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調查報告范文10篇

蠶絲生產民俗是指在整個蠶絲生產過程中蠶農們世代相傳的生產技藝和知識，以及圍繞這一生產過程在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所產生的帶有鮮明地域蠶絲特色的民俗事象。這一些民俗事象，在一個特定區域的集中體現，又形成了這個區域獨特的文化生態。

為了進一步做好對塘北村蠶絲生產民俗的保護工作，弘揚我們悠久的絲綢文化，經支部黨員豐國需提議，農工余杭支部于2008年春組成了調研組，對塘北村蠶絲生產民俗的文化生態保護進行調研。此外，我們的調研還得到了省民俗專家、杭州師范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副主任顧希佳教授的大力支持。經過近半年的走訪，我們基本完成了對塘棲鎮塘北村蠶絲生產民俗文化生態狀況的調研，現將成果報告如下：

一、塘北村蠶桑生產及相關民俗概況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區塘棲鎮的北部，是塘棲鎮的第一大村，2003年由塘棲鎮三個大村——姚家壩、龍光橋、鄭家埭三村合并而成。目前全村有1351戶農戶，總人口約為5160人。全村土地總面積為7422畝，有耕地5013畝，桑地1600畝，果地647畝，魚塘162畝。該村主要經濟構成有蠶桑、枇杷、果木、家禽、水產等。其中，蠶桑的比重很大，目前約有90%以上的農戶還在從事蠶桑生產，每年蠶桑生產占農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整個余杭區的第一養蠶大村。

塘棲鎮作為余杭“絲綢之府”的主要代表區域，曾擁有極其悠久的蠶桑生產歷史。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鄉鎮工業的崛起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蠶桑生產下滑嚴重。目前，塘棲鎮的蠶桑生產主要集中在塘北村一帶。據2007年統計，塘北村一年四期（春、夏、中秋、晚秋）共養殖蠶種1714張，占全鎮90.4%（不含塘棲辦事處），全年蠶繭總產量高達1501.7擔，占全鎮年蠶繭產量的90.4%（不含塘棲辦事處）。按全年平均繭價980元/擔計算，全村一年蠶繭收入達147.3萬余元。其中春期蠶蠶種1165張，總產量達到1067.1擔，占全年產量的71%。

蠶桑生產作為塘北村一種傳統技藝，與當地村落社區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長期的蠶桑生產過程中，當地已形成了包括口頭文學、民間信仰、人生禮儀、節日慶典、民間工藝等各方面內容的一系列傳統民俗。

《各具特色的民居》是小學語文第十二冊的課文，是繼《北京的春節》《藏戲》之后的又一篇展示多姿多彩的民居、民俗風情的說明性散文。文章分為兩部分《客家民居》和《傣家竹樓》，分別介紹了客家土樓和傣家竹樓的的民居特色和民風民俗，傳承了中華民族傳統民居的文化內涵。《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版）強調：“應該重視語文課程對學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課程內容的價值取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1］客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祖祖輩輩生活在土樓里的客家人，用聰明智慧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客家土樓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人們對傳統文化越來越淡薄，很多學生對家鄉的傳統文化不甚了解。因此，充分利用土樓文化資源，開展語文綜合性學習活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它可以培養學生搜集信息、處理信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收獲親身實踐的體驗，激發學生尋根尊祖、愛國愛家的情懷，也為舉一反三學習其他特色民居的文章作鋪墊。

一、立足課文，在語文實踐中積累語文素養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版）指出：“綜合性學習主要體現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聽說讀寫能力的整體發展、語文課程與其他課程的溝通、書本學習與生活實踐的緊密結合。”《客家民居》介紹的恰好是筆者家鄉的永定土樓，借助課文引導學生開展以“各具特色的民居”為主題的語文綜合性學習，占據天時地利人和。

