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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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國30年代是我國現代語文教科書編制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我國語文教科書的編制，在歷經建國初的轉型期、間的黑暗期、改革開放后的活躍期之后，迎來了以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契機的第二個“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在“一綱多本”的政策引領下，教材市場全面放開，出版社團空前云集，目前業已出版了近二十套經國家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新課標”語文教科書。兩個“黃金時期”代表了兩個“時間節點”，兩個“時間節點”相隔70余年。聚焦兩個“時間節點”，我們不禁要問，在文化變遷中的語文教科書，其價值取向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更變？為何有如此的更變？這樣的更變又應如何看待？基于課程社會學的視角審視與透析這些問題，便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以兩個時期出版的小學語文教科書為研究對象。民國時期選取的是開明書店1932年—1934年出版的《小學開明國語課本》，初小8冊，高小4冊，共計12冊。這套小學語文教科書由我國著名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先生精心設計，豐子愷先生編繪插圖。該套教科書經當時教育部審定，曾在十余年內重印了40多版次，被當時學校廣泛采用，受到師生高度贊譽。當代小學語文教科書選取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6年出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一至六年級），共計12冊。此套教科書是新課程改革后出版的、經由全國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的國標本教科書。此套教科書全國發行，在當下整個小學語文教科書出版市場中所占份額最大。從其影響力來看，本文選取的兩個比較樣本代表了兩個時期我國小學語文教科書編制的較高水準，具有典范性。基于“價值取向”，是本研究的核心論域。所謂“價值取向”，指影響個人或團體對事物所作判斷及行為選擇的組織化、內在化的、穩定的理念。［4］（P179）本研究主要以兩版教科書的選文作為價值取向分析的基本對象。其中，“開明版”（12冊）共計396篇，“人教版”（12冊）共計353篇。選文的數量統計以教科書目錄中呈現的課文篇目的數量為準，選讀課文均除外。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運用頻數統計法與文本內容分析法，對兩套教科書從四個維度，即場域取向、人物取向、道德取向以及政治取向進行比較研究。

三、研究結果與闡釋

（一）場域取向比較研究

這一視角主要考察兩版教科書所選的課文內容（人、事、物等）所涉及的空間世界方面的價值取向。具體分析時，分兩個維度進行。第一維度分為兩個類目，即國外以及國內少數民族。數據顯示，兩版教科書對國外場域作品都給予了關注，但分量存在明顯的差異。開明版共計選取了22篇，占課文總量的5．6％，且分布沒有規律。而人教版共計選取了69篇，占課文總量的19．5％，且分布有規律，即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每冊選取的國外場域作品均在七八篇左右。這充分顯示了當下語文教科書對世界多元文化的關注與尊重，折射出“開放”與“包容”的社會主流價值理念。但選文場域在涉及國別的傾向上，人教版明顯偏重于對美國和蘇聯作品的選取。其中美國選取了16篇，占所選國外場域作品的23．2％；蘇聯選取了14篇，占所選國外場域作品的20．3％。涉及美國和蘇聯的作品總數接近所選全部國外作品的五成，從中可以窺見大國文化的強勢影響。在對涉及國內少數民族的選文處理上，開明版缺乏自覺意識，而人教版對此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共計選取了9篇，但分量僅占所選課文總量的2．5％，且分布沒有規律，顯得有些隨意。我國少數民族文化，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語文教科書理應予以充分關注。在地域取向的這一維度，人教版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它三次關注了臺灣，這三篇課文分別是《看雪》、《日月潭》、《跨越海峽的生命橋》。其中講述的雖是臺灣的人、事、物，但背后的價值隱蘊不言而喻。場域取向的第二個維度分三個類目，即兒童世界、成人世界以及自然世界。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都是“人”的世界，與自然世界相對。三個世界的判定，主要看文本所描述的內容是偏向哪一方。若偏向描繪兒童社會生活，則定位兒童世界；若偏向描繪成人社會生活，則定位成人世界；若偏于和自然相關（如描繪自然、贊美自然、愛護環境、保護生物等）則定位自然世界。有些選文（如一些純粹的說理文、科普文等）難以定位于上述“三個世界”的任何一方，則在統計時予以剔除，其中，開明版共剔除52篇，人教版共剔除41篇。數據顯示，在“三個世界”的處理上，開明版與人教版均把重心放在了“兒童世界”這一極。具體而言，開明版選取了227篇，占其“三個世界”選文總量的66﹪，人教版為170篇，占其“三個世界”選文總量的54．5﹪。兩者相比，開明版尤為突出。民國時代，杜威思想廣為傳播，進步主義教育觀在國內教育界成為“顯學”，對兒童的關注成為教育界的共識。這一思想顯然已充分反映在開明版中。再看兩個版本“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的選文比例。開明版二者比例為3．1︰1，人教版二者比例為3．3︰1。從內部比例來看，人教版略高于開明版，即從這一角度來看，人教版對“兒童世界”的重視程度事實上并不低于開明版。可見，兒童取向的價值訴求，在當下語文教科書編制中，不僅一以貫之，且有加強的趨勢。最后看兩個版本“自然世界”的選文。開明版選取了43篇，占其“三個世界”選文總量的12．5﹪；人教版選取了90篇，占其“三個世界”選文總量的28．8﹪。兩者差距十分明顯，人教版對“自然世界”的關注遠高于開明版。通過進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人教版關于“自然世界”的選文中，有相當數量的選文均涉及愛護環境、保護環境題材。如《只有一個地球》、《黃河是怎樣變化的》、《大自然的啟示》、《路旁的橡樹》、《清澈的湖水》、《一個小村莊的故事》，等等。當下自然環境的惡化已成全球共識，“環保”儼然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共同擔當。人教版對環保題材的重視，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保持了高度一致。

