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思想論文范文10篇

中國的傳統農業技術體系，或稱傳統農法[1]，包括兩大系統：以旱地為中心的北方農法和以水田為中心的南方農法。兩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點。在南方農業中，江南農業長期以來處于先進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農業唐宋以來形成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而第一個對它進行系統總結的是《陳旉農書》。因此，要研究以水田為中心的中國南方農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應從《陳旉農書》開始。對于《陳旉農書》，前人已多所研究[2]，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陳旉農書》農學指導思想——“三才”理論，與《齊民要術》作一比較，從中可以看到《陳旉農書》比前代農書有所前進的一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農法的某些特點。

“盜天地之時利”命題的提出

“三才”理論是在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的農業實踐的結晶，又反過來成為中國傳統農學的指導思想[3]。研究中國傳統農學，不能不接觸“三才”理論。賈思勰和陳旉農學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論。賈思勰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在《齊民要術》中，這一精神貫徹到農業生產技術的所有環節中，集中表現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4]。《陳旉農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如：“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無不遂矣。”“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時之宜篇》）具體到育秧，“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修治，俾無旱干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善其根苗篇》）——“時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這正是“三才”理論在育秧上的運用。

陳旉在“三才”理論表述上除對前人的繼承外，也有所創新，集中表現在“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天時之宜篇”）這一命題的提出。“盜天地之時利”一語源出《列子·天瑞篇》：“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云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陳旉自號“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屬于道家的《列子》的有關理念不足為奇；但不應把它簡單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或對前人論述的蹈襲，因為陳旉把它作為自己農學理論的綱領。石聲漢甚至稱《陳旉農書》為“以‘盜天地之時利’為目標的農書”。因此，我們應該從《陳旉農書》所載的農學和農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義。

“盜天地之時利”這一命題的“新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比“順天時，量地利”顯然更為積極主動，反映出一種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賦予的光熱資源和水土資源的要求。二是以前農書一般分言“天時”、“地利”，陳旉卻把它們合在一起，稱之為“天地之時利”，這是由于他認識到天時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陳旉農書》全書突出一個“宜”字，“天地之時利”或稱“天地之時宜”，也就是“天地時利之宜”。這個“宜”，反映了從實際情況出發，遵循自然規律的這一根本要求。“宜”與“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獲其“利”——這是一種符合辯證法的認識。

關于自然規律，《齊民要術》借用《淮南子》“勢”的概念，揭示了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性質[5]。《陳旉農書》對自然規律的某些根本特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然規律的一個特點是能夠重復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陳旉稱之為“常”和“必”，而把與之相對的偶然性稱之為“幸”；他認為，農業上遵循的法則應該建立在這種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求取其“必效”，而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僥幸成功之上。他主張：“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茍徼一時之幸哉！”（《財力之宜篇》）又說：“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蠶桑敘》）[6]

摘要:畢業論文在地方應用型農業高校本科人才培養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畢業論文是培養學生專業興趣和專業素養的重要載體，也是提高本科生培養質量的關鍵舉措。以安徽科技學院農科類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得出以下結論:畢業論文改革應以學生為本，積極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題，畢業論文開題時間應提前至大二學期，根據學生發展動向和創新特點而設計不同的畢業論文課題，以畢業論文為載體培育“四型人才”。注重過程和畢業論文答辯考核，逐步構建和地方應用型農業高校相適應的畢業論文改革路徑，最大功效的發揮畢業論文對農科人才的培養和支撐作用。

關鍵詞:應用型高校;農學;畢業論文;改革路徑

黨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農學類專業越來越受到重視，同時也對農學類本科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如何使培養出來的農科人才與當今社會需求高度匹配成為新的時代課題，也是新時代農業高校辦學水平的最直接體現［2］。安徽科技學院作為一所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農學類專業是該校傳統優勢學科，學校高度重視農學類專業的提升改造工作。同樣，農學類專業屬于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而提高學生實踐水平的主要著力點之一就是畢業論文設計、試驗操作和論文撰寫等工作，論文進展的每一步都對學生專業能力的提高起著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畢業論文工作開展的水平關系到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通過畢業論文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科生的專業水準，是增強應用型高校農學類本科生培養水平和能力的關鍵。

