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與淮南子關系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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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文子》以“老子曰”開篇是貫通全書的特色，也是竹簡《文子》和今本《文子》的關鍵性差別之一，這里的問題在于“老子曰”出現的時間。

王利器先生認為，《文子》一書添加“老子曰”字樣，蓋自開元年間始也。他的證據是日本古鈔本《群書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張國刻末，其引文自章頭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樣。而唐玄宗時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現。

筆者認為，“老子曰”這種格式的出現是比較早的。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北魏李暹為“文子”作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證文子與計然是孑然不同的兩個人，而李暹《文子傳》所言文子“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為主的形式以及為十二篇的結構正相吻合，《郡齋讀書志》又曰：“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歟？”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個新的《文子》而又借為“文子”立傳來掩人耳目呢?無論如何，李暹所見到的《文子》已經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說，“老子曰”與“老子遺言”互為注腳，無可辯駁，它出現的下限，應該是李暹見到《文子》的年代。《郡齋讀書志》中說：“李暹師事僧般若支流，蓋元魏人也”。《群書治要》本為各種書籍的節錄和摘要，把那些明顯不屬于《道德經》范圍的內容收錄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樣最自然不過。

曾達輝先生認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異本，到唐代天寶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經》後，老子語錄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筆者深以為然。李唐王朝在很長時期內以道教為國教，唐太宗尊老子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為《通玄真經》之外，還把《文子》和《老子》、《莊子》、《列子》一道列入科舉教育體系，并置博士、助教、學生員講習這些經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極大關系。

還有些學者通過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馬王堆帛書本甚至郭店竹簡本而證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對應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話，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話，只不過個別字詞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關鍵的語詞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沒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會造成上下文的脫節，由此更可以證明今本《文子》的抄襲。

五、關于《文子》被引用的問題

筆者一直以為《淮南子》也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內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導的先秦至漢初思想資料的匯編，很多內容在《老子》、《莊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甚至《論語》中找到源頭。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可以發現竹簡《文子》和《淮南子》之間的一些直接關系。

0198以壹異，知足以知權，疆（強）足以蜀立，節□

竹簡《文子》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財,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茍免,見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素書·正道》

茍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誅。

《說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茍免，見利不茍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訓》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茍免，見利不茍得，人豪也。

《文子·上禮》

這些材料相互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淮南子》綜合了多種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現了幾處紕繆，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異”，其次是“豪”、“杰”的順序顛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虛詞的省略等細節上的差異。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權”和竹簡《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強足以獨立”。這種情況說明今本《文子》和竹簡《文子》異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卻是同大于異，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三者之間的關系。

我們還需要考慮一種情況，就是0198號竹簡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內容，而是類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樣，它的內容為《淮南子》所部分稱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還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

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十）中列舉了《文子》被諸多文獻所“取”的情況，李學勤先生業已指出，這些古書都沒有明說征引《文子》，究竟是誰襲取誰，難于證實。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為大家所共用。然而，參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較，并核實其他的文獻，我們發現今本《文子》對《淮南子》的抄襲是難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王氏認為《荀子》取之。

這句話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節，該章共有92小節，其中前16小節完全見于《淮南子·說山訓》，后面的76小節完全見于《淮南子·說林訓》。《淮南子》的材料來源眾多是公認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絕大部分都變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這句話在《荀子·勸學》、《大戴禮記·勸學》和《史記·龜策列傳》都出現過，這些文獻中“珠生淵”都寫作“淵生珠”，《淮南子·說山訓》和《荀子》、《大戴禮記》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沒有。但是《淮南子·說山訓》最后的結論：“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連續的兩節（也可以看成一節），只是個別文字不同。這種情況說明，今本《文子》的抄襲在上下文的對比和多種文獻的參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認為鄭昌取之。

《漢書·蓋寬饒傳》：記載鄭昌上書頌寬饒之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鹽鐵論·崇禮》記載賢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風俗通義·正失》：“《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王利器《鹽鐵論校注》：“《鹽鐵論》載此文，以為出自《春秋》，當是《春秋》的今文家說。漢人引傳，往往冠以本經的名稱，這是當時的通例。”《鹽鐵論》的編定和蓋寬饒的活動時期都是在漢宣帝時期，《鹽鐵論》的編者桓寬又是治《春秋》的專家，（見《漢書·鄭弘傳·贊》）他所指出的出處應該是非常可靠的，換言之，鄭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話。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認為枚乘取之。

