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文化分析論文

導語：軍事文化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以來，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悄然興起，軍事領域中的文化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內容。什么是文化分析?它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分析的當代價值是什么?當前條件下堅持文化分析應加強哪些方面?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把握改革開放以來軍事研究的脈絡及特征，推進軍事研究的健康發展。

(一)

文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范疇，具有多種涵義。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一書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義達166種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樣性、復雜性可見一斑。我國學者對文化也持多種見解，但從主流來看，大都從思想、精神層面來理解其內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并反作用于實踐的社會觀念體系，主要包括神話、藝術、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學、哲學等要素。所謂文化分析，從廣義上說，指的就是從上述要素或要素整體與軍事活動的關系出發，通過考察和分析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來認識和理解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的一種研究方式。

根據上述對文化分析的理解，通過考察軍事思想發展史，可以發現，在軍事研究過程中，文化分析與經濟分析一樣，是人們觀察和透視軍事活動的一種古老的、同時又具有普遍意義的認識方式。人類最初在神話中描述戰爭的進程，表達自己對戰爭的感受和領悟，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樸素的文化分析。藝術、道德、宗教、科學等眾多文化要素既是人們創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們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軍事活動的一個個獨特視角。其中，道德和宗教與社會生活和軍事活動的聯系更為緊密，因而更為人們所關注，成為古代軍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兩個基本方面。從道德文化來看，早在商周之際，人們就開始考察道德與戰爭、軍事之間的關系，從道德視野來解釋軍事活動中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以仁為勝”的戰爭指導思想以及“以禮治兵”的治軍思想。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思想體系的完善及其在社會生活和軍事活動中的作用的增強，人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諸如“仁、忠、孝、禮、信”等道德范疇點綴在軍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間，展現著從道德視角剖析軍事問題的認識傳統。從宗教文化來看，早在階級社會初期，人們就從宗教世界觀出發，探討戰爭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戰爭根源論，這種觀點成為夏、商、周三代占主導地位的理論觀念，并對以后的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宗教分析在古希臘、古羅馬也曾占據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紀得到進一步強化和鞏固。在中世紀，宗教神學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為觀察一切現象的基本認識形式。人們從宗教出發，解釋戰爭的起源、根據以及軍隊建設的法則。長達兩百多年的十字軍戰爭、持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波蘭條頓騎士團戰爭以及胡斯戰爭等都被視為宗教戰爭。對英法百年戰爭、意大利戰爭的分析也常常被納入宗教視野。這種分析方式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許多觀點中找到其思想印記。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沖突論”以及把“9·11事件”歸結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戰爭的觀點，雖然在論述中運用了大量的現代社會材料，但從其思想實質來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中世紀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兩個鮮明的特征：第一，從文化要素而不是從文化整體出發來分析和研究軍事問題；第二，與經濟分析或技術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軍事活動規律的更為根本的方法。這兩個特征在近代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第一個特征的變化來看，近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導傾向不是從文化要素而是從文化整體出發來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即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分析。這種變化，從理論根源來看，與文化人類學的興起密切相關。

粗略地說，文化人類學萌發于16世紀，形成于19世紀初葉。這門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文化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發展歷程、比較不同社會間的差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商業資本輸出等一系列活動中，接觸到了許多不同于他們的種族和民族，為了認識這些種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思維習慣，僅僅通過分門別類地分析該社會的神話、藝術或宗教等意識形式是難以達到的，它需要一種把這些文化要素統一起來的綜合性概念及思維手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近代科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這一概念及方法運用于軍事研究。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婦在其《文化的變異》一書中，就曾從文化視角分析和探討戰爭問題，給人以諸多啟示。美國的另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羅思·本尼迪克特，則不僅注重對軍事、戰爭進行文化分析，而且還運用其研究成果干預政府決策。她曾給美國政府遞呈過“日本文化的一些類型”的調查報告，認為日本文化適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軍事占領的管理方式，這一建議對于戰后美國選擇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她根據調查報告寫成的《菊花與刀》一書，也因此成為文化人類學名著，從文化視角分析戰爭、政治問題的力作。

從文化整體來觀察和分析戰爭、軍事的認識方式，在中國近代軍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廣泛運用。中國近代軍事研究從方法論來看，經歷了由技術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轉換。在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的官員、學者主要從技術、物質層面思考軍事問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之所以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堅船利炮，于是有了“師夷之長技”的思想和洋務運動的實踐。經過33年洋務運動的武裝，我們有了堅船利炮，當時中國海軍艦隊的噸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戰爭中又敗給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艦隊。這樣，人們開始把思考的視角轉向制度、文化層面，認為軍事上的失敗主要不在于技術及武器，而在于制度與文化。中國要想實現軍事上的真正振興，必須進行制度與文化的變革。這種從制度、文化層面對軍事問題的透析，深受國學大師梁啟超的贊賞。