1．搜集土樓資料，了解土樓民居

中國民居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歷史遺產，古老獨特，散發著無窮的魅力，體現了華夏民族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學習《客家民居》，首先要認識了解土樓。課前，學生廣泛閱讀，查閱資料，認識各具特色的土樓民居。教學時，先請學生采用自己喜歡的方法，展示各具特色的土樓民居，讓大家欣賞：學生們有的張貼收集的圖片，有的播放錄像視頻，有的出示自己的簡筆畫，有的結合自己的旅游談體會，有的寫成調查小論文……課堂氣氛十分熱烈。在交流中，學生們對土樓民居有了初步的了解。課后，要求學生向家長介紹自己最喜歡的一座土樓民居。

2．摘抄土樓楹聯，品讀傳統文化

抗戰時期，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來到云南的學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紛紛加入到邊疆的調查研究中，邊疆研究的風氣日漸深厚，與此同時，國內報刊雜志也如“雨后春筍，相互競長”。在當時眾多的刊物中，《邊疆人文》是最為集中刊登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為民眾了解少數民族民俗開啟了一扇窗。

一、“邊疆人文研究室”與《邊疆人文》的創辦背景

20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戰爭局勢的不斷惡化，除西北、西南地區外，中國的半壁江山成為了淪陷區。西南地區，特別是西南邊陲的云南，以擁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而成為連接國際交通的主要區域。鑒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計劃再修筑一條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內鐵路，以便連接滇越鐵路。與此同時決定提供一筆專款，委托一個學術機構，調查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風民情、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供修筑鐵路過程中參考與應用。據研究室成員邢公畹回憶：“南開大學的黃鈺生（子堅）教授和馮柳猗教授在云南社會賢達繆云臺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鐵路的委托與經費，便決定乘這個機會創辦一個邊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為石佛鐵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為南開大學創辦一個人文科學的研究室，開辟一個科研陣地。”[1]1942年6月，在黃鈺生和馮文潛等人的積極籌備下，“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稱為“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員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轉入的邢公畹，西南聯大畢業生黎國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畢業生高華年等人。在《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計劃與工作步驟》中都強調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的調查，計劃調查內容包括傳統教育、民間口頭傳統、社會組織、民間信仰、民間手工藝等內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計劃的指導下，同仁們很快就進入到田野，開始了有計劃的調查工作。從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員對修路計劃經過的沿途地區開展了走訪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邊疆人文研究室調查工作表》對此作了詳細的記錄。[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對宗教信仰的調查外，其他幾位學者關注的基本都是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這里有學者自身專業方面的原因，還有就是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調查組成員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車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對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民俗、民間信仰、社會經濟、地理等進行了調查。抗戰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工作危險艱苦，各種各樣的熱帶病流行，民眾對調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會治安沒有保障，路上還要準備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丟失性命的危險。當時的調查困難重重，甚至會威脅到生命，調查工作能按計劃順利進行，并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實屬不易。陶云逵調查了新平縣彝族的民間信仰和社會組織；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區搜集、記錄、整理了大量的當地的口頭故事和當地習俗；高華年在調查新平彝族的語言和文學的同時，還對民間信仰和人生禮俗進行深入的調查；袁家驊在峨山對窩尼語調查時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國彬在車里調查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生產、貿易、經濟情況等人文和地理狀況。調查者除了收集到豐富的調查材料外，還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間收集到的有宗教經書、宗教用品、生產生活用具品、少數民族服飾等。這次綜合性的大調查，內容包括語言學、民俗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對石佛鐵路沿線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生活水平、語言文化做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室為石佛鐵路提供的調查資料主要有：石佛沿線少數民族分布狀況圖表；鐵路員工應用的語言手冊和石佛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以西南邊疆人文研究名義出版了一輯油印本。其內容包括：黎國彬《峨、新、元三縣的糖業》《漠沙社會經濟調查》《青龍廠社會經濟調查》、黎宗瓛《楊武社會經濟概況》四篇調查報告。[3]研究室成員在調查過程中，除了按石佛鐵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調查任務外，在研究室同仁們的努力下，還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張伯芩稱贊道：“內容詳實，蔚為大觀，望繼續努力，俾能對于我國文化多有所貢獻”。[4]邊疆人文研究室成員不多，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他們都是來自研究所或大學，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治學嚴謹，具有刻苦鉆研的精神，在田野調查中很快就有新的體會和學術成果反饋。但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學術刊物的發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專業性強的學術期刊，這類刊物一般都是不賺錢的買賣，研究室也沒有更多的資金支持發行刊物，看著研究室成員來之不易具有學術價值的調查報告、文稿都一疊疊地擱置起來，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決定帶領同仁們自己蠟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邊疆人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見圖1）。《邊疆人文》刊物分為甲乙兩種形式，甲種為語言人類學專刊，共出了三種，分別是邢慶蘭（邢公婉）《遠羊寨仲歌記音》、高華年《黑夷語中漢語借詞研究》和《黑夷語法》。乙種為綜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開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蠟刻發行的都為雙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隨著南開大學返回天津，蠟刻版的《邊疆人文》也隨之終結。1947年12月鉛印版第四期《邊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時也成為《邊疆人文》期刊的終結版。《邊疆人文》乙種綜合性刊物在艱難中走過了四年，共發表文章41篇。從文章的數量來看并不算多，但其歷史價值卻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云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調查成果值得學術界加以探求。

