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材回憶性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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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選文體式的正確判定，是合理確定教學內容的重要前提。在文體意識不斷淡化的今天，正確判定文體更顯必要。散文，由于其體式最為“自由散漫”，故在教學內容的確定上難度最大。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對散文進行再次分類，以便發現特定的某一散文亞類的明顯特征。在語文教材中，回憶性散文所占比重較大，因此，發現其獨特的文體特征意義重大。在回憶性散文的寫作中，通常存在兩重敘述視角[1]，并由此造成一種張力，產生一種特殊的美學效果。對選文進行此方面的分析解讀，應在回憶性散文的重要教學內容范疇之內。申丹教授在研究小說敘述視角時指出：“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這兩種眼光可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它們之間的對比常常是成熟與幼稚、了解事情真相與被蒙在鼓里之間的對比。”[2]以上兩種敘述視角，前者稱為“敘述自我視角”，負責以后來者的眼光記錄、講述過去的經歷；后者稱為“經驗自我視角”，用以感受當下的故事。由于散文的中間性，它一端連著詩歌，另一端連著小說，所以，用小說的敘述學理論分析散文（尤其是回憶性散文）中的敘事，是完全可以的。

一、沈復《童趣》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在《童趣》中，沈復追憶了自己童年時喜歡細致地觀察事物，借助豐富的想象，就能從細微的尋常物中發現超然物外的樂趣。文中經驗自我視角的運用是比較明顯的，如“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一驚。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這一段描述，就典型地表現了作者當時作為一個兒童的天真爛漫、純潔無邪和活潑可愛，面對吞吃昆蟲的癩蝦蟆，成年人恐怕很難會將其視為“龐然大物”、痛恨之繼而“鞭數十，驅之別院”。但不管怎么說，敘述自我是在以現在的心態講述著過去的故事，因此，經驗自我的言說內容和言說方式還是要受敘述自我調控的，經驗自我同時也是敘述自我觀察、反思的對象。那么，本文的敘述自我（也就是寫作《浮生六記》時年已46歲的沈復）是以何種心態在觀察兒時的自己、回憶自己的童年趣事呢？沈復出身于幕僚家庭，年輕時在多地做過幕僚，后又經商，均不成功。他與妻子陳蕓感情甚好，但不容于家庭，乃偕妻離家旅居外地，歷經坎坷，后妻子客死揚州。沈復有感于蘇軾所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乃作《浮生六記》。由此可見，文中種種閑情、種種趣事，都是經敘述自我精心組織、加工潤色而成，從中傳達出的，卻是敘述自我在殘酷環境中的焦慮不安。也就是說，寫作中的“我”在用一雙痛苦的眼睛冷靜地看著無憂無慮、歡快活潑的兒時的“我”。觀草間二蟲斗的興致被突如其來的癩蝦蟆野蠻破壞，正象征著自己短暫的幸福生活隨時可能被家庭變故或其他什么突發事件所破壞，而“癩蝦蟆”，其實就是籠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重重霧霾和陰影。漢學家宇文所安目光如炬，他深刻指出，沈復在文中表現出來的樂趣，其實是“那種私下的、在痛苦、傷害和當眾凌辱的夾縫里茍且殘存、微乎其微的樂趣”[3]。總之，經驗自我眼光中的童趣，是真正的、無憂無慮的童年樂趣；而敘述自我眼光中的童趣，則折射出一種成年人正在體味的痛苦和悲涼。

