詩既然是詩，就有它的一些‘常態’的美學元素。無論怎么變，這些‘?！偸谴嬖诘?，它是新詩之為詩的資格證書。重新認領這些‘常’，是當下新詩拯衰起弊的前提?！盵8]在呂進看來，詩歌之“?！?，既是之詩之為詩的一些美學規定性，還有中國詩之為“中國”詩的民族傳統，他指出：“討論中國新詩發展時，中國新詩近百年之變與中國詩歌幾千年之常的關系是一個關鍵話題。中國新詩應該中國，應該有民族的身份認同，對民族傳統的幾千年之常的批判繼承是涉及新詩興衰的問題。拒絕這個‘?！?，新詩就會在中國大地上倍感寂寞，甚至枯萎?！盵9]中國新詩在新的歷史時代，面對著這種文體遭遇各種創作危機的時刻，究竟應該“認領”哪些詩歌之“常”呢？呂進結合自己30多年來詩學研究的經驗與體會，明確地指出，中國詩歌之“?！敝辽袤w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詩歌精神之“常”，“‘?！皇窃婓w，不是古典詩歌本身，‘?！窃姼杈瘢菍徝谰瘛Ｋ莾仍诘?，又是強有力的。”

在中國這個傳統的詩歌國度里，其詩歌精神之“?！庇煮w現在什么方面呢？呂進認為，“在詩歌精神上，中國詩歌從來崇尚家國為上，”[8]“玩世玩詩、個人哀愁之作在中國不被看重，中國詩歌的評價標準從來講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詩’，以匡時濟世、同情草根的詩人為大手筆。這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在現代社會，盡管現實多變，藝術多姿，但這個‘常’是難以違反的。如果在這方面‘反?！?，詩歌就會在現代中國喪魂落魄?！盵8]其次是詩歌形式之“?！?，“詩之為詩，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必須尊重的‘?！?。以為新詩沒有藝術標準，無限自由，是一種危害很大的說法。凡藝術皆有限制，皆有法則?！盵8]如前所述，呂進對新詩的文體形式關注甚久，在新詩文體學研究上頗有建樹，因此對新詩在形式建設上的弊端體會至深，他前不久在《中國藝術報》發文深刻地指出：“新詩近百年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在詩體上的單極發展，一部新詩發展史迄今主要是自由詩史。自由詩作為‘破’的先鋒，自有其歷史合理性，近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為新詩贏得了光榮。但是單極發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幾千年格律詩傳統的中國?？疾焓澜绺鲊脑姼?，完全找不出詩體是單極發展的國家。自由詩是當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體在任何國家都是必備和主流的詩體，人們熟知的不少大詩人都是格律體的大師。比如人們曾經以為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寫的是自由詩，這是誤解。就連他的著名長詩《列寧》，長達12111行，也是格律詩。詩壇的合理生態應該是自由體新詩和格律體新詩的兩立式結構，雙峰對峙，雙美對照?！盵10]近百年中國新詩在形式建設上的極度貧弱，使得當代詩人對詩歌形式之“常”的認領顯得最為急迫。第三是詩歌傳播之“常”，也就是要求詩人努力改進新詩的創作理念，改進新詩的言說方式，不要讓新詩在個人的象牙塔孤芳自賞，而是讓詩歌走近大眾，獲得更為廣遠的流傳。呂進援引古代詩人創作的例子分析說：“古代詩人寫詩，非常鄙視‘功夫在外’、‘外腴內枯’的詩。許多古代詩人在尋詩思的時候，總是別立蹊徑，言人所欲言而又未言。而在尋言的時候，又總是盡量用最淺顯的語言來構成詩的言說方式?！盵8]因此，從詩歌傳播的角度來說，“重建寫詩的難度，重建讀詩的易度，這是新詩必須注意的我們民族詩歌之‘常’”[8]。呂進主張的新詩發展“變”“常”觀，是在深刻洞察中國新詩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和西方詩歌發展歷程而作出的精彩學術結論，因而具有不凡的詩學價值和強烈的現實感?；蛟S正是因為有著對詩歌發展的變與常辯證關系的科學分析，才促使呂進在新世紀之初大膽提出了“新詩二次革命”的理論構想，從而可能引發中國新詩在新的歷史時代的重大美學變革。三、“新詩二次革命”論的詩學目標以呂進為代表的詩評家提出的“新詩二次革命”觀點，并不只是一句空頭口號，而是有切實的理論指向和詩學目標的。