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證券稅收體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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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稅收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從證券交易環節、證券投資所得、證券交易所得等方面對證券稅收的課稅政策提出了建議，認為我國構建證券稅收體系的總體目標應在整體稅負保持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個由多稅種構成的多環節調節的稅收政策體系。

關鍵詞：證券市場、證券稅收體系、稅收政策

我國的證券稅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所得稅和財產稅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對于證券流轉課稅的規定較為健全，近年來稅收杠桿對證券市場的調節，也主要體現在印花稅的稅率調整上，而證券所得稅和證券財產課稅在我國尚未形成體系，我國還需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以流轉課稅為主的稅制結構，這是符合國情的。證券稅收的整體稅負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也是各國證券市場發展初期的共同特點。以上兩個特點決定了我國目前構建證券稅收體系的重點在于具體稅種的完善。

一、證券交易環節的課稅政策

根據我國現行證券稅收政策，在證券二級市場上買賣股票的行為應當繳納印花稅。證券交易印花稅自開征以來，在增加財政收入、調節證券市場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證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一稅種在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在稅收立法上缺乏規范性。現行證券交易印花稅是在缺少基本稅收法規依據的條件下所做的變通，套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第11個稅目“產權轉移書據”和第13個稅目“權利許可證照”的規定，就稅收法律依據而言是不嚴謹的，因為印花稅稅目采取的是列舉法，股票并不在列舉范圍內，而且在“無紙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實體的收據，因而對股票憑證征稅的依據不足。況且“產權轉移書據”一般是指不動產，比照執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見，印花稅條例中缺乏對證券交易征稅的專項稅目，以此為依據征稅不夠規范。二是稅收調節范圍偏窄，稅率設計單一。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僅對二級市場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對國庫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投資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稅，課稅范圍較窄，不僅影響了證券稅收的調節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稅基、重稅負”的局面。此外，證券交易印花稅由證券交易所電腦系統自動扣劃，區別于一般的印花稅納稅人在應稅憑證上加貼印花稅稅票自行完稅的方式；現行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與印花稅的地方稅屬性不符。總之，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和稅制改革的深化，開征證券交易稅以取代證券交易印花稅已成為我國證券稅制建設的必然選擇。

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證券交易稅的設計如下：

1.課稅對象。目前證券交易印花稅的課稅對象主要限于二級市場上的股票交易，而對國債等券種則不征稅。從實際情況看，這些券種籌集建設資金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發行環節，而在證券市場上的交易性質則與股票相同，而且交易過程中同樣存在投機行為。在二級市場上，國債已擺脫了政府籌資工具的特性，只是作為一個交易品種出現，投資者看中的也是它轉讓能夠增值獲利，從這一意義上講，它同股票并無區別，因此這些券種也應納入證券交易稅的課稅范圍。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則，證券交易稅的課稅范圍應涵蓋所有進行交易的有價證券。因繼承和贈予而發生的證券轉讓不作為此稅的課稅對象，這兩類非交易性轉讓宜分別納入遺產稅和贈予稅的課稅范圍。

2.納稅人。證券交易稅宜實行單向征收，以證券交易中的賣方為納稅人，改變目前證券交易印花稅雙向征收的辦法。這樣做有利于證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納更多資金入市，從而利于鼓勵長期投資、擴大證券市場容量。同時，證券交易稅的納稅人較原證券交易印花稅應有所擴大，既包括在證券市場上出售有價證券的單位和個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證券的單位和個人。

3.稅率。證券交易稅的稅率可按證券種類實行差別稅率，以便有效地對某些特定券種加以扶持，體現國家的宏觀投資政策。我國目前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雙向總計為4‰，與其他國家的相應稅種相比稅率較高，但考慮到我國近期內還不具備開征資本利得稅的條件，對轉讓證券的調節功能將全部由證券交易稅承擔，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稅負，以免妨礙其發揮調節證券市場的功能。稅負水平宜保持開征前后的平穩過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微幅調低，但不宜大幅減低。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尚未開征資本利得稅的條件下，將證券交易稅的稅率定在2‰較為合適。

4.起征點。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現行證券市場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中小投資者在信息的獲取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利益容易受到侵犯，為保護其投資積極性，應在證券交易稅中設置一個起征點。這一出發點是合理的，但從性質上看證券交易稅屬于行為稅，即對證券交易行為進行調節，理應具有普遍性，不應受金額所限，而且如果設立起征點，很容易導致投資者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來避稅，影響證券交易稅的實施效果。因此我國的證券交易稅不宜設置起征點。

5.稅收管轄權。我國現行證券交易印花稅是作為共享稅來管理的，在收入劃分上實行中央與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滬兩地按一定比例分成，這樣其他資金來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時深滬兩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驅使，兩地交易所爭奪企業上市與追求高額成交量的過度競爭在所難免，這在客觀上激化了各級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因此，改革后的證券交易稅在收入劃分方式上應作調整，實行中央、深滬兩地與其他地區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與各地政府按確定比例分成。具體操作方式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來確定稅收收入的歸屬；另一種則是按照投資者交易地來確定如何劃分。兩者比較，前者由于我國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地區，而邊遠及經濟相對落后地區上市公司較少甚至沒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為標準劃分證券交易稅收入，將不利于各地區均衡發展，但隨著人們理財觀念的更新，邊遠及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股民人數將呈上升趨勢，采用后一種方法則可以避免這一弊端。有鑒于此，宏觀政策上理應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筆者認為采用后一種方式較為合適。

