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音視野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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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相關學科的進展給漢語歷史音系學帶來了新前景。這些學科包括雅各布森提倡的類型學，拉波夫開創的社會語言學，奧哈拉提倡的實驗音系學，陸志韋開創的音韻材料的數學處理，以及接觸語言學和迪克森提出的聚變裂變理論。這些方法引入漢語歷史音系學后做出了許多新發現，如元音大轉移及其原因，古上聲的發聲特征，古無輕唇音的類型學證明，動態語言學的數學模型，等等。

一歷史語言學的雄心：引言

十九世紀是歷史語言學的天下。那個年代最后一批大將中有一位索緒爾，他二十歲上下就構擬了原始印歐語的元音系統，并假定了兩個幾十年后在赫梯語中得到證實的“喉音”成分。也就是他，后來改行另創共時語言學，一手將西方的歷史語言學窒息了多半個世紀。如今，隨著一些相關學科的有力進展，例如實驗語音學、類型學、社會語言學和詞匯擴散論、接觸語言學和裂變—聚變論、數學和統計學等等，對于語言演化的研究逐漸成為興趣焦點之一。而歷史語言學作為其中一部分也重新崛起。因此，本文題目中的“歷史音系學的新視野”可以理解為“相關學科的進展引起的歷史音系學的開拓”。下文先總體概要介紹一下這些學科對歷史語言學的影響和貢獻，然后挑幾個漢語研究的例子。在介紹之前，有兩點要在文章開頭突出一下：一是拉波夫的成就，一是奧哈拉的宣言。

拉波夫是研究共時語言學的，研究語音的社會變體。表面上看，與歷史語言學不但無關，而且對立。但就是拉波夫對共時變異的觀察，推翻了語言演變只能在發生后才能觀察到的傳統觀點。這種從變化中的語言著手來探討語言的變化，被認為是“當代語言學中最驚人的單項成就”[1]147。

如果說拉波夫的在共時中研究歷時是當代語言學中最驚人的單項成就，那么奧哈拉的“實驗重現歷史”[2]（凡是歷史上發生的音變，都要在實驗室里重現）的宣言便是歷來語言學中最激動人心的目標。這是一個崇高的學術理想，而不是夢想。其實，就是夢想，也沒關系；不但沒關系，還應該有夢想。人類總是先有嫦娥奔月的美夢，才有阿波羅登月之壯舉。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從奔月夢到登月艙之間建立一條通道，把這條漫長的道路化成一個一個具體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進的技術性步驟。

二新方法概說

本節的小題是“新方法概說”，而不是“新視野概說”，原因就在于“科學就是科學方法”（邦迪）。方法、工具的改進往往帶來本體論，認識論的根本改觀，也帶來材料和對象的拓展。也就是說，新視野是新方法帶來的。例如，自從伽利略發明了望遠鏡，天文學的視野徹底改觀，原來黑蒙蒙一團混沌的夜空，現在全是材料和對象了。歷史音系學已經從目治時代，經過口耳時代，經過機械、電子時代，到達了數碼時代。目治時代是指用眼睛看古書的研究方式；口耳時代是指手工操作記錄活語言的宏觀粗放時代；機械電子時代是指開始使用儀器設備來輔助人力；到了現在數碼時代，高保真數碼錄音機和計算機語音軟件則把歷史音系學家武裝到了耳目。

有關老方法的回顧請看朱曉農的兩篇文章[3,4]。下面談幾種近年來逐漸引進歷史音系學的一般性方法：雅各布森提倡的類型學，拉波夫開創的社會語言學，奧哈拉提倡的實驗音系學，陸志韋開創的音韻材料的統計處理，以及迪克森提出的聚變裂變理論和接觸語言學。

類型學對歷史構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在理論上確立類型學在這方面作用的是雅各布森[5]，而在實踐上做出突破的是Gamkrelidze&Ivanov[6]。印歐語的構擬早在十九世紀后期就已大體完成，以后只有一些局部改進，如索緒爾關于兩個喉音的構擬。Gamkrelidze&Ivanov利用Amenian語的材料提出“喉化理論”，用噴音(ejective)取代濁送氣音，全面修正格林定律，使得歷史語言學取得一個突破性進展。近年來我們關于群母音變的研究和重紐四等的構擬[7,8]，都以類型學為出發點之一。

拉波夫的社會語言學推翻了語言演變只能在發生后才能觀察到的傳統觀點[9,10]。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觀念改變，因為在變異派社會語言學variationistsociolinguistics之前，流行的是結構主義的觀點，如霍克特有個著名的說法：語言演變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只能事后才能察覺[11]444-445。或如馬丁內所說：“語音律的實施是盲目的。”[12]5布龍菲爾德坦承：“導致音變的原因我們毫無所知。”[13]385怎么變不知道，為什么變就更不知道了。只有等到語言變化后，記錄下變化的結果，把它跟以前的記錄相比較，才能看出語言已經變化了。Labov開創的變異派社會語言學，加上王士元的詞匯擴散論，使得我們能在現實活語言中來研究語言變化和變化中的語言languagechangeandlanguageinchange，并把這研究結果推廣到歷史語言學中，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并解釋語言的歷史變化。這樣一種使用“共時方法”研究語言變化，被認為對我們認識語言變化的機制和動因有巨大影響[14]312，它回答了或正在回答布龍菲爾德、霍克特、馬丁內認為不可能的問題。事實上，Chambers認為拉波夫研究變化中的語言可能是“當代語言學中最驚人的單項成就”[1]147。探討歷史上的語言變化，最好的切入點不是去格致塵封的古籍，而是直接觀察變化中的語言。后文“數學方法”一節中介紹的“動態語言學”就是從社會語言學和詞匯擴散論中發展出來的。

