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學論文范文10篇

法學院的學生是研究、學習法律的。無論是本科生、碩士研究生還是博士研究生，凡是學習法律和研究法律，都離不開寫作論文。尤其是在畢業的時候，每一個法學院的學生都要寫作畢業論文，都存在一個怎樣寫作畢業論文的問題。我做這個題目的報告，就是用我在學習、研究民商法中怎樣寫作法學論文，以及在做法學院教授的工作中，怎樣指導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的經驗和體會。希望對大家能夠有所幫助。

第一部分關于畢業論文的選題

法律的學習和研究，以及寫作法學論文，最重要的是選題。一般的學習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時候，那么，無論確定專門的學習、研究方向，還是寫作論文、謀劃長篇巨制，都首先面臨的是選題的問題。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同樣也是這樣。因此，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首先要確定好選題，然后才能開始進行畢業論文的搜集資料、謀篇布局、開始寫作。不然的話，上來就寫，寫完了就撕，很難寫出好的作品，畢業論文也就很難過關。有些同學經常到了開題的時候，找到我，央求說，老師給我出一個題目吧！可是，論文題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學生自己究竟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有積累，并不完全清楚，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好好地進行選題。

一、作畢業論文選題的一般考慮

法學院學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在開始進行學習的時候，首先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導碩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學習剛剛開始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學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給他確定民法總論的研究方向。為什么要給他確定這個方向，就是因為我對他的學習和研究很了解，他對民商法的基本問題都是很精通的，基礎很好，尤其是處理具體問題，應用民商法的理論得心應手，這也使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這個同學是很有才氣的，要研究一個一般的題目是很不成問題的。所以，選擇民法總論這個方向給他，既有難度，他又是能夠勝任的。還有一個同學，他的特點是修養很好，基礎很好，特別是在哲學的層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覺，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學這個題目是很難做的，幾乎是一個新的領域，現在沒有多少人能把這個問題做得好。他有這個實力，那就讓他做。應當說，在選擇方向上，因為都是民商法專業，選擇什么專業，只要結合自己的特點、長處和愛好，就行了。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在于其經濟秩序要通過一定的法律來維持。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也需要通過連續發展的階段來建立。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的方式的差異以及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法律對于經濟生活的規范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本文擬通過對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以及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不同歷程的考察，探討中國經濟法產生的經濟、社會及法律根源，把握中國經濟法獨特的運行規律，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法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

本文所稱經濟法是指產生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意志的法律新興部門。它所要實現的目標是綜合運用國家權力或宏觀調控手段以不斷解決個體的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兼顧效率與公平，從而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的良性發展。經濟法起源于本世紀初，它是市場經濟在歐美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法律結晶。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規范肇始于美國，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學者們才使用"經濟法"一詞，并由此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的發展。世界各國均從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出發，依據現實的經濟、社會、文化、歷史、法律傳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法體系。考察世界各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經濟法具有顯著的地域性和與一國政治經濟政策密切聯系的特征，比較西方經濟法與中國經濟法獨立于其他傳統法律部門的發展歷程，對這一特征的認識將更為清晰。

西方經濟法的產生于市場經濟相當發達的階段，在經歷了充分自競爭的商品經濟時期以后，市場機制的不足逐漸顯露，民商法及行政法調節手段的局限性也日益明顯，于是經濟法得以產生。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經濟法，以美國《謝爾曼法》、《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為起點，逐步發展到今天以宏觀調控法為核心的經濟法體系。迄今，西方經濟法已剔除了各種非經濟因素，成為國家調節現代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

。總結西方國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認為：經濟法是產生于市場經濟時代的法律部門，它從一開始產生就以彌補民法、行政法在運用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生活方面的不足為己任。它一方面是彌補民法在自由主義狀態下醫治市場失靈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彌補行政法為保障自由主義而過分強調政府權力的約束的不足，從而廣泛地建立經濟管理機關并賦予它們以較寬的行政權和自由量權，以保證政府管理經濟生活成為經常性職能的需要。這樣的經濟法是政府直接運用公權力干預私法關系的法

。現代西方國家經濟法已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趨勢，國家之間的立法差異性正在逐漸縮小。