1畢業論文在農學本科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

1．1畢業論文是培養專業興趣和專業素養的重要載體。興趣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引擎”，具有恒久作用力。同樣，培養專業興趣也是學好一個專業最有效的途徑，而專業素養的形成也是個人發展潛能的重要支撐［3］。學生只有對專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才能產生持久的學習動力。本科生要想取得專業技術上的“突飛猛進”，最直接的途徑之一就是早日參與導師的科研課題，參與創新性研究，這樣在實驗室的“熏陶”下才能逐步培養專業興趣，做到“學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學生在開展科學研究、完成畢業論文課題的同時，會有更多機會與導師和同學交流探討，從而逐步加深和鞏固自己的專業知識，不斷調整方向，找到自己的精準“興趣點”。高水平科學研究是一所高校辦學能力和水平的集中體現，各高校都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國家級創新平臺、省校重點實驗室在每個高校都被打造成“亮點”，這就為本科生開展畢業論文工作搭建了良好的平臺。大學生所處年齡段恰好是創新活力最旺盛的階段，部分同學可能會迸發出創新的火花，對農業科研產生強烈的興趣，更加堅定了考研深造的志向，也有部分同學可以通過校企合作等方式完成畢業論文實習，加深了對農科相關企業的熟悉度，為畢業以后從事農學類相關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有這些畢業論文實習的有力推進和實施，都將對學生專業興趣和良好專業素養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動作用。1．2畢業論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農學類本科生培養質量的關鍵舉措。畢業論文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往往是本科生印象最深刻、掌握最全面的一部分內容。一般來說，農科專業本科生所選擇的學科分支開展畢業論文實習，大多也就決定了該生以后的考研方向、就業路徑乃至人生道路的選擇。農學類本科專業學習科目較多，包括作物遺傳育種學、作物栽培學、蔬菜學、果樹學、茶學、花卉學以及植物營養學、土壤肥料學、植物病理學、昆蟲學、農藥學等分支方向，學生的選擇余地很大。但是，學生在增加了選擇性的同時，也增添了盲目性。筆者通過系統調查發現，雖然學生主修的科目比較廣泛，但掌握得都比較膚淺，對以后的就業深造、參加工作等的支撐作用較小。當今許多農科生從未系統了解過“土地”“農作物”“果樹”“蔬菜”“肥料”“病蟲”等概念。由于缺乏實踐訓練，他們對教師所講授的知識不能完全掌握，對農業概況一知半解的學生較多。因此，為增強學生的核心競爭力，畢業論文實習階段成為本科生加大專業學習力度、“近距離”感知專業、明確用功方向和增強實踐的“黃金期”。畢業論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農學類本科生培養質量的關鍵舉措。

2畢業論文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我國農業快速發展，傳統農學專業的教育模式存在嚴重弊端，農學專業人才的創新培養是當前之需。培養具有現代社會高水平農業技能和綜合創新能力的人才即是社會和時代的現實需求。因此，積極探索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模式方法，對傳統農學專業進行創新模式探索，建立健全的實踐教學構建“產、學、研”一體的課程學習、畢業實習和專業實習為現代農業培養高素質農學專業人才。

【關鍵詞】農學專業;創新模式;實踐教學

一、現代農學專業的發展趨勢與農學專業人才培養需求

培養具有現代社會高水平農業技能和綜合創新能力的人才即是社會和時代的現實需求。傳統的農學專業必須進行自我更新，掌握作物遺傳育種領域的理論和技術，融合生物技術、細胞遺傳學及蛋白質組學技術，在重要農作物遺傳育種改良等重要的一流國際及國內科研院所、學校等單位從事作物遺傳育種改良、植物病蟲害防治等重要領域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工作，在技術推廣和生產經營等工作的應用型專業人才，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的應用型復合性人才。

