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消費論文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謝麗君工作單位：寧波市鄞州區農村經濟經營管理服務站

廟堰村農民消費方式存在的問題

第一，家務勞動的社會化程度相對低下。目前廟堰農戶商品性的消費已占據絕對優勢，自給自足基本絕跡。絕大多數農戶的各種消費品都是通過市場交換來獲得的，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但由于受傳統的消費觀念的影響，普通農戶對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接受程度較低，在城市家庭已較為普及的鐘點工服務很少在農村家庭出現。養育幼兒、照顧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農村傳統習慣由（外）祖父母輩照看或子女輪流照顧，很少有家庭會外請專職保姆，甚至也有年齡相對較輕的（外）祖母為照看第三代而放棄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費支付工具相對落后。大多數農戶對現代消費支付工具還認識不夠，現金仍是農民的主要消費支付工具，個人支票幾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階層在部分場合有持卡消費的習慣，大多數即使擁有信用卡的農戶，一般也是單位統一辦理的工資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資用。特別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資或養老金一打入卡便馬上將其取出或轉存為定期存單。所以在每個月發工資的前后幾日里，鐘公廟街道各銀行營業網點人滿為患，到處可見排隊存取錢的長蛇隊伍。許多農民對信用卡還存在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認為不安全，覺得“放在卡上，看不見，摸不著，心里不踏實”。而對于網上購物系統，大多數人可能只是聽說而已。第三，習慣于先儲蓄再消費。據保守調查，1984年戶均銀行存款余額為352元，1990年為戶均1390元，2000年為戶均26835元，至2008年已達到戶均99412元，農民對銀行儲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獨鐘，把積蓄放貸給個體私營企業或用于炒股、買基金的農戶只占很少部分。多農戶認為“無債一身輕”，“寅吃卯糧或借錢消費心里不踏實”，部分農戶在操辦重大事情時錢不夠的話，也習慣于向親朋好友暫時借用，很少有人會向信用社（銀行）借貸。按揭買房這種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費行為在廟堰村僅在少部分收入較高又穩定的農戶家庭存在。據統計，2008年50戶被調查農戶戶均負債僅7300元，并且以民間借貸為主。第四，婚、喪、嫁、娶等大宗消費上攀比心理嚴重。不論家庭條件好壞，一般農戶在日常消費中都是精打細算，盡量節省。但在過年過節或操辦重大事情時，往往是大鋪大擺，大吃大喝，縱情消費，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為，節儉的思想蕩然無存。許多農戶一輩子節衣縮食，一生中的消費主要用在建房、婚喪嫁娶、子女上學等少數幾件大事上，多數農戶在這些方面的巨額支出是以犧牲衣、食、用的改善為代價的。在喪事的操辦上也是如此，子女為了向外人表示所謂的“孝心”，父母過世后大操大辦現象普遍存在。這種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為，一方面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農戶不堪重負，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費居高不下。人情往來是以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中心的，人情消費主要指農戶之間用于人情往來的禮儀性消費。近年來，廟堰村農戶人情消費的名目、種類越來越多，價碼也有越來越高之趨勢，從小孩出生、滿月、上學……一直送到結婚，平日里人們生病住院，搬遷新居更是少不了禮尚往來。一般性的人情價碼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結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廟堰村50戶被調查農戶戶均人情消費支出為2314元，2005年為戶均1350元，兩年時間增加了近1倍。這種人情消費頻率越來越高，價碼不斷攀升的趨勢使人情過分強調禮節，注重形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禮尚往來，卻在這一過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費，而且也給部分農戶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壓力。第六，迷信消費比例呈上升趨勢。封建迷信思想在農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費在部分農戶消費支出中始終占有一定比例，近幾年來甚至有抬頭現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齋念佛，自己節衣縮食，卻把大把的錢化在“敬神”上。絕大多數農戶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個較隆重的儀式來祭奠已逝的親人，除夕臨近時的送灶神、請菩薩儀式更是必不可少。