（二）人物取向比較研究

這一視角主要考察兩版教科書所選課文內容涉及的人物方面的價值取向。具體分析時，從兩個維度著手，一是人物的性別，一是人物的身份（職業）。人物的統計以課文中出現的主要人物為對象，同一人物在同一篇課文中若出現多次，統計時只作一次處理，若在其他課文中重復出現時，則予以累計。在對人物的性別角色進行統計時，課文中凡出現“我”或泛指稱謂（如工人、農民等）而無法辨別性別時，一律不予統計；對于輩分稱謂（如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等）能夠識別性別，統計時合并累加。統計顯示，在課文主角的性別這一維度，兩版教科書對男性的傾向性均十分顯著。具體而言，在開明版中，男性主角占其主角總量的74．7﹪，女性主角占其主角總量的25．3﹪，可見男性主角比重呈現絕對優勢。在人教版中，男性主角占其主角總量的66．4﹪，女性主角占其主角總量的33．6﹪，男性主角權重優勢也頗為明顯。但從兩版的橫向比較中，可以發現，人教版較之開明版在男性比例上有所下降，女性比例有所提升。在兩版的內部男女比例上，開明版約為3∶1，而人教版約為2∶1，可見，人教版對女性的重視程度確實比開明版高得多。但通過進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在對積極人物、優勢群體與消極人物、弱勢群體的塑造上，兩版教科書存有一個共性，即積極人物、優勢群體中更多偏向男性，而消極人物、弱勢群體中更多偏向女性。兩版課文中的積極人物、優勢群體中男性主角特別多，開明版中如：孫中山、林則徐、諸葛亮、岳飛、武松、藺相如、荊軻、玄奘、愛迪生、達爾文、貝多芬、魯濱遜等。人教版中如：、、列寧、魯迅、孔子、、李四光、季羨林、普羅米修斯、高爾基，等等。與上述形成鮮明對照，兩版課文中的消極人物、弱勢群體多為女性。開明版中如：老巫女、盲眼姑娘、窮婦女、不孝的媳婦、聾啞人李佩英、賣花女、虛榮的范夫人等。人教版中如：吝嗇的李麗、患小兒麻痹癥的英子、貪財的巫婆、盲童安靜、買火柴的小女孩、盲姑娘、窮人桑娜、失學女孩阿英等。兩版教科書對積極人物、強勢群體與消極人物、弱勢群體之人物取向塑造上的“不約而同”。顯示了“男尊女卑”性別意識形態的穩固性，可見，男權主義依舊深藏于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之中。人物取向的“身份（職業）”這一維度具體分為12個類目考察。數據統計時，也以課文中的主角為對象。若課文中講述的是名人幼年時的故事，統計時一律按其成年后的身份來歸類。如《為中華崛起而讀書》中的少年，統計時作為政治領袖身份。若某一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則以其優勢身份來歸類。如孔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統計時以其優勢身份“思想家”來統計。針對頻數僅為1的身份職業（如開明版中出現的1次郵遞員、人教版中出現的1次宇航員等），統計時歸為“其他”類。數據顯示，在人物身份（職業）這一維度上，兩版教科書存有一個顯著共性，即“帝王將相”出現的頻次皆為最高。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一個主流價值取向即“官本位”，這已成為一種超時空的“集體無意識”。在“政治領袖”這一類目上，兩版教科書差距較大。在開明版中出現的頻次位居第二，而在人教版中則退居第五。這顯示出時代的變革，當下已非革命戰爭年代。在進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開明版中出現的政治領袖全部是孫中山，而人教版中則比較多元，顯示出時代的烙印。“時代英雄”這一類目，在人教版出現的頻次很高，僅次于“政治領袖”，位居第二。某種意義上講，這不僅是對各類“英雄”的謳歌、贊美，也折射出我們這一時代對各類“英雄”的吁求、呼喚。在“教育家、教師”這一類目上，開明版的比重則遠高于人教版。這一類目在開明版中僅次于“政治領袖”，位居第二，顯示了開明版教科書“尊師重教”的價值追求。最后需要特別關注的是“農民”這一類目，兩版教科書差距相當大。在開明版中這一類目位居第三，而在人教版中則幾乎退居末位。民國時代，我國無疑是個“農業”大國，教科書對“農民”這一身份的突出，是時代“產業”精神的寫照。而人教版對“農民”的較少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下中國“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對峙，無疑，在這一過程中“鄉村文化”明顯處于弱勢，農民身份地位之卑微只是一個縮影。

