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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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當代文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名實相分，概念所指不一。當代文學有時間和意義兩個維度，人們僅僅在時間維度上認同和使用這個概念，而在意義維度上則各有其所指，各說各的。“當代文學”因原有性質被“新時期文學”脹破而發生意義破裂，給修史者造成難以擺脫的困境，已經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概念。本文具案分析這個概念意義破裂的狀況，認為這是在社會文化急劇轉型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

關鍵詞當代文學文學史概念意義破裂

洪子誠曾經對“當代文學”這個概念進行過有點類似于“譜系分析”方法的扼要辨析。他“所要討論的，主要不是被我們稱為‘當代文學’的性質或特征的問題，而是想看看‘當代文學’是如何被‘構造’出來和如何被描述的”①。他注意到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共生性，發現這兩個概念都不是客觀的，而是“人為”的產物，認為當代文學是在左翼文學運動合歷史、合邏輯地延伸中生成，并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被描述定型，在“”結束以后社會的變遷和文學標準的變化中發生“概念的分裂”的。洪子誠所關注的是當代文學的構造過程即其生成、衍化的史跡，自然無法顧及或者根本就不在意“必也正名乎”的概念清理，以及當代文學這個概念是否還有足夠的理由存在下去的問題，因而給我們留下了再辨析的空間。

我覺得，當代文學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名實相分、概念所指不一。因為名實相分，所以用起來相當混亂；因為概念所指不一，所以有一個“誰的當代文學”的問題。

一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至遲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提出開始，學術界就不再存在一個人皆認可的當代文學。

當然也有人皆認可的地方，那就是當代文學的時間維度。我認為，正是在時間維度上所達成的共識，在勉強地維持這個處境尷尬的概念的生命。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形形色色的當代文學教材和論著，盡管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在時限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指1949年以來的文學。假如連這點共識也喪失了，當代文學也就再無繼續存在的必要了。不過，即使僅就時限而言，這個概念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懷疑的。把五十年多前的文學稱作當代文學，這不僅不合適也不正常。

缺乏基本共識的是當代文學的意義維度。你有你的意義維度，我有我的意義維度，他有他的意義維度，大家在不同的意義維度上使用同一個概念。原來有原來的當代文學，現在有現在的當代文學，而且現在的當代文學，也是意義各異的當代文學，其中當然也包括承接原有理路的當代文學。

原來的當代文學，即80年代中期以前的當代文學，與近代文學、現代文學構成一種有別于古代文學的連帶共生關系。根據政治權威的論斷，以社會革命的性質為基準，在同一革命（政治）敘述的框架中，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依次被指認為舊民主主義文學、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這三種性質的文學沿著社會革命形態進化的理路銜接遞進，相互依存，不可分割開來。因此，當代文學是相對于舊、新民主主義文學（近、現代文學）而言，由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形式所決定，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文學。與此相應，原來的當代文學教材，如影響較大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中國當代文學概觀》等等，無不把當代文學界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盡管因時而異，這些教材在內容上難免存在一些差異，但顯然都不是實質性的。“”結束不久問世的幾種有影響的當代文學教材，用“人民”取代“工農兵”擔當當代文學的主角，為以前受到批判和壓制的作家作品“翻案”，不過是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在文學史寫作中的體現，不可能觸動原有當代文學的性質。

實質性的變化出現在80年代中期。自此以后，“新時期文學”不斷拉長當代文學的時間，擴充當代文學的內容，加大其在當代文學中所占的比重，從而改變了當代文學的面貌，使它原有的本質屬性變得模糊不清。“新時期文學”是在中國社會持續的結構性變動中，在回歸并進而走出“五四”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運行的，所走過的是一條與前此三十年間的文學逆向的道路。動態地看，“新時期文學”不是銜接并順延了“文學”、“十七年文學”，而是在接應并超越“五四文學”的過程中疏遠、背離了“文學”、“十七年文學”，使二者之間發生了幾乎無從修補的歷史性的斷裂。這種歷史性的斷裂是巨大的，足以使任何一部80年代中期以來問世的堅持原有性質的看似完整統一的當代文學史分裂成種種相互沖突的表意板塊。