二、證券投資所得的課稅政策

綜觀各種觀點，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虛擬法人”還是“實體法人”上。按照“虛擬法人”理論，股份制公司實質是股東與公司之間的一種契約，公司只是為實現股東的投資目標的一種組織形式，股東與公司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公司這個經濟團體并沒有獨立于股東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對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稅之后，就不應再對股東獲得的股息和紅利征收所得稅，否則就會導致對同一課稅對象的重復征稅。而“實體法人”理論認為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為相互獨立的不同經濟實體，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東的利益，按照這一理論，股份公司取得應稅所得應繳納公司所得稅，其股東分得的股息和紅利也應繳納相應的所得稅。基于對上述兩種理論的不同認識，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稅制度。

我國股份制企業的大批涌現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現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相應地199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都明確規定：股息、紅利收入為所得稅的應稅收入。從實際運作來看，我國有關的所得稅法具有以“實體法人”理論為基礎的所得稅制度的特點，這主要體現在個人投資者股利收益的課稅上。我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擁有債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紅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并且不允許扣除任何費用，這實際上是對同一筆股利收益征了兩次稅。這種狀況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如不及時糾正，就很難從根源上解決證券市場上投機過度的問題。

從解決方案來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別稅率制、免稅制和抵免制幾種方案可供選擇。考慮到我國財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稅制，幾種方案對比，較為合適的辦法是采用歸集抵免制。具體而言，即對個人投資者獲得的已納過企業所得稅的股利收入繼續征收個人所得稅，但允許將上一環節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視同本環節已納稅款從其應納稅額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來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復征稅現象。對公司所獲股利則保持現行的征稅辦法。

對于國有股、法人股也應適用同種稅率征收所得稅。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對包括國有股、法人股在內的所有股東課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稅，將國家股東、法人股東和個人股東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實現“同股、同權、同利”的目標，可以加快國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對于股票股利，目前規定以派發紅股的股票票面金額為計稅依據課征個人所得稅。由于紅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虛擬性和不確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時，股東并沒有得到實際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夠獲得收益還要取決于市場因素所決定的價格走勢，因此有些學者主張對其免稅。但這一利潤分配形式對我國證券市場有著特殊影響，對其課稅的主要意義并不在于籌集收入。由于這種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現金，又因可能引劇股價上漲而深受投資者歡迎，因而送紅股被上市公司廣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紅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樹立回報投資者的意識，又因會引起股價上揚而助長投機氣氛，同時還會帶來隱性擴容效應，如果不對其加以引導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初級階段的條件下，權衡對紅股征稅的利弊，有必要繼續保持對股利征稅的現行辦法，同時通過完善證券法律法規等來強化對上市公司的約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紅股的行為。

三、證券交易所得的課稅政策

證券交易所得作為資本利得的一種，具有偶然性與不規律性等特點，它在證券市場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效應。從我國情況來看，一方面投資者對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的承受能力還不足，同時在稅收征管方面仍存在著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因此目前還不具備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的條件。但從長期來看，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日漸規范，投資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一個必然趨勢。設計證券交易所得稅需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1.計稅依據的選擇。從形式上看，證券資本利得的實現有3種標準：一是只要證券市場上某種證券的價格高于該證券的買入成本，即視為證券增值實現；二是當投資者實際出售證券所獲收入高于其買八成本，凈收益劃歸投資者的資金賬戶時，作為證券資本利得實現；三是當投資者將轉讓證券所獲凈收益撤出股市時，視為證券資本利得實現。這3種判斷標準實際上是證券投資過程中的不同環節，選擇不同標準即是確定不同的課稅環節，其對投資者及證券市場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種方法為基礎，即證券交易所得一經產生，就應當被確認并予以課稅。這其中有兩個問題：一是價值尚未實現的資本增值不易測量和計算，實際操作起來工作量很大，結果也不一定準確；二是對尚未變現的增值部分課稅，可能會導致一些現金不足的投資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證券，這將會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證券市場發展。如果采用第三種標準，由于投資者連續投資，在兌現離場時資本利得的確定及虧損的彌補等問題很難確定，實際操作時困難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種標準，即只有當證券售出。賬面增值已經成為現實增值時，才對實現了的轉讓收益征收證券交易所得稅，這樣可以避免以尚未實現的潛在的“虛擬所得”為征稅依據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鑒于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并且稅收征管水平也較低，三者相比較，選擇第二種方法較合適，即以投資者已實現的增值收益作為計稅依據。

2.稅負的確定。從促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角度看，證券交易所得稅稅負不宜過重。一方面，由于證券交易所得的獲得往往要經歷一個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內收入大量實現，而在其他年度則寥寥無幾，對其征稅會產生“集中效應”。另一方面，對證券交易所得課以重稅，可能會導致“鎖定效應”，即投資者為達到避稅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遲出售證券的方法，這將干擾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削弱證券市場的活力。

3.鼓勵長期投資和再投資。為鼓勵投資者再投資。對單位及個人所獲得的資本利得用于再投資的部分，可以減征或免征證券交易所得稅；還可以通過運用差別稅收政策，區別對待長期投資與短期投資，抑制巨額游資頻繁進出證券市場以減輕由此引起的市場波動。

綜上所述，我國構建證券稅收體系的總體目標是在保持整體稅負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個由多稅種構成的多環節調節的稅收政策體系。這一體系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各稅種之間相互銜接，揚長避短，共同發揮調節證券市場的功能。

參考文獻

（1）周正慶《證券市場導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2）金德環《證券市場基本問題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稅政司《中國稅收制度》，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