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形象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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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小說《故鄉》是初中語文的傳統教材，小說主要寫了三個人物：閏土，楊二嫂和“我”。在課堂教學中，不少語文老師往往只注意對閏土這個人物的分析，卻忽略對楊二嫂這一形象主題意義的開掘。

主題是通過人物形象展現的。在《故鄉》這篇小說中，重點寫了“我”童年時代和少年閏土的愉快的交往以及20多年后“我”回到故鄉與閏土重逢的場面。通過閏土20多年前后的巨大變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國農村破產的悲慘景象，揭示了廣大農民生活痛苦的社會根源。這個主題顯然是魯迅小說的主要視角。但是，如果我們僅僅認識到這一點，肯定是不夠的。如果說閏土的命運代表了20世紀初中國廣大貧苦農民的共同命運，閏上的遭遇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社會現實的話，那么楊二嫂這一形象則是另一群破產者——城鎮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運和遭遇，從城鎮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當時社會經濟的衰敗、蕭條和沒落，反映了社會破產的廣泛性。從而，楊二嫂的形象在更深的層面上開掘了《故鄉》的主題。

當年的楊二嫂，在“我”的印象里顯然同20余年后重新見到的楊二嫂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從前的她，年輕美貌，“擦著白粉，顴骨沒有這么高，嘴唇也沒有這么薄，而且終日坐著”，是這個小鎮上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而今，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竟然變成了凸顴骨、薄嘴唇、“張著兩腳，活橡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且又尖嘴利舌、自私庸俗貪利的丑老太婆！這是多么驚人的變化！與閏土的巨大變化相比，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小說通過這兩個主要人物的巨大變化，透視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閏土的變化在小說中可以找到比較明確的答案：“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的他像一個木偶人了”。但是，促使楊二嫂產生巨大變化的原因何在呢？似乎年紀大了，“人老珠黃”是唯一的原因。上課的時候，許多學生就是這樣回答的。在小說的情節表層中確實找不到更深層的理由。然而，只要我們引導學生運用自身已有的政治、歷史常識深入分析，就不難知道，楊二嫂這個小市民的命運與閏土這個破產農民的命運，本來就有著內在的、必然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尤其在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的主要經濟命脈是農村經濟，農村經濟的破產無異于釜底抽薪，勢必導致城鎮經濟的破產。閏土們“拆了本”，”收成又壞”，口袋空空，楊二嫂們自然也做不了小本生意，自然也無法維持自己的生計。這樣的故事，我們在《春蠶》《多收了三五斗》《林家鋪子》等小說中已經不只一次看到過了。沉重的壓力使閏土變成了未老先衰的木偶人，畸型的艱難生活自然也會將昔日美女楊二嫂變成“辛苦恣睢”的丑女人！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小市民都擺脫不了貧窮、破產的命運。

作為思想戰士，作為先驅者，魯迅時常感到孤軍奮戰的苦悶與寂寞，“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即使回到久別的故鄉，這寂寞仍然像大毒蛇一樣緊緊地纏住“我”。而揭示人與人之間可悲的“隔膜”，正是《故鄉》主題的另一重要視角。這種可悲的“隔膜”像一道“厚障壁”隔斷了“我”和少年時代的朋友閏土的心靈溝通。閏土的一聲“老爺”使“我”打了個寒噤，使“我”感到“非常悲哀”。而在此之前，“我”和楊二嫂不期而遇時，楊二嫂一番尖酸刻薄的胡言亂語，對“我”來說，更是匪夷所思：

“啊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臺大轎，還說不闊？嚇，什么都瞞不過我！”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錢……”

二十多年疲于在“辛苦輾轉”中“掙命”的“我”，對于這樣不講理的胡話除了“無話可說，還能怎樣呢？！當然，這種可悲的“隔膜”決不是閏土、楊二嫂和“我”之間先天就有的，我們本來是很“一氣”的，比如這樣的話：

“可惜正月就要過去了，閏土須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里，哭著不肯出門……”，“不認識了么？我還抱過你呢！”

這種“隔膜”，是舊中國特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造成的，是閏土、楊二嫂們在現實生活中飽受階級壓迫、政治統治、經濟剝削的深刻反映，魯迅在《故鄉》中所表現的對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的悲哀，正是對造成這種“隔膜”的社會制度的強烈憤恨和尖銳批判。也正因為如此，閏土和楊二嫂的形象才更具有現實主義的強大穿透力。

閏土和楊二嫂無疑是一把劍的雙刃，在《故鄉》的主題顯示上，具有同等的力度。魯迅將找尋閏土和楊二嫂身上失去的東西的期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寄托在新的時代，宏兒、水生乃至楊二嫂的后代，正是走向這個新時代的一代新人。魯迅熱切地希望他們將過上親密友愛的新生活，并愿意為這一代新人去開辟前人尚朱走過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