二、張岱《湖心亭看雪》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以精練之筆墨，記述了自己雪夜赴西湖湖心亭賞雪的一段經歷，描繪了一幅幽靜深遠的雪景圖，并含蓄地抒發了內心感受。本文出處是《陶庵夢憶》，此書是作者對往日生活精美細節的咀嚼與回味。就《湖心亭看雪》來看，文中之經驗自我無疑給人以名士之印象。你看，在大雪三日之后，誰人能象張岱一樣，深夜獨往“人鳥聲俱絕”的湖心亭去賞雪呢？所賞湖景之奇，不正契合了他卓然不群的高雅情趣嗎？湖中偶遇知音，則更襯托了他性情的不俗和率真。也就是說，此時的張岱所賞的，不只是別樣的美景，更是自己特立獨行的名士風度。誠然，此段賞美景、遇知音的經歷是美好的。但是，回憶此段經歷的敘述自我，也就是寫作時的張岱因時過境遷，心境已變，他會以何種心態反觀當時的自己、回顧這一段美好的生活經歷呢？張岱生活在明末清初，少年時為紈绔子弟，過慣了貴族奢侈繁華的生活。江山易主以后，從天堂回到現實中去，并選擇了隱居不仕的生活。巨大的生活和心理落差使他時時追憶過去美好的往事，并產生了人生如夢的無限感慨和深沉的家國之思。以這樣的心境講述過去的美好往事，往事中的自己夜赴湖心亭賞雪就不只是如王子猷夜訪戴安道那般的自由、灑脫和狂放不羈，和偶遇之知音“強飲三大白而別”也就不單有陶淵明那樣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不俗和率真了。首先，“崇禎五年十二月”距作者寫作之時至少已有十余年，如此長的時間跨度還讓他對往事記憶猶新。張岱特意點出這個時間，恐怕不是在夸耀自己記憶力之強，而是在以平淡之語不露痕跡地抒發亡國之痛。再看“人鳥聲俱絕”及“獨往湖心亭看雪”句，不由讓人聯想到柳宗元《江雪》中“清峭已絕”的氛圍，以及抒情主人公凜然無畏和孤傲清高的人格。張岱在文中通過對湖景空寂、遼遠和清寒的點染，營造了類似的氛圍，塑造了類似的個人形象，是否在有意將自己和柳宗元類比，以柳宗元的政治失敗暗喻自己處于家國不在這個更大的敗局中，以柳宗元的孤傲清高暗喻自己“披發入山”，對滿清不投降、不合作的高傲不俗呢？而“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與“舟中人兩三粒而已”的對比，也足以讓此時的敘述自我產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人生徹悟。第二段寫到遇知音的欣喜之情，彼時的欣喜此時則化作知音難覓和人生的聚散無常所帶來的悲哀感。免去俗間的“姓氏”而突出“金陵”，無疑還是在點亡國之痛，突出“客此”則表現出人在宇宙中也無非一過客而已的感慨。最后由舟子點出的作者之“癡”，則由經驗自我因舟子不解自己的山水之“癡”而孤芳自賞，轉為敘述自我因無人理解自己的家國之痛和人生徹悟這種更高層次的“癡”而產生的無限孤獨和悲涼。總之，以經驗自我“興之所至，率性而為”的心境去湖心亭看雪，賞的是美景，遇的是知音，品的是自己的優雅。以敘述自我“深沉痛切”和“人生如夢”的心境回顧往事，看到的是哀景，遇的很難說是真知音（如現在再遇鋪氈對坐之二人，二人未必和自己心境契合），品的則是自己的痛。此心境本身就是一種痛，以此心境觀彼心境，則又添了一層痛。

