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思想評說管理論文
時間:2022-08-07 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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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魯迅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偉人。他們生活的年代遙遙相距兩千四百多年,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有著很大差異??鬃由钤诖呵飼r代,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會大變革時期(關于孔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形態,史學界尚無統一的說法,此處只依其一);魯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度,新民主主義革命蓬勃發展的時期??伤麄兌荚诟髯元毺氐纳鐣v史環境中成了超絕一時的、有杰出貢獻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影響最為深廣,他整理故國文獻,開創孔子學說,發展教育事業,規范民族道德意識、精神生活和風俗習慣,以至被稱為“圣人”、至圣先師,而今人則稱之為“是一個言行一致、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匡亞明:《孔子評傳》)魯迅是“五四”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誠如同志所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義論》”)。
孔子學說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經過附會和演釋,已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統治的精神支柱。歷代封建帝王和反動統治者不斷對孔子加官進爵,頂禮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來維系他們的專制統治。到了五四時期,中國誕生了一批接受資產階級現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積極投身于社會革新的熱血志士,也產生了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現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魯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擊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反對復古倒退的意義上講,“打倒孔家店”無疑是有巨大歷史功績的,但從當時運動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壞就一切皆壞的歷史唯心主義來看,對孔子學說全盤否定,又不無偏頗。當今時代,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探討如何評價孔子學說,探討魯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聯系與差異,是不無意義的。
一
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孔子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是把孔子做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貢獻的人物來評價的,不僅如此,還必須認真地總結、批判地繼承這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事實上,五四時期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就曾對孔子問題做過恰如其分的論述。他說:“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孔子與憲法》),“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的歷代時君雕塑之偶象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論理觀與孔子》)。堅持把問題提到一定歷史范圍之內來考察,明確地把孔子本人與歷代封建統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區別開來的觀點,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對當時和后來的文化運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魯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確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所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和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魯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著眼于孔夫子“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且介亭雜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著眼于“孔教徒怎樣使‘圣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華蓋集·馬上支日記》),著眼于歷代封建帝王賴以維護其統治的儒家的傳統——精神“麻痹術”(《墳·春末閑談》)。諸如,稱儒家傳統代表的“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宴”(《墳·燈下漫筆》);稱頑固堅持儒家傳統的國粹派為“現在的屠殺者”(《熱風·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對“業儒”的男尊女卑,“表彰節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墳·我之節烈觀》)的說教的揭露;對“圣人之徒”鼓吹“倫常”、恩養、“孝”、“烈”的批判;等等。對于孔子學說中,類似這些直接為維護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東西,也就是為歷代封建統治者吹捧、崇尚的東西,魯迅是深惡痛絕的。
魯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區分開來的,是把孔子學說中的消極東西和積極因素區別對待的。所以他對孔子本人的評價,還是較為心平氣和的,而且頗有同情之慨。這在魯迅的《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極為分明。孔子“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但后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追蜃铀懒艘院螅\氣也不見好,“種種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其實“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而每當權勢者“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實在可憐得很”??梢?,魯迅認為,孔夫子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處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魯迅在分析和評價孔子時,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進取”的精神。如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魯迅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對于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翱浊鹣壬巧钔ㄊ鹿实睦舷壬?,“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圣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這一段議論,固然含有對孔子“深通事故”的譏諷,但并不是對孔子其人全盤否定,孔子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談鬼神,是值得稱道的,所以魯迅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魯迅這段議論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筆法”,有貶,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魯迅曾論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說:“圣人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有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鬃佑玫氖?,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時,便求其次,即急于進取之人,又其次,為潔身自好者。這是非常明顯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對積極進取者也不反感。魯迅還認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滿于現狀,要加以改革”(《三閑集·流氓的變遷》),盡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對于孔子的勇于實踐的進取精神,魯迅是給予充分肯定的,他說:“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實行者”(《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
魯迅之所以對孔子的本人評價采取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是因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確實存著一定程度上的帶有遠見智慧,存在著積極向上的因素,存在著具有歷史生命力的東西,而這些又是孔子一生為之身體力行的。魯迅做為文化革命的偉人對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積極因素的肯定和認同,與他對儒家傳統的虛偽道德觀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豈只如此,魯迅做為有著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化素養的啟蒙主義思想家,還必然從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孔子學說中汲取營養,以為發揚傳統文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國春秋時期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獻整理家、文藝理論批評家。孔子的時代,中國古典美學理論尚處于萌芽狀態。孔子的美學思想也只集中表現在文藝的社會功能、藝術鑒賞與批評等幾個方面。