（三）道德取向比較研究

這一視角主要考察兩版教科書所選課文在反映道德方面的價值取向。道德價值取向，主要是通過課文的中心思想（我們稱之為“主題”）以及除中心思想外課文相關語段中反映的其他附帶思想（我們稱之為“副題”）來呈現的。關于道德取向的具體類目的劃分，本文參照我國大陸課程社會學專家吳永軍教授制訂的“道德價值取向量表”［4］（P190），并基于兩版教科書的實際情況進行修訂而確定。統計時以課文反映的主題與副題的頻次來計量，而與課文的篇數無關。一篇課文中若重復出現某個相同的副題，僅統計1次。具體統計情況見表7所示。數據顯示，在道德取向方面，兩版教科書存有三個方面的共性。首先，二者都對中華傳統美德給予了高度重視。其中“仁愛”和“親孝”尤為突出，特別是“仁愛”這一類目，在開明版中位居第二，人教版中位居第一。“仁”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的、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孔子則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與道德標準。“仁者愛人”，仁愛之心，是一切道德品性的原動力。兩版教科書對“仁”的強調，顯示了歷史文化變遷中的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內在傳承性。其次，在個人特質方面，兩版教科書都比較強調“自強”、“勇敢”、“堅毅”這三個道德類目。這三個方面的個人品質，都彰顯了積極向上、百折不撓、英勇無畏的內在共性。而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強調做人的最高境界即“君子”，自強則是“君子”的一個基本品性要求，是謂“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最后，在對“私德”（如認真、立志、進取、自律等）和“公德”（如奉獻、團結、敬業、助人等）的處理上，兩版教科書都強調后者，后者的比重遠遠超過前者。抑制自我、強調“團體取向”是我國傳統道德規范的重要特征，對此，兩版教科書顯露無疑。在道德取向上，兩版教科書主要存有兩個方面的明顯差異，一是表現在“公德”上的“團結”，一是表現在“私德”上的“勤儉”。先看“團結”這一類目。在開明版中，“團結”類目的主副題數量達到34個，占據整個道德類目的榜首，而人教版中的“團結”類目的主副題數量僅為4個，位列12位。兩者懸殊頗大。民國時代國家“內亂”“外擾”，十分需要社會凝聚力量、團結一致，這種強烈的“集體意識”，已成為那個時代民眾普遍的心理渴求。開明版對“團結”的凸顯，是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映。這從開明版中許多課文的題目就能直接體會到，如《我們的力量》、《大家來往》、《兵士和老百姓》、《拿出我們的力量來》、《團體操》、《合群生活》、《都靠十個朋友》，等等。再看“勤儉”這一類目。開明版中這一類目的主副題總量為19，位居整個道德類目的第3位；而人教版中這一類目共計5個，位居其整個道德類目的第12位。兩者差距十分明顯。在進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發現，開明版中的“勤儉”主要反映的是普通百姓（主要是農民）的勤勞、簡樸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態。如《種麥合唱》、《南風吹》、《采棉》、《修理農具》、《插秧》、《戽水》、《買菜的老人》、《種瓜人的夜》，等等。對普通民眾“勤儉”給予濃墨抒寫，彰顯了那個時代普通老百姓的“常態”品性，也反映了開明版教科書“平民化”的特質傾向。

