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融資擔保范文10篇

摘要：新常態經濟周期中，近年來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觀要求愈加強烈。隨著綠色發展戰略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青海省普惠金融示范區建設的縱深推進，轄區內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體系短板日益凸顯。本文梳理綠色債券的特征、功能和比較優勢，分析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當前推動綠色債券發行的難點和瓶頸，在此基礎上，從短期和中長期兩個維度提出了運用綠色債券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式選擇和政策建議，以期為相似的欠發達地區提供參考借鑒。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債券;政策建議

“十三五”時期是青海省海西州經濟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關鍵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期。隨著經濟的較快發展，試驗區的金融發展水平愈顯滯后，直接融資，特別是債務融資短板明顯，結合國家綠色發展戰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和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綠色金融示范點建設要求，大力推廣綠色債券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金融服務支撐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徑。

一、金融體系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狀

2015年以前，間接融資在海西州融資結構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進入2015年后，金融機構資金供給呈現總量增加、內外開花、渠道拓展、模式出新等積極變化。截至2017年6月末，全州實體經濟境內外融資余額突破千億元，其中，貸款余額895.8億元，債券余額46.9億元，基金余額56.1億元，其他融資余額15.7億元。海西州金融機構積極滿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信貸需求，2017年6月末，第三產業貸款占比提高達到19.4%，較年初提升4.6個百分點。注重培育新興行業增長動能，新增新能源貸款4.3億元，增長8.3%；新增新材料貸款1.1億元，增長7.2%；高原特色生物、旅游等行業都保持增長。

二、現階段金融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瓶頸

【摘要】中國經濟的增長面臨著資源與環境的雙重壓力，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血液，是循環經濟發展的資金支持，為循環經濟相關的市場主體建立一個良性的、面向市場的投融資環境和綠色金融支持體系，對于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循環經濟；綠色金融；信貸支持

一、循環經濟是國際金融危機中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原有的國際經濟金融格局，中國經濟已經領先世界開始復蘇，在新格局下，循環經濟作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動調整路徑，是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主旋律。

2009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循環經濟發展呈現加速趨勢。首先，經濟增長的總體能源消耗呈下降趨勢。2009年一季度，能源消費總量增長3.04%，而GDP同比增長6.1%，反映了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同比降低2.89%.降幅比去年同期加快0.27個百分點。六大能源消費較高行業工業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2.5個百分點。其次，我國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各種能源加工轉換的總效率提高1.55個百分點，重點耗能企業能源回收利用能量1935萬噸標準煤，回收利用率為2.25%.最后，投資結構中，節能減排項目增幅較大。2008年11月，國家緊急部署的1000億元用于擴內需、保增長的新增中央投資中，約200億元是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循環經濟和重點工業污染治理項目；支持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大環保技術示范項目；支持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項目。今年1—5月，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完成投資915億元、23042億元和2956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9.7%、29.1%和34.9%.如果我們把第一、第三產業作為低能源和資源消耗產業，把第二產業作為相對資源能源消耗型產業，顯然，第一、第三產業投資增長顯著高于第二產業投資增幅。

以上數據表明，能源消費總體回升、單位GDP能耗下降，中國投資結構正經歷巨大轉折，中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拉動力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遷，綠色產業和循環經濟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摘要】中國經濟的增長面臨著資源與環境的雙重壓力，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血液，是循環經濟發展的資金支持，為循環經濟相關的市場主體建立一個良性的、面向市場的投融資環境和綠色金融支持體系，對于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循環經濟；綠色金融；信貸支持

一、循環經濟是國際金融危機中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原有的國際經濟金融格局，中國經濟已經領先世界開始復蘇，在新格局下，循環經濟作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主動調整路徑，是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主旋律。

2009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循環經濟發展呈現加速趨勢。首先，經濟增長的總體能源消耗呈下降趨勢。2009年一季度，能源消費總量增長3.04%，而gdp同比增長6.1%，反映了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同比降低2.89%.降幅比去年同期加快0.27個百分點。六大能源消費較高行業工業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2.5個百分點。其次，我國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各種能源加工轉換的總效率提高1.55個百分點，重點耗能企業能源回收利用能量1935萬噸標準煤，回收利用率為2.25%.最后，投資結構中，節能減排項目增幅較大。2008年11月，國家緊急部署的1000億元用于擴內需、保增長的新增中央投資中，約200億元是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循環經濟和重點工業污染治理項目；支持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大環保技術示范項目；支持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項目。今年1—5月，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完成投資915億元、23042億元和2956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9.7%、29.1%和34.9%.如果我們把第一、第三產業作為低能源和資源消耗產業，把第二產業作為相對資源能源消耗型產業，顯然，第一、第三產業投資增長顯著高于第二產業投資增幅。