如果說拉波夫的在共時中研究歷時是當代語言學中最驚人的單項成就，那么奧哈拉的“實驗重現歷史”（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音變，都要它在實驗室里重現）的宣言便是歷來語言學中最激動人心的目標。這是一個崇高的學術理想，它不是夢想，更不是空想，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有了這樣的研究，開始在奔月夢到登月艙之間建立一條通道，并把這條漫長的道路化成一個個具體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進的技術性步驟。具體的例子可參看朱曉農關于親密與高調、群母演變、重紐四等構擬、元音鏈移[7,8,15,16]和古上聲的性質（注：朱曉農《證早期上聲帶假聲》，“漢語上古音構擬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SymposiumonOldChinesePhonology)提交論文、上海，2005年12月。）等研究。

以上幾個研究方向都離不開一個統計概念。這涉及到一個本體論問題。科學界一個世紀來經歷了從決定論到非決定論（統計概念）的過渡。語言學中，不但在共時研究中需要統計學，歷時研究也需要，尤其在處理大數量的歷史音韻材料時要是離開了統計，其結果就是，要么不做什么結論，要么結論言不及義。要說漢語音韻學跟其他語言的音韻學相比有什么特點，那么具備大數量的不表音的音韻材料就是最突出的一個。因此，如何處理這些當年并非為音韻學準備的現在的音韻學材料便是音韻學中“具有中國特色”的任務。這項工作六十年前由陸志韋開創，近年來已有扎實進步[17,18]。后文將介紹兩個如何在共時動態研究（沈鐘偉）和歷史材料處理（朱曉農）中使用數學方法的例子。

近年來出現了一個“聚變—裂變”(equilibrium-punctuation)語言演變模型[19]，那是我的一位老師鮑伯·迪克森BobDixon提出的。鮑伯是當代頭號描寫語言學家和數一數二的類型學家，我曾跟他學習調查太平洋島上的一個施格語[20]。他還是一等一的歷史語言學高手。1997年他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書：《語言興衰論》(TheRiseandFallofLanguages)，提出了一種新的“間或打斷的穩態聚合演變模型”。這個新理論融合了兩種傳統的語言演變理論：反映裂變的譜系樹模式(thefamilytreemodel)和反映聚變的波浪理論(thewavetheory)，充分考慮到語言在過去十萬年的演變過程中的種種可能，為語言演變以及語言關系的研究展開了新的一頁。迪克森從“語言宇觀”的角度出發，講述了澳洲、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土著語言如何在漫長的聚變期中演化為語言區域(linguisticarea)，之后又怎么裂變為不同的語言。“聚變”、“裂變”交替進行，構成一幅更為豐富也更為真實的語言演變圖景（詳見后文）。

具體討論起來，音韻學中的方法論還有不少盲點，如證據的權重問題，構擬的兼容性問題，是“擺材料、講邏輯”不是“擺事實、講道理”，等等。這些問題以前沒有注意過，但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詳細討論另外為文）。下面分科介紹實驗語音學、類型學和數學方法應用于歷史音系學，以及迪克森的“聚變裂變”語言演變模型。

三實驗語音學取向

3.1概說實驗語音學在歷史音系學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這一方面是由于語音學取得了巨大進步，另一方面則歸功于奧哈拉多年來不懈的身體力行。

歷史音系學以認識語音演變——其機制和模式——為主要目標。研究語音演變有兩個側重點：一是注重內部音變，一是注重外部音變。外部音變是指由語言接觸引起的音變。內部音變的原因有很多，現在能辨認出來的比較大的原因有三種：一種是比較抽象的“目的論”原理，如省力原理、區別原理、由結構壓力造成的填空檔等。第二種是本語言社團內部的社會文化驅動因素。第三種是服從生理、物理和／或聽感的普遍因素引起的普遍音變現象，這是目前“實驗歷史音系學”所賦予最大關注的。這種普遍音變現象就會：(1)在歷史上重復發生；(2)在其他語言中重復出現；(3)在語言習得中重現；(4)在失語癥中鏡像重現；(5)在實驗室中重現。因此，實驗歷史音系學就有條構擬原則：所構擬的古音演變要經得起上述五個“重現”的檢驗。這也符合前輩音韻學家開創這門“口耳之學”的初衷。可以說，這五個重現是把口耳之學具體化、科學化了。

利用實驗語音學來探討歷史音韻問題，不但能解決以前解決不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以前沒法提出甚至沒法想到的問題，例如小稱調的來源、形成、發展的問題，不是傳統音韻學的研究對象，因為在傳統的音韻訓詁典籍中沒見過有關小稱調的記載。又如漢語上～中古過渡期的首次元音大轉移和早期上聲的語音性質的問題[16,17]，如果沒有實驗語音學，這些問題不要說無法研究，連提都無法提出來。

3.2元音大轉移的原因音變的過程，尤其是原因，一直是歷史語言學的中心論題。但直到實驗語音學介入之前，我們只能很籠統地用些大原則來解釋。本項實驗音系學的研究以實驗語音學、類型學等為工具來探討音變的具體過程和特定原因：發現了“漢語元音大轉移”，并提出“舌位復初論”加以解釋[21]。

