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的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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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日談》與中國話本小說在敘事策略上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虛擬修辭策略”作為講述手法，但在敘事效果和社會影響方面卻大相徑庭。本文擬從敘事學文本分析和社會生活具體語境兩方面展開討論，剖析中外兩部典型敘事作品在運用“虛擬修辭策略”時，如何形成了文學尺度與社會尺度的雙重差異。

關鍵詞：虛擬修辭策略；似真效果；話本小說

語言學意義上的“修辭”關系本指對語言要素（語音，詞匯和語法）之間的巧妙配合所形成的交際效果的研究。基于對它的模仿，W·C·布斯提出小說“修辭”關系：作者，敘述者如何通過選擇不同的敘事技巧，形成與讀者的最佳交流。

一

《十日談》與中國話本小說都在敘事過程中，通過靈活地運用“說話人的虛擬修辭策略”，采取“講述”的方式，取得了“虛擬情境”中“似真效果”的最大化。交流本應是人與人之間的雙向互動，所謂交互流通。但是在“說話人的虛擬修辭策略”中，說話人主控了敘事效果和讀者的心理反應。通過素材篩選，詞匯挑選乃至把握敘事節奏，增加議論抒情性的詩詞、歌曲等方法，說話人不斷調整著整個故事的情感走勢，讓讀者始終沿著既定的方向，完成對故事的情感體驗。說話人所希望達到的效果，不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喧嚷，而是聽眾對故事主題絕對的一致性認同。

翻開《十日談》，我們看到：講述者們在慢慢摸索出使講述得以規范化的方式：每天固定一個主題，故事圍繞主題展開，形成一個集中、凝練的系列。不論薄迦丘的創作意圖是否有此一項，這種結構安排在客觀的閱讀效果上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本間交流，也就是說，在戲劇的大幕拉開之前，演員們已經互為觀眾，評點對方了。此種敘事結構讓同一主題在不同的敘述者口中重現并被不斷強化；與此同時，每當故事告一段落，現場聽眾的反應都被記錄下來。在第一天第4個故事中，第奧紐講述了“小修士犯色戒，卻施巧計逃脫修道院長的責罰”的故事。結果“小姐們聽著第奧紐的故事，起初很有些兒難為情，臉兒都不覺紅了起來；她們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終于忍不住了。一邊聽，一邊暗里發笑。等故事講完，她們少不得輕輕責備了第奧紐幾句。說他不該在小姐們面前講這等樣的故事”。

可以說，在《十日談》中，文本之間的交織纏繞與文本內部虛擬出的現場情境一同強化了故事的“似真效果”。每一次對現場空間的模擬和對聽話人反應的描寫都不斷地提醒著讀者--故事的意義就存在于文本之中。所有人物都如同給定的形容詞一樣真實、準確。而讀者對故事所應作出的最合理反應，就是趨同于文中聽話人所作出的反應。