《漢書·枚乘傳》枚乘諫吳王之言“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說苑·正諫》中被完整引用，流傳極廣。《淮南子·泰族訓》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卻是抄襲了《淮南子·泰族訓》。因為“銖銖”、“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訓》是單聲詞，在《文子·上仁》也是單聲詞，《文子·上仁》中的這句話以及《上仁》中的這一章完全見于《淮南子·泰族訓》。其中，《淮南子·泰族訓》有關章節中的孔子之語和黃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當成了“老子曰”的內容，而《淮南子·泰族訓》所引黃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等內容又見于《呂氏春秋·應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訓》是引用《呂氏春秋·應同》，而《文子》則是直接抄襲了《淮南子·泰族訓》，并作了篡改。

“譬若積薪燎，后者處上”（《文子·上德》），王氏認為汲黯取之。

《漢書·汲黯傳》記載汲黯對漢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后來者居上。”

顏師古《漢書注》已經指出這句話是出自《曾子》的，王應麟認為汲長孺學黃老之言，用《文子》之語，顏師古注應當重新考慮。而王先謙認為顏師古注應當是有依據的，不能因為世傳《曾子》沒有這句話懷疑顏注。李學勤先生補充說，這句話也見于《淮南子》，汲黯所說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這段與《淮南子》對應的文字中，我們同樣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鐵證。

老子曰學于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無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后者處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繆稱訓》

“老子曰學于常”一個“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論，“觀影而持后”在《列子·說符》中是子列子學習壺丘子林的內容，在《淮南子·繆稱訓》中同樣保留了“列子學壺子”的字樣，在今本《文子》中卻被一起作為“老子曰”的內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治者”在《淮南子·繆稱訓》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聯系上下文，當然是“心”字是而“身”學非。不是抄襲又是什么呢？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文子·上德》），王氏認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對策》曰：“古人有言，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董仲舒傳》，《漢書·禮樂志》“退”作“歸”。）《淮南子·說林》：“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而織網。”這句話顯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說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話沒有根據。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文子·道德》）王氏認為魏相取之。

《漢書·魏相傳》記載魏相元康年間上書諫出擊匈奴：“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說是出自《文子》，和竹簡以及今本都大體一致。《吳子·圖國》也把起兵的性質分為五鐘：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歷，天下莫之敢當”之語，其中的“五兵”是五種兵器。但《文子》所講的“五兵”的具體內容，又不見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認為王吉取之。

《漢書·王吉傳》記載王吉上疏諫昌邑王劉賀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這句話又見于《淮南子·泰族》，說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話也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該章內容以及與之連續的第一章的內容，幾乎完全見于《淮南子·泰族訓》，語句的順序都毫厘不爽，我們只能說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訓》。

《文選》（卷四五）引班固《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認為是班固取自《文子》。

這句話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權”一般就是屬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之語，又見于《淮南子·修務訓》，和班固所言主謂顛倒。也就說，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于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圣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

《淮南子·修務訓》

對比一下以上兩段文字，就可以發現，還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修務訓》，把《淮南子·修務訓》中的兩層意思變成了一個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務訓》中明確說：“聞傳書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襲又是什么呢？

《漢書·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王氏認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之語，《淮南子·繆稱訓》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實際上，《文子·下德》有關章節的內容和《淮南子·兵略訓》中的部分內容相對應，還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襲痕跡，《漢書·刑法志》討論“文德”與“威武”的關系，文意順暢，即使是引用了有關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樣“專心”地抄襲《淮南子》。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王氏認為《越絕》、《劉子》取之于《文子》。

傳世本《文子·微明》“厭”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太平御覽》卷七三八引為《尹子》之語，《太平御覽》卷四五九及《藝文類聚》均引為《晏子》之語，“甘”并作“不甘”。這句話不見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處，是難以確定的。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符言》）王氏認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漢明帝劉莊皇后馬氏，《后漢書·皇后紀》記載建初二年，明德馬皇后報漢章帝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符言》該章主體內容完全見于《淮南子·人間訓》，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于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與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間訓》

《淮南子·人間訓》是討論“三危”的問題，并舉了大量例證，文意連貫，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沒有，而提出了“譏、危、微”的問題，《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樣可以證明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

《三國志·吳·陸抗傳》：“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王氏認為陸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禮》：“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這禽無數。”與《淮南子·兵略訓》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訓》內容豐富，主題突出，前后連貫，申述用兵時“必先脩諸己，而后求諸人”的原則與方法，并說：“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題則是“以奇用兵”，內容簡略，前后脫節，并說：“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顯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這種改竄同樣證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襲的情況。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雞搏貍”之語。（《公羊解詁·莊公十二年》）王氏認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見于《淮南子·說林訓》。因為《文子》這一段的內容絕大部分都見于《淮南子·說林訓》，我們同樣有理由推斷是《文子》抄襲了《淮南子》。