漢語歷史上首次長元音推鏈式高化大轉移發生的時間上限在西晉以后，下限在北朝前期。鏈移涉及歌魚侯幽四部，魚侯依次高化，逼迫幽部裂化出位：：

長元音高化出位

aiao/io/iγu/iuOu

漢魏晉（上古韻部）歌魚侯幽

北朝初（中古韻目）歌模／虞／魚侯／尤豪

首次元音大轉移的啟動很可能是從單元音的低端*a開始的。一方面推動連串單元音o、u高化，另一方面拉復元音*al來填補空位。長而低的元音a容易高化的原因在于它難以長時間維持大張口、低壓舌狀態。當a拖長到一定時候，說者會出于“時間錯配”，在最后階段調音器官會自然地回復或滑向最自然、最無標記的混元音這一初始狀態。“時間錯配”指發音器官在協同發音的時間上沒配合好。按說應該發聲先停止，然后調音器官回復初始態。但如果發聲還沒完全停止之前，調音器官先恢復初始態，那么就會產生一個a或a↑滑音的過渡狀態。

按照“回復發音初始態”假設，首次元音大轉移是由魚部*a開始的，由于a向初始態滑動而不經意間開始了高化a↑，并推動o高化。與此同時，由于留下一個純a位置，吸引歌部*ai來填補——因而這是推鏈和拉鏈交叉進行的鏈移。當然一開始這只是個人的、隨機的、口語中的變異，通常會被社會規范糾正，或者被聽者自動回歸譯碼為a，所以一般不會發生音變。但是在兩種情況下有可能導致音變。一是完全的隨機選擇。另一是在人口流動、混雜的情況下，非本語言社團的聽者不會自動回歸解碼為說者心目中的語言目標a，當他們學說時，有可能真的說成提高了點的a↑。

這個“復初論”解釋能力很強，不但能解釋漢語，也能解釋在其他很多語言（如日耳曼語支包括英語、漢藏系的白語）中發生的元音高化鏈移；不但能解釋通語，還能解釋發生在各方言（例如吳語、客家話）中的鏈移；不但能解釋漢語首次鏈移，也能解釋以后的幾次鏈移；不但能解釋高化鏈移，還能解釋其他音變現象如“高元音后顯復化”；更重要的是它能解釋為什么鏈式高化的總是長元音而不是短元音。總之，元音高化鏈移是一種普遍現象，它在各種語言的各個時期，甚至同一個語言的不同時期不斷地重現，因此，需要也必須要有一個普遍的理論去解釋它。

3.3親密與高調有關小稱變調變韻問題有過很多研究，描寫的各種規則、類型相當繁復。我本來沒留心過小稱問題，直到有一次在一個小型會議上聽到四五篇文章談小稱變調，看到有那么多人關注，就跟著想了想。當天晚餐時，突然想到動物行為學中不但跨語言、甚至跨物種的一條原理，“高頻聲調表示體型小”，一下豁然開朗。從這條原理可以派生出“下屬、弱勢、屈從、無威脅、討好、想要對方善待”等含義。與此相反，低調首先與“大個兒發聲者”相關，其次是“統領、侵犯性、有威脅”等派生含義。漢語各方言中形形色色的小稱調以及眾多看似互不相關的高調現象，如“女國音”、臺灣“美眉”、“好好兒的”變調等等，都可以此來做統一的解釋。

漢語各方言，包括吳、閩、粵、客、贛、徽、官、晉、粵北土話等等都存在小稱調，都可以用高調親密論來解釋。小稱調來源于兒語。小稱調從發生上說先有昵稱功能，再有表小功能；從演化上看昵稱功能先磨損，導致小稱退化。所以“小稱”diminutive應該叫“昵稱”affective。小稱調有多種形式（高升、高平、超高調、喉塞尾、嘎裂聲、甚至假聲）和不同功用（從親密到輕蔑）。這些發聲態各異的多種小稱調形式是獨立發生的，不代表發展階段，不過產生的原因和所起的作用都是為了突顯或強化高調。兒化小稱和高調化小稱是獨立產物，但兩者產生的理據都是出于由憐愛嬰兒所產生的聯想。兒化取詞匯義，而高調化則利用了高調與嬰兒語音之間的天然象征關系。嬰兒的語音則能引起人們對弱小對象的憐愛和親近。女性的聲音也屬于高調，通常也給人弱小和憐愛的感覺。

不僅在漢語中，在所有的人類語言中，小稱都與親密、兒語相關。Jurafsky建立過一個小稱模型[22]。在各種語言中，小稱均起源于與兒童相關的詞語，并且高調與親密相關。在生物學上，任何物種都有愛護保護幼兒的天性。北方話中的兒化現象中的“兒”直接取自“兒”的詞匯意義，兒化韻表示“小”、“可愛”也還是與兒童有關。因此，無論是兒化還是高調親密理論可以得到更為基礎的生物行為學的支持。

與此相反的是低沉的嗓音，它給人的感覺則是雄渾厚重，象征的是力量。聽感實驗表明，嗓音低沉給人的整體感覺是更有自信心，更有統領感[23]。Morton發現，不管哺乳動物還是鳥類，在它們打架爭斗時，往往有自信的強的一方發出的叫聲、吼聲都是低沉的，而弱的一方往往聲音尖細，也就是頻率高但音強小[24]。因為個頭大的聲帶一般也長而厚，嗓音也就比較低沉。因此，打架前低沉的叫聲是為了顯示自己個頭大，哪怕是虛張聲勢。與此相反，聲調尖細就表示個頭小，沒威脅性。Ewer認為這是模仿嬰兒尖細的哭叫聲[25]。奧哈拉認為如果這個假設能夠成立，則可以解釋尖細嗓音是個擺脫受攻擊的好辦法，因為在一般的社會中都有避免傷害嬰兒的禁忌[26]。

