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論發展進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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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發展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依附理論是國際經濟和政治關系中影響重大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經歷了從悲觀的“古典依附論”到具有樂觀色彩的“依附發展論”的演變。霍布森、普雷維什、弗蘭克和阿明對古典依附論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觀點則是“依附發展論”的代表。“依附發展論”可以作為研究中國發展問題的理論視角。

【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

【關鍵詞】依附理論/發展歷程/中國發展問題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文】

在世界體系論和全球化觀點日益為人們所接受的今天，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世界經濟格局和權力結構的影響。厘清依附理論的演變過程和新近發展成果，探討其在中國發展中的應用，成為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依附的悲觀看法霍布森——普雷維什——弗蘭克與阿明

對依附理論進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檢視20世紀初期霍布森的觀點。霍布森堅持認為，發達國家通過向不發達地區輸出資本、積累資本的制度，通過經濟擴張和政治統治的結合，甚至通過使用軍事資源來維護對不發達地區生產活動的控制，建立起了發達世界與不發達世界的不平等關系。這種觀點把不發達國家置于被動、無望的境地，成為關于依附的悲觀論的源頭。在拉丁美洲，殘酷的現實令當地一些學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ulprebisch）認為，世界經濟是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由核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邊陲（非西方不發達國家）兩個部分構成，核心和邊陲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國家通過不公正的貿易條件剝削邊陲國家。這正是導致不發達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維什的“核心—邊陲”概念，后來通過弗蘭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發展成為依附理論。在他的筆下，拉丁美洲成了一個處于依附地位的“邊陲”地帶，在不平等的世界經濟關系中居于劣勢地位。

依附論的著名學者、經濟學家阿明博士和弗蘭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處都是大地產，無論是阿根廷的大牧場和小麥農場、巴西的咖啡種植園、中美洲的香蕉種植園，還是加勒比海地區的甘蔗種植園，都是核心與邊緣不平等癥狀的反映。這種不平等導致墨西哥90％以上的農戶一貧如洗。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哈林頓所說的“另一個美洲”。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美洲，電視和報刊的新聞和廣告對它大肆宣揚，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時這個美洲就開始為自己的產品過剩而擔憂；然而，同時也存在另一個美洲，那里生活著4千萬至5千萬過去和現在都在受窮的人口[2]（p2）。阿明對這樣的“另一個美洲”描述到，傳統社會被扭曲到無法辨認的程度；它失去了獨立性，現在它的主要職能是為世界市場而生產，這種生產由于淪于貧困化而根本沒有現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這種傳統社會并不是過渡到現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種依附性的、外圍的社會，因此處于絕路；它的前進路子都被堵塞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通過對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關系的實證分析，阿明發現，歐洲殖民者的殖民化總的逐漸形成了外圍形態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從一開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圍結構，后來，其他地區的民族社會也趨向這種結構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存在著嚴重的商業依附、金融依附和技術依附。

這種結構關系在弗蘭克看來是“大都市”與“衛星城”之間的關系：在歷史上久已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作為“大都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奪、剝削著作為邊緣的“衛星城”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發達[3]（p3）。弗蘭克對智利的觀察表明，智利的不發達不能歸因于有些人設想的封建結構的延續，實際上這種結構從來沒有存在過[3]（p115）。因為在智利，國內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這個階級一直和國外資本主義利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一直主要投資于商業，一直從所有重要的部門搜刮經濟剩余。智利的國家及其組織機構，充其量不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弗蘭克在智利的發現與阿明對外圍地區特征的概括不謀而合，在阿明看來，所有的外圍形態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點：（1）在國營部門中，農業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2）產生一個追隨占統治地位的外國資本的當地資產階級（主要是商業資產階級）；（3）具有當代外圍地區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發展的趨勢；（4）無產階級化的現象具有不完全的特點。這樣，弗蘭克就觀察到了對理解智利和其他欠發達國家至關重要的一點，即“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國家”過去是，現在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是處于衛星城地位的欠發達的資產階級和國家，因而總是依附于處于大都市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在民族國家層次還是在國際層次上，智利和整個世界的歷史都在走向極化；同時，互相依賴，尤其是衛星國對核心國家的依賴也在增強，兩者之間在權力、財富和收入，尤其更為重要的是在政治、經濟和技術能力方面的差異越來越大。智利的商業、農業、采礦業乃至工業，也在經濟上、技術上和組織體制上越來越依賴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并成為核心國家的衛星部門[3]（p117）。