優化農民消費方式的對策建議

第一，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收入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囊中羞澀就無力消費。農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謹慎安排消費，不能節省的支出才消費。所以只有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才能促進農村消費市場的進一步發展。第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由于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是“二元體系”，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仍落后于城市。廟堰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納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障范圍。農民的養老、醫療、子女入學等問題都還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為了使農民能從收入雖然增長，但還要增加儲蓄，限制即期消費的困惑中解脫出來，就必定要加強他們的社會保障力度，減少農民的后顧之憂，進一步增加消費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費理念。在市場環境上，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市場結構，理順流通環節，加強對通訊設施、水電設施和商業網點的建設，進一步完善消費條件，切實消除農村居民“有錢不能花”的尷尬。同時，要采取各種措施努力提高農民的自身綜合素質，加強理財觀念，讓農民逐步從“戀舊、保守、跟風、攀比”的消費情結走出來，逐步建立起講科學、講文明、講健康、講效益的消費文明新風尚。第四，豐富農民文化休閑生活。1987年廟堰村被調查農戶文化服務支出占生活消費總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間增加了2.4個百分點，至2008年該比例已達到10%，又增加了6.3個百分點。但農民的文化服務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資支出。許多農民不惜代價地想通過教育投資來提高子女未來的社會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養的提高。可以通過組織參加各種文化活動，練健身操，跳廣場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學。使農民的文化休閑生活由單一化向多樣化發展。

論文摘要：運用結構化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對公共品供給過程中的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分析，并以一項不成功的飲用水工程作為例證，從中發現：傳統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使得農村居民對于公共品的付費消費持謹慎態度；政府主導的公共品供給往往忽視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失敗的公共品消費經歷會降低農村居民再次參與公共品消費的積極性。

論文關鍵詞：公共品；消費行為；結構化理論

農村居民消費具有自給性消費水平高而邊際消費傾向低這一特征，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采取政府出資、政府主導的方式，容易產生行政行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論分析中往往忽視這樣一個現實：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公共品使用者——農民的行為意向經常是被忽略的，其結果是導致公共品供給難以符合農民的意愿。因此，研究農村公共品供給，需要將使用者的行為意向這一因素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來。本文應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分析農村居民的行為反應對公共品供給的影響，并以一個失敗的飲用水工程為例證，分析公共品供給過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結果和行為意向，從行為分析的角度對農村公共品供給提出管理建議。

一、結構化分析框架

社會學理論認為，行動者個體不是被動服從于制度的安排，其對制度主觀能動的反應能夠導致制度的變遷。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將宏觀制度分析和微觀行為分析進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結構化理論為基礎，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為慣例

本文作者：董昕張翼工作單位：江南大學江蘇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文獻回顧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而完全或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者①。由于農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之上的，農民工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在國外研究中沒有與農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與農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鄉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說，農民工是一種不徹底的鄉城移民。因此，研究農民工問題，可以根據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情況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鄉城移民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制度因素、市場因素、心理因素、個人特征等均被納入學者的考量范疇之內。在中國，對于移民②來說，戶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場因素對其住房的影響更強（Wu，2004）。中國的農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來自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約束，其中，城市對農村移民歧視性的制度環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約束為主、多種因素的綜合，造成農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條件較差，居住空間擁擠，并產生某種程度的聚居現象（劉玉亭、何深靜，2008）。由于農民工置身于城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以保險等正規形式存在的風險分散機制對農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們往往具有較低的當期消費傾向、較高的儲蓄傾向，這樣的消費特征使得農民工的住房邊際消費傾向較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更低（周滔、呂萍，2011）。住房價格和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重要經濟因素。作為一種用工單位向雇員提供的福利（Wu，2004），單位提供住宿場所與否成為農民工是否在市場上選擇住房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價或免費的宿舍或工棚，對農民工來講是一種更加經濟而便利的居住方式（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除了單位提供住宿場所的農民工外，相當一部分農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場上解決住房需求。因為戶口限制，移民不可能獲得城市公房和單位住房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僅有的對移民開放的商品住房，其價格又超出了絕大多數移民的購買能力，租房居住則成為移民最好的選擇。收入水平對移民的住房消費有重要的影響（Wu，2004）。由于自身經濟能力有限，絕大多數農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鄉結合部的農民私房或市中心價格相對低廉但條件較差的房屋（《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2010）。即便如此，農民工還是希望能夠進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漲的情況下。而合租是農民工節約開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農民工選擇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較高，他們可能會與更多的人合租（張智，2010b）。收入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農民工收入增加對住房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遠小于對其他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隨著收入增加，農民工更傾向于將所增加的收入儲蓄起來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費項目中去（周滔、呂萍，2011）。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預期、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對預期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農民工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臨時成員，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來改善住房條件，對住房設施和服務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長期居留的農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農村社會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棚戶區等非正式住房構成的移民聚居區；而偏好城市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服務和基礎設施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國農民工愿意花大價錢在農村老家建新房卻將其閑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錢住得好些，這也是受到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受到生活標準與地位評價標準的制約。在農村，房子不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農民的“生活標準”；盡管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但是，他們消費的主要參照群體在家鄉，地理雖遠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費偏好對他們來說顯得太奢侈，地理雖近但心理遠（馮桂林、李淋，1997）。農民工的年齡、務工年限、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也影響其住房消費。有的學者認為，年齡和務工年限都對農民工的住房選擇有重要影響（黃卓寧，2007；張智，2010a）；也有學者認為，農民工總的務工年限對其租房選擇來說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數對其租房行為有重要影響（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在性別方面，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的調查分析發現，農民工性別對其住房選擇影響不顯著；張智（2010a）則認為，農民工的住房選擇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體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認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對其住房條件有重要影響。由上可見，國內外學者對于鄉城移民（包括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研究層面多局限于個別地區，對中國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研究尚缺乏全國宏觀層面的整體判斷；研究視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從統籌城鄉的視角對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探討；在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對地域因素的分析明顯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將嘗試彌補上述不足，利用全國106個城市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分析