在某些方言中，小稱也有輕蔑、鄙棄、調侃、揶揄、藐視、嘲笑的意味，如粵語廣州話、信宜話、容縣話，吳語溫州話、寧波話，徽語屯溪話、黟縣話。小稱同時具有親密和輕蔑的含義在世界上其他有小稱的語言中也可發現，例如Wierzbicka認為波蘭語中從“小／兒”發展出來的隱喻是構成小稱的親密和輕蔑兩種含義的基礎[28]。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實際上是高調的“本義”——細小、臣服、討好、親近——中發展出來的，跟叫人“兒子、孫子、小鬼、小家伙”等一個道理，用在后輩親近者身上是親昵，用在朋友身上是揶揄玩笑，用出了范圍則輕蔑嘲弄小看他人了。

除了各類小稱調，高調親密論還成功地解釋了一些原來很難解釋的現象。例如：北京話中的“好好兒”為什么不遵守通常的上聲連讀變調的規則，而變成了“低高型”；為什么稱小孩兒“寶寶”也不是通常的上聲連讀，也是低高型；為什么臺灣國語中把原來屬于去聲的“妹妹”說成低高型的“美眉”；為什么香港女性的中英文名字愛帶i音；為什么北京女孩兒說“女國音”；為什么漢語中指稱親屬的稱呼大都是上聲；為什么有時候陳述語氣卻用疑問句的語調；甚至為什么男人談戀愛的時候聲音變得尖細起來；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可以通過高調親密論得到統一的解釋。

3.4早期上聲帶假聲朱曉農以實驗語音學的知識來釋讀古籍中有關聲調描寫的記載，提出早期上聲帶假聲的觀點，并證之以侗語和吳語的聲學材料（注：朱曉農《證早期上聲帶假聲》，“漢語上古音構擬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SymposiumonOldChinesePhonology)提交論文，上海，2005年12月。）。“早期”指的是“四聲時代”，大體上從東晉末至初唐兩百多年。早期四聲調形如《元和韻譜》所描繪的：“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聲調是從非聲調因素發展而來，這些非聲調因素包括四大語音學候選者（時長、音強、音段、發聲），十二個具體因素，見下圖：

從實驗語音學的知識可以一項一項地排除，直到剩下假聲和喉塞尾這兩個可能造成“厲而舉”調形的因素。從田野調查我們發現了兩種“厲而舉”的調形：高壩侗語的“厲而舉”聲調是假聲引起的陡升高平調，溫州話的“厲而舉”聲調是假聲加喉塞尾引起的高急升調，見下圖。這兩位都是男性發音人，他們“厲而舉”的聲調都極高，陽調幾達300赫，陰調更高達340-360赫茲，這對于女性來說都是很高的。

豎軸是赫茲，橫軸是毫秒。【左】高壩侗語的五個平調的平均基頻曲線，最高的平調帶假聲。【右】溫州帶假聲和喉塞尾的急升的陰上和陽上，以及另三個作為參照的聲調。

有四項材料都表明早期上聲是溫州型的：平仄的長短含義、平仄的“隱形特征”、王梵志的詩韻格式和梵漢對音[28-30]。早期聲調的時長格局與顧炎武的推測相仿：“平音最長，上去次之，入則詘然而止。”（《音學五書·音論卷中·古人四聲一貫》）

四類型學取向

4.1引言對語音類型的關注很早就開始了，趙元任在1930年代對漢語中的爆發音種類的探索[31]，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項系統的專題語音類型研究。不過，直到格林堡于1950年代把眼光投向非洲、美洲語言，世界范圍的語音的分布才第一次整體地呈現在語言學家面前。格林堡的《人類語言的共性》和麥迪森的《語音格局》開闊了歷史語言學的視野[32,33]。

研究語音類型和共性本身不是目的。它就像“基本國情調查”，全國有多少人口、分布密度、男女比例、年齡構成、民族成分、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如此這般，等等等等。了解了這些分布類型，就可以探討形成的原因，或作為制定各項政策的依據等。語音類型研究同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樣是墻里開花墻外香。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變的結果。因此，如果分布有什么規律可言，那就一定服從演變的規律。因而共時的分布模式就為追蹤歷時演變提供了線索。它的成功大大刺激、推動了對語音現狀的歷史來源和廣義物理原因的探討，也因此大大推進了我們對語言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可以不分墻里墻外了。沒有語音類型學之前，對語言來歷和原因的探討始終是零星而不系統的、猜測性較多的、缺乏穩定動力的。語音類型學建立之后，歷史語言學家和理論語言學家突然發現了問題來源的寶庫。他們可以系統地制定目標推進研究了。

雅各布森在1950年代以語音類型和共性為出發點做過兩項經典研究：一項是對共性的功能解釋，一項是類型學對歷時研究的貢獻。前者就是直至今日依然常有人提起的“為什么都叫‘爸爸媽媽？’”[34]，后者則是為歷史語言學指點了一條新路向的“類型學研究及其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貢獻”[5]。日后Gamkrelidze&Ivannov重塑印歐歷史語言學即以此為發軔[6]。

