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詩古微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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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由《詩古微》的成書過程，探討魏源思想的變化，并對《詩古微》的主要內容進行全面分析，從發揮三家大義、駁斥毛說，及貫穿“以三百篇為諫”的觀念等各個角度，全面展示《詩古微》的今文經學觀點，從而扭轉學界對魏氏的偏頗之論。

關鍵詞：魏源；《詩古微》；今文經學；三家《詩》

在清代三家《詩》研究領域，從某種角度來說，只有魏源的《詩古微》是獨創性的著作。如果說與魏源同時代的陳壽祺、陳喬樅父子，使三家《詩》遺說的收集得以完備，稍后的王先謙對三家《詩》遺說進行整合，而魏源三家《詩》今文大義的發揮，則是使泯滅逾千百年的兩漢三家《詩》結合社會現實特征得以復活。或許魏源的發揮對兩漢時期的三家《詩》說有所偏離，但其最大貢獻在于張揚了晚清時期的三家《詩》說。魏源《詩古微》，既具有古文經學家的考證功底，又兼有宋儒理學注重義理的睿智，并擁有今文經學家發揮微言大義的特性。楊守敬《重刊詩古微序》云：“魏先生默深《詩古微》張皇幽眇，歸之大道。向之棄之如遺，噤不敢出口者，至此大聲疾呼，曠若發蒙。蓋二千年之絕學，天實啟之，非躛言也。”[1]充分肯定了魏源《詩古微》啟兩千年絕學之功用。

陳其泰先生論述道：“魏源《詩古微》、《書古微》兩書充分發揮了《公羊春秋論》中推動清代學術思潮轉變的基本宗旨，……魏源此兩書出，遂把經今文學復興推向更多儒家經典的范圍，大大壯大了今文學派的聲勢，遂掀起有清一代學術思想變革的新高潮，具有深遠的影響。”[2]可見，魏源的《詩古微》研究，從整個晚清今文經學思潮發展的角度來說，擴大了今文經學研究的范圍，壯大今文經學研究的隊伍。以便更好地完成晚清今文經學所倡導的通經以致用的目的，推進了晚清時期今文經學研究思潮的高漲。

魏源《詩古微》有初刻本及二刻本兩個版本。二刻本不僅在初刻本兩卷的基礎上增加到了二十卷，充實了內容，更主要是表明了魏源思想的發展。初刻本由修吉堂刻，分上、下兩卷，前有李兆洛序。魏源成書及刻本刊刻的確切年代史無可考，從胡承珙的書信及劉逢祿的序中，可以作出大致的推斷。胡承珙《答陳碩甫明經書》云：“魏默深聞刻《詩古微》二卷，不知其去歲曾到杭州，頃已寄書都中，向索所著矣。”[3]又《與魏默深書》云：“自丙戌奉書后，曠焉三載，山川間之，無繇通問，雞鳴風雨，我勞如何？前承大著《詩古微》一冊，發難釋滯，迥出意表，所評四家異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論。”[4]由此可知，從丙戌再下推三載為乙丑，即為道光九年，胡承珙已在道光九年以前讀到《詩古微》二卷本。并且劉逢祿曾為《詩古微》作序，而劉卒于道光九年，他作《詩古微序》亦當在此以前。由此可以推斷，初刻本《詩古微》成書并刊刻于道光九年之前的道光初。龔自珍在道光十一年九月《與張南山書》中記道：“魏君源居憂吳門，其所著《詩古微》，頗悔少年未定之論，聞不復示人。”[5]可見，在初刻本刊行后，魏源并不滿意，故后來又增補修訂，即為二十卷的二刻本。