以上數據表明，能源消費總體回升、單位gdp能耗下降，中國投資結構正經歷巨大轉折，中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拉動力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遷，綠色產業和循環經濟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金融助力綠色低碳發展，對于我國實現“30·60”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調研發現，我國的綠色金融發展處于初始階段，存在一些現實問題，本文結合發達國家和先進省份的經驗，提出了五點建議，一是要充分認識綠色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意義，二是要加快綠色金融數字化建設力度，三是政府部門需提供相應的財政貼息，四是相關部門應加強政策引導，五是應拓寬綠色金融產品領域。

一、金融助力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隨著全球城鎮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二氧化碳排放量日趨增多，全球因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氣候異常現象日益嚴重。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向世界莊嚴宣布，要達到“30·60”目標，將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目標。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達到峰值后逐步下降；碳中和是指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能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進行抵消，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2021年，綠色低碳發展首次寫入我國政府工作報告。因此，學習、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科學運用綠色金融助力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于改善我國甚至全球的人居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完成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從總量上看，中國是全球碳排放大國，占全球碳排放總額的28.8%。但是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只有30年。2021年10月24日，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確了主要目標：到202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這意味著，在未來幾十年實體經濟需要進行一場持久且深入的“去碳化”轉型。而金融作為實體經濟的血脈，如何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綠色低碳發展？金融面臨的環境風險有哪些？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二、金融助力綠色低碳發展的現狀

綠色金融的定義是為助力改善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節約資源等經濟活動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具體主要體現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領域。近年來，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綠色信貸方面，截止2020年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11.95萬億元，規模位居全球第一，同比增速為16.9%。2020年新增1.73萬億元，占信貸總規模的比例為6.88%，較2019年末提升了0.23個百分點。分行業看，我國綠色信貸主要投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綠色貸款的比重為30.3%；其次是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占綠色貸款的比重為29.4%。綠色債券方面，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對于綠色產業的支持力度仍保持高位。截止2020年末，我國境內外綠色債券的累計發行量居全球第二位，當年發行2786.6億元，累計發行11313.7億元。我國在綠色金融領域發展迅猛，處于全球前列，但綠色金融助力碳達峰碳中和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一是分類別看，綠色金融發展不全面。當前，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占我國綠色金融總量的比重達到了97%，而其他綠色金融產品僅占3%，綠色基金、綠色股權融資、綠色證券融資均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二是分地域看，綠色金融在全國各地市發展不均衡。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仍然是沿海城市和部分省會城市發展較快，三四線城市發展進程緩慢。三是分主體看，綠色金融主要集中在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綠色金融在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的占比較少。如岳陽轄內法人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業務品種較為單一，僅為綠色信貸業務，未涉及綠色債券、綠色信托。且綠色信貸業務規模較小，截止2021年9月末，岳陽轄內法人金融機構綠色貸款余額為1.4億元，占法人各項貸款總額的0.34%。

三、當前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為推動發展綠色金融，促進全市生態建設與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綠色金融在調結構、轉方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現結合工作實際，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總體要求

深入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推動全市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加快推進綠色金融發展，健全綠色金融支持體系，優化綠色金融市場運作機制，完善綠色金融服務體系，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和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引導金融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探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綠色金融發展模式。

二、目標原則

（一）工作目標

通過5年時間，逐步提高市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股權融資等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全市金融機構綠色貸款增速不低于全市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基本構建起組織體系完整、產品工具豐富、政策支持有力、基礎設施完善、穩健安全運行的綠色金融體系。力爭用2年時間在縣（市、區）和園區創建2個以上綠色金融先行區，為全市綠色金融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工作經驗。

摘要：我國“十三五”規劃指出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建立綠色發展基金，破除綠色資金瓶頸，以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但是我國仍處在綠色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現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為解決上述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綠色金融；金融創新；環境保護