對于“新詩二次革命”理論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呂進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強調說：“二次革命要繼續新詩開創者一次革命的未竟之業，同時要革除一次革命在傳統與現代、自由與規范、本土與外國等課題上的偏頗，推進新詩的現代化建設。一次革命主要是爆破，二次革命主要是建設?！盵11]本著正面“建設”的詩學宗旨，呂進在提出“新詩二次革命”理論主張的同時，還對這一革命的具體任務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從而提出了中國新詩的“三大重建”——詩歌精神重建、詩體重建、詩歌傳播方式重建等詩學規劃。為什么要進行詩歌精神重建呢？是因為在呂進看來，在中國新詩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一直存在著忽視詩歌精神建設的現象，這一問題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愈演愈烈，隨著人們對“純詩”“個人化寫作”等觀念的不恰當理解和極端化重視，詩人逐漸與時代、與社會、與大眾發生了疏離，中國新詩也因此陷入某種“精神危機”。呂進指出：“從80年代后期始，有點出乎意料，新詩漸入困境。于是，精神重建中的某些偏頗也暴露在人們面前。新詩出現的精神危機主要表現為新詩的社會身份和承擔品格的危機。在藝術上有了長足進步的同時，新詩又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社會與時代。詩回歸本位，當然是回歸詩之為詩的美學本質，但絕不是回歸詩人狹小的自我天地?！盵12]在對詩歌精神重建的目標進行分析和闡釋的過程中，呂進特別強調了增強詩歌與時代、社會關聯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當前詩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對于詩歌和社會、時代關系的科學性把握?！盵12]這是富有見地的，也是對當下某些不正確詩學觀念的理性糾偏。由于在建國之后若干歷史時段里，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過于親密，中國新詩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政治傳聲筒和歷史代言人的角色，詩歌的藝術個性和審美追求受到了較大壓抑。撥亂反正以后，新詩逐漸向本位回歸，對其藝術個性和文體規律的強調成為新時期以來中國詩人的共同價值取向。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由于一味縱容詩人們的藝術探索和先鋒實驗，中國新詩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又成為了展現個人夢囈的話語場，各種語言游戲的作品“你方唱罷我登臺”，新詩在表面活躍的背后卻潛藏著沒有與社會歷史發生對話與摩擦的精神危機，詩歌與時代和現實人群的關聯不甚緊密，它逐漸淡出人們視線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如何正確理解詩歌與政治、與社會和時代的關系呢？呂進認為“：詩不應充當政治和政策的工具，但是也不應與社會和時代脫離，更不應將此一隔離當做詩的‘純度’?！盵12]“詩歌與政治是一種對話關系。詩逃避不了社會和時代，但是詩歌又常常超越現實政治。詩通過對生命的體驗發揮政治的作用又影響于政治，詩以它的獨特審美通過對社會心理的精神性影響來對社會進步、時展內在地發揮自己的承擔責任，實現自己的社會身份，從而成為社會與時代的精神財富。拔掉詩與社會、時代的聯系，就是從根本上拔掉了詩的生命線。”[12]呂進的這些闡釋是較為客觀和科學的，也更符合詩歌的本質和規律，并與中國新詩的民族傳統和現代使命相一致。中國新詩實現精神重建的可行性路徑有哪些呢？呂進指出了兩條，一條是“普視性”，也就是在詩歌表達中實現個人與一般、個體與群體的統一，“詩人發現自己心靈的秘密的同時，也披露了他人的生命體驗。他的詩不只有個人的身世感，也富有社會感與時代感。這樣的詩人就不會被社會和時代視為‘他者’。