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相互交叉、難以截然劃分，大致來看，可以分為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個人特征幾大方面。（一）制度因素農民工群體是在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上產生并存在的，因而戶籍制度及其相關制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農民工的住房消費。其中，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較大的是土地與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中國現行的土地與住房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制度。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涉及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并沒有被納入改革的范疇，農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雖然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不能通過市場變為現實收入，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都不愿意放棄土地而轉為非農業戶籍。這與歷史積淀的土地情結、土地的基礎保障作用密切相關；而且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是一種潛在的資產，遇到征地或拆遷時，農民工家庭可能獲得的補償甚至會超過其土地和住房應有的市場價值。這些都使得農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卻在農村。由此形成了農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與老家住房的強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狹小而簡陋，老家的住房寬敞卻利用率很低，這種矛盾與浪費根植于城鄉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也包括義務教育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水平。Leland（1968）將預防性儲蓄定義為“為了防范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沖擊而引起的額外儲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夠的資產或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農民工在城鎮應該享有的社會保障，但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等問題依然存在。加之農民工的流動性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而社會保險的異地轉移接續困難，導致有些地區在農民工過年返鄉前甚至出現了“退保潮”。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仍處于初步解決階段，“上學難”、“上學貴”的現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經濟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價格等在內的經濟因素決定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也影響到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意愿，從而對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不考慮投資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費與儲蓄之和，消費可以分為住房消費和非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醫療支出、交通通訊支出等。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說，住房消費又可以分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費和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相應地，非住房消費、儲蓄也可以做城鄉之分。由于住房消費又等于住房價格乘以住房消費量（即住房消費面積），因此，影響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農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家庭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流入地的住房價格，主要是租房價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量，主要是租房面積。此外，農民工的工作單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視為非貨幣收入，納入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之中。根據Friedman（1957）提出來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譯為“持久收入假說”），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現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費者收入中比較穩定的、持續性的收入，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種長期平均的預期收入。其后的預防性儲蓄理論（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預期思想的基礎上，將不確定性、消費者跨時選擇引入消費行為分析，認為消費者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將收入均等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在于為了防范不確定事件的發生，例如收入的不確定性。Zeldes（1989）探討了確定的當前財產與不確定的未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認為當前財產包括剛得到的收入和確定的未來收益，它們在影響當前消費決策方面比未來的隨機勞動收入有更大的權重。基于上述理論，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分析，一方面應考慮農民工現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應考慮農民工預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離不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況，一方面是未來收入的穩定性。影響農民工未來收入穩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所在行業、企業的情況等。（三）地域因素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農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產生的影響其住房消費的地域差異。流入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城鎮住房消費市場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較高，住房緊張，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高，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更為嚴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鎮人口密度一般較低，住房供求無無較好，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相當來說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已有資產和在農村收入情況的不同，甚至是返鄉意愿的差異。來自發達地區富裕鄉村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經濟狀況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其返鄉意愿可能更為強烈。而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條件較差，家庭負擔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低；城鄉間工作生活條件差異較大，使其返鄉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為堅定。（四）家庭及個人特征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家庭和個人特征的影響。個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來城務工時間長短、技術職稱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同住人數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連的，例如，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結構等之間，受教育程度與技術職稱之間，都存在著相應的無無。未到適婚年齡的農民工往往選擇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與親友同住在出租房內；已經結婚的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與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單位宿舍一般不能滿足這種居住需求，他們多采用租賃單元房的方式解決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較高、務工時間較長的農民工，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技術職稱，收入水平也較高，工作更為穩定，因而具備較強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學齡子女，那么，農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費時則要考慮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預期對住房消費的影響。家庭同住人數直接決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積，從而影響到住房消費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數多、居住所需面積大，則農民工家庭將傾向于選擇位置或條件較差而租金水平較低的住房。