從《詩古微》初刻本的刊刻，到二刻本完成的十余年間，是魏源的思想逐步成熟定型的一段時間。道光時期的這十余年間，是鴉片戰爭爆發的前夕，國內外的各種矛盾都處在激化上升的階段。隨著鴉片的輸入，大量的白銀外流，國內災荒不斷，邊疆暴亂時有發生，這些都更加刺激了魏源治世救國的決心。這十余年也是魏源本人廣泛交友，切磋學問，發展思想的十余年。在北京期間，他參加各種集會，廣泛結交治經愛國之士。他們既倡言國家政治之大勢，又交流學問研治之心得。這些都對魏源“如國家何”的研經使命的確立有很大的幫助。

相比較初刻本從整體上發揮三家今文大義，二刻本更注重結合具體的歷史事實，更加發揚“以三百篇為諫”的今文傳統，提出了許多的治理國家的措施，也對最高統治者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都是在初刻本中不曾談到的，表明了魏源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如在二十卷的《通論豳風》中，針對《毛詩序》的：“鴟鸮，周公救亂也。”他發揮說：“《毛詩序》曰：‘鴟鸮，（周公）救亂也。’若全詩皆為周公自救，何與于救國家之亂乎？”[6]這樣，就把救亂之說，引向了拯救國家，確保國家穩定的更高層次上來，因而對于統治者提出了應以國家為重的要求。實際上是他從關注社會現實的角度出發，結合具體的三家《詩》說，進行借題發揮，表達了關心國家治亂，重視變法求強的治世主張。

可以說，二刻本正是在初刻本基礎上，進一步聯系現實，深化三家大義的結果。這種變化，正體現了魏源治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以考證的方式論述，發揮三家《詩》微言大義的宗旨，是魏源《詩古微》最根本的特征。魏源以“古微”命名，就表明了他意在發揮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當代學者李瑚先生也談到：“魏源作《詩古微》的目的，在于闡發三家《詩》的微言大義，用以辟毛鄭《傳》、《箋》的膚說泛議，以前史為鑒，以《詩經》當‘諫書’，以達到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的目的。”[7]魏源在發揮三家之義的時候，絕不空發，都是在結合具體考證的基礎上予以證明。并且貫穿清代考據學家“孤證不為定說”的治學宗旨，多以“請列多少征以明之”標示，羅列證據，詳為考證。晚清的三家《詩》學，既脫不了乾嘉漢學重視考證的影子，又有緊密結合實事發揮“微言大義”的經世之用，也就是王國維所總結的：“龔、魏兼具乾嘉專門之學，及清初諸老經世之志。”[8]在注重考證的基礎上，以發揮今文大義為宗旨的《詩古微》，在具體的考釋過程中，呈現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發三家之微言，以駁《毛詩》之誤說。這是《詩古微》著述的根本點。對于《毛詩》的反駁，首先從傳授淵源上，就流露出與三家《詩》的傳授相比較，《毛詩》的傳授源流不可信。在考證三家《詩》時，都有明確可據的傳授淵源。而《毛詩》的傳授則采用《經典釋文》引徐整言，注明徐乃“三國吳人”；及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言，又注明陸“亦三國吳人”。意在說明三國時期以前，并沒有人談到《毛詩》的傳授源流。如果真如二者所言《毛詩》傳自子夏，那么為什么三國以前的文獻沒有記載呢？并且二者所記源流不一，更增加了《毛詩》的傳授源流不可信。一個連淵源傳統都無法考證的詩派，它的詩說怎么能不令人懷疑呢？因而當四家不同時，當然以三家為是毛為非了。其次指出《毛詩》的篇次多為有誤，并指出《毛詩》的一些說法違誤。如在說《騶虞》之詩時，在考證三家以騶虞為官名為長，毛以為獸名為非的基礎上，引伸發揮道：“《麟趾》、《騶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國，風化美而賢才多，察乎天地。”也是針對治世安國而言。在《邶鄘衛答問》中，列舉八例以三家之說來證《毛序》刺、淫說之失，等等。這也是魏源發揮三家大義，以明周孔治世之志的重要部分。通篇觀覽《詩古微》，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全書有不少的證明《毛詩》之失處，但也有許多以三家倡志發明毛義的。這表明了魏源并不是全然否定古文《毛詩》，而是發揮三家之說，以爭得三家與毛同等的經學史地位，打破《毛詩》一統的局面，以完成通經以致用的學術理想。