孔子十分重視文藝的社會功能,把文藝的社會作用概括為“興、觀、群、怨”。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里講的是“詩教”,把學詩做為一種審美活動。它涉及到了文學藝術的審美作用,包括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娛樂作用;而強調的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社會功利作用,從根本上來說是要使文藝為奴隸主階級統治人民服務;也包含了文藝作品不僅反映社會生活現象,還應反映自然現象,即“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樣一些文藝和現實的關系問題,體現了孔子文藝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成份。
孔子美學思想中的藝術鑒賞與批評問題,首先應提到他對《詩經》的評價:“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無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獻、鑒賞作品時的政治道德,維護奴隸主的統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評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溫柔敦厚”??鬃釉谛蕾p《韶》樂時,提出了“盡善盡美”的主張?!白又^《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這里涉及了孔子的音樂審美標準問題,“善”是指好的事情,“美”是指美德,都屬于道德范疇。是審美意識的體現。《韶》是歌頌先王德行的古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興奮到如癡如醉的地步,是因為他感到《韶》樂達到了“盡善”與“盡美”的統一。孔子在講到人的修養時,有這樣一段話:“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百|”是指人的內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質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養方面,達到本質和文采的完美統一。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文藝。孔子在文藝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上,既重視內容的決定作用,又不忽視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主張文質并茂,達到內容和形式的和諧統一。
孔子的美學思想,從本質上來說,是適應奴隸主貴族統治的需要的,這是它的消極面,但作為中國古典美學萌生期的產物,它又有積極的開拓創新意義。這對后世的美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是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的。就是魯迅,也從中受到過啟示。
對于魯迅的美學思想,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魯迅對孔子美學思想的貶抑和褒揚、認同之處略予說明。
魯迅對孔子美學思想貶抑的最突出之點是對“詩教”和“思無邪”的否定。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直接了當地指出:“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后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由于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對從孔子以來統治中國文壇兩千多年的“詩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出“思無邪”是束縛人們意志,禁固詩人感情的教條。魯迅還從文學發展的歷史高度,剖析了“思無邪”的嚴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頌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亦多拘于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確地表明了魯迅對孔子美學中消極因素的決絕態度。
至于對孔子美學的褒揚和認同,就比較復雜了。首先要說明的是魯迅的一些論述中,存在著對孔子文學作品及美學思想看法的矛盾現象。比如,魯迅出身的沒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為官,詩禮傳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時代就讀私塾,受的也是儒家傳統的文化教育,這是形成魯迅扎實的古典文學根底,熟知孔子學說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魯迅是承認的。他曾不只一次說到:“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墳·寫在“墳”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熟讀過的”(《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但是他又說:“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墳·寫在“墳”后面》)。這顯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來對“少看中國書”問題所做的解釋相似,是“時間和環境”(《準風月談·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爭的需要,并不表明魯迅對孔子學說的全盤否定。全面來看,對舊文學,包括孔子的言論和著述,魯迅的態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說:“我也認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準風月談·“感舊”以后(上)》),“因為新的階級及其文化,并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于對于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于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于舊文化也仍有所擇取”(《集外集拾遺·“浮士德與城”后記》)。關于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遺產,魯迅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即《拿來主義》,強調指出:“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闭_的態度是“占有,挑選”和創新。
上述對傳統文化批判與繼承的正確觀點,也表現于魯迅對孔子文學作品及美學思想某些方面的認同和褒揚。比如,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魯迅就對《詩經》做了客觀的評價。他認為“《詩》之次第,首《國風》,次《雅》,次《頌》”,“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風》《雅》中亦常有”,特別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他還舉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統治為內容的《大雅·瞻》為例,加以說明。屈原的《離騷》是魯迅頗為傾心的。在評價《離騷》時,卻說:“若其怨憤責數之言,則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可見魯迅對孔子整理古代文獻之功,及其刪定棄取的標準是有所肯定和認同的。所以后來談到孔子編定的《尚書》中仍保留“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樣的憤恕詛咒夏要桀的文字時,魯迅說:“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閱’之后,竟沒有刪,還說什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為可惡”(《花邊文學·古人并不純厚》),又一次表明了對孔子審美標準的贊許。魯迅還曾指出;《詩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雜文·從幫忙到扯淡》)。把魯迅對《詩經》的評價,前后聯系起來,又不難看出,這里是包含著對內容和形式,對“文”與“質”的全面要求的。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學思想中重社會功利性,“盡善盡美”、“文質彬彬”的影響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對孔子文學作品和美學思想采取“拿來主義”,為我所用的做法,在魯迅是十分明顯的。正如魯迅所說:“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當然包括孔子編定的及記載孔子言論的書——筆者),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墳·寫在‘墳’后面》)。魯迅說得確確實實,“是的確的”。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單是魯迅雜文,對《論語》、《詩經》中語句的引述,就有近百處。引述方式,有的因其意而用之,有的反其意而用之,有的用字面上的意思,有的加以發揮,有的表明態度。比如,1933年,魯迅在駁斥某些人對手無寸鐵的北平大學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能“赴難”的指責時就引述了《論語·子路》中的話,并表明了作者的態度:“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⒉蝗莘桌戏蜃?,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又比如,《清明時節》一文,魯迅以引述《論語·為政》中的語句作結:“‘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單是掃墓救國術沒有靈驗,還不過是一個小笑話而已。”春秋末期,奴隸主統治瓦解,新興地主階級不再服從周禮,不祭奴隸主,魯國季孫氏不祭文武周公而去祭泰山之神,就是突出的例子。孔子對此頗為不滿,說這是“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魯迅這里引述孔子之言,諷刺了當年國民黨官員跑到陜西祭掃文武周公和漢武帝陵墓的騙局,收到了古為今用的良好效益。類似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贅述。
魯迅對孔子學說中消極因素的批判是嚴厲的,對其積極因素的拿來、承繼、發揚也是自然的,合乎規律的。魯迅與孔子學說的關系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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