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單位：蘭州職業技術學院

影響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從十多年間甘肅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可以看出，居民消費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領域，吃、住依然是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的一個主要內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變動對收入的反應仍然遲緩，即需求缺乏彈性;相反，家庭設備、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對收入反應卻很快，需求富有彈性。其中前者屬于生存型消費，層次較低，后者屬于發展、享受型消費，層次較高。一旦購買力提高，消費需求層次就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躍進，消費結構也會向較高層次躍遷。因此，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是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提高農村購買力、促進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礎與關鍵。產業結構2010年甘肅省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比例為14．54∶48．17∶37．29，第三產業總體增長較快，但是甘肅農村第三產業發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費者對第三產業有效需求不足。國際上，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在消費結構中所占比重分別為40%、36．2%、30．6%、30．6%，發展中國家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肅省農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才達到23．73%。農村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過低嚴重影響了甘肅省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農村居民消費質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們在注重產業結構對消費結構影響的同時，更要注重強調消費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反作用，使生產結構適應消費結構。不確定性近年來，農民面臨的不確定性日漸增強，主要表現為:(1)農村居民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農村居民往往傾向于通過減少當前消費支出、增加儲蓄來應對未來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問題，這說明甘肅省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不足，農村醫療、教育、養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嚴重影響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2)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甘肅省農業生產在抵御自然災害方面，能力弱，損失率高，農業生產收入受到很大的影響;(3)農產品市場信息的不確定性，甘肅省農業生產與市場經營戶信息缺乏溝通，最新市場信息下鄉入戶難，農產品賣難等問題較為突出，致使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調整難度大，農產品價格波動大，對收入的影響很大。

促進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對策和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甘肅省農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費支出的大項，農村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導。增加農民收入1.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根據甘肅自然條件狀況，對馬鈴薯、蘋果、洋蔥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要重視;對黨參、當歸、甘草、大黃等中藥材種植規模要進一步擴大;對畜牧業發展應該采取規模化養殖;對于大部分農產品經營者來說，必須想方設法在品質上做到與眾不同、出類拔萃，同時在內外包裝上也要有所創新，比如在包裝上要特別注明選購的理由和獨特的賣點等，以此來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提高農產品價值，增加農民收入。2.要規范農產品市場，建設農產品信息平臺，使農民可以根據市場需要進行農業生產為此，我們急需建立功能齊全、覆蓋面廣的市場信息網絡。通過對市場信息的準確把握，農民才能合理地調整生產，從而增加收入。3.加強農村清潔能源工程建設利用沼氣、沼渣、沼液，提供農民生活用能，發展庭園經濟和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有利于幫助農民節省燃料和用電，減少生活支出;有利于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消費結構升級。今后，需加強對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性強的若干主導產業的投資力度，如綠色能源產業和農村循環經濟產業，只有這樣，增加其研發投資，使產業結構、企業科技競爭力與時俱進，才能適應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變化。比如，在水資源豐富的縣實施農村水電增效擴容改造工程，將豐富的農村水能資源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再以農村循環經濟產業為例，稻花香集團提出以農產品加工業為龍頭，向飲料產業延伸，向飼料產業拓展，向養殖和有機肥料產業擴張，向生物化工產業推進，構建了“五級循環”產業鏈，打造農業產業化循環經濟，助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并付諸實施。隨著這一戰略的全面推進，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峽壩(庫)區農村為基地、以周邊縣市及其他地區為帶動和輻射區域的湖北省最大的農業產業化循環經濟園，直接和間接就業的農民已達到20萬人。以上經驗也值得甘肅省借鑒。增加有效供給，引導合理消費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本保證是有效的供給，它也是優化供給結構，滿足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需要。因此，供給領域應重視市場細分，進行消費品市場的合理定位，滿足農村居民多層次需求;提高適合農村居民消費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給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此外，還要積極調整消費政策，鼓勵發展新的消費熱點和消費方式，提高農村消費者的素質，倡導科學、合理、文明的消費觀;重點針對文化、娛樂、衛生保健、旅游、通訊等產業，不斷完善消費品供給結構，滿足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建立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定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標準要能保障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財政政策，將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會保障和支持農業發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農村社會福利制度，解決孤寡、殘疾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對其吃、穿、住、醫、葬等方面給予必要的物質幫助;四是要建立適合甘肅農民的養老保險機制，調動農民參與社會保險的積極性，解決農民的養老之憂。通過以上措施可以解除農村居民后顧之憂，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預期，提高消費欲望，增加即期消費，從而促進其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善。