二、知識結構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社會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發生了深刻變化，都市型農業是目前發展趨勢。農學專業要培養都市農業型人才，必須注重知識結構復合的人才培養轉型。1.師資隊伍建設。都市型農業是一種新生事物，教師也需要提高知識層次和水平，掌握都市型農業的發展所需要新技術、新知識。因此，一方面，現有的教師要通過參加進修學習、調查研究，吸收新的技術、新的知識，豐富閱歷，提高教學質量。另一方面，積極引進人才，特別是年輕教師，充實師資隊伍，形成梯隊，更好的完成教學、科研和成果推廣工作。2.學科交叉融合，實行學科復合。以農學為基礎，結合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蛋白質組學等新興學科，實行學科復合培養。在學校植物科學技術學院、生物工程與工程學院進行課程設置和授課內容融合。學生可自主進行課程的選修。在農學系作物遺傳育種專業第五學期后，增加開設細胞遺傳學、基因工程原理、分子遺傳學、作物遺傳育種學研究進展等新興學科。學生在傳統農學理論的基礎上，知識結構更加豐富、知識面更加寬廣。為后續的考研深造及科研院所就職打下良好的理論知識基礎。3.設置學生素質課堂，定期舉辦學術報告。提高學生創新素質的關鍵是非智力因素。定期針對學術問題、正確人生觀培養問題進行學生素質課堂教育。每學年定期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專業學術問題報告。一方面，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另一方面，拓寬學生知識面，對國際國內關注的科研進展有比較深入的關注和了解。

一、年度工作的簡要回顧

一年來，縣科協在縣委、縣政府的正確領導和重視支持下，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普活動，為推進我縣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做出了新的成績。現將主要工作總結如下：

1、切實加強科普活動中心（室）的建設，夯實科普工作的基礎。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創建工作，我們加強了鄉鎮科普活動中心和村（社區）科普活動室的建設。這項工作我們在年年底就進行了安排布置，今年3月6日-10日，縣科協和縣文明辦聯合就科普活動中心（室）的建設情況進行了專項督查。從督查的情況來看，各鄉鎮把這項工作作為文明城市創建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鄉鎮都有一個50平方米以上，具有圖書閱覽、科普聲像、科普教育培訓等三項功能的科普活動中心，懸掛市科協和市文明辦統一制作的“科普活動中心”和“科普活動中心管理制度”鈦金牌匾。二是有科普電教設備。各鄉鎮充分整合資源，利用遠教站點或多功能會議室的影像設備，積極開展科普活動。三是有一定數量的科普圖書。有的鄉鎮結合文化部門開展的送文化下鄉活動，爭取市、縣新華書店的支持，籌集科普圖書。有的鄉鎮發動干部職工捐獻書籍。目前，全縣80%的鄉鎮科普活動中心都有500冊以上的科普圖書。四是各鄉鎮都有一定數量的科普活動經費，確保科普活動中心的日常運轉和科普活動的開展。

2、開展了以“倡導健康科學生活方式”為主題的“科技活動周”活動。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動周”活動期間，我們與縣科技局等單位密切配合，開展了兩次大型的科普活動。一是在路口鎮舉辦大型送科技下鄉活動。活動吸引了來自全鎮的1200余名農民朋友前來咨詢。活動中，我們組織有關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向農民群眾宣講科技政策，現場解答技術咨詢，贈送了《水果、蔬菜簡易貯藏手冊》、《水稻高產栽培技術》、《花卉栽培技術》、《池塘養魚技術》、《防震減災法律法規匯編》等科技資料8000余冊。二是舉辦了“科普之夜”廣場文藝晚會。

3、大力開展了科普進社區活動。5月22-23日，縣科協在鎮、鎮等地開展了兩次科普進社區活動。這兩次活動以“倡導健康科學生活”為主題，開展了疾病預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識在內的災害防范常識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和咨詢。設置了咨詢臺，懸掛了科普系列掛圖、發放了宣傳資料，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活動共發放宣傳資料6000余份，展出科普展板20塊，接待群眾義診126人次，向社區贈送了價值3000多元的科普書籍。今年下半年，我們配合創建全國文明縣城的活動，我們對縣城金茂路社區和涼塘路社區的科普設施和開展科普活動的情況進行了檢查，對科普活動檔案進行了完善和規范，對縣城城區范圍內的17塊“科普惠民”宣傳欄的內容進行了更新。并向社區贈送了科普書籍1000多冊。10月9日、11月19日，我們還在金茂路社區分別舉辦了以環境衛生與健康、社區環保為主要內容的2場科普知識講座，聽眾達200多人，反響很好。

