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小說寫作的意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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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這位被陳曉明稱為“90最優秀的小說家”，以自己獨特的創作歷程表明了新生代作家獨有的精神姿態和價值立場。朱文寫詩出身，曾參與地下刊物《他們》的編輯工作，和于堅、韓東一起成為“第三代”的代表性詩人，對“朦朧詩群”所扮演的“歷史真理代言人”做了有力的否定。朱文1989年從東南大學動力系畢業后，1994年辭去公職，自由創作，著有小說集《彎腰吃草》、《達馬的語氣》、《我愛美元》（1997）、《因為孤獨》（1998）、《弟弟的演奏》（1998）、《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2000）、《傍晚光線下的一百二十個人物》，長篇小說《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1999）。朱文的小說創作和詩歌一脈相承，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指出。它們延續了在詩歌領域中的反社會文化、傾向于日常性的特點，只是在90年代的文化背景中可以表現得更為突出。從“破”的角度而言①，朱文顯示了強大的沖擊力，但從“立”的角度而言，作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則顯示了其精神上的困惑和脆弱。本文力圖從他的小說創作著眼，以此探討其小說寫作的意義和限度。

一、拒絕“共名”：精神的自我回返

在我看來，文學創作的真正起點應該是作家自己的身體與體驗。但社會化卻是人基本的命運，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往往身不由己地接受了社會通行的意義規范和認知法則，并自然而然地以此出發來領會周圍的世界和事物。這樣在個人本己的自我與事物之間，實際上有個人無可選擇而接受的通行法則作為理解的媒介，個人的認識往往不是他直接感知事物的成果，而是基于已接受的規則對事物編碼的結果。作家要有所創造，就必須解除他與事物之間的認知障隔，得以直接與事物接觸，恢復初生時對世界無隔的感知，真正直接感受到事物，使自己的感受成為“首次感知”，吐發出新鮮、初生的光輝。作家超越現有的文化邏輯，與事物無遮地接觸亦是真實的寫作得以發生的起點。朱文的小說寫作在這方面做過相當的努力，對長期籠罩在時代共名與公共理解中從事寫作的中國作家與文學本應是一個極好的啟示，但時代的喧囂和朱文寫作本身的問題過早地將其淹沒。

朱文相當深刻地領悟到習得的意義圖式如何阻隔了人們與世界的真正接觸。他說：“我們總是處在一個不真實的環境里，人們已經從血液里接受了一種十分怪誕的生活，不再對它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在此基礎上，人們建立起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明天，很多切膚之痛在一種虛幻不真實的氛圍下被淡化，或者完全染上一層保護色，你甚至沒有機會感覺到你自己的真實存在，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年深日久的隔絕使你的感覺器官變得遲鈍。”正是基于對先在認識機制蒙蔽生活真實的深懷警惕，朱文在一開始就以對抗的姿態自覺遠離既定意義模式的規范，并極力擺脫社會中心意識對自我的限制和影響。他大量的作品都在講述遠離先在接受的“前認知結構”向自我回返的精神歷程。朱文筆下的“小丁”和其他個人形象可以看作是作家自我的代言人。這些人物大都對公共生活領域的東西不感興趣，多是一些身份曖昧、職業不明者，大部分時間一個人獨處，凝望著時間無聊地從眼前流逝，咀嚼著空洞的生命滋味。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回到了個體生活及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里面。朱文的人物甚至還是“我是我自己”的絕對堅守者。為了自我的完整，他們選擇了對人世逃避。一方面他們自動切斷了與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中心價值體系的聯系，他們的行為也因此缺乏為社會公認的合法性，朱文小說中經常出現的弒父式情節正是他這方面精神傾向的反映。《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中，主人公面對固執地堅守傳統規范、身體健康的父親惡毒地詛咒“父親，你為什么不死”。《我愛美元》中“瀆父”的情緒同樣強烈，小說中主人公想方設法地要讓父親與別的女人發生關系，想以此來打擊、褻瀆父輩持守的道德觀念。這些情節無關親情，象征地表達了他們對父輩所信守的道德和價值的深刻拒絕，及想從根本上擺脫父輩的意義理念影響的深切意愿。對他們而言，只有擺脫了與父輩的聯系才能擺脫可能由此而至的牽累、影響或者控制，保持自我的純粹。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地逃脫與他人的關系。他們有可能與別人建立起疏淡短暫的關系，但最終他們又自動地遠離。再者，這些邊緣人又拒絕按社會的成功標準來改變自己，拒絕世俗的成功，不讓自己屈服于社會的期待。他們對任何可能與世界有實質接觸的行為和心理變動都深懷警惕。《沒有了的腳在癢》中，當一個女人“不再用身體來感知我，對我的語言，她發生了深切的愿望，她的精神觸角已經觸犯到我的內心世界之中”時，也是“我”離去的時候。“性”的欲望是他們無法抗拒的，但他們更愿意以無愛之性來加以解決，寧愿做一個“內心疲乏、訓練有素的通奸者”。沒有愛的肉欲宣泄最后使性行為變得機械和麻木，讓這些邊緣的個體們產生無法抑制的厭惡。性的宣泄不僅不能緩釋焦慮，反而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欲望都成為虛無，這也意味著他們與世界的最后聯系的崩解。