對“依附的鏈條”的論述，是弗蘭克對依附理論所做的重要貢獻。弗蘭克認為，在商業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時期，第三世界國家被迫接受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們的生產首先是為了出口，主要是為了滿足帝國主義對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國家的上層領導者加入了這種依附體系，他們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創造任何獨立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越來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費者和貧困的生產者之間充當中介者。他們是上層買辦階級，這個階級的財富與生活方式越來越有賴于中心地區的經濟上層的活動，這種中心地區被弗蘭克稱之為“大都會”。這樣一個“依附的鏈條”，從世界上高度發達的中心地區，通過附屬于這些地區的大都會伸向貧困的城鎮和農村，經濟剩余就沿著這個鏈條向外轉移，最終由窮國轉移到富國。“由中心城市和衛星地區組成的整個鏈條，從資本主義的世界的大都會延伸到衛星國的農場主或農村的商人，這些人既是當地商業中心的衛星，又有自己的衛星，那就是農民”[3]（p34）。

在弗蘭克和其他依附論者看來，要阻止對經濟剩余的剝削，唯一的辦法是打碎轉移這種剩余價值的依附鏈條。然而，由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出現，弗蘭克呼喚的革命并未出現。跨國公司從經濟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它們就能通過各地的業務網去控制從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由于跨國公司代表著整個世界范圍內的資本日益集中和生產走向一體化的過程，它使拉丁美洲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更加嚴重[4]（p36）。從悲觀的“古典依附論”到樂觀的“依附發展論”

依附理論對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顯然，需要重新考慮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動力問題。作為對這種需求的反應，一種較新的知識傳統在發展，這一傳統特別集中在費爾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萊圖（enzofaletto）的著述中。與較為宿命論的依附理論不同，這種“依附發展”學派承認在依附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較為復雜的關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狀況是，外國控制的農業或礦業領地是主導經濟部門，它們促成了長期的經濟畸變。相反，在強有力的政府與國內工業化戰略（既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利益，也服務于本地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諧一致的地方，多樣化的經濟增長得到了促進。弗蘭克早期的著作在闡述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問題時，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是停滯不前的，因為其經濟剩余被發達國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發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經驗使一些激進的拉美學者開始重新思考他們關于依附性的理論。

卡多索把“發展”界定為“資本的積累及其對生產體制分化的效用和影響”。卡多索和法萊圖看到，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之后，隨之而來的是國內市場和資產階級的國際化。“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同時伴隨的是私營民族產業、國外部門和公共部門三個經濟部門的有分化的擴張。從政治上說，“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需要掌握這些經濟部門的利益群體之間建構一種相互關系的系統。這些研究使得傳統的“依附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把停滯模型建構（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對依附性發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結合卡多索對“發展”與“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發揮，創造了“依附性發展（dependentdevelopment）”這個標簽[5]（p10）。認為“依附性發展”既包括資本的積累，同時也蘊涵著邊緣地區的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依附性發展”是依附的一種特例，其特征是國際資本和國內當地資本的聯合或結合，國家也積極參與其中，三者的聯合是依附性發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發展早在傳統的依附時期和“出口型增長”時期就已經在一些國家發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動，而是依附和發展的結合。也并不是說所有的的邊緣國家都能達到依附性發展的階段[5]（p3132）。經過五年的調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為例，展示了“依附性發展”的一個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經歷放在長遠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論述了巴西是怎樣從20世紀初期“傳統的依附”演化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依附性發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來的跨國公司、地方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盡管存在一些沖突，但三者的聯盟業已形成，從而提供了當地工業化的社會結構基礎。在利益、權力和資本等方面存在差異的三方聯盟，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參與其中的精英人物們受益很多，卻把普通大眾排除在增長帶來的好處之外。