二、《邊疆人文》與民俗文化

《邊疆人文》發行之初，原來打算只作為內部交流的材料，但在“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組織和號召下，受到學術界不少名家的重視。在第一卷第一期只發表了研究室成員陶云逵和邢公畹的兩篇文章。從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學術界有聲望的學者開始向《邊疆人文》投稿，先后發表了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的《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聞一多的《說魚》，向達的《瞰青閣識小錄》等。除此之外，還有來自青年學者的高質量論文，如馬學良對彝族民間信仰的田野調查成果，張清常對邊疆民歌的研究等。《邊疆人文》成為了傳播新文化，發表學人們對云南民俗文化調查成果的重要渠道。發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當大，其內容涉及民歌、信仰禮俗和民間故事等各方面，為全面了解云南社會文化積累了寶貴的資料。（一）民歌與《邊疆人文》。民歌是少數民族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歌唱傳統，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現。《邊疆人文》發表民歌類的文章見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張清常的研究，可見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張清常1915年出生在貴州安順，幼年隨家人遷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畢業后，考上了清華大學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畢業后任教于浙江大學中文系。抗戰爆發后，朱自清邀請他到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任教，當時30歲的他成為了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傳唱后世的愛國主義經典名作——《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就是由他譜的曲。來到昆明后的張清常對少數民族民歌非常關注，在《由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一文中說到，“有一些人說，我國邊疆的許多民族并不屬于中華民族的系統，因而極盡挑撥離間之事，慫恿我國邊疆各民族獨立。對少數民族音樂的調查是在于證明此種謬論不成立。”[5]張清常帶著民族主義的情懷論證邊疆民歌與內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從民歌方面反駁民族分裂主義的陰謀。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為調查對象，雖然側重點在于民歌的曲調方面，對民歌與日常生活方面的關聯性調查還不夠深入，但其記錄的民歌材料卻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獻參考。聞一多的《說魚》一文發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從隱語的定義和文化功能進行分析，從《周易》《左傳》《詩經》等文獻中引出中國以“魚”代“情侶”“匹偶”，并以西南少數民族民歌為依據，論證其打魚、釣魚是求偶的隱語，烹魚、吃魚喻義合歡或婚配。民間以魚象征配偶是因為魚具有很強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類的觀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比作魚，在某一種意義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維他是最好的人。”聞一多認為，“文化發展的結果，是婚姻漸漸失去了保存種族的社會意義，因此也就漸漸失去了繁殖種族的生物意義。”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著生物的本能，也都擺不脫生物的意識。”[6]聞一多運用數十首西南民歌挑開古典文獻中的層層迷霧，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啟發了后人去發掘民歌藝術中所隱藏的深層意義。云南彝族的一個支系叫阿細人，他們的歌唱題材十分廣泛，從開天辟地、人類起源到人們社會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內容中，無論在田間地頭、山林，還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會激發他們的靈感相互對唱。1942年流亡緬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縣一所中學謀得教員的職位，他根據彝族青年畢榮亮的演述，記錄整理了長期流傳在阿細人民間的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雞》，1944年由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時改名為《阿細人的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語言學家袁家驊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縣志時，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細的先雞》后，找到了光未然調查時的同一個演述人——畢榮亮，用國際音標記錄了全部內容，同時在阿細人居住的幾個村落進行調查和記錄。袁家驊通過調查后，1946年在《邊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發表的《阿細情歌及其語言》一文，對于沒有文字的阿細人，這些纏綿的情歌記錄了他們的歷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細民歌及其語言》由中國科學院出版發行。（二）民間信仰與《邊疆人文》。對于產生于原始社會，歷經歲月的傳承、發展與演變延續至今的民間信仰具有自發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續，對民眾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民間信仰調查是了解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邊疆人文》有關民間信仰的文章見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與圖騰》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縣的調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納西族），考察的內容為姓氏與宗教圖騰之關系。