4、繼續舉辦科普電視專欄節目。科普電視專欄節目是我縣科普宣傳的重要平臺，其主要任務是傳播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宣傳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這個欄目的開辟，對于促進了全縣“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氛圍的形成，促進“科教興縣”戰略的實施，推動我縣的科技進步和全縣經濟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今年，我們與中國科協聲像中心、縣電視臺續簽了開設“科普大蓬車”電視專欄節目的協議，進一步優化節目的內容，力求播出的內容更加貼近實際。

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的王朝，其農業又有新的發展，表現在農書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獻搜集類和地方性農書及專業農書類為突出。在生產技術方面，精耕細作和復種套種更見充實豐富，農學理論也較宋明以來有所發展。以有限的耕地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終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輕理較前代尤甚，農業賴以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理論與同期歐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動植物兩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營養、病原微生物的知識等方面，遠遠落后于同期的歐洲。盡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農業科學，但給農業現代化帶來的滯后影響，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個評述。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占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占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發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占197種[1]，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搜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農政全書》為225種[3]，《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授時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注明出處，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經》，“楛耕傷稼”注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脫漏，至于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匯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復），無疑給后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群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群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群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巨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群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于種植而詳于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群芳譜》，蒐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冗，補其缺遺”（康熙《廣群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群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冗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并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群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摘要：我國發展現代化農業的重要途徑就是要有一大批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知識，立志獻身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創新人才，在此過程中需要高校應用型農科人才的供給。在此背景下，人才培養中相關實驗課程改革顯得尤為重要。生物化學實驗作為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長期發展中尚存在缺乏綜合性和探索性實驗設計，以及內容缺乏特色針對性和前沿性等問題，亟須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進行改革。本文通過剖析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以及高校（院校）農科（農學）教育的相關研究，針對應用型農科人才培養，梳理生物化學實驗教學過程中存在的普遍問題，提出適宜的解決辦法，充分發揮本課程在農科人才培養中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應用型；農科人才；生物化學實驗；教學改革

我國農業經過多年的改革與發展，已邁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但依然面臨著很多嚴峻考驗。解決諸多問題的重要途徑就是要有一大批掌握現代農業技術知識，立志獻身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創新人才。高校開設的生物化學實驗作為生物化學課程的專業實驗課，對整個教學體系的銜接起著重要作用，從應用型農科人才培養的角度出發，其存在多方面值得完善和豐富的空間。

1應用型農科人才培養研究

1.1關于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

國內關于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相關文獻，通過中國學術期刊網CNKI上對主題為“應用型人才培養”進行檢索（截止日期2019年9月7日），共檢索出40545條記錄。針對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就有學者開展大量相應研究。2000年以前，僅有122篇；2001-2005年之間，累計781篇；2006-2010年之間，累計達5733篇；而后逐年遞增，2016年以后，每年研究論文均超過5000篇（表2）。國內學者大多從多種學科角度，圍繞人才培養、校企合作、課程體系、教學改革等方面展開。研究對象層次一般集中于地方高校、民辦高校、獨立學院和職業院校等。

清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的王朝，其農業又有新的發展，表現在農書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獻搜集類和地方性農書及專業農書類為突出。在生產技術方面，精耕細作和復種套種更見充實豐富，農學理論也較宋明以來有所發展。以有限的耕地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終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輕理較前代尤甚，農業賴以發展的生物學基礎理論與同期歐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動植物兩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營養、病原微生物的知識等方面，遠遠落后于同期的歐洲。盡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農業科學，但給農業現代化帶來的滯后影響，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個評述。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占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占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發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占197種[1]，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搜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農政全書》為225種[3]，《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授時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注明出處，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經》，“楛耕傷稼”注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脫漏，至于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匯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復），無疑給后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群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群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群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巨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群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于種植而詳于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群芳譜》，蒐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冗，補其缺遺”（康熙《廣群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群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冗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并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群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科技創新以人才為本，人才資源是國家“第一資源”。總書記在院士大會講話中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關鍵在人才，尤其在創新型科技人才。沒有一支宏大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作支撐，要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自主創新成為共識、建設創新型國家成為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創新型科技人才的教育、選拔、培養方式就成了關鍵的問題。在北京舉行的兩院院士大會上，院士們就如何為創新型人才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表達了對創新型人才成長的熱切期盼。他們說，要從體制機制入手，加大改革創新力度，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真正建設起宏大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