二、“去蔽”寫真：真實的寫作得以發生

朱文在把自我從社會公共意識中分離出來之后，他才真正地把自我向生活敞開，讓自我充分地與世界直接接觸。當他真正用自己的敏銳感覺，親自“到場”去親身體驗，用純然個體的眼光去打量日常生活時，終于發現了為我們視而不見的驚人常識。他的小說寫作從不預設目標，而按照生活自在的樣態展開書寫。從《傍晚光線下的一百二十個人物》《五毛錢的旅程》《到工廠到底有多遠》等小說，我們可以看到朱文想把庸常的日常生活放在明亮的光線下讓它自然流動的努力。《傍晚光線下的一百二十個人物》作者把小說舞臺定點在一個沒有名字的小煙酒店，錄下了七個不構成故事的場景，僅作外部觀照，不把視角探入人物的意識內，讓人物在傍晚的光線下自我表演。這其中的人物不是事先設定有某種性格或命運或心態的人物，也沒有特定身份，他們只是因為在這個特定的時段進出這個小店才進入敘事。朱文把由人物接觸構成的流動中的日常生活本身當成是一種奇怪生物群落在特定時空中的物理存在和關系狀態，并進行逼視和觀察，片段的日常生活在傍晚的陽光下接近無限透明，以它自己的方式隨時間一起流動，呈露著它真實的“物性”存在，或者說，朱文就是要用接近無限透明的講述來竭力恢復生活本身的“物性”存在狀態。不追問意義，也不作價值評判，這里逼視的是大眾生活的“零狀態”——不附加思辨和對其賦值的質樸狀態。《五毛錢的旅程》《到大廠到底有多遠》里，作家同樣像是一架全息攝影機，拍下了短暫旅途中汽車內的情景片斷，微妙的心理碰撞、情節的起伏折疊、簡單的事件被寫得洋洋灑灑。這些小說所呈現的生活細節是被人們所忽略的日常細節。朱文自己扮演了一個冷漠的旁觀者的角色，只用自己的感官去直擊現場，用鮮明的畫面造成極有震撼力的現場感，日常細節被充分暴露，逼真得讓人驚奇。讓生活細節進入敘事不是朱文的開創，它是經典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朱文細節與此不同，因為現實主義作品中的細節是極具功能性的，常與人物塑造和故事的推進相關，或者是要“以小見大”，以一個盡在敘述者掌握中的細節安排承載意識形態傳達的重要功能。朱文的這類小說，細節就是小說的全部，他沒有把細節置于強硬的理性框架中。新寫實小說關注的同樣是大眾的日常生活，聚合了大量普通大眾的生活小事，并通過作者本人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取向把這些事件組織起來。雖然評論家們用“情感的零度”“原生態”去描述這些小說，但文本背后作家們的同情、悲憫、理解或者批判是不難讓人感受到的，許多這類作品甚至可以直接劃入“人道主義”的宏大敘事范圍，其中所高揚的是“人道”“理想”“崇高”之類的旗幟，瑣屑的生活小事成為人被磨蝕被消耗的證明，而由此帶來的生活的粗鄙和庸碌被認為是“本不該如此”的，批判現實的意味濃厚。這說明在新寫實作家的心目中總存在一個更美好的生活情景，有一個“本該如此”的生活形態存在于他們的想象里。也正因為新寫實小說的這種價值取向與主導文化的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因而它的合法性沒有受到質疑，甚至成為一個歷史時段文學的主流。朱文顯然走得更遠。《傍晚光線下的一百二十個人物》《到大廠到底有多遠》等小說甚至不去寫一個完整的生活小事。如果說新寫實小說顯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內在關聯的小事，那么朱文呈現的細節則屬于這些小事間的“過程”，那是一些未被作家所注意、也往往被忽略不計的“過程”。朱文拒絕了現時的主導文化的意識形態觀念饋贈，拒絕用既定的情感程式和觀念去組織日常生活細節，他把它們從既定的意義規范中剝離出來，使之失去了意義的覆蓋而充分地裸露，回復到原始的粗糙狀態，讓日常生活在放大鏡式的觀照下凸現出其“毛孔”和“肌理”，把時代深處的事物裸露出來。朱文這時實際上在對生活原始發生狀態進行還原，消解了傳統對生活的理念構成，中止了判斷，對存在之“真”進行著“去蔽”，讓事物自然彰顯，這與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則和旨趣深相契合。朱文恰好在充分回到他自我感知時回到了源頭，在摒棄了既定的意義、文化規范后，站在開放的世界里，世界好像是第一次顯現在他四周，他也似乎是“首次感知”到了世界。這讓他的寫作回到了一個堅實有力的起點上來，也是對長期以來喜歡在宏大的命題下，在巨型神話話語中，向故作深奧、莊嚴地說話的文學秩序、文學規范的挑戰，它意味著與傳統文學規范的決裂和新的寫作可能性、意義空間的拓展。由此看來，朱文小說寫作的意義正在于解開了文化對作家個人本己生存可能性的遮蔽和文化加于作家個人身心的規約，讓文學恢復了作家自發地感知、體驗的能力，使文學重新找到自己的血液和立足的根本，回到了一個真實而堅實的起點上，在此基礎上，文學有可能從不給生活賦值的“零狀態”開始，重新獲得對事物命名的能力，建立起與世界接觸的新的精神關系。正是在這里，朱文的小說寫作表現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大啟示意義。三、叛離之后：停滯于“無著落”的空洞