本文分為兩個方面，一部分是對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長人選來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存在宗族社會組織中的圖騰現象。通過西方圖騰理論與大寨黑夷動植物崇拜的比較分析，發現“第一，魯魁山一帶黑夷，除以動植物為族稱之外，服裝、發飾、用具、房屋裝飾均看見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圖案或形狀；第二，宗族對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類如禁吃、殺、觸、用等，并以神話傳說的形式表現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護者。這些表現方式說明圖騰的存在以及圖騰與人們生活的關系。”[8]《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調查報告，考察了西南地區雞骨卜的起源與傳播狀態。材料來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和參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調查地及民族分別是：云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部族（黑夷）、同縣趙米克寨納蘇族、云南瀾滄縣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覺兩縣金□□□支阿莊支恩扎支布茲支之黑夷、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花腰擺夷、云南娥山縣化念鄉青苗、云南武定祿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車庫寨查窩、云南耿馬縣和瀾滄縣的卡瓦山之卡瓦人。從地理上看雞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兩省，從語系來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過陶云逵的田野調查以圖文并茂的方式介紹了西南少數民族占卜的具體方法和習俗。語言學家羅常培對此文給予高度的評價，“綜合堪究勝義殊多”。[9]當時北京大學大四學生馬學良在“湘黔滇旅行團”途中曾在聞一多的帶領下采風問俗，既積累了調查經驗，也培養了對民俗調查的興趣。1939年馬學良考上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組漢語歷史音韻學專業，師從羅常培和丁聲樹兩位教授，后在羅常培的推薦下跟隨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李方桂做田野調查，開啟馬學良的云南彝族禮俗調查研究。《黑夷作齋禮俗及其與祖筒之關系》和《倮譯太上感應篇序》兩篇文章都是馬學良在云南彝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他用“以俗解經”和“經俗互證”的研究方法探尋彝族社會文化。1943年夏天根據“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華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進行語言調查。當時他除了記載苗人的神話故事、山歌和語匯作為語言上的研究之外，對當地的風俗習慣也進行了深入調查。《青苗婚嫁喪葬之禮俗》一文就是在這一帶的調查成果。另外，《魯魁山倮倮的巫術》是對新平縣楊武壩魯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調查，文中對巫術不是以迷信的視角進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來對巫術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對民間信仰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并結合田野調查材料，對巫術在少數民族中存在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間故事與《邊疆人文》。民間故事方面有范寧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慶蘭（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及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兩則民間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荊楚歲時記》中的牛郎織女傳說為原始母題，運用古典文獻，如劉向編撰《孝子傳》中的《董永》、晉代干寶的《搜神記》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用當時的學者如趙景深、常任俠、鐘敬文、陳志良等人的論文資料；查閱了英國學者柯克女士等記錄的《天鵝處女型故事》的基礎上，把這類故事分為毛衣女郎型、烏鵲填河、山伯英臺型三種類型去探尋其故事的源頭和七夕的起源。通過分析，范寧認為，“楚懷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產生至少是完成在漢代，漢代農業最發達，也就是封建社會最穩定的階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社會把對偶婚認為不能改變的。牛郎織女這則傳說是維持對偶婚制的精神牧師。”[10]從研究方法上來看，范寧受到當時歷史地理學派的影響，力圖廣泛搜集故事異文，比較研究故事情節之差異，從地理上來確定故事最初的發源地和傳播路線，探尋其原型。從材料的運用可見其知識淵博，運用古籍文獻、考古資料、外文資料、民俗調查材料等進行綜合性研究，開創了民間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實現古今材料的互證與結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見董永董仲歌與紅河上游擺夷所傳借錢葬父故事》發表于《邊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慶蘭（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縣漠沙鄉調查花腰擺夷（今傣族）采錄的《借錢葬父故事》為材料，與查閱到的敦煌石室所記錄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劉向記載的《孝子傳》進行的民間故事比較研究，通過故事的核心母題、傳承原因及從民間故事內容分析漢文化對少數民族口頭傳統的影響。