三、楊絳《老王》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本文敘寫了“我”和老王的交往經歷，并抒發了自己回顧此段交往而產生的深切感受。從經驗自我視角來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我”，在對待作為一個三輪車夫的老王這一方面，做得已經夠好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和老王身邊的人相比，“我們”應該更能讓老王體會到人間溫情。老王蹬三輪車，別人不敢坐他的車，“我們”卻經常照顧他的生意，路上還和他說些閑話；他得了夜盲癥，“我們”主動給他吃魚肝油；他給“我們”送冰、送雞蛋，送錢先生上醫院，“我們”都照價給錢，從來沒有“多吃多占”他一點便宜。最后，老王死去，按理說，“我”無需承擔什么責任，不應該產生愧疚之情的。但是，敘述自我的生活情形和心境已經和經驗自我大不相同。寫作時，不正常的年代已經過去，作者已經恢復到正常生活之中，具體環境和具體心態的變化使得她能夠以另一種眼光來審視過去的往事。這種眼光，就是對老王的“愧怍”。敘述自我回憶道：“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初看這樣的句子平淡無味，但正如林筱芳所言：“楊絳文學語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簡潔的語言，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于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著本色的絢爛華麗。干凈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4]在上文說過“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之后，“他蹬，我坐”，好象就是一句廢話，但正是這樣平淡的語言強化了兩人之間的關系——雇用和被雇用，“我”沒有把他當成親人或朋友。“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指下邊老王講自己不幸的身世，對于“我”這個對老王的生活多少有點俯視并且只能給予同情的外人來說，這些重要的談話內容也只能算是“閑話”，亦即可有可無，可聽可不聽。老王的家這個話題，也只是“我”“閑聊”的內容，顯然沒有真正關心他到底住在哪里。這些語句，實際上都蘊含了敘述自我深深的自責。接下來，寫老王愿意半價送冰給“我們”。對此，“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這話（尤其是其中“當然”二字）一是表明當時的“我們”作為知識分子不隨意占人便宜、也不想輕易被人同情的清高，二是敘述自我也在事后反思自己行為的合適與否：用“錢”把什么都和老王區分得清清楚楚，沒有了那種不分彼此的近乎感（事實上是壓根兒就不喜歡這種近乎）。以下寫“我們”不愿意讓他白送錢先生上醫院，一定要給他錢，也是出于同一種心理。再下面寫到老王病了，是什么病？吃什么藥？生活能否自理？“我不知道”，當然是因為沒有真放在心上（這里拓展一下，“老王”名叫什么，“我”應該也是不知道的）。看來，前邊關心老王在載客三輪車取締后是否能維持生活，也并非是真關心，閑問而已。這個閑問，甚至包括老王去世以后，“我”對他的打聽：聽到老李說老王身上纏了白布，埋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懂，沒多問”。敘述自我用這個“我也不懂，沒多問”，不動聲色地將經驗自我又一次推上了心靈的審判臺。老王臨終之前給我們送雞蛋，看到他的樣子，經驗自我不是心痛和難受，而是“吃驚”和“害怕”，甚至還要將他的樣子“說得可笑些”。當然，話語之中敘述自我對經驗自我這種感覺也是批判的。尤其是當時拿錢給老王的行為，更是讓自己多年不能心安。為什么內心不安、感到有愧于老王？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老王是把“我們”當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可親的人，他對“我們”種種的好，尤其是臨終的送雞蛋，都是在尋找精神慰藉和人間溫情，“我”卻又一次用錢將他和“我們”隔開了距離。雖然“我”領受了他的謝意，也自我安慰式地單方面認為他知道“我”領受了他的謝意，因此給他錢不算是侮辱他，但是，大恩不言謝，老王這份發自內心的親情對不利處境中的“我”即使算不上大恩，豈是一個“領受謝意”就能替自己解脫的嗎？“我”難道不應該也用發自內心的親情來回報老王而不只是用錢來回謝他嗎？滿足于沒有用金錢交易雞蛋和香油、因此給他錢“不算是侮辱他”就可以讓“我”心安理得嗎？“我”這么做，無疑是關上了老王親情上最后一扇家門，從而讓他成了一個“不幸者”。兩相比較，有老王這樣與“我”毫無血緣關系的人把“我”當親人，“我”當然是幸運的。總之，敘述自我以“愧怍”的眼光看似平淡、實則無情地審判了經驗自我當時對待老王所持的那種知識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矜持”。老王遭受的不幸，當然實際上跟“我”沒有什么關系，但“我”的“清高”和“矜持”，以及和老王之間刻意保持的客客氣氣的“淡如水”的交情，則無疑讓內心渴求“濃于血”的交情的老王失落萬分，讓他感覺到，把“我”當成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他錯了。楊絳先生文章末句“一個幸運的人”，原來的表述是“一個多吃多占的人”，其實原稿說得也有道理：如果說“多吃多占”，那么，“多吃多占”的是老王付出的親情，而我對他卻沒有付出相應的回報；“我”收獲的，是老王火熱的血，付出的，卻是自己平淡的水。