一、我國綠色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產品創新能力不足。我國綠色金融產品缺乏創新，無法滿足多層次、多類型的市場需求，盡管我國不斷推出一些與節能減排相關的新的金融產品，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較還有很大差距，綠色信貸在綠色金融市場上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而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金融產品所占比重明顯較少，碳期貨及碳期權等衍生工具市場幾乎還是空白。產品創新不足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綠色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二是我國對綠色金融產品只做局部創新；三是金融機構開展業務不注重安全、經營風險等問題。（二）政策支持和法制建設不完善。我國綠色金融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沒建立起發展綠色金融相關的政策體制和法律環境。在政策支持上，我國公布的開展綠色金融的相關政策體制和法律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和針對性，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國家對環保產業的貸款缺乏相對應的政策支持和激勵機制，對金融機構支持環保產業發展可能出現的風險缺乏相對應的財政貼息、稅收減免、壞賬準備的計提等補償政策，從而影響了綠色金融的發展。在法治建設中，缺乏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來指導綠色金融的發展，以規范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這直接導致綠色金融的發展缺乏貫徹執行的法律依據，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三）市場深度和廣度不夠。雖然我國綠色債券市場規模已達230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綠色信貸市場40%的份額，但是綠色信貸在我國金融市場中占比還是很小，產品涉及范圍有限。在市場深度方面：中國低碳金融發展報告顯示，18家總資產較多的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數量與總資產之比約為1.81%，在這些金融機構中，興業銀行位于首位，其綠色信貸所占比例只有3.46%。并且綠色信貸主要用于政府介入的環境保護項目，用于中小環境保護企業的綠色信貸很少。在市場廣度方面：一是金融機構在設計產品時往往只重視融資渠道，而忽視了融資對象的特點，融資對象主要為大型節能減排、清潔能源等項目或企業，很少考慮中小型環保企業；二是適合企業的融資產品大量存在，而適合個人的綠色金融產品少之甚少，致使產品的覆蓋面積小，影響效果不明顯；三是單一信貸模式，無法有效使用社會的資金，難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四）金融機構參與力度不夠。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較低，人民銀行、證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還沒有建立起與綠色金融相匹配的機制，大多數企業的環境保護政策的審核不深入，相應的激勵機制缺乏。雖然我國個別金融機構取得了較好發展，但是從總體上看，參與的機構大多為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的參與度較低。綠色金融相對于傳統金融來說，其專業的人才極為缺乏，產品創新力度不足。我國產業結構長期以來都比較傳統，金融機構的客戶主要以“高碳”貸款的客戶為主體，如果金融機構支持節能環保產業，就面臨著較長的投資周期和較高的貸款風險，如果商業銀行短期內大幅度減少制造業客戶貸款，那么勢必將影響營業收入，因此商業銀行更傾向于“高碳型”企業，例如寶鋼企業、鞍鋼企業等。在近來供給側改革的環境下，出現大量的僵尸企業，這些企業不斷地消耗金融資源，并且很多僵尸企業本身就是高污染的企業。所以商業銀行的綠色貸款積極性難以提高，制約綠色信貸規模的擴大。

二、國外實踐經驗借鑒

（一）開發新的綠色金融產品。各國金融機構大力發展綠色信貸，與此同時，保險部門、證券部門紛紛推出了綠色保險、綠色證券，將環保理念引入投資基金的舉措也越來越受關注。美國在1988年推出了環責險，成立環境保護公司，其他國家也相繼實行綠色保險，另外美國允許各種項目或者企業產生的減排量進入碳交易市場，不但可以自由交易，而且還可能被當做標準金融工具，這種做法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創新。英國在1988年推出了綠色投資基金，隨后，開始出現各種生態基金、生態投資基金等，英國制定了政府融資擔保政策，以支持清潔項目和綠色生態環保企業的發展，盡管這些企業經營實力弱，盈利能力弱，還款能力弱，但是政府仍對這些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促進綠色金融產品創新能力提高。（二）建立與綠色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要使綠色金融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健康發展，必須建立健全法律法規，主要是解決外部性及滯后性引發的社會責任問題。1980年，美國就了《全面環境響應補償及負債法案》，根據該法案，客戶如果對環境造成污染，那么銀行應對客戶的行為負責，且支付適當的環境恢復費用。如果借款方的生產、經營及廢棄物處理過程中有貸款方的參與，那么該活動造成的污染必須由貸款方承擔，該責任即為貸方責任。在2002年10月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了“赤道原則”，該原則是判斷、評估和管理融資過程中各種風險的金融行業準則。該原則適用于全球各行業總成本超過1000萬美元的新項目投資，目前全球已經有六十多家金融機構已采納了“赤道原則”。（三）完善相關部門的激勵機制。美國政府提出“貸款擔保計劃”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環保類的中小企業，并將企業對環境的影響作為提供擔保的主要參考指標。德國為支持環保節能項目，對其貸款進行貼息服務，可以對環保效果好的項目給予持續10年、貸款利率不到1%的優惠信貸政策，利率差額由中央政府給予貼息補貼。很多實例表明，政府為了支持環保節能項目，通過商業銀行進行貼息服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國家運用有限資金建立了大量的節能環保項目。（四）充分發揮政策性銀行的作用。德國的綠色信貸是以國家介入為重點，復興信貸銀行（KFW）是德國的一類政策性銀行，該銀行是由國家控股，但不歸屬于政府。該行支持環保企業融資，不斷發出綠色金融產品。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干涉該行金融產品的融資和銷售，各種活動都是以公開透明的招投標方式進行，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企業提供貼息服務和制定相關管理措施，保證了資金高效公平利用。