“如果我們分享了看到滑稽而高尚的主人公得到應有的好報的快樂，其原因并不能從素材的內在特點中去找，而要到把能夠被多種不同方式使用的素材加工成這生動細節的巧妙構思中去找”[1]。布斯冗長的敘述歸根結底在于說明：這種虛擬修辭策略的成功之處在于說話人運用多種手段達到了“取得讀者的完全認同”這一最終目的。不論是“費得里哥殺鷹”（見后文）還是“妻子報復善妒的丈夫”（《十日談》故事主題之一），變幻著的修辭手法始終幫助說話人以一種真實、誠懇的姿態向讀者傳達著故事的既定結局（與每天主題相一致）和說話人的情感預設。借助靈活變動的全知視角，說話人使得每個人物的內心活動可以及時出現在讀者眼前，從而杜絕了任何可能偏離既定目標的“非法”猜測。在第五天第9個故事中，費得里哥對蒙娜的愛慕實在是出于對方的美麗、純潔、善良而非赤裸裸的情欲本能；蒙娜對費得里哥德傾心也是因為他“彬彬有禮”、“堅韌”、“倜儻”。說話人對雙方心理和性格特征的把握是全方位的，毫無盲點。他不僅可以描繪出現實中人物的各種情態，而且還使得他們的心理活動甚至潛意識也無所遁形：（蒙娜）起初還怪他不該為了一個女人而宰掉這樣一只好鷹。但是她轉而一想，心里不禁暗暗贊嘆他這種貧賤不能移的偉大胸襟；費得里哥殺掉愛鷹之后無法滿足愛人的需要，也是“苦惱到了極點”，在內心深處“詛咒他的厄運”，“為自己無法為她效勞而悲慟起來”……此處說話人的全知視角有助于完美地表現人物的道德抉擇并帶來了引人同情的說服效果。這種敘事技巧把人物的內心情感直接講述出來并引發了讀者的感情。人物的獨白已經是情緒化的產物并具有雙重的情感內涵：第一重是說話人給定的語境中人物的情感狀態，“她為難，沉默”，“他苦惱，悲慟”；第二重則是這些描寫所引發的讀者的情感狀態--如果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兩位主人公的美好和高尚，我們必然會對之傾注同情、憐憫甚至產生伸手相援的沖動。這種雙重效果正是虛擬修辭策略所設定的鵠的。

與《十日談》故事中連篇累牘的對聽話人的描述不同，話本小說更注重說話人的聲音。這固然與話本起源于瓦肆說書的口頭文學，記錄整理后仍舊保留著當時現場的“說話”痕跡有關，還在于借用這“說話”形式的話本小說，作者可以名正言順地運用“說話人的虛擬修辭策略”，在不同的人物之間靈活轉換。既保證了故事的生動流暢，又不至于拖沓篇幅。《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講述了三樁歡喜姻緣的傳奇故事。文中描寫孫玉郎（孫潤）和劉慧娘初見時的情景：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個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這里玉郎方在贊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夠哩！”[2]不提二人彼此欣羨。

兩人一見鐘情，內心的癡想全由說話人泄了底。此時此刻，說話人如同運用了電影特寫的手法--外界娶親隊伍的鼓樂喧天霎時歸于岑寂，只有男女主人公的默然凝眸和互通款曲的心聲。與費得里哥向蒙娜的的長篇示愛不同，此處說話人把主人公推向了“失語”的境地，心理活動的處置隨人隨事，恰如其分。寫玉郎是男子多情，寫慧娘是少女懷春，把他們的心里話代言出來，造成了聽眾內心的喧嘩。

又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賣油郎秦重從酒保口中得知心上人乃是“身價一夜十兩銀子”的“花魁娘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一會兒可惜王美娘天生麗質卻淪落風塵，一會兒自家暗笑“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一會兒癡想：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一會兒又自怨自艾：“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么想這等非分之事！”；一會兒因身份低微，怕美娘看不上自己；一會兒又自我撇清：“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這段心理活動有不同于方才，全是秦重聲口，夢囈一般。說話人講述同一個人不同心境之間的轉換，如同真假秦重在面前打斗。腹中種種曲折，讓人聽來十分過癮。

小說中說話人的聲音是如此地強勢--他不僅在故事進程的關鍵時刻推波助瀾，而且還時刻注意站在聽眾的立場上，及時地替他們表達出惋惜、輕蔑、嘲諷等心理感受。例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描述了一個因為十五貫錢造成的兇殺和誤判的公案。寫到劉貴醉酒回家，因為小妾陳二姐開門遲了，戲言說這十五貫是典賣了她的賣身錢，導致二姐出走后，歹人入室行兇--就在劉貴回家途中，說話人站了出來：“若是說話的同年生，并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卻教劉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在一場人間奇案發生之前，說話人心有余裕地添設這一閑筆，制造強烈的預示和懸念，在緊張的情節中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波折。在陳二姐與崔寧含冤問斬后，說話人又站在故事之外，聽眾之中發話“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需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鄰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卻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涂，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分析案情，聲討昏官，一針見血，十分痛快。此類手法的使用，不必說，更坐實了小說的“似真感”。它使得我們在閱讀之時會常常發出一聲由衷的嘆息，產生“深得我心”之感，同時也更牢靠地主導了敘事效果。