三、結語

摘要：為了促進學生更好地學習語文、應用語文，讓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文章從創設生活化教學情境、融合更多的生活化教學資源、開展各種形式的生活化實踐活動三方面，對高中語文生活化教學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高中語文；生活化教學；教學情境；教學資源；實踐活動

語文即生活，社會即課堂，高中語文教學一定要注重和現實社會生活的聯系，打通課堂內外，建立課堂教學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從而促進學生更好地學習語文、應用語文，讓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一、創設生活化教學情境

情境教學可以讓學生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感知語言運用方式，獲得直觀的語用思維，并能夠真正將知識變成學生的直接經驗和能力[1]。高中語文教學中，教師可以結合具體教學內容，利用實物、圖片、聲音、動畫等將生活中的語文應用場景引入課堂，創設生活化教學情境，讓學生感知語文知識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應用。同時，教師還可以鼓勵學生分角色表演戲劇文學作品，再現生活情境，通過這些方式，讓學生有更多的感知、體驗機會和展示平臺，也讓學生在作品體驗中強化他們的實踐能力，從而真正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例如，語言表達題是考查學生語用能力的主要方式，也是很多學生失分的關鍵，很多學校對學生進行專項訓練，讓學生懂得語言表達需簡明得體。教師在講解表達或指導學生專項復習時，應注重情境創設，在具體生活情境中讓學生表演、體悟，觀看相應的場景視頻，讓學生自己擬寫邀請函、倡議書、借條、欠條、申請書、介紹信等，并相互合作探究，這樣不僅能讓學生掌握知識，更能讓學生在生活中準確表達自己的情感。

二、融合生活化教學資源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形成的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們目前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應下大力氣在當代農村經濟社會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應當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問題研究農村調查階級分析法經濟社會分析法

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走過了復雜的歷程，形成了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

關于農村問題調查研究的成果，是階級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曾經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對農民和農村社會階級的調查，構成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理論基礎。

畢生重視社會調查，其中包括農村調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鄉從事過農民狀況的調查，并且組織過農民斗爭。1926年1月，發表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初步分析了農村社會階級。年1月，又進行了湘潭、湘鄉、衡山、酸陵、長沙五縣調查，后來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列舉了鄉村農會組織農民所做的14件大事，駁斥了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這是從事中國農村研究的開始。后來他說過，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后，“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摘要]在近代的華北農村，農具資本在農業資本中的比例很低，而且分布不均。經營規模較大之富裕農戶對農具投資較多，因此擁有較多的農具及役畜；經營規模較小的貧困農戶則缺乏大農具及役畜，常幾戶合資購買、共同使用。貧困農戶常向富裕農戶借用農具及役畜，從而對富裕農戶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

