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貨幣時代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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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經濟學以貨幣作為價值流的計量尺度，并實質性地把價值看作是客觀的，因此，經常以價值流的大小增減來考慮貨幣量的問題。然而，貨幣流和價值流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在一個體系內部，流出銀行而投入民商兩部門的貨幣量是單向流動的，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除了沒收居民或廠商存款并加以銷毀之外，沒有再流回銀行的可能（指所有權歸屬）。所謂循環是數量不改變的內部循環，整體上不具有“內生”和“湮滅”運動，因此，銀行是經濟的外生機構，貨幣發行是經濟的外生變量。

其次，然而，價值流卻不同，因為價值是人賦予事物的東西，是人的價值判斷的產物，因此，價值的主觀性決定了在物品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價值可以隨時間而增加或者減少，這就表現為價值的“內生”或“湮滅”運動。

如果把GDP作為貨幣發行的依據，價值流的有增有減和貨幣流的只增不減就形成一對內在的不協調性。就會出現GDP下降的時候需要回收封存貨幣，而貨幣一旦發行是無法收回的。因此，GDP作為貨幣發行依據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再次，消費品的價值隨著消費活動隨同商品一起湮滅，而獲取或接受這種價值湮滅或轉移的勞動力的價值和消費量沒有關系，即一個勞動力的價值并不會因為他多吃了幾斤肉而有所改變。

只要銀行不指定本位商品并設定其價值量，而采用沒有“一美元就是一美元”的非本位制貨幣體制，則貨幣量問題就是一個并不存在的偽問題。

參照“時間貨幣”的思路，以勞動力的服務時間作為“本位商品”。假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按照每年吸納勞動力的服務時間數量衡量，比如平均就業居民的勞動時間為H小時/年，如果在貨幣發行的第一年設定單位勞動服務時間的貨幣量平均為m元，則總貨幣發行量為M＝m•H。

在M＝m•H這個式子當中，唯獨H是可以客觀的測量的，而H和m是相互決定的，因此是一個不定解的式子。

一旦設定m，則一個居民一天工作八小時就可以獲取8m的貨幣工資，他就會考慮如何用8m貨幣安排最低的生活保障，這時，平均的生活資料需求量水平和這個貨幣量之間的關系，就決定了生活資料的價格水平。

例如，當時一個人每天需要0.5kg食物，則0.5kg糧食的最高售價就是8m元，或說糧價是16m元/kg。再高，就養不活一個勞動力了，整體上生產活動就無以為繼了。同樣，如果煤的價格也可以根據從采挖到運輸、銷售各個環節的勞動力用量來得到其最高價格水平。而隨后的價格波動完全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水平。

這就是說，價格的原始決定是人為的，隨后的發展變化也是在此基礎上由供求速度變化決定的。

現實的經濟就是，廠商雇傭居民勞動生產足夠全體人口生活的商品，然后給商品人為地定下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就是居民勞動力的價格。比如，雇傭H小時的居民勞動，生產Q數量的商品，則Hm為居民得到的貨幣數量，居民用此數量貨幣購買Q數量的商品，則商品的價格就是Hm/Q，然后按照以此價格吸納的勞動力價值從貨幣當局得到自己夢寐以求的貨幣。

貨幣政策的原則究竟應該是恒定價格水平還是恒定本位商品的價值？

在宏觀上，供求總是平衡的，除非廠商是非理性的，不顧庫存信號盲無目標地生產。實際上，如果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是以所有商品的價格均衡為目標，則必然要窮于應付。因此，貨幣當局只能選定最基本的商品比如糧食、能源為目標，這實際上又回到了本位商品制上面了。如果糧食和能源的生產是完全自由化、市場化的，那么貨幣當局就要能夠準確獲取生產的信息，以便使得貨幣量和這些基礎商品的數量對應。

而如果是以恒定本位商品的價值為原則發行貨幣，則只要選用數量恒穩的本位商品就可以確定發行量，比如國土疆域、居民壽命（時間）、嚴格控制的糧食儲備等等。這時候，物價會根據需求自行調整并引導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那種認為貨幣當局沒有必要存在的觀點是完全不可取的，因為貨幣發行之初的人為定價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否則，就不會出現統一的貨幣了。最終的貨幣上面會印制著各種價值單位，只是一個以無數種商品為計量標準的欠條，如張三欠李四一斗小麥、王五欠麻六一頭牛等等，這種欠條在債務結清時就會變成廢紙，而不能成為貨幣。

貨幣當局就代表一種穩定的信用，而私人機構是很難形成這種信用的。一旦私人機構形成了全民共識的信用，它也就演變成為了實質性的貨幣當局。就像封建社會的貨幣當局其實就是皇族私人一樣。當今的貨幣當局是歷史演進形成的，而不是一下子造就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個諸侯競相造幣而使得貨幣成色大打折扣的現象。