4.2“古無輕唇音”的證明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有個名篇“古無輕唇音”。他一開始就給出這個結論，然后堆砌一百多個例子一直到底。“古無輕唇音”的觀點可能不朽，但錢氏的論證不符合現代科學的（演繹）邏輯程序。實際上，他沒有進行論證，他所提供的材料能說明的只是“輕重唇古同類”。因此前些年有人提出相反意見“古無重唇音”。雙方都說出一個邏輯可能性，從邏輯角度看，誰也沒比誰好。其實，還存在第三個可能性：“古無唇音”，即輕重唇音都來自非唇音。那么，如果沒有直接證據，該怎么來論證呢？可以——

(1)從語音學角度，從重唇變輕唇是語音學上常見的“弱化”，反之少見。

(2)從簡明性角度，在構擬歷史音變時，如有多種可能，除非另有證據，先選擇比較簡單的，而簡單的也跟下面第3點要說的概率高的相關[8]。

(3)從共性角度：共時的分布類型，或歷時的演變方式。本節內我們來看從共時分布類型怎么論證。下圖和下表是唇音在317個語言樣本中分布情況[33]，P=重唇音p/ph/b，F=輕唇音f/v。

因統計頻數較大，可近似看作概率。猜上古有唇音，

蒙對的概率：308/317=0.972蒙錯的概率：1-0.972=0.028

如果上古只有一套唇音：(1)有重唇而無輕唇，或(2)有輕唇而無重唇，那么，

蒙(1)蒙對的概率為：173/(173+23)=0.883蒙(2)蒙對的概率為：23/196=0.117

以上從共時分布來看，“古無輕唇音”的可能性為0.858(=0.972*0.883)，而“古無重唇音”的可能性為0.114(=0.972*0.117)，“古無唇音”的可能僅為0.028。從歷時演變來看，從重唇變輕唇音很常見，例如格林定律所指的日耳曼語的輔音鏈式音變就包括重唇變輕唇這一環，反之則罕見。

錢大昕找到100多個例子得出“古無輕唇音”的“不刊之論”。材料不少，卻成問題。他把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諧聲、假借、直音、讀若等性質不一的材料往那一堆了之。細究起來，只有直音、讀若等直接指明同音的材料才能證明古同類，諧聲、假借的材料并不是邏輯上充分的證據。甚至連直音材料都不一定如山鐵證。例如從這么樣一條記載“蛋黃，上海話音荒”，能證明上海話濁音清化了嗎？當然不能，因為有可能：(1)方言混雜；(2)古音遺留；(3)個人怪僻；(4)條件音變；(5)個別例外；(6)音變開始；(7)濁音已經清化；(8)清音變成了濁音，別以為這不可能；(9)其他可能的情況。這還只是材料問題，說到論證，問題就更嚴重了。演繹邏輯錢大昕那時代還沒有。就歸納來說，他也得不出這個結論，因為固然有可能古無輕唇音，但也可能古無重唇音，甚至還可能古無唇音。從那些材料能概括的只是輕重唇古同類。錢大昕實際上還無意識地依賴了別的方法和前提，這種無意識，說不出所以然，是不是就是“蒙”？“蒙”在研究的第一階段（隨機探索）是可用的，它的現代定義就是用歸納、類推等聯想方法猜出邏輯可能性之一。而證明是用演繹法指出邏輯必然性。我們現在做歷史音系學，比起錢大昕來，“蒙”還是在“蒙”，但有幾點改進了。第一，考慮到各種邏輯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不瞎蒙了；第二，使用實驗語音學，這保證我們的“蒙”從生理、聲學方面來看是合理的，進一步不瞎蒙了；第三，使用類型學，這引導我們從最大概率角度去“蒙”，也就是說去“蒙”最大的邏輯可能性，蒙對的機會大增。因此，我們現在的“蒙”盡管還不能一定得到邏輯上必然的結果，但至少開創了逼近邏輯必然性的道路，也就是告別了歷來的摸著大象瞎蒙，走上了理性之路。

4.3濁爆音的分布和群母的命運群母是個不合群的聲母，從很早起它就缺了點什么。其他爆發音聲母（并定見溪）都是四等俱全，群母卻只有三等字。對群母的分布空缺，很多學者從歷史發展、現代方言里的殘留讀音以及域外對音等多方面來證明上古群母也是四等俱全的（詳見[7]）。那么，為什么上古以后其他爆發音阻塞依舊，群母卻破塞為擦了？難道群母命中注定要先變？

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合適的出發點便是類型學。如果我們發現軟顎濁爆音在世界語言中的分布常常出缺，那么群母的問題就不單單關乎群母，而是一個普遍的、類型學上的問題。如果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那么就一定有普遍的原理在控制，我們就應該去探求這個廣義的物理原因。綜觀世界語言，濁爆音中軟顎音最容易出缺，例如歐洲的荷蘭語、捷克語，亞洲的泰語，美洲的Hixkaryana等都是有[b,d]，但沒有[g]。下面表中是[b,d,g]的在317種語言中的分布數據[33]：

有212種語言有至少一個濁塞音，有[b]的語言最多(202)，比[g](180)多12%。從分布來看，絕大部分場合都是有[g]就有[b/d]，沒[b/d]就沒[g]。真正不合這項分布的，即有[g]但[b,d]都沒有，這種例外只有4次，不到2%。可見群母的分布缺等是常態。而隱藏在這種分布不平衡后面的原因就在于空氣動力學的原理。趙元任很早就用通俗的語言指出了這個道理[31]：