其二、詩、樂為一，周時無不入樂之詩。魏源在二卷本中有專門四篇《詩樂》，二十卷本中有通論詩樂，包含三篇《夫子正樂論》及《附考樂章節次》一篇。這些論述集中體現了魏源的詩樂觀。在《通論詩樂篇》對先秦禮樂與詩進行考證，從而得出：“周時無不入樂之詩”。這一論斷為后來學者所證實，解決了爭論幾千年的詩樂問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論詩樂合一，謂‘古者樂以詩為體，孔子正樂即正詩’，皆能自創新見，使古書頓帶活氣。”[9]肯定了魏源的詩樂合一觀。

其三、“諫書”觀念的直接表露。魏源在具體的詩篇論述中，始終貫穿著“以《三百篇》為諫”的觀念，有的時候在闡發議論中，直接表露出來。如《周南答問》中，解《麟趾》，《毛傳》“公姓，公同姓”時，引《左傳》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后，發表感言道：“《周南》當殷之末世，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僅存者，經紂數十年之蕩滌，已無復存。及文王積功累仁，移風易俗，人材蔚興，變涼德為敦厐，變貪競為推讓。蓋南國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10]這實際上是對當朝統治者施政的諫言。《召南答問》言《甘棠》召公之意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是在樹立為民立政的形象。魏源“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發揮三家微言大義而著述《詩古微》的目的，就在于“以《三百篇》為諫”，從而提出自己的施政箴言。

其四、三家同源論的認識。魏源在《序》中說：“余初治《詩》，于齊、魯、韓、毛之說，初無所賓主，顧入之既久，礙于此者通于彼，勢不得不趨于三家；始于礙者卒于通，三家實則一家。積久豁然，全經一貫。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憤悱啟發之功也，舉一反三之功也。學問之道，固不可淺遇而可深逢者也。”[11]可見，魏源對于“三家實則一家”的認識，是魏源在研治《詩經》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三家同源是魏源貫穿全書的發揮大義的立足點。以一家之說推其他兩家之義，以兩家之說定一家之義，魏源經常以此來推求三家，從而發揮微言。魏源的三家同源論，既是基于一定考證基礎上的認識，又是他面對三家亡佚之說，所需發揮大義而采取的一種補救措施。“積久豁然，全經一貫”，可見是他長時期思索的結果，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得心應手的發揮三家大義，可謂用心良苦。但有時過于強調三家之同，而忽視了三家之說存在的不同，因而有的學者指責為妄論三家同源，不能不察。

其五、富有文學色彩的論說。魏源在《齊魯韓毛異同論中》說：“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即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作，但蘄上寤，不為他人之勸懲也。”[12]《詩》為作詩者之情觀念的表露，是對“詩以言志”文學傳統的闡釋。他所強調的“作詩者之心”、“采詩、編詩者之心”，及“正義”、“旁義”的一些理論，都極具有文學色彩。

又在《毛詩義例篇中》以更直接的方式，表明了《詩》對文學產生的影響。“自國史諷《詩》述志，于是列國大夫有賦《詩》之事，自夫子錄《詩》正《樂》，于是齊、魯學者有說《詩》之學。然說《詩》者旨因詩起，即旁通觸類，亦止依文引申，蓋詩為主而義從之，所謂‘以意逆志’也；賦詩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詞證明，蓋以情為主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鬯，故其后為傳注所自興；興之所至者，興近則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后為詞賦之祖。”[13]齊魯說詩之學，乃為“詞賦之祖”，這一文學源頭的追認，在《詩經》研究領域是空前的。