本文作者：張文明工作單位：焦作大學

轉變政府職能

地方政府要根據農村市場經濟的要求，切實轉變自身職能，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遵循為農服務的原則，履行好作為國家宏觀政策調控者的職責，實行人性化管理，處理好黨群、干群等各方面關系，為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盡心盡責。因此，只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才能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得財政支出真正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減少浪費等;同時，黨中央、國務院等國家高層決策機構，要狠下決心，加大改革力度，把縣、鄉(鎮)兩級政府及其下屬單位富余人員盡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鄉(鎮)該合并的合并。只有這樣，農民負擔才能夠減下來，從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來帶動消費。另外，現行的“市管縣”體制已不適合市場經濟特別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擴權強縣”、“省管縣”應當是發展的趨勢。因此，應借鑒浙江等地經驗，逐步推行省管縣改革。這有利于減少管理層次、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緩解縣級財政困難。

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賬戶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統一制定城鄉社會保險關系轉移、銜接辦法。保障農民的養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區之間進行有效流轉，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間進行有效接轉，且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資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財政要全過程支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降低農民參保門檻，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農民的籌資上，要降低門檻，堅持政府組織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以政府投資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農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三是堅持政府統一管理、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農村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建立動態繳費增長機制，繳費標準隨著預期領取的養老金標準的變化而調整，參保人員預期領取的最低養老金水平可與農村低保水平銜接。

提高農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

關鍵詞：農民消費行為農村消費市場

論文摘要：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市場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本文在分析了農民消費行為的特點，及其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就如何打開農村消費市場，為政府和企業提出了一些建議措施。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至今仍有9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農民是我國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村消費能力的提升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全局。農村這一龐大的消費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對農村消費市場給予充分的關注，而對農民消費行為的研究恰恰是打開農村消費市場的切入點。

一、農村消費市場的基本現狀

農村消費市場穩步發展，但整體消費水平較低，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差別較大。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時農民消費水平還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消費水平基本上是從東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較大。

農村消費市場貨源充裕，買方市場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適應農村市場的需要。伴隨著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場的飽和，農村市場成了這些商品的傾銷地，但是這些商品卻并不符合農戶的需要。許多廠家、商家不注重研究農村市場的特點，市場上缺少適合農民消費水平、適合農村消費環境的商品。

農民的實際生活過程是社會史研究最具開拓性的領域之一。本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已經或正在這方面進行著開拓性且富有成果的工作。然而，中國古代社會史在此方面的研究至今還很缺乏，致使我們對歷史上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對有關史料的挖掘利用也遠遠不夠。本文所要探討的農民生活消費，主要指他們以衣食為主的物質生活消費，以及包括文化教育、祈報和婚喪嫁娶在內的社會文化消費。對于清代華北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的研究，不僅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里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及其對消費行為的強烈制約性；而且還使我們看到不良的消費方式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因此，清代華北農民的貧窮與愚昧，農村經濟的落后和封建生產關系的剝削當負主要責任，而不良的消費方式也難逃其咎。它們確實屬于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它們的廣泛存在，是阻滯清代華北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費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生產制約著消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狀況，消費就只能處于相應的水平，且上述產品受商人的操縱又難以取得合理的價格，而地租與賦役還占去農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勞動所得，加之為了延續簡單的再生產，農民總還要扣出籽種等必要的生產性開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費的支出就極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屬于家庭經常性的開支，一次投資雖然要花去農家多年的儲蓄，但可以使用多年。農民家庭的日常消費，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為最大。因為吃在農家生活消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們首先來考察它。