這里的理由不難找，從舌根與軟腭相接的地方到聲門那里一共就沒有多大的空間可以像口腔較寬綽的[b]或[d]音那么弄出些特別的把戲；聲帶稍微一顫動，那一點的空間馬上就充滿了氣成正壓力了。所以也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可以造成第九類那種懸掛的印象或是第十類那種望里“爆發”的印象。本來舌根的爆發音不加上那些特別的把戲已經夠難成濁音了。

濁塞音難以維持的原因在于空氣動力學的偏見[7,35]。但有趣的是為什么群母的洪音字變了[g＞γ]，而在三等細音字里還保留著呢？像“群奇琴強”等有[i]介音的細音字在《切韻》時代還是群母[g]。為什么中古群母還有、且僅有三等字？原因還是可以從趙元任的那段話里引申出來。[g]容易消失是因為“從舌根與軟腭相接的地方到聲門那里一共就沒有多大的空間”，而發[b,d]時“口腔較寬綽”。現在[g]后面有了個顎介音[i]，成阻點往前了，也就是說，這個／g／其實不是軟顎音，而是硬顎音。這樣一來，“口腔較寬綽”了，濁聲也就容易持續了，所以“群琴期”等字的[g]暫時保留下來了。由此可見，成阻點越往前，口腔空間越大，就越能夠抗拒清化。因此，濁塞音消失是從成阻點在后的開始的：小舌塞音[G]最早，然后軟腭塞音[g]，然后硬腭塞音，最后是齒音[d]和唇音[b]。

五數學方法

語言學各領域中是音韻學首先引入數學方法。前輩學者幾十年前就使用了統計的方法，如白滌洲、羅常培、趙元任等等。尤其是陸志韋，引進了當時較為先進的概率論。可見，數學方法的運用不是一種嘗新，更不是一種時髦的選擇，它可以使思維精密化，篩去由含混造成的干擾。下面介紹兩項研究，一是對共時動態的語言變化建立數學模型，一是對歷史音韻材料進行數學處理。

5.1動態語言學的數學模型：沈鐘偉沈鐘偉提出了一個描寫語言動態變化的數學模型[36,37]。他認為研究語音變化的動態過程是認識音變原理的關鍵，不然關于音變的討論無法深入。音變可以看作是一種語言“傳染病”，可以和醫學上的傳染病的傳播過程相比較，兩者的傳播媒體都是人。已經發生了音變的人可以類比于受病毒感染的，而未發生音變的人是未受感染的。音變則是一個“語言病毒”傳播的過程。

王士元的詞匯擴散理論中一個重要推理是：一個音變中在語音和詞匯上不可能都出現“突變”，因為這樣的音變就成了一種頃刻間的變化。但這是個人的語言情況。如果加入人群（語言社團）這個向量，個人語音和詞匯上的突變，就不和整個音變的漸變性產生矛盾。

某個人語音某個人詞匯人群

突變突變漸變

任何語言變化的實質都是一個新的語言要素在一個語言社團中的傳播。一個語音變化，不管是從一個語音條件向另一個語音條件擴散，或者從某些詞匯向另一些詞匯擴散，總是要在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中傳播來進行。

如果語言變化是可以觀察到的，那么音變的動態過程是可以研究的。沈鐘偉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個體調查，因為取樣越大，越能精確地代表語言社團的語言實際情況。這不但是一個統計上的基本要求，更在理論的邏輯推理上避免受到有限材料的影響而產生誤解。另一方面他又運用數學模型來做分析研究。運用數學模型既便于對大量的數據材料做出量化處理，又能把要了解的現象和要回答的問題用精確的方式表達出來。

一個語言社團中的任何一個人在某個詞上的音變只有兩種表現方式，“未變”的和“已變”的。在任何一個時間(t)，“未變”(u)和“已變”(c)的人構成一個語言社團中的人數的總和。換用數學語言表示：

1=ct+ut，或者ut=1-ct。

當然，“未變”和“已變”的人的接觸并不每次都造成音變的傳播。傳播有一個效率(a)。隨著時間的發展，“已變”人數會逐步增加。“已變”的人數的變化和時間的變化可以用一個微分公式來表示：△c=auc△t.

這個微分公式的解是c=(1+ke-a(t-b))-1.

如果c（“已變”的人）是知道的話，這個算式就可以用來求出音變的速率(a)和音變的起始點(b)。

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綜合分析，沈鐘偉發現語音的合并過程是“有向而無序”的。有向性可以證明語音在做動態變化，無序性則揭示了音變有規律的根本原因。同時也解釋了顯示詞匯擴散的各種語言材料。

5.2從韻腳重建古韻轍和古韻母：朱曉農韻腳在音韻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歷代音韻學有一個核心問題：如伺利用古代韻文材料來重建古代韻母系統。

音韻學如果從宋代吳械、鄭庠劃分《詩經》韻部（即韻轍）算起，有上千年的歷史，做的就是從《詩經》韻腳入手來劃分上古韻部。到清初顧炎武這項工作發展成一種系統研究。有清一代古音學，這幾乎就是音韻學的全部。至民初高本漢帶來歷史語言學，音韻學的廣度和深度都拓展了不少，但利用韻文來劃分韻轍依然是一項重要工作。如陸志韋、王力依《詩經》韻劃分上古韻轍，羅常培、周祖模、丁邦新、李榮、張世祿等進而編撰漢魏晉隋唐宋韻譜以探討歷代韻轍系統。