法律的學習和研究，以及寫作法學論文，最重要的是選題。一般的學習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時候，那么，無論確定專門的學習、研究方向，還是寫作論文、謀劃長篇巨制，都首先面臨的是選題的問題。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同樣也是這樣。因此，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首先要確定好選題，然后才能開始進行畢業論文的搜集資料、謀篇布局、開始寫作。不然的話，上來就寫，寫完了就撕，很難寫出好的作品，畢業論文也就很難過關。有些同學經常到了開題的時候，找到我，央求說，老師給我出一個題目吧！可是，論文題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學生自己究竟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有積累，并不完全清楚，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好好地進行選題。

一、作畢業論文選題的一般考慮

法學院學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在開始進行學習的時候，首先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導碩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學習剛剛開始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學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給他確定民法總論的研究方向。為什么要給他確定這個方向，就是因為我對他的學習和研究很了解，他對民商法的基本問題都是很精通的，基礎很好，尤其是處理具體問題，應用民商法的理論得心應手，這也使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這個同學是很有才氣的，要研究一個一般的題目是很不成問題的。所以，選擇民法總論這個方向給他，既有難度，他又是能夠勝任的。還有一個同學，他的特點是修養很好，基礎很好，特別是在哲學的層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覺，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學這個題目是很難做的，幾乎是一個新的領域，現在沒有多少人能把這個問題做得好。他有這個實力，那就讓他做。應當說，在選擇方向上，因為都是民商法專業，選擇什么專業，只要結合自己的特點、長處和愛好，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選擇具體的題目。

選題，就是選擇什么樣的專題確定為自己學習、研究的具體方向。法律的問題內容極其繁雜，就是確定一個大的方向，里邊的內容也是十分復雜的。比如說，我們選擇物權法作為研究的方向，作一個20多萬字的專著，不可能寫《物權法論》。如果20萬字寫成一部《物權法論》，那就是普及的教材，而不是法學專著。湖南大學的屈茂輝教授是我們學校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學之前，他寄給我一本《用益物權》，大概有40萬字。這種著作，分量與內容是一致的。同樣，如果選擇侵權行為法作為研究方向，也只能選擇一個具體的題目，比如特殊侵權行為啦，歸責原則啦，構成要件啦，賠償范圍啦，等等。我欣賞王衛國教授的《第三次勃興—過錯責任原則》，就是專門研究過錯責任原則的專著，一個歸責原則寫了20多萬字。題目好，寫的再好，就是一個出色的作品。民法總論的題目很多，可以做很多選擇。我原來想過的有民事主體、民事責任、訴訟時效，等等。但是如果選擇是《意思自治原則》，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如果把這個題目做好了，不僅是成功的作品，而且對民商法的進步也是有推動作用的。本科生的選題就為寬泛，可以選擇的問題很多，涉及到全部的法律問題，因此應當很好地斟酌，確定自己畢業論文的選題。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來就是有研究方向的，選題相對較為容易一些。

摘要：長期以來，國際商法被包容在國際經濟法論文"target="_blank">經濟法或者國際私法學的學科體系中，是對國際商法自身屬性認識不夠，判斷失誤所致。在事實上，由于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增加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此時，國際商法從國際經濟法或國際私法中分離，對不斷發展的國際商事貿易活動進行獨立的調整，是對現實訴求的回應；在理論上，國際商法有自己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完全可以將之歸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從國際商法起源、發展及根本目的來看，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是合乎邏輯的，有其正當性基礎的。