不過，朱文的小說寫作還只意味著朝向真實的寫作的開始和寫作開啟新的意義空間的可能。朱文在走向返回自我的路上邁出了艱難的一步，但他的精神探索并沒有繼續進行下去。一個刻意背棄世界的個體，除非他的生活已有某種意義和方向，否則離棄了世界之后，他將發現這個世界原是一片虛空。弗洛姆就曾說過，一個人一旦從賦予其生命和意義保障的一切契約中解脫出來，他將發現個人將無法忍受這種孤境，他將作為孤立的個人變得徹底的無依無靠，迷失方向，喪失目的，于是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生活的意義，以致懷疑他據以指導行動的任何原則，孤單和懷疑窒息了生命。②朱文小說中的人物也正是如此。他們在解除了約束與負擔獲得了“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精神的遮蔽和心靈的壁壘。抵達了否定的極致，也最終使他們自己一無所有，遭遇到巨大的虛無，墜入無可克服的凝滯與懶怠。不僅未拯救出自己，連自我都失去了。所以，更多的時候朱文的人物總是在路上，總是在去向一個地址不明的地方的行走途中。這暗示著這些虛無的個體潛意識地想逃離無可名狀的厭倦和自毀感，然而他們的逃避本身也是虛無，因為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終點，逃亡變成了僅為行走而行走的無休止過程和無意義的活動，逃避的結果仍是從虛無至虛無的。在他們消解了一切當下公認的價值和定義之后，他們人性中最基本的肯定和確切的因素也毀壞了，在橫掃了一切的煙云之后，一切價值都失去了意義，他們的存在也呈現出廢墟般的荒蕪。這就是朱文展現出的既有意義體系的逃避者的黯淡前景。