去除束縛創新人才成長的條條框框，給創新營造更好的環境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院長裴鋼院士指出，《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確定了我國的總體科技戰略思想，此時，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明顯。縱觀歷史，任何一項偉大的成果后面，必然有一批偉大的人才。“科學創新人才有科學創新人才的評價方式，不能與其他的評價方式混同。我們在工作中發現，創新型人才可能有其特殊的表現方式。能夠出很多成果的科學家，活動能力不是很強，但一定是那種比較踏實、具有奉獻精神的人。”

八十多歲的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院士認為，我國過分培養孩子們的“紙上應對工夫”，過分強調“標準答案”，而對他們的動手能力重視不夠，對現象本身的“多元性”考慮得不夠，對他們的品德修養重視不夠。“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就是將來的科研人員。引進人才當然是個辦法，但更多的人才還是靠我們自己培養，因此，要想把他們培養成創新型的人才，現有的方法需要改革。”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吳國雄院士說，現在有一個很不好的風氣，就是很多單位一味追求論文的數量，導致不少學生剛讀研究生，就一心琢磨著發表文章。“可是依據我的經驗，一些影響較大的文章，都是在博士之后才寫出來的。我有一個學生，一上研究生就急著寫文章。我勸他慢慢來。他有篇文章寫了七稿我都沒讓他通過。直到寫到第八稿時，才拿到美國的一家刊物上發表，影響不錯。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覺得應當大膽地把一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刪除’，給創新營造更好的環境。”

一、修訂實踐教學計劃

通過循序漸進的綜合實驗素質和實踐創新能力實踐教學環節的實施提高農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全方位培養“高素質、強能力、具特色”的優秀人才。