吃的數量與質量是農民生產生活水平的標志。從數量看，筆者所見關于口糧標準的估計，都來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為我們考察華北農民口糧消費的標準。任啟運認為，“夫人食谷（每日）不過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計之，一人終歲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啟運《清芬樓遺稿》卷1，《經筐講義》。）。洪亮吉說，“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饑”（注：洪亮吉《意言》，《生計篇》第7。）。張履祥給長工的口糧還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給長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計都是以一夫即一個壯勞力作為對象的，數量相對較高。勒紫垣在《生財裕餉第一疏》中也談到，“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種稻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產，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約食其半，計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陸耀輯《切問齋文鈔》卷15。）。這里成年男女的口糧標準仍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減半，每人口糧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糧標準，因為它與清政府撥給災民的賑濟口糧在數量上相當。至于一個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糧消費數量，也有人作過估計，如據強汝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廩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歲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強汝詢《求益齋文集》卷4，《農家類序》。）。依此標準，農民一家男女老幼牽算每人年食米2.16石。當然，有的人對家庭口糧年均消費標準的估計還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說，“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吳四種》卷26，《齊民四術》卷2。）。考慮到清代華北農民的食品結構的特點，看來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糧標準還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農民就要尋求各種代食品維持基本的生計。

那么，3石糧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夠生產出來呢？清代華北一般年成兩收畝產在1石左右，這樣養活1人至少需要3畝口糧田。如果沒有復種，則需6畝土地。清代華北水利薄弱，土地多為中低產田，產量很低。如直隸望都縣，上中下土地“均勻計算，每畝得谷五六斗，須六畝可養一人。望邑額地一千七百余頃。現存男婦六萬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歲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縣“上戶飯粗糲，中戶下戶摻糠和菜以為食哉”（注：光緒《望都縣鄉土圖說》不分卷，《縣望縣圖說》，“田畝”。）。華北各地氣候、水利條件不同，因而養活1人大致需要3～6畝土地，像山西解縣“當全盛之時，戶口七萬有零，平均分之每人僅得四五畝旱地，終歲勞苦，豐年略可自飽，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兇歉，死亡殆盡”（注：民國《解縣志》卷3，《丁役略》。）。華北人地關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農業生產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盡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農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鳳臺縣，“小民狃于茍安，難于圖始，烈日炎天，荷鋤隴畝，草笠赤腳，揮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終歲以草根木葉雜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鳳臺縣志》卷2，《山川志》。）。山東昌邑縣“其他邇海，繳人眾物乏，無他余贏，故有終歲勤動，不免饑寒者”（注：乾隆《昌邑縣志》卷3，《田賦志》。）。齊河縣，“人貧地瘠，家鮮蓋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數口者，肉不知味，遇歲旱澇，則啼饑號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齊河縣志》卷2，《衢市志》。）。直隸正定縣，“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針銹，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縣志》卷18，《風俗志》。）。在這種不能保證基本溫飽的情況下，民食的質量便可想而知了。

華北農村的民食平時以谷蔬為主。谷類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麥為主食，雜以豆類、薯類食物和蔬菜，小麥和稻米只有過節或遇有婚喪嫁娶、招待親朋好友時才可能食用，絕少食肉。如直隸遵化州，“居常飲食相率以儉，或粥或飯或面，面用麥或雜豆粉，粥用小米，飯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餉賓，殺（肴）則瓜瓠來腐而已，魚肉惟之宴會用之”（注：乾隆《直隸遵化州志》卷11，《風土志》。）。灤州“飲食皆以粥，貧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謂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儉約者，亦多效之，遇農作時則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堅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謂之換飯”（注：光緒《灤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縣，“所食者以小米為大宗，小麥次之，大麥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戶所飯皆粗糲，中下之戶，則皆摻糠和菜為食，……小麥面粉皆不常用，麥秋后家家食麥面數日，籍酬農工之勞。過節度歲亦食之，余者收藏備糶以為度日之費，日常食用以小米為主要食品，不嘗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紅薯白菜，夏秋以羅卜北瓜等物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糧，蓋述實也”（注：民國《望都縣志》卷1，《風土志》。）。《華北捷報》（1883年8月3日）報道，直隸“農民雖然大部分都很貧窮，但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的人還比較少。……在最好的年頭，他們也是吃最低級的食物，穿著樸素的衣服。他們的食物幾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來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塊白面饅頭便是一種特別的款待，當然更難吃到任何肉食”。