孫星衍《問字堂集·文子序》以為范蠡遺文種書“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語出自《文子》，也是沒有根據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雖然有“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之語，但這句話在《淮南子·說林訓》中同樣能找到。實際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絕大部分類似格言、警句的內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說林》或《說山》中找到，我們同樣有充分理由證明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說林訓》引《莊子·胠篋》之言“唇竭而止寒”，在今本《文子》中變成了“唇亡而齒寒”，“道以無有為體”之語在《淮南子》中是“魄”與“魂”的對話，《說山訓》中這個對話層層遞進，被摘抄以后則看不出原來的遞進關系。“舉枉與直”一說在《說山訓》中又是孔子說季孫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樣刪掉了對話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內容。可見，抄襲的痕跡是掩蓋不了的。

總之，兩漢時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說可以確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內容，而其他的絕大部分材料只能證明《淮南子》取材的廣泛性，仔細對比一下，也可以進一步證明今本《文子》的抄襲行為。至于《韓非子·外儲說》“齊王問文子曰”的內容，筆者已辯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內容。

《劉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資料，說明《淮南子》在魏晉南北朝時開始受到注意，并不是個別的現象。但《劉子》對《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為自己立論的有機部分，而今本《文子》卻基本上是“搬運工”式的抄襲，比較一下《劉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資料，不難發現今本《文子》還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個別地方的個別字句類似于《劉子》，更可以證明《文子》抄襲《淮南子》的事實，我們實在無法替它開脫。

李厚誠先生最近撰文，列舉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書的文獻，認為《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來源，批評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襲了今本《文子》”的“邏輯預設”。（9）實際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書是兩碼事，而且，漢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論較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資料在竹簡《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見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確和較為頻繁地引用，已經是魏晉隋唐時代了，但被引用的內容絕大部分又見于《淮南子》。這種情況，也正好可以說明，今本《文子》對《淮南子》的抄襲完成于魏晉時代。而“《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來源”這樣的邏輯預設，忽視了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不是一點、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內容都能從《淮南子》中找到原文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對應

今本《文子·道德》篇，問答部分和非問答部分相互間隔、問答部分和《淮南子》沒有干系而和竹簡《文子》相對應。非問答部分全部見于《淮南子》而和竹簡《文子》沒有干系。正如胡文輝先生所言，這里只有一種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為基礎，抄襲《淮南子》中有關聯的語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內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處，但問答的主人公全被改頭換面，或問答的內容顯然是根據上下文設計出來的。胡文輝先生已經檢索出了其間的對應關系。曾達輝先生也比較集中地討論了這一問題。

1．《道原》：第五章孔子問道，老子曰——《道應訓》齧缺問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問曰……老子曰——《道應訓》白公問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問曰……老子曰——《道應訓》惠子為惠王為國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道應訓》楚王問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問曰……老子曰”——《道應訓》成王問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問……老子曰”——《齊俗訓》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

7．《上義》第六章“文子問曰：老子曰”——《主術訓》法者天下之度量。

對于以上的對應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對《淮南子》的改竄還需要對照其他文獻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問道于被衣”，又見于《莊子·知北游》；“白公問于孔子”又見于《呂氏春秋·精諭》、《列子·說符》；“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又見于《呂氏春秋·淫辭》；“楚莊王問于詹何”又見于《呂氏春秋·執一》、《列子·說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語，在《淮南子·道應》《莊子·天道》都是齊恒公與輪扁的對話，在《韓詩外傳》中是楚成王與輪扁的對話，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問政于尹佚”，又見于《說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與其他古書中對話的主人公并無大的變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卻被竄改為文、老或老、孔之間的對話，對話的內容也被刪節，縮編，所導致的文意紕繆不勝枚舉。而且《淮南子》在這些對話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話，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話。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損益。這更說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襲《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絕大部分來自《淮南子·齊俗訓》中講仁、義、禮的性質及其功用的內容，可謂答非所問。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語不見于《淮南子》，而且和問題有呼應之處，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內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來自《淮南子》也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淮南子》中的這些內容和“文子”所提的問題是不相干的。

《上義》第六章“文子問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義云云全部來自《淮南子·主術訓》，在《淮南子·主術訓》中是先討論法的性質和功用，然后再討論法的來由，而今本《文子》則顛倒了順序，“文子”所提的問題顯然是根據內容而設計的。