關鍵詞：現實訴求；調整對象；調整方法；根本目的。

一、國際商法之獨立性———是對現實訴求的回應。

吳經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論》一文中指出：每一個特殊的法律均有三個度，即時間度、空間度、事實度。這里的事實度是指所有法律均與事實有關，在邏輯上，有什么是關于這件事的法律？詢問“什么是法律”這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每一法律均統制一定的事件，或一類的情事[1]。事實上，吳氏先生的事實度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給我們指引了一條研究法學問題的路徑，即對法律問題的探究必須回應現實的訴求，基于現實的語境來對法律樣態予以多維度的考量和解讀。因此，筆者認為，在論證國際商法獨立性①這一法律問題上，有必要從事實的維度考察其獨立性之現實訴求。據此，下文擬從三個事實維度對此問題展開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客觀上要求一套獨立能夠規范商事活動的法律。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飛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商事活動頻繁發生，國際貿易不斷的增加，據統計：二戰后，國際貿易迅速發展，1950年國際貿易僅為607億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貿易總額達70000億美元，并且，當前的國際貿易的規模還在繼續不斷擴大[2],伴隨著各國間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國從一國內部的商事領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領域，這樣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封閉性的地區商事法律、法規（實際上，早在11世紀，地中海沿岸區各國的商人團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即開始自行制定一些規約，即所謂商人法，這種商人法就是商人們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習慣做法，這種習慣性的做法一開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區和行業，隨著國際商業的不斷發展，其影響也不斷發展，有的發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圍內通行），迫切需要產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統一的大市場內能夠適用的商事法律、法規。因此，鑒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在客觀上必然要求誕生一部能夠在國際商業社會領域內，調整平等的國際主體從事各種國際商業活動的統一實體法律規范，即我們所稱謂的國際商法。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動力支持。經濟全球化作為全球化進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促使世界范圍內的國與國之間的商事交易活動空前的頻繁與活躍。從事國際商事活動的商人們迫切的希望能夠像從事國內商業一樣，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套統一的規則，從而擺脫因適用不同國的民商法而給國際商法帶來的障礙[3]。因為法律規則的不同一，不僅將增加國際商事往來的不確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預見性和安全感，而且還會造成交易成本極大增加和效率顯著的降低，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業活動本身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同一性與世界性以及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要求減少或消除各國商法法律的歧異，避免法律沖突，以便利交易的進行的需要，客觀上要求一套統一的國際性商事法律體系[4]。因此，可以這么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客觀上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構建一套獨有的調整國際商事領域的法律體系提供內在性的動力支持。

關于文學作品的翻譯，錢鐘書先生有過著名的“化”境之說：“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2].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本人自然是向往這種“最高境界”的，然而，最近研究《海商法》中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發現這一制度在適用中產生的種種分歧都可以歸咎于術語翻譯。于是徹悟：法律術語的翻譯是不能追求“化”境的！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影響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Lien、MaritimeLien和Equitable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或“占有優先權”），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論文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的地位；法律部門

論文摘要：從經濟法產生﹑法律部門劃分標準﹑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經濟法的重要作用出發，擬探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后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論文關鍵詞]經濟法產生發展特殊性

[論文摘要]本文擬通過對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以及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不同歷程的考察，探討中國經濟法產生的特殊性，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法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行政調節失靈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市場調節失靈是西方現代經濟法產生的前提條件。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政策是經濟自由主義，干預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壟斷資本主義。由于壟斷的存在，使平等自由的競爭秩序遭到破壞，存在市場調節失靈的現象。為了克服市場調節失靈的現象，資本主義國家以公權力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以各種行政手段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具體的管理、調控、干預，其意圖是恢復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產生了最初以壟斷為核心的西方現代經濟法。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政府)不僅從宏觀上全面控制國家的經濟生活，而且從微觀上也全面徹底地控制所有企業乃至公民個人的經濟生活，實行宏觀與微觀的合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已經認識到國家(政府)的公權力過度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必然會引起行政調節失靈。頒布了一些經濟法律法規，它體現了國家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協同并用，這是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經濟法。正是由于行政調節失靈，才產生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經濟法，行政調節失靈是中國經濟法產生的前提條件。

二、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

[摘要]我國法律主體制度的不完善，仍是我國法律理論和實踐面臨的一大問題，尤其是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問題。本文揭示出二者的含義，對其予以界定并進行比較分析，然后提出了完善我國市場經濟主體制度的一點思考。