（四）政治取向比較研究

這一視角主要考察兩版教科書所選課文在反映政治方面的價值取向。政治價值取向，主要也是通過課文的“主題”與“副題”來呈現的。關于政治取向的具體類目的劃分，本文也主要參照吳永軍教授制訂的“政治價值取向量表”［4］（P191），并基于兩版教科書的實際情況進行了適當修訂。數據顯示，在政治取向方面，兩版教科書存有兩個方面的共性。首先，“愛國”這一類目均處于兩版教科書首當其要的位置，其權重均位于第一。具體而言，開明版中“愛國”的主副題數為25，占其整個政治類目的兩成以上；人教版中“愛國”的主副題數為31，幾乎占其整個政治類目的三成。語文教育作為祖國通用語教育，借助語文教育來培育學生愛國的政治立場，事實上是各國母語教育一貫的價值訴求。在進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發現，在傳遞“愛國”這一政治價值取向時，兩版教科書都存有兩種基本途徑，即一是顯露式，一是含蓄式。顯露式，常常以某種宣言、告白的口吻直接呈現“愛國”思想。開明版中如《中華》一文中的“中華，中華，我們愛護她”。人教版中如《我們成功了》一文中的“我們愛北京，祖國萬歲！”含蓄式，常常通過敘事、狀物等途徑間接地呈現“愛國”思想。開明版中如《孫中山先生在倫敦遇難》一文，通過敘述孫中山先生冒著生命危險、拯救國家的故事，來激發學生愛國、救國情感。人教版中如《秦兵馬俑》一文，通過對“世界第八大奇跡”秦始皇兵馬俑的抒寫，來激發學生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其次，在整個政治取向的13個類目中，兩版教科書都把重心放在了“歌頌贊美”、“揭露批判”、“革命精神”、“領袖風采”這幾個方面。相比之下，“平等”、“民主”、“自由”、“公正”這些具有普世價值傾向的類目的比重則顯得非常輕微。在政治取向上，兩版教科書主要存有三個方面的明顯差異。首先，關于“革命精神”和“領袖風采”這兩個類目，開明版中這兩個類目的頻數總和為23，而人教版中僅為11，前者是后者的兩倍多。這種“差距”反映了開明版教科書內隱著一種強烈的革命政治色彩，這與當時風云變動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1932年的頒布的《小學課程標準•國語》中，就明確規定教材的編選要“依據本黨的主義，盡量使教材富有犧牲及互助的精神”，尤須積極采用“關于孫中山先生的故事詩歌”、“關于民國革命的故事詩歌”、“關于奮發民族精神的故事詩歌”等。［5］（P26－27）其次，在“歌頌贊美”與“批判揭露”這兩個類目上，在開明版中，“歌頌贊美”類目的主副題出現的頻數為13，“批判揭露”主副題出現的類目的頻數為24，在權重上前者約為后者的一半。而在人教版中恰恰相反，“歌頌贊美”類目的主副題出現的頻數為26，“批判揭露”類目的主副題出現的頻數僅為6，在權重上前者遠遠高于后者。可見，開明版更強調“批判揭露”，人教版則更強調“歌頌贊美”，從中可以窺見政治文化的變遷。最后，在“國際”這一類目上，人教版中主副題出現的頻數為11，而開明版僅為2，兩者懸殊頗大。當今是一個開放的時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與國際接軌、交流、互動，已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人教版對這一政治類目的關注與強調，無疑是與時俱進的表現。

四、余論

“文以載道”，一直是語文教科書重要的角色擔當。基于民國開明版和當代人教版小學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的比照，可以看到，社會歷史文化變遷中的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形態，既有超越時空的穩定性一面，也有與時俱進的變革性一面。而在透視其背后的動因中，我們業已覺察到社會意識形態、主流價值觀念的力量所在。美國課程社會學家邁克爾•W•阿普爾就曾指出，“課程知識的研究應該是意識形態的研究，即要審視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制度下、特定的社會集團或階級把什么視為合法知識”［6］（P215）。即在課程及教科書的編制中，所謂的“合法性”知識的厘定，事實上表征著意識形態的抉擇、文化價值的篩選。“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背后隱藏的深層邏輯則是“誰的知識最有價值”。但問題是，誠如英國課程社會學家麥克•F•D•揚提醒我們，課程知識未必都是正確的，它們僅僅反映了某一社會特定的權力分配情況，反映了特定階層的利益。［7］（P21－22）在上文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在人教版中隱含的男權主義、官本位思想、城市化傾向等，就值得我們好好反思。語文教科書的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在語文教科書編制之價值形態的抉擇中，我們能否考慮到教科書受眾“階層”的多樣性？這事實上是語文教科書編制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問題。海德格爾曾指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是與生命同構的，一個人一生無時無刻不在“理解”著母語、“運用”著母語。以母語為基點的語文教育，它對學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語文教育不僅作用于學生的價值觀念，更重要的在于它作用于學生的思維方式，作用于學生對意義的理解與表達，它能內化到生命世界的最深處。［8］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對語文教育、語文教科書應該充滿敬畏，而不能將語文教育、語文教科書視為純粹的“社會控制”的中介，這一點對于語文教科書的編制而言，將又是一個重要的“價值”問題。

作者：屠錦紅1，2工作單位：宿遷學院教育系南京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