世界各國的實踐表明，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首要瓶頸是融資難問題。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但融資難問題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為了推動*市中小企業快速健康發展，*市發改委遵循“從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入手，做好中小企業服務工作”的思路，提出了中小企業融資服務新模式。

一、*市中小企業信貸融資現狀

（一）中小企業貸款增速和占比下降。

從目前*市的信貸融資形勢看，資本市場資金資源配置向大型和超大型企業嚴重傾斜，中小企業普遍資金緊張，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截止20*年6月末，*市小企業貸款余額僅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7%，中小企業貸款增速呈較快下降趨勢，貸款占比不斷下降。

（二）中小企業貸款擔保規模偏小。

截止到20*年底，*市主要從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達62家，注冊資金共計88.35億元，累計已為8814戶中小企業提供11829筆貸款擔保，在保余額181.85億元，全部擔保資金僅放大2.06倍。相對于*市近30萬戶的中小企業，已獲得擔保貸款的企業數量所占比例仍舊很小。*市擔保機構整體擔保規模與放大倍數偏小，受到較大限制，與*市中小企業的發展不相稱。

一、金融保障經濟發展創新的機制

（一）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

1993年，意大利博科尼大學Pagano發表于《歐洲經濟評論》的論文《金融市場與經濟增長》對內生經濟增長模型AK模型重新解釋，分析了金融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Pagano的分析，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是，通過影響資本的邊際產出率、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1］在Pagano模型的基礎上，我國一些學者進一步研究了金融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例如，張宗新認為，融資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主要體現在雙輪驅動效應方面：一是體現在實現資本有效動員，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資本支持。二是體現在資本優化配置，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李國旺等認為，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機制有流動性支持、風險分散、降低信息不對稱、促進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和企業的控制與監督。［3］

（二）金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機制

發展低碳經濟，是推進經濟發展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而金融創新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4］1.實現資金向低碳經濟配置。在低碳經濟發展初期，一些產業成熟度不高，經營成本較高，盈利能力不強。同時，資本的逐利特征，導致資金很難流向低碳產業。這就需要通過低碳金融創新，明確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引導資金流向低碳產業，實現資本向低碳經濟配置。2.促進低碳技術創新。在現代經濟中，技術創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和物力。許多情況下，資本積累往往是新技術應用的決定性因素。通過金融創新，第一，促使金融資本能夠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低碳技術開發中。第二，把已經發明的低碳技術應用到低碳經濟發展中。低碳技術創新能否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的動力，取決于可吸收低碳技術創新的金融資本投入量。如果沒有金融支持，低碳技術創新不可能獲得持續的資金。3.分散低碳經濟發展中的風險。發展低碳經濟，就企業而言，由于低碳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發展模式的探索性，存在一定的風險，加之投資者風險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部分企業不愿意涉足低碳產業，制約了低碳經濟的發展。而通過金融創新和金融系統功能的發揮，不論是銀行信貸還是股權融資、債券融資、風險投資，都可以發揮金融分散風險的功能。