“說話”本是“瓦肆伎藝”，與其他雜藝爭取觀眾，除了故事內容要新鮮活潑，風趣生動，還需要說書藝人充分運用“說－聽”的直接交流的現場情境，增強現場感染力。而話本小說中對這種現場感的不斷模仿，最突出的就體現在說話人先于故事而存在。他不僅自由出入于故事的人物之間，代替他們訴說內心的綿綿情意，還能出入于故事與聽眾的心靈之間。他時而擺出故事人物的身段，時而又揣摩現場聽眾的心態。他努力牽引著書中人和聽書人的互動，填補了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空白，形成了虛擬修辭策略特有的說服機制。

二

想在文中虛擬出說話人的口吻并非難事，但是，均以愛情題材為重頭戲的《十日談》和話本小說隨即將面對一個尷尬而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故事中的“性”“情”欲望？在《十日談》中，青年男女從十室九空的死城來到山青水媚的樂園，似乎是從地獄到天堂的輪轉。駭人的瘟疫不僅沒有讓人類屈服于宇宙的殘忍和冷酷，反而反諷地帶來了一場肉欲的狂歡。他們在絕境中捕捉住每一秒的快樂，肆意嘲弄世俗的教會。在故事之中，各色人物以放縱不羈的嘲笑宗教的禁令；在故事之外，每一位說話人也是個性鮮明，不拘一格：其中尤以第奧紐的放縱為最。在人物們進行肉體狂歡的同時，說話人也在講述之中釋放著許久以來被超常態的現實所禁錮的超常態的欲望。整部《十日談》是散發著喜劇醇香的老酒，醉倒了說話人，也讓讀者微醺。狂放不羈的調情、幽會在書中比比皆是，它讓我們發笑，笑聲中不僅包含了人類本性得以滿足的歡樂，也包含了對無知教會壓抑人性的嘲笑。這種對人類本性深刻的穿透，正是《十日談》所折射出來的“文藝復興”的精英思想！

與《十日談》中驚世駭俗的精英火花相比，話本小說則不著痕跡地以平民化的意識形態抹去了說話人面對“性”“情”問題的尷尬。也許正是因為說話人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他不被固化為某一人的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可以代表任何人。這樣的說話人本著“高臺教化”的目標，在故事中對倫理道德進行通俗化的闡釋。有趣的是，說話人又并非一味守舊，如老夫子般道貌岸然地說教。他是市井說書人，本身就是平民性的生動詮釋。我們知道：平民在都市生活中有著獨特的生命力和破壞性。生命力源于世俗的物欲、情欲，而破壞性則源于他們自身無法克服的盲動性。他們對倫理道德的闡釋是浸透了人間煙火的評說。對于“性”“情”他們不能回避也不想回避，因為自己就是蕓蕓眾生的一分子。平民的質樸和齷齪，自己一樣也逃不掉。但是因為任何的突破都要遵從一定的道德底線，說書人還要面對許多現實的社會禁忌。所以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常常是一邊中規中矩地“說”道德，一邊蓄勢待發，把民俗風情的改良觀念穿插進來。濃濃的人情味為人物的命運涂抹上了世俗生活的色彩，情色的宣泄也隨之走向“合法化”。