內容摘要:農民工文化生活狀況不僅關系其自身發展,還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農民工的文化消費狀況則直接反映出自身的文化生活現狀,具有鮮明的特點。本文以抽樣問卷調查方法和社會觀察法對青島市農民工的文化消費內容、形式進行調研,分析其影響因素,并提出相關對策,以期為政府決策提供相關依據。

關鍵詞:農民工文化消費對策

農民工是我國轉型時期的特殊群體,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由于其特殊的生長環境和工作經歷,他(她)們在承擔城市最艱苦繁重工作的同時,其精神文化生活也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重視城鄉、區域文化協調發展,著力豐富農村、偏遠地區、進城務工人員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農民工文化消費質量狀況則直接反映甚至限定了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狀況,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從農民工文化消費視角,調查、了解農民工文化消費的現狀,分析總結農民工文化消費需求的特點及成因并提出對策。

研究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農民工,既包括外地農村戶籍人員,也包括本地農村戶籍人員,還包括外地城市戶籍人員。根據青島市1%人口抽樣調查統計,青島市七區五市現共有各類農民工100萬左右。根據抽樣調查數據,青島市農民工群體就業主要分布在建筑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餐飲業、其它服務業等領域。根據這種特點,本文主要以民工相對集中的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為研究范圍,采用了問卷調查法和社會觀察法對其文化消費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研。

(一)問卷調查法

摘要：農民消費關乎農村市場振興和國家繁榮。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消費結構在逐漸升級，趨向合理化的發展態勢。但是農民消費結構也存在著恩格爾系數偏高、發展型消費品較少等問題。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應該著重促使農民的潛在消費需求向現實市場需求轉化和促進農民消費結構升級。

關鍵詞：農民消費結構恩格爾系數消費環境

農民消費結構狀況在一定意義上影響著農村社會發展。最近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影響了各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研究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的消費問題十分重要，而分析消費結構有助于把握消費的總體狀況。農民消費關乎農村市場振興和國家繁榮。分析我國農民消費結構狀況，找到問題的癥結和解決方略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現狀分析

農民的消費支出構成是衡量農民消費結構的重要指標。在通常情況下，研究農民的各項生活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重點包括食物消費支出、交通通訊支出、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和醫療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農民生活現代化的水平。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偏低，這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活動人口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1978—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有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與城市相比較，仍然較高，相應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個百分點。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低層次的食物、衣著消費支出在逐漸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個百分點，較高層次消費支出在逐年增長，如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分別增長了3.13、5.52、6.09個百分點。2001年以來，在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而文教娛樂、交通通訊和醫療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態勢，其中正向變動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訊消費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文教娛樂、交通及通訊、醫療保健所占比重分別為45.5%、5.8%、14.5%、4.4%、11.6%、9.6%、6.6%、2.1%。這說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在逐漸優化，生活質量也繼續改善，已開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質量、注重健康等方向發展。

編者按：本文從研究農村消費市場的現狀、農村消費市場的特點、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營銷策略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現狀內容從以下進行論述：消費結構變化明顯，吃住型消費模式轉變為吃住用型消費模式；消費水平提高,但地區差異仍然明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產品結構不合理,適應性不強；基礎設施落后,消費環境差；流通體系不健全等。農村消費市場特點從：人多地廣,市場分散；價格因素顯得尤其重要；從眾心理強,示范效應大；重產品功能,輕產品式樣幾個方面。營銷策略為：產品策略產品給消費者帶來的滿足程度；價格策略現代企業的定價原則是以消費者的感知價值為基礎；促銷策略促銷的目的就是進行信息的充分溝通；企業在營銷網絡的構建上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要大大加強；服務理念服務是目前工業品農村市場營銷最薄弱的環節之一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關鍵詞：農村消費市場營銷策略

從宏觀層面上,國內學者提出了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轉移農村勞動力、加快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來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民的購買力,進而啟動農村消費等許多真知灼見。從微觀層面上,企業如何通過自己的營銷努力激發農民的消費欲望,啟動這個潛在市場,對于改變目前消費市場的疲軟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農村消費市場的現狀

1、消費結構變化明顯，吃住型消費模式轉變為吃住用型消費模式

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觀念的更新,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中吃住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用于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及其他方面的比重逐年上升,1985年為9119%,1990年為1019%,1995年為15139%,2001年為26117%(《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2年),消費結構呈現多樣化趨勢,消費模式由吃住主導型轉變為吃住用主導型。但農村居民消費熱點主要集中在耐用消費品、建筑材料和方便食品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