兩個缺陷。上面講了重要性，但問題在于，盡管歷經上千年，盡管有無數杰出音韻學家的努力，探討這一“千古難題”的方法依然停留在乾嘉水平。一方面，憑經驗估計來劃分韻轍（韻部），缺乏一個客觀標準。1950年代語言所開了個會，陸志韋、王靜如等和作者羅常培、周祖謨一起，猜測他們的兩漢韻譜中所用的分部標準（即劃分韻轍）是三七開還是多少開。其實就是說三七開，仍有四種理解：1)七成同用（三成獨用）即合轍，2)三成同用（七成獨用）即合轍（別以為這絕對不可能），3)七成獨用（三成同用）即分轍，4)三成獨用（七成同用）即分轍。而且，即使說清楚是四種中的哪一種，依然沒解決更困難的問題：憑什么是三七開而不是二八開？二點九、七點一開行不行？另一方面，對韻轍（韻部）內部的韻母區別無能為力，例如同一個“言前”轍內部有an、ian、uan、yan四個韻母，這在以前是沒法管的。

以前是用“韻段／韻次／韻例”來統計，因此，一首押3個韻腳的詩和一首押30個韻腳的詩，都計算為一次韻例，而他們在統計中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樣。結果造成兩個缺點：1)粗糙：沒有區別應該區別的情況；2)浪費：無法利用可資利用的信息。

看一個著名的脂微分合問題，這是王力先生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之一。但是，一方面他主張脂微分部，另一方面卻又說：“如果談古音者……不把脂微分開，我并不反對”[38]147。他這種猶豫態度表明單靠“考古之功”“文獻法”來探求古韻母，到此差不多走到了盡頭。找到《詩經》里110例押脂微韻的例子，數清楚其中26處合韻，84處分韻——這就是“文獻法”所能做到的部分“知其然”。如果想要全面地“知其然”，想要“知其所以然”，想要確定脂微是完全“同轍同韻”、還是“同轍不同韻”、還是干脆“不同轍”，那是數理統計的工作（參看陸志韋[39]、朱曉農[17,40]、胡杰和尉遲治平[41]，、麥耘[18]等）。

解決方案。朱曉農以數理統計方法制定了一套客觀標準，解決了這個自宋代以來的千古難題[17,40]。自此以后，在利用古代韻文材料劃分韻轍時不必再憑經驗來估計，在區分韻轍內部的韻母時有了一套嚴格的操作程序和數學證明。注意：使用數理統計方法并不跟校勘和系聯對立，統計就是對經過嚴格校勘的韻腳的細心系聯結果的統計。

兩個基本概念（用作統計）：韻次Y，字次Z。兩者的關系為Z=2Y。

三個重要數值（用作分韻判斷第1步）：同用的理論預期值P，同用的實際統計值R，韻離合指數I=R/P*100。

判斷兩個韻的分或合，并不僅僅依靠表面上相押的次數或百分比。另外有兩個因素在起決定作用：

(1)所有韻的總字次。

(2)每個韻各有多少字，或更精確點，各出現多少字次。總字次對分轍有用。各韻的字次對轍內分韻有用。例如有A、B、C、D四個韻，分轍公式先把他們分成比如說兩個轍：A、B甲轍，C、D乙轍。假如統計結果如下：

(3)A獨用60次，B獨用10次，A～B同用30次。

(4)C獨用35次，D也35次，C～D同用30次。

甲乙兩轍同用數相同，都是30次；獨用數也都是70次。結論似乎應該是若CD合成一韻，AB也該如此；其實不然。因為A、B、C、D四韻的字次可能不同。打個比方，有兩個口袋（兩個轍），各裝100個球（各韻的字），分兩種顏色（兩個韻）。甲袋里黑球80個，白球20個。乙袋里紅綠各50個，假定這些球摸上去手感都一樣（兩韻無區別），那么每次到一個袋里去摸出兩個球（押一次韻）是什么顏色，取決于這種顏色的球在總球數(100)里的比例。因此——

(5)在甲袋里摸100次，每次兩個球，黑黑“相押”的機會=64次(=0.8*0.8*100)，白白獨用機會=4次(0.2*0.2*100)，黑白同用=32次(0.8*0.2*100+0.2*0.8*100)。

(6)在乙袋里摸100次，那么紅紅相押機會＝綠綠相押機會＝25次(=0.5*0.5*100)。紅綠混押的機會=50次(=0.5*0.5*100+0.5*0.5*100)。

上面(5)、(6)是理論預期值，(3)、(4)是實際統計值。兩兩分別相比，就可看到：

上面(3)里面的同用實測數（30次）和(5)理論預期（32次）差不多相等，離合指數I=94(=30/32*100)，統計推斷是A、B兩韻渾然無別。

但是，(4)和(6)的情況很不一樣，理論預期C～D相押應該有50次，而實測結果只有30次，大大低于預測，離合指數I=60(=30/50*100)。意即，說C、D是否已經合韻并沒什么把握。因此還需要進行一次——