《十日談》中情場得意的人們其實只是在以反邏輯的方式發泄著他們對封建教會的輕蔑之情。通過把“物質——肉體”因素無限擴大來驅趕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禁錮。但是，舊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然而新的力量并未及時跟進。表面看來是人性徹底戰勝神性，人的本質得以救贖，但是我們必須明白：肉體歡樂的背后，我們卻無從獲得新的精神歸宿。我們解讀《十日談》，實在需要以極大的抑制力將自己從欲望的狂歡場中抽離出來，強迫自己面對作者那埋藏在笑聲之后深刻的諷刺和憤怒。唯有如此，《十日談》那“文藝復興”時代精英的戰斗性才不致埋沒。但話本小說則截然不同，它絕無薄迦丘賦予說話人那種無限膨脹的顛覆性，反叛性，而是以一種“適中的距離”讓聽眾反觀人類內心欲望與先驗道德規訓之間的種種張力。例如，“烈女不事二夫”的陳腐觀念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就屢次遭到顛覆。王三巧與陳大郎的通奸一開始的確出于深閨寂寞，但是隨著交往深入，她卻將“性”與“情”挽結在一起，肉體的滿足與感情的慰藉在她心中竟成為一體共生的。當她被丈夫休掉，內心羞痛交迸，羞是因為她覺得自己負了丈夫的一片深愛，“可憐四年恩愛，一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痛是因為與陳大郎一年快活，“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舍”，而絕非僅是出于傳統道德觀念的譴責。所以，當王三巧取出珍珠衫交付情人甚至要與陳大郎私奔的時候，她的行為之“縱”與情感之“貞”其實并不矛盾。傳統三綱五常的道德眼光不適于評價三巧，說話人對她后來報恩行為的描述顯然充滿了認同和敬佩。在這種對人性復雜性多面性的摹寫中，說話人把聽眾帶入了新一重的敘事效果：人們對風月韻事的好奇心得以滿足的同時，又了解到社會道德終究要逾矩者付出代價。

話本小說中的情愛故事完整地捕捉到了市民階層對自身的道德尺度充滿矛盾的想象關系：既宣泄出深深的欲望，又透露出同樣強烈的抵制和拒絕。

“紅杏出墻”的王三巧，事實上是一個市民欲望的實踐者，站在市民情感的角度上看，她的節烈觀必須重新定義。后文蔣興哥再娶平氏，吳縣令放還三巧，這一連串的改嫁、續弦，更是讓“從一而終”一類封建教條的合法性裂縫叢生。與此同時說話人在對傳統倫理的顛覆之外，又不忘把持距離，至少在口頭上仍然要表示“故事就是故事”--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支閑得意。申明說話人無意于建立新的道德規范，蠱惑聽眾。

如果說《十日談》中說話人以決絕的態度徹底撕裂了與腐朽、墮落的中世紀的關聯，徹頭徹尾的狂歡是慶祝新生來臨的頌歌，那么話本小說中說話人仍然傾向于舊瓶裝新酒，而非砸爛舊酒瓶。他要在縱欲與節烈觀之間不斷縫合，在價值層面上反抗和壓縮對“性”的渴望，同時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又努力取消著道德訓誡的冷酷，注入常人的七情六欲。薄迦丘試圖用絕對的光明來驅逐中世紀的漫漫長夜，因而他的讀者必須遁入酣暢淋漓的歡笑王國，以無所畏懼來摧毀從前的所有畏懼，而中國的說話人的用意則在于帶領聽眾游走于故事與現實之間，對曖昧的主題是顯露而非暴露，他要聽眾在自己藏頭露尾的講述中發出會心的微笑而非不羈的大笑。

三

“說話人的虛擬修辭策略”在文學尺度和社會尺度上的雙重功能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同時，它對小說文學性的犧牲也是有目共睹的：讀者被剝奪了詮釋故事的權力，臉譜化的人物在自身被定義的同時也就注定了他們無法突破只能因循；傳統觀念的顛覆是否可以用肉欲的滿足一言代過，舊道德與新道德之間是否還有不能被縫合的東西？……這些問題當然值得我們繼續追索，但是無可否認，虛擬修辭永遠是小說敘事文學的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1]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M].北京: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98.

[2]W·C·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小說修辭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王正.悟與靈感——中外文學創作理論比較研究[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