[關鍵詞]近代華北；農戶；經營規模；農具配置

學術界以往對近代農業生產工具所作的研究，但是多數集中于農具的構造、形制、構成部件的名稱、功能和使用方法等自然科學屬性以及考古發現等方面，而較少從社會經濟學層面上加以關注，從人類學、民俗學的角度加以探討的就更少。這是因為“引起民俗學家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狀，而是耕者推犁入土時所舉行的儀式；不是漁網和漁叉的構造，而是漁夫入海時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橋梁或房屋的建筑術，而是施工時的祭祀以及建筑使用者的社會生活。”[2]正是由于不同學科對于同一個社會事物的學術興趣點不同，他們所觀察的層面和角度也不同，常常會忽視了作為日常生產活動所必備的物質設施的經濟學研究，因此就會出現某些學術空白，出現某些長期被學術“遺棄”的未墾地。

農業工具設施，是“鑲嵌”于農民日常生活之中，與具體的農村社區之自然環境、生活方式、社會習俗、經濟狀況等緊密聯系。本文以近代的華北農村為研究重點，以實證的調查資料為依據，就農戶的農具投入及其在農戶經濟收支中的比重、不同經濟狀況農戶的農具擁有差異以及農戶配置自農具的社會經濟要素等問題作一個探討。

一、農具投資在農戶收支中的比重

近代的華北，農民生活普遍比較貧困。據1934年初全國土地委員會對華北四省55縣60萬戶的調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農家經濟困難，收不敷支，或雖平時收支勉可相抵，設遇意外勢必出于借貸。”[3]山東濰縣，一個占地14畝之家，收入158.3元，支出191.05元，虧欠32.75元。[4]

摘要：把民俗風情融入課堂教學，是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研發校本教材的一項重要內容。要達到互相融合，互為補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個運用原則：堅持本土性原則，把握趣味性原則，強調思想性原則。

關鍵詞：融合原則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是課堂教學一直為之探索的過程。近年來，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啟動，特別是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指出：“改變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以及學生的適應性。”各地大力開發校本課程，把鄉土文化、民俗風情引入課堂，促進教學，在新課程改革中是一個新的舉措。為了達到預期目標，各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究實踐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怎樣在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有效的對課堂教學作出補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既能增加學習積極性，掌握課堂知識、形成相關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風情，讓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的融合真正達到相得益彰、互為表里的目標，筆者認為，應該遵循以下三個原則。

一、堅持本土性原則

民俗風情是長期、固定的依附于人們生活習慣、情感信仰之中而產生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其形成和鞏固過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體認知性和自覺遵從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把民俗風情融入課堂教學，是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研發校本教材的一項重要內容。要達到互相融合，互為補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個運用原則：堅持本土性原則，把握趣味性原則，強調思想性原則。

關鍵詞：融合原則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是課堂教學一直為之探索的過程。近年來，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啟動，特別是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指出：“改變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以及學生的適應性。”各地大力開發校本課程，把鄉土文化、民俗風情引入課堂，促進教學，在新課程改革中是一個新的舉措。為了達到預期目標，各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究實踐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怎樣在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有效的對課堂教學作出補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既能增加學習積極性，掌握課堂知識、形成相關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風情，讓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的融合真正達到相得益彰、互為表里的目標，筆者認為，應該遵循以下三個原則。

一、堅持本土性原則

民俗風情是長期、固定的依附于人們生活習慣、情感信仰之中而產生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其形成和鞏固過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體認知性和自覺遵從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把民俗風情融入課堂教學,是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研發校本教材的一項重要內容。要達到互相融合,互為補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個運用原則:堅持本土性原則,把握趣味性原則,強調思想性原則。

關鍵詞：融合原則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是課堂教學一直為之探索的過程。近年來,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啟動,特別是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指出:“改變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以及學生的適應性。”各地大力開發校本課程,把鄉土文化、民俗風情引入課堂,促進教學,在新課程改革中是一個新的舉措。為了達到預期目標,各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究實踐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怎樣在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有效的對課堂教學作出補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既能增加學習積極性,掌握課堂知識、形成相關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風情,讓民俗風情與課堂教學的融合真正達到相得益彰、互為表里的目標,筆者認為,應該遵循以下三個原則。

一、堅持本土性原則

民俗風情是長期、固定的依附于人們生活習慣、情感信仰之中而產生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其形成和鞏固過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體認知性和自覺遵從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一、涼州傳統文化的形式與內涵