不妨看看王慶生主編、多人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②。這種當代文學史編寫得比較早，在堅持當代文學原有性質的前提下數次改寫續寫，時限下延，內容擴充，被許多大學用作教材，是部頒當代文學教學大綱的依據，影響很大，很有代表性。問題就出在這里：在數次下延的時限內一再擴充的內容無情地脹破了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意義因此而破裂，出現了種種相互沖突的表意板塊。

同一部書，針對同樣的對象，居然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

三卷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是這樣評述楊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人生道路選擇的：

作者以飽蘸激情的筆，把林道靜對革命的向往和追求，對共產黨員盧嘉川的尊重和愛情，以及懷著新戰士初上戰場的心情，參加革命活動的細節，描繪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充分展現出她在斗爭中不斷克服自身弱點，最終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的過程。③

又是“作者以飽蘸激情的筆”，又是“描繪得淋漓盡致、感人肺腑”，說明“新時期”的撰稿人仍然認同并沿用了《青春之歌》寫作、出版時流行的一個判斷：與工農兵相結合是知識分子惟一的出路。這是一個基于階級分析的判斷。堅持這個判斷，也就必定會否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感傷主義，肯定林道靜“最終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的過程”。

在“新時期文學”部分，撰稿人是這樣評述劉心武的人道主義作品的：

《我愛每一片綠葉》是劉心武從“問題小說”向“寫人生”的小說過渡的銜接點。作品……已經在擺脫以往小說的窠臼，寫出了埋藏在渺小人生中的美好情感。主人公乖僻的性格與平凡而又毫不相同的“每一片綠葉”，構成了一個為個性尊嚴竭力辯護的寓言，在這里，劉心武奏起了他的人道主義樂章。④

結合稍后劉心武發表的小說和議論文來看，劉心武的“人道主義”是抹去階級差異（《如意》刻意描寫原是棄嬰的學校雜工石義海與清朝貝勒的小姐戀愛），推崇仁愛、憐憫、寬容和慈悲的一種“恕道”（劉為《文學評論》所辟專欄“我的文學觀”撰文，鼓吹托爾斯泰式的以德報怨、泛愛主義）。前面講階級論，這里講人性論；前面強調階級對立，這里強調超階級的愛；前面否定個人主義，這里肯定“個性尊嚴”，完全是兩種調子，針尖對麥芒。

這種尖銳的對立從何而來？是因為撰稿人不同還是主編失察所致？這不是關鍵的問題。關鍵問題是：是不是有一種非修史者所能左右的力量在起作用？如果有，可能修史者并未覺察到這種力量。

引文所出的三卷本，前二卷是修訂本，第三卷是新版，都出在80年代末。此前十多年持續升溫的啟蒙思潮在這一年達到了它的沸點。不能想象在這樣一個時刻出來的當代文學史可以與啟蒙思潮無關。從第一卷對胡風文藝思想，第二卷對50年代的人性和人道主義之爭，第三卷對80年代關于人性、人道主義、異化和主體性問題的論辯的評述中，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發現啟蒙思潮留下的深刻印記。錄兩段文字：

在真正的現實主義看來，人不但是客觀的“感性的對象”，“而且還同時是主觀的‘感性的活動’”。“只有把握到了作為‘感性的活動’的人，才能夠理解作為‘感性的對象’的人的”。從此出發，胡風初步建立起了以“人的感性的活動”，即以主體的實踐性為邏輯起點的藝術理論框架……⑤

長期以來，在“左”傾思潮的影響下，人們把人的各種社會性完全歸結到人的階級性這一點上來，把不屬于階級關系的其他社會現象一概用階級關系來解釋，結果在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中凡事都上綱為階級斗爭來看待，這一不良后果是很明顯的。⑥