[關鍵詞]商事主體經濟法主體法律關系商事主體體系國有企業

民法是規范商品經濟的基本法，現代商法是市場交易的基本行為準則。民商法旨在依法確保市場主體通過的自身力量，本著私法自治原則來實現主體交易合作。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律形式，與民商法這種克服市場失靈、節約交易費用的市場主體“內部化”法律方法不同，它主要是依法確保市場主體以外的主體（政府）通過的政權力量本著協調為主，強制為輔的原則來實現主體交易合作。[1]（P122）但是，兩者又相互融通，聯系緊密，缺一不可。這主要表現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對商事關系的調整作用，以及體現這種作用的制度和規則進入商法。表現在立法上，即商法中有經濟法規范，經濟法中含有商法內容。而商法和經濟法分別是商事主體和經濟法主體得以確立的法律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具有某些相似性，不易區分，本文將對它們予以界定和比較。

一、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之界定

（一）界定和比較商事主體與經濟法主體的意義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原因，我國市場主體法定化存在許多問題，如市場主體外延界定不明，市場主體分類標準不一，各類市場主體的市場競爭力不均衡等。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從理論上對商事主體和經濟法主體異同的研究。

論文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的地位；法律部門

論文摘要：從經濟法產生﹑法律部門劃分標準﹑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經濟法的重要作用出發，擬探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后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我國法學界對于如何處理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如何處理或建構我國商事立法模式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和分歧。論文通過對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闡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抉擇的爭議進行了評析，主張我國應實行以《商法通則》為統率的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

如何處理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不僅直接關系到我國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樣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國商法體系與框架的建構，對于健全與完善市場經濟的商法調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具體闡述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種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無不反映了該國對民商法關系的基本認識及處理準則。因此，要準確界定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首先必須厘清世界各國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為比較研究和學習借鑒的基礎。長期以來，在歸納概括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體例時，我國學者大都將其區分為“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兩種模式從法典語義上考察，實際上當今世界各國對民事與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整可以概括為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一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統一的民法典外，還制定獨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種立法模式的有法國、德國、日本等。二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是將傳統商法的內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商事權利等歸納到民法典的相應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債務法等。三為單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單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我國大陸及臺灣等就采用這種立法模式。。四為別樹一幟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沒有獨立的民法典，卻有獨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內容與實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陸法系國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別。

盡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國家的商法對商事關系范圍的確認廣狹不一，但就其分則的內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據、海商、保險四大部分。公司法解決的是交易主體問題，票據法解決的是交易結算問題，保險法解決的是交易風險問題，海商法解決的是海上貿易問題。

這些內容雖與商有著密切的聯系，卻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義，應為媒介財貨交易的行為，其法律表現形式應為合同或契約。而民商分立國家的所謂商法不僅在分則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問題，即使是在總則中也極少有關于合同的規定(商事活動或商行為的規定解決的是商的范圍問題，而非合同問題)，合同關系均由民法調整，可見其商法的形式與內容并非名實相符。從民商分立制國家的立法實踐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這就決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復民法典中已有的規定，而民法也無法將商法的內容融入其中。盡管二者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總體上看，其性質、功能與作用當屬涇渭分明。當然，決定商法與民法的分離還有許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著私法的公法化傾向，歸根結底是由商法的對象和性質決定的。正是由于商法與民法的分離，才產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結構。將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體系稱為“二元化私法體系”所謂民商分立，其基本含義是指民法典與商法典自成體系，分別立法，各自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中的民事關系與商事關系。二元化私法體系，既是民商分立的結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現。

民商分立體制具有四個特點：1.民法典與商法典并存。從國外立法來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從中世紀末期歐洲大陸國家的情況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較民法為早。2.民法與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樣。通說認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說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屬于民法的特別法。因此，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民法的原則和精神適用于商法，但在對商事關系進行調整時，商法優先于民法而適用，即“凡商法典有規定的事項應適用商法典的有關規定，至于商法典沒有規定的事項，則適用普通民法的規定”〔4〕。3.在司法管轄權方面，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轄，商事案件在一些國家歸商事法院管轄。4.在民商分立的內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規定總則、權利主體、權利客體、法律行為、時效、債權、物權、親屬、繼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沒有民法典那樣系統全面的總則，并主要規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隱名合伙、商行為、票據、海商、破產、商業裁判權等制度。從調整范圍的角度看，人身非財產關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內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