四、朱自清《背影》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背影》敘述的核心事件只有一個：父子送別。這場父子送別給人一種溫馨感，很動人。但實際上，在溫馨的表面之下，也涌動著不和諧的暗流。這股暗流就是父子在一些細節上的矛盾，計達八次之多，主要體現在文章第四段。對于這八次矛盾和沖突，經驗自我和敘述自我會有何種不同的感受呢？父子送別當時，19歲的朱自清正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父親的舉動固然是出于愛，但這種愛卻因為包辦代替、控制太多，讓兒子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自尊和自由，因而引起的主要是他的反感和抵觸。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父親親自為兒子買橘子”這一舉動通常被誤讀為朱自清第二次落淚的原因，但朱自清這一次落淚，是因為在父子別離之時看到父親在經歷三次人生打擊之后已顯老邁衰朽之態，而引起了他生命脆弱和人生短暫的感悟。也就是說，此時的兒子還是不認可父親親自給自己買橘子的行為的。韓軍老師講《背影》時說得好：對“父親買橘”存在兩種感動，一種感動，是后來提筆寫《背影》的朱自清回憶時的感動，一種是讀者讀“父親買橘”時的感動。但這兩種感動，都不是“當時朱自清”的感動。此時的朱自清感受到的，是父親舉動的不當。表面來看，朱自清是妥協了，接受了這種父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但實際上內心深處并不領情，他要努力擺脫這種中國式的父愛，爭取自己的獨立和自由。這就是作為經驗自我的朱自清當時的感受。作為敘述自我的朱自清后來體驗到的，則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原憂”。所謂“原憂”，是指由于原債感和原任感相互沖突而引起的原本性焦慮。原債感使人認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所賜予，我今生的使命就是償還這筆與生俱來的債務；所以，我對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要服從。而原任感則使人認為：我的一切不僅來自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更來自于天，因此，我要聽從于天的召喚，弘揚天地之間的正義，舒展人的個性，追求人的自由。只有原債感和原任感激烈沖突，才會引起原憂感；雙方之間任何一方勢力明顯占上風，則不會引起原憂感。作為經驗自我的朱自清，并無太強烈的原憂感，因為這時的“我”是原任感占上風，原任感和原債感沒有激烈交鋒。如果說那時的“我”同時也有原債感的話，這種感覺相對而言是微弱的。對于敘述自我的朱自清來說，原債感和原任感則激烈沖突了起來，沖突使得敘述自我內心充滿了焦慮。寫文章回顧這段往事時的敘述自我，年已27歲，身上雖然仍有當年的年輕氣盛，但已成熟很多。眾所周知，此時的朱自清和父親在幾年之中經歷了更多的不和睦，以致父子反目。出于強烈的原任感，朱自清對父親很多不當的做法（包括父親在“父子送別”中的做法）頗有微詞，是非常反對的。但另一方面，自己也已成了幾個孩子的父親，對父子情深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很希望父子關系盡快得以恢復，尤其是看到父親“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的來信，使他受到震撼，這種想法變得更加強烈。出于“子不言父之過”的原債感，朱自清要原諒父親種種的不對。此時，朱自清的心正處于原任感和原債感的激烈交鋒地帶。父親的來信，使朱自清感受到了強烈的生命意識。于是，這封信成了一個契機，使朱自清萌生了這樣的想法：要寫一篇文章，向父親檢討自己的“不對”，也將自己的心從多年以來的焦慮煎熬中解脫出來。這樣，我們就看到了文章中敘述自我放棄了自己對于獨立和自由的合法性追求，不斷為自己當年未能接受父親的愛子方式而悔恨，雖然自己的“不對”未必就是真的不對。這還不夠，敘述自我還要想方設法盡力為父親的過錯掩飾。如文中說道：“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那么，祖母因何而死？父親的差使又因何而交卸？無疑，敘述自我都是知道的：這些禍事主要因父親的過錯而引發，但他非但沒有明說，反而用“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來力挺父親。父親對自己的無情，敘述自我同樣沒有明說，反而用“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正如讀者讀到的，文中極力表現的，是父親偉大的父愛，以及自己無盡的懺悔。

總之，經驗自我主要以原任感來看待父子送別，因而對父親的舉動不加認可；而敘述自我則以懺悔心來看待父子送別，因而對自己當時的表現極力否定，從而終結原債感和原任感多年以來的沖突，使自己從原憂感中解脫了出來。通過對語文教材中以上幾篇經典作品的解讀，可以看出，對回憶性散文“兩重敘述視角”這種特性的應有關注，可以使學生更好地領會作品的內涵，并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對文本的誤讀。亦即，對作品“怎么寫”的認識能夠有效幫助學生認識到作品“寫了什么”。因此，“兩重敘述視角”應是回憶性散文確定教學內容時不可繞開的關注點。

參考文獻

[1]王榮生.散文教學教什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2]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4]林筱芳.人在邊緣──楊絳創作論[J].文學評論，1995（05）．

作者:毋小利 單位:平頂山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