前一段文字重述輕評，顯得很有分寸。后一段文字是述后之評，觀點非常鮮明。兩段文字都肯定了以人性為基礎的人道主義。第三卷討論80年代的文藝思潮，這方面的文字更多，評述也更為清晰具體。總之，肯定人是感性個體，肯定人性大于階級性，肯定人的雙重屬性（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人有重視個體或張揚自我的權利，肯定“人本”而非“物本”的主體性，肯定階級斗爭只是人類必經的一個歷史階段、一種實現“人性復歸”的手段，也就意味著可以理直氣壯、毫無顧忌地肯定劉心武心目中的“人道主義”。相信每一個親歷并熟悉80年代文壇風潮的人，都能夠由此聯想起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風行的盛況，聯想起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熱烈討論，有關文學主體性的激烈論爭……

令人費解的是：既然肯定劉心武人道主義的創作取向，怎么可能又肯定林道靜的人生道路選擇呢？反過來說：既然肯定林道靜的人生道路選擇，怎么可能又肯定劉心武人道主義的創作取向呢？這不是自相矛盾而顯得滑稽嗎？階級論與人性論是針鋒相對的兩種評價尺度，卻可以彼此彼此不分肯否，相安無事地共存共榮，這在道理上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

也許應該引入“同情的理解”這個說法。于理不通卻情有可原。回到《青春之歌》行世時的“現場”，以歷史和價值“還原”的態度來評述《青春之歌》，這是一種途徑。站在修史者理論認知的水平上，以“超越”原有歷史和價值的眼光來評述《青春之歌》，這是另一種途徑。兩種途徑是相反的，不可能重合，重合則等于同時取消了“還原”和“超越”。很明顯，修史者使用的是“還原”的方法。肯定林道靜的人生道路選擇是“還原”，肯定劉心武人道主義的創作取向同樣是“還原”。用通俗的話講，這是見什么人說什么話，隨遇而安。至于是非判斷，顯然不是修史者要考慮的問題。

而這恰恰是無可回避而必須直面的問題。設想一下：假如你“還原”劉心武人道主義的創作取向，并以此來評述林道靜的人生道路選擇，你該做出怎樣的價值判斷？你只能做出否定的判斷。否定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超越”。所幸的是這種“超越”的事情并沒有發生。但不幸的是，一味的“還原”破壞了一部當代文學史表意的整一性，使其分裂成互相沖突的種種表意板塊，給人帶來無法排解的困惑。

讀兩卷本比讀三卷本的困惑要來得更重。兩卷本加重了“超越”的分量，卻怎么也抹不去“還原”的痕跡。有意思的是，前引肯定林道靜人生道路選擇的文字，竟然原封不動地出現在兩卷本中。兩卷本是1999年出版的，難道作者沒有覺察出一點問題？不是。比如三卷本說《創業史》里的郭振山“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典型”，明確表示“個人主義的思想污垢，幾乎都要泯滅了他的莊稼人的正直和純樸”⑦，這是否定個人主義的“還原”，但在兩卷本中這些話統統消失了，證明作者有了“超越”的人性論的眼光，有所考慮，所以干脆抹去了事。但是，抹得干凈嗎？

請看兩種本子對《創業史》主題的深刻性的概括：

《創業史》主題的深刻性，首先是在廣闊和深遠的歷史背景下，相當充分地揭示了中國農村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創業史》主題的深刻性，首先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形象地揭示了中國農村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創業史》主題的深刻性還在于，作者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特點的正確認識，著力表現了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是怎么進行的。

《創業史》主題的深刻性還在于，作者著力表現了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不同于民主革命的新的革命。

有意不點明出處，是想請讀者做個推斷，看看它們各自的所屬。兩組中的前一段話說得滿，干脆；后一段話說得巧，含蓄。話說得滿是因為確信無疑，說得巧是因為有所顧慮。粗看差別不大，細想差別還真不小，尤其是下面一組，前面一段給出肯定判斷，斬釘截鐵，后面一段則帶點“中性”的意味，富有彈性。然而差別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無關乎實質，沒有越過“還原”的邊界，因為兩組文字都肯定了農村集體化或公有化是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這一點恰恰是與兩個本子所規定的當代文學的性質相一致的，不一致的認識，即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形成的認識，或者說在評述《鄉場上》、《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和《黑氏》等農村題材的作品時所體現出來的所謂超越性的認識，并沒有從這些文字中反映出來。想“超越”卻越不出“還原”的邊界，不想“還原”卻羞羞答答地找不到“超越”的途徑，可見兩卷本遇到了比三卷本更大的困難。