t分布假設檢驗t-test（用作分韻判斷第2步），來決定C～D是否合成一韻。有關公式和具體計算步驟可參看文獻[17]和[40]。

六聚變裂變論

“聚變－裂變”(equilibrium-punctuation)模型，或“間或打斷的穩態聚合演變模型”thepunctuatedequilibriummodel，是迪克森在《語言興衰論》[19]一書中提出來的。這是他從生物學里借來的術語（最早見于Eldredge&Gould[42]）。生物學里“punctuation”意譯、“equilibrium”直譯為“間斷（突變）平衡模型”。我“punctuation”直譯、“equilibrium”意譯給他起個意思更為顯豁的語言學名字“聚變－裂變模型”。Punctuation是“中斷中裂”的意思，我把他直譯為“裂變”。Equilibrium是“平衡穩定”的意思，此處指多種語言／方言聚集在同一地區，互相接觸，不同的語言特征聚合互動、互相影響，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最后達到一種穩態平衡的狀態，逐漸形成區域特征，并成為后世共同的原型。用迪克森自己的話說就是：“linguisticfeaturesdiffusedacrossthelanguagesinagivenareasothat-overaverylongperiod-theygraduallyconvergedonacommonprototype”[19]4。對照“裂變”，并參照他用以解釋這模型的“converge”（匯聚、集中）一詞，我把達至穩態平衡的語言特征在區域內傳播意譯為“聚變”——地理上多個語言／方言聚集在一起，語言特征上相互匯聚導致最終產生一個共同原型。迪克森的基本觀點是：譜系樹模型僅適用于裂變期，而不適用于聚變期[20]5,30。十多萬年來的語言演變，大部分時間處于聚變期，裂變僅僅是偶爾發生。也就是說，語言變化總體上是以趨向區域平衡的聚變為主，只有當大規模的移民潮發生，才涉及中斷式的分化裂變疾變激變。迪克森認為當前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和遺傳學家所持觀點有很多需要重新考慮。他還強調說：構擬方法能適用的范圍很有限，而現有的關于祖語可以重建的猜想應該摒棄。我把他的觀點稍事折中一下，“聚裂論”可以看成是一個更為普遍的語言演變模型，他把譜系樹模型包容在內，讓他作為一個說明特定時期變化的特定理論，而歷史語言學家現在的任務是要更多地去關注過去忽視了的那種達至穩態平衡的聚合變化。

運用“聚變裂變”理論來看漢語方言，一些過去難解的系屬問題突然開朗起來。像粵北土話、湘南土話、徽語以及平話等等，這些在譜系樹模型中找不到合適節點的小方言群，很可能就是區域聚變的結果。粵北土話是個典型，按照郭必之的研究，這個小方言群是由粵語、湘語、客家話，可能還有民族語的來源聚變而成[43]。由于長期處于一個比較封閉的地區，說不同方言／語言的族群無可避免地互相影響。這些族群之中，沒有任何一支在文化或政治上具有特別的優勢。為了生活上的方便，當地居民多多少少都掌握一點周邊的方言。因而造成各種語言特征在區域內擴散、磨合。粵北土話有以下幾項共同的語音特征：

a)缺乏塞音韻尾，來源語都有塞音韻尾。

b)鼻化韻豐富，而粵北地區的客語和粵語都沒有鼻化韻。

c)后元音相當豐富，如雄州話有、u的對立；長樂話則有u、、ou等韻母。

d)普遍存在小稱調，部分方言更有一種“嘎裂聲”的小稱調現象。如韶關城關一位老年發音人“籃”

。詳見朱曉龍[44]莊初生（注：莊初升《粵北土話的小稱變音》，第11屆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ChineseLinguistics會議論文，日本愛知大學，2002年。）。

如果這些方言相處的時間更久一點，而社會環境又維持在1950年代以前的狀況的話，各方言之間的借用可能會更加厲害，彼此會變得越來越像，最終發展出一個共同原型(commonprototype)，而這正是“聚變期”的一大標志。可是，最近半個世紀來，隨著交通的發達、媒體的普及和普通話的推廣，粵北土話呈現出急速沒落之勢。韶關市區的居民在1950年前還是以說土話為主，但今天的韶關話已經和廣州話沒有兩樣了。這是新一輪的接觸演變，目前還在進行中。照此以往，粵北土話在兩三代內可能會消亡，只剩下某些音和詞以底層形式遺留下來。

“聚變裂變論”的出現，補充了歷史語言學中譜系樹演變模式的不足，使得漢語方言分區中的一些癥結得到了理論上的闡述。一些處于大方言交界處的小方言群，過去在傳統框架中無所適從，系屬難明，其實都可能是區域聚變的結果。

七歷史音系學的基本假設：結語

在上述實驗語音學、社會語言學、類型學、接觸語言學和數學等方法引進歷史音系學之前，除非有足夠密度的、詳盡清晰的歷代記載，否則構擬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不確定性，至少不是必然性的。我們之所以能在歷史音系學中引進這些普遍的方法，是基于一個對語言演變最基本的假設：時空的“齊一性”原則(uniformitarianism)。這條科學中的基本假設說的是：人的發音、聽感的生理基礎都是一樣的，語音傳播的物理性質更是毫無二致，所以，此時此地能出現的語言變化，彼時彼地也能出現；此時此地難以出現的情況，彼時彼地也難。換句話說，對于語言自然演變的有利條件和限制條件，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人同此口，音同此理。只有承認了這條齊一性原則，歷史語言學才有建立的可能。我們才能“以今律古”，用已知推未知，以今人之口度古人之音，從今天的語言知識倒推回去，重建古音。齊一性原則是一切科學學科中的基本假設。一條物理定律如果在黃河適用，那么在銀河也適用；如果今日適用，那么在大爆炸之初也適用。承認了這條原理，才有可能把語言學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既不僅僅停留在文獻搜索的史學階段，也不刻意追求什么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