從第二個特征的變化來看，近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現了一種越來越強的價值趨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的最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種方法中的一種重要方法。造成這種變化的理論根源是唯物史觀的出現。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視為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們把文化看做是社會的靈魂和核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用這種歷史觀及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分析來認識軍事活動，不可能深刻地揭示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與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不同，唯物史觀從社會生產出發，揭示了社會的基本結構及發展動力。唯物史觀認為，文化不是社會結構中的最本質的內容，它只是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層面，文化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它只是社會合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科學地闡述了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為建立科學形態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科學形態的文化分析得以產生，成為人們正確認識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為觀察和認識軍事活動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了忽視和冷遇。從1949年至1978年間，我們沒有出版過一本文化學或文化史著作，從文化視角考察軍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龐樸同志的說法，出現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觀，認為唯物史觀只講經濟、政治，不講文化。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軍事活動中的作用的日漸增強以及社會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復興。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界、軍事理論界曾圍繞文化與軍事的關系問題進行過一系列的主題討論，主要涉及到以下內容。

一是文化與戰爭根源。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圍繞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展開。亨廷頓把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認為未來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這一觀點幾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經，在許多國家引起了關于文化與戰爭根源問題的討論。圍繞這一論題，我國學者在幾年內發表了數以百計的介紹、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達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和立場。二是戰略與思想文化。學者們討論這一問題的視野非常寬廣，既有對世界多元文化與多極戰略格局的宏觀思考，又有對國家軍事戰略與其民族文化關系的微觀探析；既分析了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等一些美洲、歐洲國家傳統戰略思維形成和發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討了印度、日本、東南亞各國等一些亞洲國家的文化傳統對其戰略思想的影響與作用；既思考了中國古代戰略思維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戰略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深厚的民族優秀文化底蘊。三是文化與新時期中國軍事發展。學者們發表了大量文章，從不同側面分析新時期文化與戰斗力的提高、訓練效能的增強、軍事理論的創新、高素質人才的培養等關系，闡述了軍隊建設中加強精神文明或先進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可見，90年代以來，文化分析已經成為軍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拓展和豐富了這一時期軍事研究的內容及空間，而且對于推動未來軍事研究的深化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們認清軍事活動中科學文化的作用，準確地把握新時期軍事發展的脈絡及特征，并制定相應的策略與原則。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科學文化出現了迅猛發展的趨勢。它催發了高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引起了軍事活動的一系列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發展成為一場軍事革命，從而給世界軍事發展帶來了廣泛影響。在這場軍事革命中，文化及技術不僅直接推動了武器裝備的精確化、智能化及系統化發展，而且在編制體制、作戰方式、軍事理論、教育訓練等各個方面的變革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軍事領域的一系列變革正在引起軍事形態的變化，盡管人們對這一新的軍事形態尚未形成統一看法，如有的稱之為信息化軍事形態，有的稱之為知識化軍事形態、智能化軍事形態，但人們都認識到當代科學文化及高技術的發展，是產生新的軍事形態的基礎。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戰爭》一書中認為，文化知識正在成為軍事戰斗力的核心資源，未來戰爭將是以文化知識為基礎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識戰略為指導的、以知識戰士為作戰主體的新型戰爭。可見，科學文化在當代軍事變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缺乏或忽視文化分析的視角，看不見或低估科學文化的作用，就難以全面認識當前軍事發展的基本特征及趨勢并做出科學的應對決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們認清軍事活動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爭的艱巨性、復雜性，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保持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思想文化屬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階級、國家的政治意識及價值追求的理論反映。如果說科學文化帶來了武器裝備等因素的變革和進步，決定著軍事活動的水平及效能的話，那么，思想文化則帶來了軍隊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變化，決定著軍事活動的性質和方向。正因為思想文化在軍事活動及軍隊建設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成為敵對雙方相互對抗的“軟肋”。考察近代以來的世界軍事史可以發現，軍事活動中思想文化的滲透與反滲透、擴張與反擴張始終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斗爭的一條重要戰線，而且這種沖突與斗爭隨著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出臺，經濟全球化的展開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現出越來越復雜、加劇的態勢。美國的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書中對這種思想文化沖突與對抗的景象作了詳盡的描述與分析。這種狀況要求我們堅持文化分析視角，大力研究新時期軍隊思想文化建設的特點及規律，切實加強思想文化建設，警惕和防止西方國家思想文化的滲透與侵略，保持我軍建設的正確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們反對軍事認識中的“唯武器論”思潮，認清和發揚我軍注重先進文化武裝的優良傳統，增強新時期軍事斗爭準備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戰之后的幾場局部戰爭中，高技術武器裝備顯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國更加注重武器裝備建設，同時也為“唯武器論”思潮的復蘇提供了契機。在美國軍事革命的討論中，有一批頗有影響的“新技術論者”。他們把戰爭的勝負歸結為武器的質量及武器裝備系統的優化程度。這種觀點在我國軍事認識中也有所反映，認為我軍武器裝備落后，在未來戰爭中難以取勝，因而對新時期軍事斗爭準備信心不足。我們承認，先進武器在戰爭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進武器只有與掌握了先進科學文化及技術、先進的思想文化的軍人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并保持正確的使用方向。戰爭從來就不僅僅是武器與武器之間的對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綜合力量之間的較量。我軍具有在注重發展武器裝備的同時，注重文化建設并用先進文化武裝官兵奪取勝利的優良傳統。堅持文化分析，對于認清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反對軍事認識中的“唯武器論”思潮，在大力發展先進武器的同時，加強文化建設，提高綜合實力，做好新時期軍事斗爭準備，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三)