兩卷本的時間下限拖到了90年代末，遇到的困難自然要比三卷本更大一些。理由是：90年代的社會所有制形式和文學都真正多元化了，由原有單一性質導出的評價尺度已經無法從容應對繁復多變的90年代文學。王朔的作品是什么性質的文學？張承志的《心靈史》是什么性質的文學？先鋒小說是什么性質的文學？新歷史小說是什么性質的文學？“第三代詩”是什么性質的文學？還有“小女人散文”以及兩卷本尚未論及的衛慧和棉棉等人的“身體寫作”等等，都是一些很難確定性質的文學。性質各異的文學要求修史者應有新的治史觀念，采用與新的治史觀念相適應的研究方法和評價尺度。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看到，修史者所采用的基本上還是見什么人說什么話的評述方式。涉及王朔的作品時給出一種評述，涉及張承志的《心靈史》時給出另一種評述，涉及先鋒小說時又給出一種評述……

這是隨遇而安的策略，用來對付90年代文學是可以理解的，但用來對付已經有五十年歷史的當代文學就令人不解了。林白和陳染的小說、伊蕾和翟永明的詩，與趙樹理和馬烽的小說、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怎么可以相提并論？可是它們偏偏就出現在同一部書中，并同樣得到肯定的評價。假如讓賀敬之來讀伊蕾那些表現女性個人隱秘心理的詩，或者反過來讓伊蕾來讀賀敬之那些表現“大我”、歌頌時代的詩，他或她將作何感想，給出何種評價呢？在當代文學原有性質被脹破，意義隨之破裂，形態隨之多樣化的情況下，持有任何一種評價尺度都會失去準繩，自亂方寸。矛盾重重，歧義叢生，卻又不得不強作解人，最好的辦法只能是隨遇而安，見什么人說什么話。

意義破裂是必然的，不破裂反而讓人難以理解。不破裂的前提是堅持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維持當代文學原有意義維度的一致性，但這是不可能的，不是誰想堅持、維持什么就堅持、維持得了的。事實也是如此。所有堅持原有性質、維持原有修史策略的修訂、續寫和新寫的當代文學著作，沒有一部能夠逃脫類似于三卷本、兩卷本表意板塊裂解的命運。若想消除矛盾，徹底解決問題，除了另起爐灶以外，似乎別無他途。

二

首先打破原有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分而治之格局的標志，是發表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不僅破壞了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連帶共生關系，而且破壞了它們的連帶共存關系。這篇文章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整體，從內容和審美風格等方面把它限定為一種啟蒙性質的文學，依據啟蒙的語義描述其上行——下滑——再上行的歷史軌跡，從而同時抽掉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并存的合法性基礎，打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一個措手不及。隨后有人提議“重寫文學史”，其本意在于嘗試“改變這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⑨。這個意圖其實并不是什么新東西，不過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者明確表示過的意見的重復，而且就其實踐的情形而言，“重寫”的依據也是啟蒙主義，至于“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即使在今天也難以覓得它的蹤跡。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來以后，“盡管‘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概念還在使用，使用者賦予的含義、相互的距離卻越來越遠”⑩，只剩下時間上的共識在頑強地支撐著它們的門面。

實際上就連時間上的這點共識也不一定靠得住。大概是1986年的暑期，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參加一個中國現代文學講習班，聽了王瑤先生的一個學術報告。記得這個報告講的是現代文學這個在當時動蕩不安的概念。他把現代與傳統對應、對立起來，以是否徹底的反孔即反傳統為時間界碑，把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分隔開來，認為徹底反孔的“五四”文化革命是中國出離傳統、進入現代的最突出的標志，仍然應該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主張繼續使用這個概念，不過可以考慮把它的時間下限延伸到作為“新時期文學”開端的1979年。這個報告的文字稿不久便見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影響相當大。后來見到有些學者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如范伯群和吳宏聰主編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許志英和鄒恬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主潮》，朱棟霖、丁帆和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就順延了原有中國現代文學的時間下限，只是截止的時間有所不同而已。按照這些學者的意見，當代文學已經被現代文學吞食而不復存在。事實上，當代文學被現代文學“收編”，在我國現行學科分類體制中已經沒有獨立的地位。