《精誠》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見于《淮南子·修務訓》，其中南榮趎見老子又見于《莊子·庚桑楚》和賈誼《新書》，尤其是《新書》和《淮南子》比較接近。這一章其余大部分內容不見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這里寫成“文子曰”，頗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樣抄襲了《淮南子》的內容作為補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應訓》中“無為”和“無始”答“太請”問話的摘抄，“太清”他們的對話又來自《莊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應訓》田駢答齊王之語的摘抄。而田駢答齊王之語則來自《呂氏春秋·執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應訓》中趙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評論，而趙襄子之言及有關評論在《呂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說符》中都有記載。《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應訓》中石乞人對白公語，而石乞（人）所言又來自《呂氏春秋·分職》。《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對吳起之言，而屈、吳的討論又見于《說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孫叔敖、孤丘丈人的對話而來，而孫叔敖他們的討論在《莊子·田子方》、《荀子·堯問》、《韓詩外傳》、《列子·說符》、《說苑·敬慎》中都有記載。這些對話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獻相比，對話的主人公和內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話以為總結，今本《文子》把諸多主人公一概刪去，只摘抄他們對話內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語和《淮南子》毫無二致，不是抄襲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抄自《淮南子·道應訓》，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與詹子的對話在《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為》中都有明確的記載，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應》在引用“知和曰常”時明確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卻把中山公子年與詹子的對話統統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斷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關“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兇器”的討論在《淮南子·道應》中是吳起與屈宜若的對話，這些對話在今本《文子》中同樣一概改為“老子曰”。想證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的確很困難。

今本《文子》除了對《淮南子》的人物改頭換面以外，還特意“虛化”一些具體的人物，因為具體的人物總是和具體的言論、具體的典故、具體的事件聯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這種虛化只能證明它的抄襲。

以《文子·上禮》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訓》：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虛化為“圣王”，而且丟失了“必用參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于下，萬民懷德。

《淮南子·泰族訓》：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

顯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農、夔、堯虛化為“圣人”，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舉薦的“賢人”。有關神農作琴的事件、夔作樂的目的、以及賢者和不肖者都心懷感激等諸多信息也被舍棄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于天，發號逆四時。

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于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賢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

《淮南子·覽冥訓》：逮至夏桀之時，主暗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為一家。

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挬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于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

在《淮南子·覽冥訓》有關的段落中，討論了從黃帝到“當今”的社會狀況，進而批評漢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時”改為“世之將喪性命”；把“晚世之時，七國異族”和“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一并虛化為“天下不合而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虛化為“自此之后”；把“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虛化為“賢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發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個結尾當成了自己的一個開頭。同時，今本《文子》又舍棄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這種改動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同時也證明不是《淮南子》解釋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

在馬王堆帛書中發現《道原》這篇古佚書的時候，唐蘭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聯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應訓》中齧缺與被衣的對話的成了“孔子”與“老子”的對話，難逃抄襲之名。但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沒有的內容。所以我更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書《道原》的影響，但是綜合了當時的自然科學及哲學的資料而作了大量發揮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卻是直接抄襲了《淮南子》，考察帛書《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還是要把見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擱在一邊。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義序》中雖然提到竹簡《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說“讀其已綴輯之殘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識別之奇零字句。”似乎沒有注意到竹簡《文子》和今本《文子》對應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書中也沒有引用竹簡《文子》的資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沒有來得及充分吸收竹簡《文子》的內容。

而所謂的今本《文子》勝于《淮南子》之處，一是較《淮南子》勝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較早期傳本的內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襲時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響，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襲了《淮南子》無論如何，《淮南子》都沒有抄襲的性質，而今本《文子》卻難逃此罪名。

以此為基礎，研究《文子》的基本資料首先當然首屬竹簡本了，盡管殘缺、但至關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見于《淮南子》而和竹簡《文子》有呼應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見于《淮南子》也和竹簡《文子》沒有呼應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屬《淮南子》材料，暫時把它們物歸原主，而不要把它們當成《文子》的內容而大引特引、大講特講，以免進一步的混亂。《文子》資料的價值應該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們不難出現，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內容還是豐富而獨特的。只不過更“純潔”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個別文句上的差異，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襲過程中所作的損益，而不一定是所謂“《淮南子》別本”的“竄入”（更何況《淮南子》的“別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會主動“竄入”《文子》，《文子》中“竄入”和“編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內容，我們只能說它是“抄襲”，而不能根據某一種邏輯假設來歪曲那些材料。同時，面對眾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綱挈領，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圍，我們不能人為地使本來清楚的問題復雜化，造成一頭霧水的局面。

所以說，《淮南子》和《文子》的關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稱引而不是抄襲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卻大量抄襲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對《淮南子》的抄襲可以總結為：大量拷貝、刪節摘錄、改頭換面、概括虛化、弄巧成拙五條二十個字，每一條都可以找出確鑿的證據。

需要說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時期，今本《文子》對《淮南子》的抄襲肯定有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時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內容作為古本《文子》的附議，（比如，《道德篇》中非問答體的部分）而后人則在這個基礎上大量抄襲了《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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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李厚誠先生引用何志華先生的考證，認為竹簡《文子》和《淮南子》有多處一致，但對照起來只有0198號簡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10）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17。

（11）唐蘭：《馬王堆出士<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