對于讀者，詩人是唱出‘人所難言，我易言之’的具有親和力與表現力的朋友與同時代人。”[12]另一條為“詩人的自我觀照和內省”，也就是個人性與社會性、現實人格與藝術人格的統一，“詩離不開詩人的個性張揚。但是，這一張揚顯然要以自我觀照和內省為條件。對于詩人而言，自我觀照和內省的過程就是以社會與時代的審美標準提煉自己，提升自己，實現從現實人格向藝術人格的飛越與凈化的過程。”[12]呂進指出的這兩條路徑，對于當代詩人改進自己的創作思想來說具有深遠的理論指導意義，是詩歌精神重建的必由之路。新詩的文體重建是貫穿呂進詩學思想的一個核心理念，更是“新詩二次革命”中極為重要的詩學目標。在呂進的早期著作如《新詩文體學》《中國現代詩學》以及后來的《文化轉型與中國新詩》中，都有論述詩歌的文體特征與新詩詩體重建的內容，1990年代末期，呂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新詩呼喚拯衰起弊》的文章，再次重申新詩詩體重建的重要性，他指出，胡適的“詩體大解放”理論興奮點在“大解放”，不在“詩體”，以致于“‘解放’后的新詩沒有找到自己的‘詩體’?！盵13]提出“新詩二次革命”理論后，呂進又一次將“詩體重建”的詩學任務擺在了人們面前，他認為：“總體而言，新詩的詩體重建在上個世紀里的進展比較緩慢。極端地說，不少舊體詩是有形式而無內容，而不少新詩則是有內容而無形式。的‘迄無成功’之說，也當指詩體重建。詩體重建的缺失使詩人感到新詩詩體缺乏審美表現力（所以包括郭沫若、臧克家在內的不少詩人在晚年出現了聞一多說的‘勒馬回韁寫舊詩’的現象），使讀者感到新詩詩體缺乏審美感染力（所以不少讀者在走出青年時代后就不再親近新詩，而是去讀唐詩宋詞了）?！盵12]也就是說新詩文體形式的不夠成熟，缺乏穩定的詩歌體式，既影響了詩人的詩歌創作，又影響了讀者的詩歌閱讀，這對新詩的持續穩定發展是很不利的。針對這種情況，呂進提出，新詩詩體重建應在幾個不同的路線上同時展開，共同拓進，“提升自由詩，成形現代格律詩，增多詩體，是詩體重建的三個美學使命?！盵12]有關新詩傳播方式的重建，呂進主要論述的是新詩如何應對新媒體時代、借助網絡而促進自身的傳播這一理論問題。應該說，網絡的出現對中國新詩的發展與傳播影響深遠，“網絡是一種現代化的傳播媒介，這種傳播媒介與詩歌的聯姻，已經改變并將繼續改變中國新詩的群落分布，改變中國詩人的詩學觀念，從而帶來中國詩歌的再次革命”[14]。談到網絡詩歌的傳播學意義，呂進指出：“網絡是一個虛擬化的世界。網絡為詩開辟了新的空間，在詩歌領域，近年特別令人矚目的是網絡詩。日益發展的網絡詩對詩歌創作、詩歌研究、詩歌傳播都提出了許多此前從來沒有的理論問題。信息媒介的變化能夠導致人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的變化。作為公開、公平、公正的大眾傳媒，網絡給詩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網絡詩以它向社會大眾的進軍，向時間和空間的進軍，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和發展前景?！盵12]基于此，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某種程度上正是網絡語境下中國新詩如何加以傳播和擴散的問題。網絡作為一種現代化的通訊媒介，具有強大的技術優勢，一定意義上可以恢復詩歌的某些特質，促進它的傳播，比如“音樂性”。呂進指出：“音樂性是詩的首要媒介特征。但是，新詩不起于民間，離開了音樂，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局限性。古詩原有的音樂優勢沒有了。所以恢復和發展詩樂聯誼，是新詩傳播方式重建的重要使命。”

在網絡世界里，利用多媒體技術所創制出來的數字化文本可以將文字、畫面、音樂等配置在一起，這種“網絡體詩歌”兼具聲、光、色之美，新詩與音樂的攜手也變成了現實，新詩在與音樂的外在聯系中，自身的音樂性素質也將得到不斷挖掘與提升。呂進所歸納的中國新詩的“三大重建”，既涉及到詩歌思想底蘊和精神內涵的重建，也涉及到詩歌藝術形式的重建，還涉及到詩歌的推廣、普及和社會影響等因素的重建，可以說是較為全面和深刻的，也是任重而道遠的。作為“新詩二次革命”的詩學目標，“三大重建”的提出，為中國新詩在新世紀的健康發展、穩步前行指明了方向，其詩學價值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