二、金融保障經濟發展創新面臨的問題

非正式制度安排下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分析

從非正式制度角度來說，社會資本中的信用機制，即非正規金融，是產業集群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最重要的融資制度安排。以陜西省為例。近些年來，在陜西省政府的政策號召和支持下，陜南三市經濟發展走上了定位明確、路線清晰、態勢良好的軌道，在引導綠色產業集群發展上步伐加快，優勢明顯，但必須面對的現實是陜南經濟基礎依然薄弱。以農為主的經濟結構，使得陜南的金融資源供給不足、效率低下。國有商業銀行撤并縣以下分支機構以后，陜南中小企業從正規籌資渠道的融資更是雪上加霜。(一)障礙分析政策障礙。集群發展初期，各企業基本都處于創業期，規模小、實力差，根本無法滿足正規金融制度下對借款企業的抵押擔保要求。然而，非正式制度下的融資行為因其不穩定性極易被政府視為非法融資而予以取締，對于急需要發展的集群企業而言，正規金融資源無法獲得，非正規金融資源又易違法，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群中各企業籌資的渠道，阻礙了集群的發展。資源障礙。陜南地處西北，相較于能源豐富的陜北和工業集中的關中來說，經濟發展相對落后。2010年，陜南三市的GDP總量只占到全省的10%多一點，城鄉居民收入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4%左右。可以說陜南的金融資源極其匱乏，再加上金融資源在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又不斷向經濟效益好的城市集中。這樣，非正規金融體系資金匱乏、穩定性弱，嚴重制約了綠色產業集群發展的速度。環境障礙。由于經濟欠發達，導致陜南環境不佳，制度環境的改善缺乏動力，信用環境的優化缺乏基礎，技術環境的進步缺乏支持。這就使得有還錢意愿卻無還錢能力的情況時有發生。信息平臺不暢通，信用體系建設緩慢，從而導致交易成本增高，借款者不堪重負，又籌資無門。制度障礙。由于非正規金融是基于特定的“緣”的作用，其封閉性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非正規金融的另一特點是游離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所受的監管很少，這樣會造成貨幣政策的實施低效甚至無效。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直接導致非正規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有效競爭不足，市場手段、價格機制難以執行。(二)優勢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用非正式制度資源來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可以極大地減少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從而提高社會經濟效率。非正規金融制度安排下，借貸雙方互相熟知，并保持著頻繁的接觸，這就減少了事前的信息收集、事中的監督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規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風險，提高貸款的效率和還款質量。此外，由于集群的集聚作用，企業之間保持著特定方式的聯系，這種社會聯系起到了隱性擔保的作用，一旦借款方違約，這種聯系立即中斷，從而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同固定的違約收益相比，得不償失。非正規金融的優勢還體現在其靈活性，包括抵押擔保品的選擇、還款方式、時間等諸多方面。