十幾年來，我們在對軍事問題進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推進了軍事研究的發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一，從文化分析的理論基礎來看，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方法論研究，不斷總結馬克思主義者運用科學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決軍事問題的寶貴經驗和理論成果。唯物史觀是科學的歷史觀，也是科學的歷史認識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為我們提供了科學的經濟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時也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不僅創立了科學形態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還運用這種方法研究和認識軍事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恩格斯關于文化素質與軍隊戰斗力之間關系的分析，列寧關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軍隊的論述，關于進行戰爭中的政治文化動員的思想，鄧小平關于精神文明建設與軍隊建設關系的論述，以及關于大力發展先進文化確保打贏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論述等，對文化在軍事活動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學說明。他們的研究視域非常廣闊，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則、文化與戰爭動因、文化與軍事力量、文化與軍事戰略構想、文化與軍隊建設、文化與軍事理論創新、文化與作戰指導、文化與作戰方式等許多方面。認真挖掘、系統總結這些思想，既是軍事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對于我們堅持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而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顯然是不夠的，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二，從文化分析的范圍來看，要進一步拓展文化分析的空間，使之貫通在軍事研究的各個方面。從這些年的研究狀況來看，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幾乎全部集中在對一些戰略層面的問題的思考上，比如戰爭與文化的關系、軍事戰略與文化的關系等等，而對戰役、戰術層面的問題則關注較少。文化是社會三大結構的一個基本方面，它與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一樣，也是軍事活動的一個基本平臺。軍事活動，大至戰爭行為，小至單兵對抗，上至元帥將軍，下至士官列兵，都離不開文化的制約與影響。文化與軍事的這種關系，決定了文化分析方法不僅能夠用來分析和研究全局性、戰略性問題，而且也應當用來觀察和分析局部性的戰役、戰術問題。當今，軍事活動中的文化因素日顯突出，文化的作用日漸增強，這一特征也鮮明地反映在戰役、戰術活動中。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及指揮手段對戰役的組織、實施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而先進飛機的駕駛、導彈的發射等戰術、技術動作也包含著更高的文化含量。在這種情況下，在從專業視角、技術視角考察和分析戰役、戰術問題，加強文化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從文化分析的方式來看，要注重微觀分析，揭示文化與軍事領域各要素及其過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在以往的軍事研究中，文化分析大都立足于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考察時代的文化狀況及其發展與該時期軍事活動的存在及發展狀況之間的關系。這種分析方式猶如頂峰觀林，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文化與軍事之間歷史的、整體性的聯系，但卻缺乏對細節的分析。文化是社會的觀念體系，它的實質是知識、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統一。社會文化通過被學習和消化，調整、改變著人們的由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構成的“文化認識圖式”，“文化認識圖式”是社會文化作用于軍事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當然，社會文化作用于軍事活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包含一系列中介環節，“文化認識圖式”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哪些環節和要素，其具體作用如何，都是需要研究的。我們只有把兩種分析方式統一起來，在進行宏觀分析的同時加強微觀分析，才能不斷深化宏觀分析的認識成果，為制定科學的文化建設措施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