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就是一個法制社會，而貨幣當局就是經濟領域里的最高執法結構，沒有這個執法機構，經濟秩序必然陷于混亂。即便是貨幣作為純粹的信用符號，我們也需要在交換時相互確認對方的信用，如果所有這種確認信用的行為都由交換者自己進行，總的社會成本將會大大增加，因此，貨幣當局就起著信用管理的作用，從整體上降低社會成本。

取消貨幣當局試行貨幣私營化的建議，其實就是經濟領域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

有人預期，未來的“世元”在很大程度上會以地球陸地面積抑或地球總表面積作為定價的本位商品。而另一個可能性是以居民數量為依據，即承認每一個居民的生命具有固定的、平等的價值，體現價值概念的根本意義。

如果發行數量恒定的“世元”面世，按照前面的理論：S1+S2=M，則不再有以貨幣量衡量的經濟增長問題存在，相反，“通縮率”將會成為一個值得追求的經濟指標。因為通縮的實質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的增強，即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提高了，原有的收入可以換取更多的消費品，也就是生活水平和質量提高了。此時，通縮率的同義詞“物價下降幅度”將會是政府值得炫耀的業績指標。這時，經濟指標和居民生活水平脫節甚至相反的問題也就不再存在了。

實際上，由于根本的價值意義是人的生命，而人口數量短時期內是一個穩定的變量，因此，隨著生產發展生產越來越多的商品的話，單位商品對應的生命時間（命價——單位商品值幾條命）是越來越小，也就是說，總體上單位商品本質上的價值量是在下降，即通縮。也就是說生產力提高意味著單位生命時間可以生產并消費的商品越來越多，即實際收入水平增加。亦即就價值流來衡量的話，經濟的發展應該表現為總體商品價格遞減之勢，而非價格的穩定，更非通漲。假如追求商品總價值的上升，說明脫離了人本思想，把自身的生命看得越來越淡了，這是不符合人類社會價值觀的發展趨勢的。

炫耀通縮，實際上就是炫耀生命價值的提升。

從價值的本質意義來看和以本位商品為依據發行貨幣來看，都導出固定的結論：通縮。也就是說，不以本位商品為依據定量發行貨幣，實際上違背了人類對生命意義的認識規律。

貨幣變成一個純粹的價值計量單位，而流通便利性主要依靠貨幣的輔幣結構控制，而隨著貨幣的電子化，輔幣結構問題也會逐漸消失。一座房屋的交易結果是，買主信用帳戶上的數字變小了，賣主電子帳戶上的數字增加相應的一筆，而隨著這種數字轉移房屋的所有權由賣主轉移到買主。僅此而已。

這時，人們或許會因為這種看不見的電子交易而對拜物教式的貨幣積累感到空虛和迷茫。其實，就像現在對于許多富起來的人一樣，財富已經變成了存折上的數字游戲。這將極大地挑戰人們的財富觀念和人生價值觀念。

要不要完全電子化、信用化的貨幣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宗教存在的價值在于它有效地緩解了人們對于生命注定要消亡的恐懼，同樣，貨幣拜物教填充了人們滿足實際需要之外空虛的精神需求。造出一個貨幣拜物教來，使得多少世代的人們沉迷其中，“充實”地打發掉自己的生命時光，這就如同龐大的政府機構同時也是一個就業渠道一樣，并非沒有其好的一面。對于各種宗教來說，神、佛或上帝原本存在于人的心中，僅僅是一種信仰，但人們需要使其形式化表面化，因此要造出神靈的雕像和建立供奉雕像的廟堂。不斷地增發無法收回的貨幣，也是滿足貨幣拜物教的需要的惟一手段。

因此，只要對貨幣拜物教存在的合理性不予完全的否認，則對“炫耀通縮的時代”的企盼目前還只能說是“遙望”。不存在為明天的消費而節欲的邏輯。因為明日復明日，明日無窮多，永無消費的理由存在。如果這個世界上僅有守財奴一種人，則節欲就是生活準則，世界很快就會進入維系基本需求的最低消費時代即完全的通縮時代。

如果世界上都是及時行樂者，而且“樂”只能從交換中獲取，則經濟注定就是膨脹性的，大家都為消費而消費，在世上匆匆而過，一個加工消耗資源的有機機器而已。

問題就在于，這個世界既不是守財奴的世界也不單純是及時行樂者的世界，而是兩種人組成的世界。當守財奴占據上風的時候，把貨幣看得很重，其它物品看得很輕，需求速度下降，推動物價下降，經濟就進入通縮時代；相反，當及時行樂者占據上風的時候，需求速度上升，價格具有上行趨勢，經濟就進入通脹時代。（《西方經濟學的終結》，張建平，中國經濟出版社，P141）