然而這并不妨礙仍然有許多人在繼續使用“當代文學”這個概念。不是在現行學科分類體制的制約下使用它，而是在慣性作用的支配下使用它。使用它可以，問題是使用它的根據何在，你所使用的是“誰的當代文學”。我想，除了在時間維度上可以勉強達成一致以外，在意義維度上誰都不敢擔保大家可以享有同一個“當代文學”。

洪子誠的“當代文學”不是陳思和的“當代文學”，洪子誠、陳思和的“當代文學”也不是於可訓或其他什么人的“當代文學”。你說你的“當代文學”，我說我的“當代文學”，彼此相安無事。

洪子誠注重的是外部研究，即當代文學生產/傳播機制的研究。陳思和注重的是內部研究，即文學作品內在機制的研究。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11)，對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作過一點所謂性質—結構/框架的分析。在我看來，后者是啟蒙性的，前者游移于啟蒙立場與“中性”的學術立場之間。這個看法至今沒有發生變化。李楊在談及拙文時懷疑有沒有“中性”的學術立場，實際上我也有同樣的懷疑，從拙文中就不難看出來。但我相信史實陳述與對史實的擇取和評價不是一回事，涉及兩個層面的“歷史”。1919年發生了“”，這是史實陳述，不存在言人人殊的問題；根據何種治史的觀念擇取并組合“”中的哪些史實，主觀的問題就出來了。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一體/多元的框架中擇取和組合史實，穿插其間的是大量的史實陳述，不時可見游移之狀，恐怕是無可懷疑的。拙文還談到洪著相對疏于文學文本研究的問題。其實這是難免的，有所為必有所不為。我有個想法：要是真的讓洪子誠來加強文學文本的評析，將會出現怎樣的一種情景？這個想法或許有點殘酷，因為接下來的推想完全有可能會把“中性”拋到九霄云外，使一部意義相對完整的當代文學史發生意義破裂。我無法想象一向謹言慎行的洪子誠將如何持之以恒地以一種評價尺度評析長達半個世紀的五花八門的文學文本。他在面對90年代文學時所產生的無從下箸的不適感，是不是暗示著他的評價尺度的軟弱無力呢？

陳思和用“無名”來包攬90年代文學。“無名”近似于“多元”，不是一個意義明朗的概念，用以概括一個時段林林總總的文學，顯然是策略性的，多少顯得有點無奈。要想得到相對確切的意義，就必須爬梳史實，一一指實，給出恰當的命名。一一指實不是不可能的。一個時段，就那么多東西，都擺在那里，不能一一指實，給不出命名，恐怕只能說明我們暫時還不具備這個能力。其實陳思和并非不想指實，他主編的那本教程，在“無名”的名義下給出的那些命名，如用“生存意識”指認“新歷史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用“個人寫作立場”指認史鐵生、王安憶和王家新的詩文，用“民間立場”指認張承志、韓少功和張煒的小說……就是很好的證明。“生存意識”和“個人寫作立場”是文學評論界的流行語，“民間立場”是陳思和賦予特殊語義的專用語，就這樣被并置在了一起。按陳思和一貫的推論邏輯，“生存意識”和“個人寫作立場”也應納入“民間”。我曾經撰文剔發過“民間”的含義，這里不再重復。“民間”是一個有著確定意義的啟蒙概念，包容性極大，它與“無名”是什么關系，不大容易說清楚。這個想法或許也有點殘酷：是“民間”極大的包容性吞沒了“無名”呢，還是“無名”極大的包容性吞沒了“民間”？著者的意圖是很清楚的，就是讓“民間”的語義遍及全書，滲透到方方面面。“民間”泛化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即使是“無名”而又“有名”的文學如上述體現“生存意識”、“個人寫作立場”的小說、詩文，也都在它控制的范圍之內。在這里，闡釋和評價的一致性融解了90年代文學的多元性，也使“新時期文學”與前此三十年的文學在性質、意義和形態上的巨大差異性變得不易辨識。