他在《三家發微下》云：“夫詩之道，今古一同，志有所之而形于言，豈有抒寫懷抱之作十不一二，而篇篇美刺他人者？歡愉哀怨，不病代呻，是今有性情，古無性情也。”[14]表明了他對《詩》為抒發性情之作的認識。這些言論，直接刺激了后來《詩經》文學研究的發展。梁啟超謂其此深合“為文藝而作文藝”之旨，[15]直破二千年來文家之束縛，從對近代文論影響的角度，點明了魏源《詩古微》中富有文學色彩的論述的價值。

魏源《詩古微》的今文大義發揮，是真正意義上的今文三家《詩》的復活。是清代后期三家《詩》研究的重鎮，無論是他的考證成就還是學說影響，在《詩經》研究史及清代學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許多創獲，為后來研究者所廣泛借用。他不僅實際考證許多新說，表明其卓越識見，而且發表對解經的看法，從理論上指導研《詩》之徑。如在《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上》中說：“說經者必明全經之例，而后可以定一篇；亦必綜當時之全勢，而后可以論一事。”[16]魏氏的解經之法，意在說明《毛詩》在解經方法上存在失當之處，故而導致了偏離《詩》本義。成為后學研治《詩經》的理論先導。

《詩古微》研究所造成的聲勢，對當時的古文經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引起了一些古文經學家的不滿。葉德輝是晚清固守古文的守舊派的代表，他簡直無法容忍魏源《詩古微》之類的著作存在，強烈批駁道：“夫不讀東京諸儒生傳注之全經，而讀后人掇拾之殘經，不讀文完義足之內傳，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其心非盡滅全經，以入于異氏之室，必猶有不能息喙者。觀于《毛詩》，本出西京，亦謂西京無此學派，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其端開于魏源，晚病風魔，雖由于好佛，佛亦豈可好者？其死而因毀《毛詩》也者，則言者無罪；其死而非毀《毛詩》也者，則聞者足戒。”[17]可見葉氏不僅從古文經學家的立場出發，言語之中盡是對今文學的不滿，而且對魏源進行人格上的攻擊。當然他這說法是有歷史背景的，是針對戊戌時期維新派倡導今文經學，主張“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為考據訓詁所困”而言的。但他的強烈憤恨批駁的態度，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嘉道以后的三家《詩》今文學研究之盛，已動搖了純粹古文派的思想基礎。以魏源為代表的今文三家《詩》學的研究，對古文派《毛詩》研究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因而“《詩古微》是清代中葉經今文學派的一部力作，它以新穎深刻的見解，駁倒以往支配人們頭腦的古文學派‘美刺’說一類觀念，進一步動搖了古文學派的地位，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18]

總之，魏源《詩古微》發揮三家《詩》今文之學，張顯今文大義，堪稱卓著。如臺灣學者文幸福所言：“陳喬樅之考據詳博，魏源之議論宏辯，言今文者并為二雄。”[19]陳、魏二人的三家《詩》輯佚之功與闡釋之功，并為清代三家《詩》研究雙子星，同在三家《詩》研究史，及《詩經》研究史上發出了耀眼的光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楊守敬：《重刊詩古微序》，《魏源集》（下），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877～878頁。

[2]陳其泰：《清代公羊學》，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頁。

[3]胡承珙：《答陳碩甫明經書》，《求是堂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第255頁。

[4]胡承珙：《與魏默深書》，《求是堂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00冊，第266頁。

[5]龔自珍：《與張南山書》，張維屏：《花甲閑談》卷六，《四庫未收書輯刊》10輯3冊，第334頁。

[6][10][11][12][13][14][16]魏源：《詩古微》，何慎怡點校，《魏源全集》（第一冊），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234、343、99、129、169、60、273頁。

[7]李瑚：《魏源研究》，朝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頁。

[8]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二十三（下），《民國叢書》第四編第93冊，上海書店1992年版。

[9][1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2頁。

[17]葉德輝：《與戴宣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頁。

[18]陳其泰，劉蘭肖：《魏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

[19]文幸福：《詩經毛傳鄭箋辨異·自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