涼州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黃金節點，一直是中原與西北地區溝通與交流的紐帶與橋梁，這里積淀了豐厚的西域文明、絲路文化和涼州文化。涼州傳統文化集中了佛教文化、五涼文化、西夏文化、西涼樂舞、簡牘文化等特色文化資源，體現了延續性較強的文化歷史變遷過程和獨特的民俗文化。歷經千百年的大浪淘沙，涼州傳統文化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態度孕育了“崇文尚德、包容創新”的新時代武威城市精神。

二、將涼州傳統文化滲透到當地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原因

1.高中語文傳統文化教育的必要性。當代文化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而地域文化和傳統文化在教學中的滲透卻略顯缺失。如何有效傳承特色鮮明而豐富的涼州文化，除加強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挖掘外，對區域內的高中生進行涼州傳統文化教育勢在必行。在高中語文校本課程設置上，將涼州“旅游文化專題”、“民俗文化專題”、“涼州詩詞專題”等傳統文化引入課堂教學，是對涼州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也是高中新課標中“大語文”理念的充分體現。2.涼州傳統文化教育在當地高中語文教學中的重要作用。涼州傳統文化具有較強的德育功能，涼州賢孝、漢簡鳩杖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文化可以教育學生處世為賢，居家盡孝；參觀文廟、雷臺、白塔寺、海藏寺等名勝古跡，可以增強學生對家鄉的熱愛和自豪感；瞻仰古今歷史文化名人，學習先進事跡，可以激發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發學習興趣，陶冶情操，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涼州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當地的經濟、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有關，涉及民族學、民俗文化學、社會學、哲學等多種學科分支，這種人文性內涵極大地豐富了高中語文教學內容。涼州歷史古跡和出土文物較多，馬踏飛燕、漢代竹簡、西夏碑、文廟匾額等，蘊含著大量的傳統藝術、語言文字知識，巧妙利用則可幫助學生開拓視野，發展智力，增強文化素養。

三、涼州傳統文化在當地高中語文教學中的滲透

1.思想上重視涼州傳統文化的教化作用。涼州文化中的絲路文化、《涼州詞》文化和西涼歌舞伎文化是激發學生愛國思想的重要載體。利用白塔寺會盟、鳩摩羅什傳法、弘化公主和親等素材，可以引導學生建立團結和諧的人際關系；玄奘西行、霍去病的傳說、西路紅軍的故事能培養堅忍頑強意志力；書城不夜、馬家窯文化遺址等可以強化學生的智育教育；天梯山石窟、海藏禪林、涼州賢孝、攻鼓子等可以強化學生的美育教育。2.課堂上強化地域文化的細節滲透。語文教師要在教學內容中有機融合涼州傳統文化，以涼州傳統文化為導入新課的突破口，在背景資料補充、舉例講解、拓展延伸的環節中有意滲透涼州傳統文化教育。比如，在閱讀教學中，將《大漠祭》《西涼馬超》等反映涼州傳統文化的文章或書籍作為研究對象，挖掘涼州傳統文化的內涵；在作文訓練課中，可以緊扣時令節日，探究涼州的傳統節日風俗來歷和文化內涵。3.構建涼州傳統文化校本課程。為有效挖掘和傳承涼州傳統文化，武威市成立了涼州文化研究院，涼州當地的高中語文教師要有意識地會同涼州文化研究院的專家學者，開發高中階段涼州傳統文化校本課程，編寫適合不同階段學生學習的教材和讀本，并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其中，親身感悟體驗涼州傳統文化的燦爛悠久和博大精深。4.在實踐中拓展涼州傳統文化育人陣地。開展針對性的綜合實踐活動，組織學生進行實地學習調研，了解涼州文化歷史變遷，體味民俗風情，參觀名勝古跡，尋訪名人足跡，重走紅色之旅，參加社區特色文化活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指導學生撰寫相關涼州傳統文化調查報告，開展有意義的專題辯論。這樣，既能培養高中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和綜合實踐能力，又能提高學生語文學科綜合素養，在很大層面上做到了涼州傳統文化的學習、熏陶、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