洪子誠、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走得比較遠，進入的角度相對單一，於可訓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概論》(12)則有所保留，處于中間狀態。於可訓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看成具有連續性和整體性的新文學的兩大階段，保留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在他看來，追求現代性，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并肩行進，新文學作家的文學活動代際相銜，是具有連續性和整體性的新文學的三大要點。這三大要點是怎樣關聯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的，又是如何從當代文學的歷史行程中體現出來的，他似乎并沒有怎么留意。於著的一個特點是沉穩，不偏不倚，不新不舊，不溫不火。於著分為上、中、下三編，分別從社會文化背景、文學思潮和各體文學創作三個方面評述三個時段（1949—1976、1976—1989、1989—2000）的當代文學，其中不乏深入的分析和啟人深思的論斷。我的疑問是：既然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具有不同的性質，那么二者如何能夠膠合成一個具有連續性的整體？更大的疑問是：保留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是否意味著也保留了其原有的意義裂痕？不知道作者為什么要增寫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文學。誰都知道，臺港澳文學與當代文學原有的性質根本就沾不上邊。增寫90年代文學倒是有情可原的，是為了求全，為了教學的需要。不過這樣做的結果并不理想。多元形態的90年代文學到底應該從什么地方獲取其同一性？90年代文學與建國后三十年的文學在性質上是同一的嗎？這是極難而非得回答的問題，繞不過去。繞過去的后果是什么？只能是前已說過的“隨遇而安”，“見什么人說什么話”。繞過去便失去了基本出發點和統一的評價尺度，不繞過去又處理不好不同性質文學之間的關系，左右為難。就此而言，於著的意義裂痕注定要比洪子誠、陳思和等人的當代文學史來得深、來得多。

由此可見，無論是誰的“當代文學”，都緩解、化解不了性質脹破、意義破裂所帶來的表意沖突。時間維度的共識給了修史者繼續使用當代文學的自由，意義維度的分歧卻給了修史者繼續使用這個概念的限制。在各自有限的范圍內修史，只會使當代文學的面目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還見過一些近幾年編寫的當代文學史教材，如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孟繁華、程光煒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等等。見過而未及細讀，不好評述。只是覺得這些教材引入“現代性”之類的概念，有了新的視角，但似乎都不大關心當代文學是否統一即其性質和意義是否一致的問題。

在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原先相對穩定的概念紛紛發生意義的破裂，這是一種十分正常的現象。當代文學因其時效性極強而比那些時效性較弱的概念更容易發生意義的破裂。

問題是意義破裂了怎么辦。重釋后沿用原有的概念，或者換個更合適的概念重建述史空間，也許都是可行的。但是，當代文學中有個在時間上不斷順延的“當代”，未知的東西將不斷涌現出來，怎么重釋都避不開它在時間上的限制。而換個更合適的概念，換個什么樣的概念，所換概念是否比原來的更合適，也是難以預知的。

相信已經有人在另尋修史的途徑。

①⑩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當代文學概說》，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②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三卷本，一個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兩卷本。三卷本中的第一、二卷初版于1983、1984年，修訂再版于1989年；第三卷只出了一版，時間是1989年。兩卷本以三卷本為底本，經壓縮、修飾、改寫、續寫而成，1999年出版。無論是三卷本還是兩卷本，都是意義破裂的文本。

③⑥⑦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2），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頁，第31頁，第216頁。

④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3），第132頁。

⑤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1），第76頁。

⑧陳思和的《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載《復旦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雖然先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刊出，但從實際的效應來看，遠不及后文。

⑨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載《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10)昌切：《學術立場還是啟蒙立場》，載《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

(11)《中國當代文學概論》有兩個版本，初版和修訂版分別于1998年和2003年問世。修訂版對初版略有修正，加寫了90年代文學和臺、港、澳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