相對于古典的“依附理論”來說，“依附發展理論”促進了這一領域的更具開放性的經驗研究。根據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看法，“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結構不會改變，但一個國家或社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變的，邊陲國家可以升為半邊陲國家甚至核心國家，同樣，核心國家也可能下降為半邊陲甚至邊陲國家。處于半邊陲地位的少數國家就能夠成功地實現依附性發展[6]。但對于傳統的依附理論的幾個關鍵設想來說，它仍然是墨守成規的。依附的事實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發展戰略。在埃文斯關于巴西的討論中，發展的外部限制談得很清楚：依附發展只有從較大的帝國主義體系中獲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發展是否總體上成功，必須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意愿和國際銀行家們擴大信貸的意愿，與古典依附相同，依附發展最終將達到極限，即如果沒有來自中心國家的聯盟，所謂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據上述“依附理論”從“古典的依附論”到“依附性發展論”的演化過程，筆者鑒別出了60、70年代這一理論的幾個主要原則：第一，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被納入擴大了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促成了農業生產或原料交易出口的專門化，也促成了這些主要出口部門和外國資本及市場之間的協調性聯系。第二，依附對于經濟質量有不利的影響。第三，雖然這種納入帶來了短期發展（因為初期的生產和雇傭利潤得到了實現），但從長遠看，持續依賴中心地區的市場、資本和技術會造成抑制發展的力量，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區市場的生產和對于中心地區技術、資本及生產要素輸入的經常性依賴，會造成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畸變。第四，無論是“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還是“依附性發展”，有賴于第三世界政府和當地社會實力的增強。第五，“依附性發展”的受益者是跨國公司（或外國經濟實體）、當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發展論”在中國的應用：結語和討論

相當多的研究者認為，依附理論主要適用于拉丁美洲國家，不具有普遍性。眾所周知，依附理論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學者，也有非洲國家的，如阿明，但沒有一個是亞洲國家的。由此，國內有學者認為，依附理論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國家為藍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對拉丁美洲還具有一定說服力的話，那么將它簡單套用到不發達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是不合適的。日本學者小倉充夫批判依附理論忽視了地區差異：弗蘭克為首的依附理論大都是以拉丁美洲為基礎的，它將拉丁美洲的特點過于一般化了。但嚴立賢的論述和批評均沒有涉及到依附理論的后期進展，小倉充夫的批評也僅僅是針對弗蘭克而言，兩者都沒有提到卡多索、法萊圖和埃文斯的“依附發展論”，更沒有對后者做出評價。如果他們的立論成立，即“古典依附論”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簡單地套用到亞洲國家，“依附論”的新近發展——“依附發展論”則未必然。筆者認為，雖然“古典依附論”不能簡單地應用到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踐中去，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可以為“依附發展論”提供新的經驗，運用“依附發展論”觀察受外資影響地區的發展歷程有助于從理論層次上認識和把握亞洲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和前景。

關于中國發展的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要拓深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需要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對支持這些研究及相關的具體研究范式的理論框架及其預設做出分析和批判，還需要客觀的、冷靜的懷疑眼光。筆者贊同這樣一種觀點：中國發展研究應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論，對于這樣一個嚴肅的學術論題，憑藉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態度隨意論斷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過謹慎的知識學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獲致知識上的自覺和認識上的拓深[7]（p76）。因而，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遺產，不應抱著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識形態的障蔽反倒阻礙了我們對事物發展規律的客觀的、科學的認識。對依附論和依附發展論都應作如是觀。

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資本、技術、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隨著國外公司的到來，在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基礎較好、交通運輸條件優越、享受優惠開放政策的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聯型”的區域發展格局。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鄰資本主義世界的前沿的地區，通過大量的“海外關系”，引進外資和技術，興辦了一批“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進資本主義”之后的發展問題。如果運用“依附發展論”的理論觀點觀察沿海改革開放以來的區域發展經驗，對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未來，應當是一個十分有用的視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20多年來的經濟大發展確實離不開外來企業家、資金和設備的引進，然而也造成了生態污染、環境惡化等影響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區、行政官員、外商等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他們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怎樣？誰是受益者？這些都是深入的實證研究和實地調查才能回答的問題，也是“依附發展論”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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