本來，人面對虛無，就面對了世界的無限可能性，有可能催動個人在虛無中給予無意義的世界以意義，給出僅出自于他自身的對世界的重新命名，就有可能啟動新的生機。“世界具有無限性，世界是怎么樣取決于你要世界怎樣。”③這說明一個人在墜入荒蕪之后，是可以通過自己精神的力量凝聚起自己和世界的破碎關系的。虛無讓人越出了現有意義秩序的邊界，在這個時候一個人能解除社會化對他的意義綁縛，清除掉既有文化蒙在他精神上的塵垢，了無掛礙，無蔽地與世界相觸，建立起自己與世界的精神關系，獲得自我為這個世界命名的能力。但在朱文小說中還看不到個人在越出了常規和既定文化規范墜入虛無后，為擺脫虛無而做的精神抗爭和重建自我與意義的艱難努力。所以他小說中的逃亡者就像離水的魚一樣，始終在粘滯、虛弱、空洞中麻醉，他筆下描繪的就只能是一幅幅晦暗、無意義的生活圖景，有亮色的東西從來就不會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弟弟的演奏》寫大學生被無限期延擱又遭閹割的青春情欲，他們那貌似莊嚴的政治游行也不過是小野心家們撈取政治資本的權謀和那些大學生們把幾毫升精液拋灑在大街上的無聊行走。《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則用一個長篇表現病態的自棄和生活的懶怠。他小說中無聊的事物，雜亂和混沌得讓人深感不安。這樣一種拼命撕破和帶有攻擊性的表達固然可以提醒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有多貧乏，把我們拉回到留意當代生活的雜亂和無聊上來，但也會讓我們備感壓抑，窒息我們對生命的期待。而且，在眾多的這類小說中，我們看不到朱文的主人公們在徹底回返自我而陷落虛無后有什么從困境中突圍的精神和現實行為，他們雖漫無目的、沒有方向、不知所終，而且心情灰暗，心懷隱痛，但也似乎安之若素，甚至樂此不疲，因為做背離常規、我行我素的另類舉動讓他們有超出眾人的心理優越感，這無疑是一種不錯的致幻劑，很大程度上，朱文們更愿意以這樣一種常規的叛離者的身份自居。盡管他們除了空洞以外，一無所有，但在他們看來，做一個離經叛道者的前衛感覺也很不錯。朱文的人物就停留在這里，沒有更進一步擺脫困厄的精神追問和強烈沖動。所以，朱文的小說雖然有相當的革命性，但在總體上難脫青春文學的那種耍酷、玩深沉的做派和情緒。另外，由于缺乏來自外在更高的精神指引，朱文自己也并沒有建立起自我堅實的與世界接觸、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和價值確信，所以朱文的寫作給出的更多是自我感知的經驗，甚至是頹廢的、自瀆的經驗。朱文后來的小說寫作明顯有自我重復的趨向，而且似乎也難以為繼，跟他自身缺乏內在的持續力量和由此陷入的困境有直接的關系。

朱文以激烈對抗的姿態拒絕了既有文化規范和通行的價值體系，堅決回到自我的身體和個體體驗，他的寫作因而回到了一個真實的起點上來，并使人注意到時代內部的事物和為我們所忽略的常識，這是真實的寫作得以發生的基礎，對長期習慣于援用舊有集體主義、宏大命題的中國文學是一個很好的啟示，這也正是他對中國文學的意義所在。但他的過于迷戀叛逆者的角色，躲在一個昏暗的角落獨自品位個人的感性經驗，不在困境中抗爭和突圍并仰望一種更高的精神，從而導致最終無法獲得自我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使他的寫作缺乏精神之光和內在的持續力量，暴露出他寫作的限度。朱文寫作的得失正好說明，真正有力量的寫作要表達對俗常、習見、不完善現實的不和解，要表達越出意義邊界所體驗到的生命的荒誕和虛無，還應該試圖表達人對荒誕和虛無的反抗，人在虛無之中試圖建構和聚合的沖動或努力，以及對新的意義的開啟，并以此表現人的尊嚴，捍衛文學的尊嚴，讓讀者感覺到一個偉大靈魂的觀照，感覺從遠遠的地方傳遞而來的精神之光的照耀，感覺到心靈與心靈之間的相互溫慰。給生命增加一點亮色，藝術就應該給人的靈魂這么一點光亮，這么一點慰藉，文學就應該是這么一項最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件和偉大事業。

①1998年10月，由朱文發起的問卷調查《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在文壇激起軒然大波，在問卷調查中，匯集了五十六位6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對現存文學秩序的尖銳而偏激的批評，“問卷風波”從另一個角度充分顯示了朱文“破”的決心和勇氣。

②埃里希·弗羅姆：《對自由的恐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頁。

③轉引自鄧曉芒:《靈之舞》，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