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學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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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的整理與研究碩果累累

隨著大宗簡帛的相繼出土和陸續公布，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經過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發表有關簡帛研究的論著數千種。這些論著大體上可分為簡帛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個方面。所謂基礎研究主要包括發掘報告、圖版、釋文、注釋、語譯、索引、字編、參考文獻和論著目錄等。而應用研究主要是應用新發現的簡帛資料（包括簡帛文字記載、實物以及器物、遺址、墓葬等），結合傳世典籍研究當時的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關系、中外關系、語言、文字、書法等各個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歸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正如張政先生為《簡帛研究》題詞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審系篇題，終成圖籍，補史之逸。”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大體上是沿著這樣的軌跡進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漢簡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漢簡雖然首先由法國漢學家沙畹率先進行整理和考釋，但作出最大貢獻的應該首推我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墜簡》一書以及王國維后來發表的系列論文，不僅對每枚簡文分類詳加考釋，而且應用新發現的簡牘資料，撰寫出許多研究漢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論文，尤其重視把敦煌漢簡所記載的內容和漢代烽燧遺址的情況聯系起來，力圖盡可能恢復漢代烽燧組織系統的原貌。《流沙墜簡》一書的精辟考釋和王國維研究敦煌漢簡的系列論文，不僅為當時的東西方學者所望塵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為近代簡帛學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漢簡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漢簡的整理和考釋，一開始便是由中國學者負責的。起初參加的學者有馬衡、向達、賀昌群、余遜和勞干等人，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整理工作中輟。后由勞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釋，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與此同時，勞干還發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漢簡的論文。《釋文之部》在變通《流沙墜簡》一書的基礎上，將居延漢簡分為文書、簿錄、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六大類。《考證之部》和研究論文則沿用王國維所創立的“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拓寬了研究領域，在居延漢簡和漢代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以前，重要的論著還有《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羅布淖爾考古記》、《新獲之敦煌漢簡》、朝鮮古跡研究會《樂浪彩篋冢》、賀昌群《〈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盤《漢晉遺簡偶述》、《漢晉遺簡偶述續稿》和勞干《敦煌漢簡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別是隨著七十年代居延新簡和馬圈灣等敦煌漢簡的相繼出土，居延和敦煌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興未艾之勢，在應用簡牘來研究歷史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概括地說，在下列六個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和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使人們第一次得知貝格曼田野發掘工作的詳情，并能見到居延漢簡的全部圖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灣、地灣、瓦因托尼、查科爾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漢簡所屬的出土地點。1980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首批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這對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冊書復原以及古文書學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三）、早在《甲編》出版以后，就有學者曾撰文對《甲編》的釋文進行補正，如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于豪亮《〈居延漢簡甲編〉補釋》等。當1980年《甲乙編》問世前后，又有許多學者接連不斷發表有關補正釋文的論著，如裘錫圭《漢簡零拾》、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補正舉隅》等。從1979年起，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漢簡，謝桂華、李均明曾反復審讀居延漢簡各種版本的圖版和釋文，又得有機會見到尚未公開發表的居延新簡的簡影，于是將以往諸家釋文逐一進行校訂，最后編撰成《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在釋文的準確性上有顯著的提高。（四）、眾所周知，首批發現的一萬余枚居延漢簡，完整的冊書僅保留下來兩種，即由77枚簡

（其中2簡無字）編聯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簡編聯成的“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僅由此兩種簡冊可知，居延漢簡絕大多數原本都是用細麻繩編聯的冊書，出土以后，因為麻繩腐爛斷絕，原來的冊書都變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簡和斷片。為此，森鹿三以為將已散亂的簡牘恢復到冊書的本來狀態，至少恢復到接近原來的冊書的狀態，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礎工作。當1957年勞干《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將全部精力傾注到了“通澤第二亭食簿”（簿書）、卒家屬廩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復原上，率先開了復原居延漢簡簿籍冊書的先河。魯惟一繼承和發展了森鹿三的這種研究方法，出版了專著《漢代行政記錄》，從居延漢簡中復原出多種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對居延漢簡的斷簡進行綴合和冊書進行復原，其意義正如永田英正在《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一文中所總結的：（1）在居延漢簡中，從全體上來看，簿籍簡牘占絕大多數；（2）簿籍簡牘和它們所記載的內容相應，各自具有固定的書寫格式；（3）所有的簿籍簡牘并不是孤立的個別記錄，而是被編聯成冊書的；（4）以簡牘的書寫格式為標準，有可能將大量的簡牘歸類集成；（5）隨著簿籍簡牘的移送和傳遞，就有可能形成文書。這就開啟了通往對簡牘進行古文書學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臺北出版了《居延漢簡補編》。《補編》彌補了以往歷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漢簡的圖版和釋文均未能核對原簡的根本缺陷。為了盡可能為字跡日漸褪色的原簡保留最好的簡影資料，而采用紅外線設備等先進科學技術，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鏡無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跡，清晰呈現，從而對以往諸家的釋文多有補正，在釋文的準確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簡牘釋文，下冊為簡牘圖版，除收錄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與甲渠候官所轄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這兩處遺址所獲的全部簡牘外，還收錄了如下五宗簡牘：（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簡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簡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東燧所獲簡173枚；（4）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散簡7枚；（5）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地點不明?納⒓?4枚，合計8409枚。《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的出版標志著居延漢簡從此進入新簡和舊簡結合，進行綜合研究的新階段。