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綠色產業集群發展融資的策略分析

基于目前陜南綠色產業集群發展在資金籌集上的特殊性，本文認為，應該充分發揮非正式制度在集群發展中的正面效應，引導非正規金融支持陜南綠色產業集群快速發展。(一)結合契約私人執行機制和民間資本運作機理，建立民營銀行民間資本運作作為一種金融活動，也要通過一系列的契約來完成的，但不同的是，它一般沒有正式的、有效的法律協議或關系憑證，具有很大不穩定性，因此，無法完全依賴公開的執行機制，其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于私人執行機制。目前，我國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而且，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法理高于人情的現實境遇。我國的法制建設道路依然漫長而艱辛，我們的執法成本依然是居高不下。因此，基于法律的公開執行方式成本較高、執行難度較大。然而，這種基于聲譽的私人執行機制并非沒有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主體間多邊重復博弈關系。我國晉商的“利以義制”文化，北非的馬格里布商人聯合會，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村八分”等，都從不同角度說明了私人執行機制的高效性。集群內的中小企業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區域內，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有很強的關聯性，且比較穩定。它們往往根植于當地社會文化、歷史傳統、制度和空間背景中。如果交易成員的一方出現違約，集群內的成員就會通過各種方式對破壞這種信任關系的人或行為進行懲罰。這樣，基于聲譽的契約私人執行機制在集群內有效地實行，可以有效地降低貸款人的違約風險，促進非正規金融對集群發展的推動。民營銀行是由民營資本控股，并采用市場化機制來經營的銀行。現階段，鼓勵發展民營銀行可以有效地降低國有銀行高度壟斷的局面，完善我國金融體系。民營銀行的發展有效地提高了我國金融業的競爭程度，促使銀行提升服務質量。它既能提供集群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還能抑制地下金融活動的生存空間，穩定金融秩序。但是，在發展民營銀行的路徑選擇上一定要嚴格規范市場準入制度，健全監管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防止特權集團介入、內部人控制以及關聯企業貸款事件的發生。(二)創新擔保機制，建立高效的集群聯保模式中小企業規模小、實力弱，難以提供銀行貸款所需的抵押品，而銀行對擔保公司的資質審查又相當嚴格，這樣，即使企業獲得了擔保;也未必能獲得銀行的授信。目前，擔保公司的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仍不規范。因此，應創新擔保機制，借助集群效應，采用“抱團取暖”的方式，建立集群聯保模式。集群聯保可以分成橫向的和縱向的。橫向的指同類型企業之間形成融資擔保合作聯盟，縱向是指上下游企業之間利用產業鏈的關系建立融資合作聯盟。集群聯保模式具有監督對方行為并緩解道德風險的經濟學意義。經濟學家Ghatak認為，集群聯保模式的共同責任設計能夠利用集群內企業之間的相互了解，自動匹配組成聯保小組，緩解金融機構對借款人信息不充分狀況，解決逆向選擇、道德風險、高監督成本、控制約束等阻礙中小企業貸款的基本問題。結合陜南綠色產業發展的實際，各企業應進一步優化聯保制度，健全最終償還機制，規范聯保成員的信用行為，破解擔保難題。集群聯保模式的核心問題就是要成立所謂的聯保組織或聯保服務中心。集群內各企業不再直接參與金融市場的交易，而只是向聯保服務中心繳納會費。在企業遇到資金困難時，向聯保服務中心提交自身的融資需求，由聯保服務中心負責擬定融資方案，聯系合適的金融機構或直接參與到資本市場中以滿足企業需要。2007年，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與阿里巴巴合作，邁出了我國互助聯保的第一步，并取得成功。此后，中國工商銀行山東分行、東營分行也作了大膽嘗試，為我國集群聯保融資模式的大力推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發揮集群效應，規范供應鏈融資渠道集群內的企業之間所帶有的聯動效應可以使他們之間形成上下游的供應鏈關系。供應鏈融資解決了上下游企業融資難、擔保難的問題，而且通過打通上下游融資瓶頸，還可以降低供應鏈條融資成本，提高核心企業及配套企業的競爭力。供應鏈融資服務不同于傳統的銀行融資產品，其創新點是抓住大型優質企業穩定的供應鏈，圍繞供應鏈上下游經營規范、資信良好、有穩定銷售渠道和回款資金來源的企業進行產品設計，以集群中的大型核心企業為中心，選擇資質良好的上下游企業作為商業銀行的融資對象，這種業務既突破了商業銀行傳統的評級授信要求，也無須另行提供抵押質押擔保，切實解決了產業集群融資難的問題。供應鏈融資最大的特點就是在供應鏈中尋找出一個大的核心企業，以核心企業為出發點，為供應鏈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將資金有效注入處于相對弱勢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供應鏈失衡的問題;另一方面，將銀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業的購銷行為，增強其商業信用，促進中小企業與核心企業建立長期戰略協同關系，提升供應鏈的競爭能力。處于統一供應鏈上的集群企業之間也可利用其自身優勢，開展物流融資。其運作的基本原理是:生產經營企業先以其采購的原材料或產成品作為質押物或擔保品存入第三方物流企業，并據此獲得協作銀行的貸款，然后在其后續生產經營過程中或質押產品銷售過程中分階段還款，第三方物流企業提供質押物品的保管、價值評估、去向監管、信用擔保等服務。集群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金融機構通過物流金融實現利益均衡，使得中小企業通過物流金融突破資金缺口，盤活資金流，從而實現融資。

本文作者：牛艷梅工作單位：陜西理工學院管理學院

世界各國的實踐表明，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首要瓶頸是融資難問題。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但融資難問題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為了推動北京市中小企業快速健康發展，北京市發改委遵循“從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入手，做好中小企業服務工作”的思路，提出了中小企業融資服務新模式。

一、北京市中小企業信貸融資現狀

（一）中小企業貸款增速和占比下降。

從目前北京市的信貸融資形勢看，資本市場資金資源配置向大型和超大型企業嚴重傾斜，中小企業普遍資金緊張，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截止20*年6月末，北京市小企業貸款余額僅占各項貸款余額的7.7%，中小企業貸款增速呈較快下降趨勢，貸款占比不斷下降。

（二）中小企業貸款擔保規模偏小。

截止到20*年底，北京市主要從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達62家，注冊資金共計88.35億元，累計已為8814戶中小企業提供11829筆貸款擔保，在保余額181.85億元，全部擔保資金僅放大2.*倍。相對于北京市近30萬戶的中小企業，已獲得擔保貸款的企業數量所占比例仍舊很小。北京市擔保機構整體擔保規模與放大倍數偏小，受到較大限制，與北京市中小企業的發展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