“難能可貴”和值得慶幸的是兩種不同的人居然是互補的。守財奴為了把貨幣當局不斷增發的貨幣斂聚起來，就要不斷的投資，而投資就是給他人發工資，而他人如果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會及時把收入（貨幣配發連同工資收入）花費出去，一并返還廠商。經濟的流通恰好可以滿足兩種人的同時存在——行樂者和守財者一起創造財富，財富歸行樂者享用，而被享用的財富被貨幣當局及時用統一的符號記錄在叫做貨幣的紙上，滿足守財奴們的收藏愛好。

兩種人可以共生的條件之一就是貨幣當局要及時把行樂者消耗的財富記錄在案轉交給守財者。

那么，你是愿意做一個清心寡欲的守財奴還是做一個消費資源的有機機器？

前天看到一則新聞，英國86歲光棍老漢比爾•阿勒斯布魯克一輩子吝嗇，終生住在一幢破敗不堪的小屋中，每天只吃一碗麥片粥和一個爛蘋果。但日前比爾因意外火災遇難后，人們竟在他家中發現了近200萬英鎊股票！成為當代的守財奴代表。早在2003年就有一位叫做約瑟夫利克的英國“守財奴”住在破爛的屋子、只穿二手衣服，甚至到鄰居家看電視以節省電費。但是約瑟夫利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守財奴，去世時他把生平攢下的110萬英鎊悉數捐給“導盲犬協會”。

當然，大家也一定對富豪的奢侈和靡費司空見慣了，無須再一一舉例。

通過論述，我們證明了兩個相互矛盾的必要條件：必須不斷地增發貨幣和保持貨幣量的穩定性。怎么解釋這兩個必要性之間的矛盾呢？如果貨幣和本位商品掛鉤，貨幣量問題消失，貨幣當局的任務僅僅是保證貨幣損耗的及時補充，經濟體內的貨幣總量不再變化。

理性人的行為原則是“趨利避害”，但是，價值主觀論則說，這是不可證明的，各人所趨之利和所避之害都不盡相同。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地說，理性人都是要用最小的付出獲取最大的享受。但是，問題依然沒有消失，即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享受”的理解是不同的。守財奴以聚財為樂，把貨幣看作是最終目標；而敗家子則視金錢為糞土，僅僅將之當作一個工具。一個是手持一大堆欠條，樂于作為一個債權人；一個是要盡快找到債主把欠條清掉。

勞動價值論是以勞動時間計算價值，本質上是以人的生命作為價值本位的。如果守財奴和敗家子都是以生命為最高價值標準的話，則相對于穩定的、差異不大的生命時間來說，守財奴用固定的生命換回的貨幣數量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命越來越值錢，而錢越來越不值命了。而敗家子在生命期間得到的非貨幣商品越來越多，即命越來越值物，而物越來越不值命了。總歸來說，如果各自向著各自的目標運動的話，結果都表現為生命價值的提高。

你瞧，守財奴和敗家子殊途同歸，最終冥冥之中都是在追求生命價值的最大化，而追求得到的結果是自古到今，守財奴和敗家子的壽命沒有什么差異，是不是像《石頭記》所說的“終究一個土饅頭”。就像那個守財奴的英國老人也活到了八十多歲一樣。也就是說，行為并沒有達到動機目標。由此，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倒向一個無解的哲學命題：生命的意義。

反過來說，如果逐步認識到生命價值的提高，說明生命的意義得以體現，而結果應該是生命之外的東西的貶值。換句話說，生命貨幣的通縮應該是守財奴和敗家子共同追求的一個結果。但是，貨幣和非貨幣的價值之比如何變化其實是不確定的，要看社會上守財奴多還是敗家子多了。敗家子樂于用錢買物，物重幣輕，通貨膨脹；守財奴樂于賣物存錢，物輕幣重，通貨緊縮。

因此，對經濟漲縮周期的研究，其實可以歸結為對人的價值觀念的變化研究。如果經濟進入了通漲階段，我們可以說敗家子心態占據了上風，反之，如果經濟進入了通縮期，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守財奴心態占據了上風。心理學認為，人類的社會心理有一個周期性，比如說逆反心態等等。說過，中國的事情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為何要七八年來一次？是不是可以說人們對一件事物從傳播——認識——接受——熱衷——厭倦——反思——反感有一個心理周期？如果這有一定道理的話，經濟學對經濟周期的苦思冥想不如交給人類心理學家們好了。

最后多說一句。科技進步帶來投入產出的效率的增長是對局部而言的而不是對整體社會而言的，而且這一理論有一個默認的價值理論前提，即以勞動時間為價值單位的客觀價值理論。價值作為有用性，最根本的有用性莫過于對人的生命的無限延長即對追求長生不老的滿足，希望進入一個永恒的生命存在狀態是人類自古一來的夢想，也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特征。但是，現實是呈爆炸狀態增長的人類科技知識并沒有帶來人類壽命的同步增長，相反，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邊際遞減狀態，人類由物種基因所決定的壽命極限不會因為科技進步而有明顯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