與此相應，在1949年以后，中外學者研究居延漢簡的論著不斷出版問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舉。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大庭修《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漢簡》上、下冊，則是研究敦煌漢簡的重要論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發現的簡帛，諸如云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尹灣漢墓簡牘、郭店楚簡等的研究也緊跟而上。（一）云夢秦簡的釋文公布伊始，便有許多學者撰寫論文。據臺灣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統計，截至1995年止，已發表論著近千種。（二）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雖然還有三冊沒有發表，但經過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業已取得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帛書《老子》、《黃帝書》既是整理發表最早的，也是海內外學術界特別關注和研究論著最豐富的兩種帛書。《周易》和《易傳》盡管發表時間較晚，但由于其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決定，故一經發表，便成為研究熱點。經過研究，《周易》經傳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為止，已發表的帛書研究成果數以百計。（三）尹灣漢墓簡牘，僅就其數量而言，既無法與多達數萬枚的居延和懸泉置漢簡相比，也遠不如云夢秦簡、敦煌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但因為它們出自生前曾任東海郡功曹史的師饒墓中，不僅內涵異常豐富，而且特殊珍貴。自1993年春尹灣漢墓簡牘發掘出土以后，連云港市博物館為了將這批珍貴的簡牘及早公諸于世，便迅速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簡牘圖版、釋文以及文物、發掘報告、簡牘尺寸索引等在內的《尹灣漢墓簡牘》一書。此外，還發表了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官文書考證》等專著、論文集、書法集以及論文近百種。（四）郭店楚墓竹簡的發現，引起海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迅速形成國際性的研究熱潮。專著、論文層出不窮，學術會議接連不斷，研究成果豐碩可喜。（五）《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楚簡和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簡也將出版。我們深信這些簡牘定會成為學者們密切關注的新熱點。

簡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來，簡帛學不論在出土、整理還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與此同時，簡帛研究中也存在諸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比如資料公布不及時、研究條件滯后、基礎研究工作不扎實等。整理、研究簡牘帛書資料，利用簡牘帛書資料促進古代史研究，現在只是開始，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其深入發展還有待于將來。今后，這一領域發展的主要趨勢是：

第一、加快簡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縮短從簡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間的周期。目前，許多重要的簡帛資料已出土很長時間，有的長達二十年，卻由于種種原因，遲遲不見公布，嚴重影響了簡帛研究的進程。希望各方人員通力協作，克服孤軍奮戰的局面，使出土簡帛資料早日公諸于眾。為了使大多數學者都能接觸到簡帛資料并應用于研究，每一批簡帛資料除了出版包括圖版、釋文的精裝本外，也應出版只有釋文的簡裝本。另外，如同編纂《甲骨文合集》與《殷周金文集成》，簡帛學界應考慮編纂包括秦漢簡帛在內的《簡帛集成》這樣的大型資料匯編，為人們對分散的簡帛資料進行比照和綜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現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條件。其一，采用紅外線設備，提高簡帛文字釋讀的準確率。其二，加快簡帛資料數據庫建設，使所有簡帛資料都能上網進行圖版檢索和全文檢索。這種方式比起手工翻檢來，無論檢索速度還是檢索效果，都要優越得多。

第三、加強簡帛資料研究的基礎工作。主要包括發掘報告的撰寫、簡帛文字辨釋、殘碎帛片的拼接、斷簡綴合、簡冊復原、簡帛內容考訂、資料索引等。這方面的工作細微、瑣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礎。有了翔實的發掘報告，有助于綜合研究的開展。文字釋讀準確，內容理解無誤，研究的結論才可靠。而殘簡碎帛的拼合與簡冊的復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使無法利用的片言只語成為一句或一段有價值的資料。完備的資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個課題的研究狀況。

第四、加強實證研究，改進簡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對居延、敦煌漢簡之類的檔案文書來說，應運用古文書學方法，根據簡牘的形狀、書寫格式、出土地點和內容類別，建立起古文書學體系，充分掌握每支簡牘的性質，然后作相關研究。應努力綜合所有簡帛資料，與傳世文獻結合，進行更深更廣的綜合性研究。

第五、簡牘帛書資料是寶貴的，但不應孤立地進行研究，必須加強不同學科

之間的交流、合作、融合。簡牘帛書資料的內容涉及到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文書檔案學、中醫藥學、數學、天文歷法、法律等多種學科，每一位研究者應盡可能的做跨學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個領域。同時，不同學科的專家之間應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第六、加強研究隊伍建設。簡帛學的未來發展寄希望于年輕的一代，希望老一輩的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帶動年輕的學者，培養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使簡帛學研究后繼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