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程教學目標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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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1991年上海市《全日制九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為例，介紹了我國大陸現階段中小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目標，從三個方面分析了教學目標所體現的教育思想、心理學原理，并通過與我國古代和現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一些簡單比較，就我國現階段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優勢和不足提出了一些粗淺的看法。

［關鍵詞］中小學教育；語文學科；課程標準

［中圖分類號］G63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649（2003）01－0091－03

語文教學目標，是指通過語文教學活動所要達到的境地或標準。自古以來，圍繞語文教學目標問題出現過多次爭論，這些爭論大多數與社會政治和傳統文化觀念有關。古人重視“文以載道”，道為主，文為輔。近代以來，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文與道的兼容、排斥、孰輕孰重等方面。進而由此引起了語文教學思想、課程設置、教學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許多爭論。到了20世紀90年代，語文教學目標特別是中小學語文教學目標及其相關問題的討論意見出現了靠攏靠近的發展趨向。1991年上海《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學科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程標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過對上海《課程標準》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作者對近十多年來我國中小學語文教學目標反映出的教學思想的幾點看法，僅供討論參考。

一、在語文教學的性質方面，強調思想性和工具性并存，工具性為主，思想性為輔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家教委先后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初審稿）》。這兩個大綱都提出了“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強調在掌握語言這一工具的同時，應通過語文教材的學習，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與文學熏陶。上海《課程標準》可以說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

首先，《課程標準》從教學目標到教學內容、教學要求、教學方法、教材選編等各個環節，反映了工具性和思想性并存這一教學思想。在總述“教學目標”時提出三個層面的要求，一是必須使學生具有讀、寫、聽、說的基本能力；二是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三是必須重視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在“教材編選”部分明確指出：“語文教材是傳授語文知識、培養語文能力、進行思想教育的主要依據。教材編選必須有利于全面完成學科教育目標規定的任務”。在“教學組織和教學方法”部分則強調，必須“按文悟道，以道解文”，“忽視思想教育的語言文字教學和脫離語言文學教學的思想教育，都有礙于語文教學目標的實現”。這種文道并存的教學思想充分考慮了語文學科的特殊性（“語文是思想性、實踐性很強的工具學科”），既是對我國傳統語言教育觀的繼承，也是對單一強調思想性（如“”中語文教學基本上是“語錄”教學）或單一強調工具性的否定。

其次，《課程標準》在體現文道并存的同時，強調文為主，道為輔。在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實際上是“大語文教育”，即把文、史、哲、經合為一體，使語文教育與倫理道德教育、經典哲學教育、政治歷史教育等相融匯。且古人重“道”輕“文”，所謂“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以貫道”等都是說“道”是根本的，而“文”則是用來闡釋及傳播“道”，人們也必須通過“文”來理解“道”。這種重“道”輕“文”的教育觀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表現了它的適應性和合理性，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特別是近代隨著學科門類的不斷分支和細化，重“道”輕“文”則成為語文教學發展的障礙。畢竟語文課不是思想品德課。語文教學須以掌握語言的基本技能和基礎知識為主要目標。思想品德教育在語文教學中只能是輔助性的，其主要渠道應依靠思想品德課來完成。縱觀《課程標準》，雖然對語文教學的“思想性”提出一定的要求，但著重強調的還是其“工具性”──即對語文基本能力的要求。在“教學目標”部分，總目標中首先強調的是要使學生具有讀、寫、聽、說的基本能力，六項具體目標中則全部是對語文基本能力和基礎知識的要求，為什么沒有提出思想教育？根據我的理解，思想教育作為語文教學的輔助目標，它只能在給學生進行基本能力基礎知識的傳授過程中，通過教材內容進行潛移默化地滲透，否則就會喧賓奪主，沖淡語文教學的“工具性”功能。這種對語文教學性質“文道并存，文為主、道為輔”的詮釋，我認為比較符合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和語文教學的規律性，無論是和傳統的重道輕文比較，還是和建國后曾出現的以道代文（純“思想性”）、以文代道（純“工具性”）比較，這種觀點都更具有先進性、科學性。

二、在教學目標和教學組織中，強調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

《課程標準》“目標”部分指出：“語文教學必須重視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組織學生進行觀察、想象、聯想、記憶、分析、歸納、比較、質疑等思維訓練”。在“教學組織和教學方法”部分要求：“語文教學要培養泩的思維能力，促進語言和思維的統一發展，要指導學生在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過程中，把握思維的途徑、方法、鼓勵獨立思考，倡導質疑探究，允許發表不同見解，培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發展學生的智力”。“必須防止出現以教師分析代替學生閱讀、理解、欣賞的‘滿堂灌’、‘滿堂問’的教學狀況。”《課程標準》將發展學生思維能力作為語文教學的重要目標來提出，反映了現代教育注重開發人的智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培養人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一個發展趨勢，和傳統教學有著很大的差異。我國傳統的語文教育強調記憶、從啟蒙教學開始就要求學生背誦記憶教材。而這種記憶又大多表現為被動的：“機械記憶”，培養出的學生往往成為滿腹經文的書呆子，只知背誦“趙、錢、孫、李”和撰寫“八股文”，對知識的靈活運用則知之甚少。從心理學角度講，鼓勵學生分析問題、解決一等并享受問題解決后的樂趣，更符合少年兒童的心理特點，有利于提高學習效率。從社會需要來看，學習的目的在于應用，學生在校學習不僅是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掌握應用知識的能力，將來更好地適應社會，為社會服務。因此，《課程標準》所反映出的重視開發學生思維能力的教育思想，從理論上講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和西方教學模式比較，我國在這方面是強調的多，具體教學過程中則實施得遠遠不夠。這可能與我國傳統的教育思想和延續至今的應試制度有很大的關系。有人提出，為什么中國“奧林匹克”競賽得獎多，則諾貝爾獎一項也拿不到？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三、在教學進程方面，注意學生的年齡差異，依照學生的心理成長規律循序漸進，逐步提高

不同年齡的學生有不同的心理發展特點，這種特點對他們的學習能力和表現有較大的影響。教學內容和手段低于年齡段要求，學生就會感到“吃不飽”；超越年齡段要求，學生則感到“吃不了”。《課程標準》在實施教學進程中，對此作了充分的考慮。如考慮到小學生記憶力強，但思維能力較弱的因素，將小學的重點放在識字寫字方面（要求認識2500個常用漢字），而在讀、寫、聽、說方面僅作一般性的要求。針對初中生抽象邏輯思維較好，感知較精確，理解能力增強，觀察較細微全面的特點，將學習的重點逐步由識字寫字（在小學2500字的基礎上增加到3500字）過渡到閱讀、作文、聽說話和基礎知識的掌握方面，這種因年齡不同特點安排教材內容的教學思想是對我國傳統和近現代語文教育觀的繼承、批判和發展、古代很重視“因材施教”、“學思結合”、“循序漸進”，但教學內容過于簡單。啟蒙教育對語文的要求基本上是識字教育，以背誦記憶《千字文》、《三字經》及《百家姓》為主要教學目標；啟蒙后教育則以“作文”為重，而忽視閱讀、欣賞、聽說等方面的教學，到了近現代，隨著語文學科的細化和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發展，語文教學進程中比較強調年齡段的不同要求。但內地和香港比較，內地將語文和文學合為一科，融知識、趣味、情感于一體，可能更符合少年兒童心理成長規律；香港將語文和文學分科設置，也許會使語文學教學出現枯燥的情況，影響教學效果。當然，我國近時期的語文教學內容安排亦有不完善之處。如小學語文課程任務過重，內容偏深；中學語文課統得過死，忽視青少年語文能力的訓練。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借鑒西方基礎教育注重人性化教育的作法，將基礎知識教學和能力訓練，根據學生不同年齡段的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如小學階段的教學以識字和基礎知識的掌握為重點，中學階段則可以給學生一個“異想天開”、充分發揮創造性和能動性的自由空間，將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的創作能力應用能力方面，這樣可能更符合少年兒童在不同年齡的心理、生理需要。

總之，從古至今，教育界對語文教學目標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語文教育理論在爭論中不斷走向成熟，語文教學實踐在爭論中不斷走向完善。到了上世紀末，教育界對語文教學目標的認識趨于一致，語文課程設置、課程組織、教材選編等也一方面體現了教學目標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運用新的教學思維和手段來保障教學目標的實現。通過分析比較，我認為，我國現階段對中小學語文課程教學目標的定位比較準確，且在課時安排、教材選用、教學手段等方面與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表現出的基本國情是相符合的。但從發展的眼光看，我們的理論還有待創新，我們的實踐還有待改革。例如：在教育制度方面，應試發展和以高考為目的的辦學導向如不改變，語文教學目標就無法全面實現。在教育思想方面，我們必須全面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教育理論研究成果，敢于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特別是要克服重視基礎、忽視能力，只看眼前、不顧長遠等錯誤傾向，用科學的思想理論指導我們的教學工作。在教學方法和手段方面，應加強實踐性的教學環節，并重視圖片、幻燈、錄音，錄像以及電腦、網絡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的運用。

當然，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和發展的條件下辦好中小學教育，這是一個大的研究課題，也是提高中小學語文教學效率的最根本的前提條件。我們在企望中小學語文教學改革的同時，更企望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使全面實現中小學語文教學目標具有可靠的保證。

［參考文獻］

《中國語文教育》（香港公開大學“教育碩士學位”課程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