二、完善實踐教學條件

1.實驗室建設。我校十分重視實驗教學，重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將實驗教學作為促進學生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作為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創造意識和創業能力的關鍵環節。我校農學院完善和加強農學專業教學實驗室建設，將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作物育種學和作物生物學基礎實驗室統一規劃建立以公共基礎實驗、專業基礎實驗、綜合實驗教學為平臺的植物生產類實驗教學中心，2016年獲批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另外學院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實驗室（重點學科實驗室）、作物遺傳育種實驗室（重點學科實驗室）、雜糧基因與分子育種實驗室（山西省高等學校重點實驗室）和學院測試中心也共享于實踐教學。各實驗室在開展正常實驗教學外，為大學生科研訓練和科技創新提供必要的實驗材料、儀器設備和技術支持。根據實驗課程設置、科研訓練和科技創新需求完善實驗室教學儀器建設，淘汰落后的實驗教學儀器。教學實驗儀器的更新為實驗實踐課程的改革創造了條件，切實提高了本科生實驗實踐教學質量。加強實驗室建設，給學生提供培養實踐動手和創新能力的一個有效的活動平臺，給學生提供一個可以交流創新思想、實現技術創新的場所。學院實驗室充分對學生開放，實驗室開放能保障學生實驗學習時間的機動性，能保證學生有充足的時間熟悉儀器，預習并完成教學課時計劃內沒有完成的實驗內容。也可在教師的指導下,以個人獨立自主或小組團隊協作的形式提出具有拓展性、延伸性和綜合性的實驗項目在實驗室完成。實驗室開放能充分調動和發揮高校科研實驗室資源，促進本科實踐教學質量的提升。只有充分利用實驗室資源，才能滿足培養學生實踐和創新能力的需求。2.校內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實踐性教學的有效開展，首先應保證有一個良好的實踐教學基地，可以說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好壞直接對教育質量的高低產生明顯的影響。重視對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在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綜合素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校校內實踐教學基地有實驗農場和教師科研試驗田。實驗農場包括現代化作物標準區和作物標本區，實驗農場為學生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實驗實習教學提供現場和材料，使學生在校內得到良好的教學實習鍛煉。教師科研試驗田與教師科研項目相結合，保證了足夠豐富的現場和不斷更新的材料，便于學生了解科研進展，拓寬視野。農學專業學生的科研訓練、生產實習、畢業論文（畢業設計）大都在教師的科研試驗田中完成。我校校內實踐基地還建有多個實驗站（研究所），如農業部華北黃土高原地區作物栽培與耕地保育科學觀察實驗站、山西農業大學小麥研究所、山西農業大學分子農業與生物能源研究所，這些校內科研實驗站（研究所）為實踐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科研場所，為開放式實踐教學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多樣化的校內實踐教學途徑能夠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徑。3.校內創新創業基地創建。創新思維和創新創業能力是適應現代農業發展人才應具備的一個重要素質，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創業能力，一則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二則要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6]。2009年我校農學院創建了以學生為實踐主體的“大學生種植創新創業基地”，秉承專業聯系實踐，實踐聯系市場的理念。基地成立大學生創新創業領導小組，創新創業技術指導小組，創新創業基地管委會，組建了由65名專家教授組成的創新創業專家團隊，為創新創業學生提供技術支撐、培訓服務、運營等方面指導和幫助。這種新型的創新創業實踐形式，有志于創業的大學生積極響應，每年均有學生踴躍參與，此類創新創業學生，學院鼓勵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參與申報國家級、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科研訓練項目。沒有申請到國家級、省級項目的，學院相關領導以及創新創業專家對申報的項目進行論證后，學校給予一定經費資助。大學生創新創業基地進一步加強了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科學研究與社會需要相結合，培養了大學生創新意識，促進了創業思維的萌發。注重實踐能力培養的創新創業型培養模式，對提升學生實踐應用能力極為有利，有助于應用型人才培養[7]。4.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校外實踐教學基地也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重要場所，是學生了解社會和企業、接觸生產實踐的橋梁。農學院積極搭建校外實踐教學平臺，加強學生創新創業教育，依托農科教、產學研、科技服務等專項活動，推動學生創業活動與行業需求形成良性互動，積極推進校企協同育人。目前我校農學專業骨干教師負責的省級以上實踐教學基地有8個，如國家級的聞喜縣小麥農科教合作人才培養基地，省級的右玉縣小雜糧科技試驗示范基地和太谷縣玉米高產試驗示范基地等。我校農學院根據農學專業需求先后與山西省農科院多個研究所，如高粱研究所、玉米研究所、農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和谷子研究所等，以及地方企業，如山西美邦大富農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蓬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學生校外專業實踐教學基地。加強與科研院所和企業實踐基地建設，對于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農學專業學生通過到校外實踐教學基地進行科研實踐、生產實習和社會實踐，不但豐富了農業科研生產專業知識，還增加了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了解。5.高水平教師隊伍培養。教師的實踐技能水平，直接關系實踐教學的效果。因此，要搞好實踐教學，首先必須加強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實踐能力的培養[8]。我校農學專業教師多數是國內各知名高校畢業的博士，科研實踐能力強，學院鼓勵青年教師服務地方農業，如參加“三區”服務，“科技特派員”活動，了解農業生產現狀和常見農業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去進行調查研究，通過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問題，提高他們的專業實踐能力。另外學院為搞好新老教師的“傳、幫、帶”工作，為青年教師指定骨干教師作為其指導教師，培養青年教師業務素質和實踐水平。高等農業院校應根據農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和現代農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構建農學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科學規范地組織、實施實踐教學，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提高學生綜合素質。

作者:張美俊 王宏富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農學院

參考文獻：

20世紀初復雜尖銳的社會矛盾已經隱含著城鄉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結構性沖突。中國鄉村社會問題也開始萌生，盡管它距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還尚需時日，但我們仍可從有限的篇章中體察到具有時代特征的中國鄉村建設理論認識的發端和萌動。20世紀初，在西方開埠通商政策的有力沖擊和中國的有識之士“以商敵商”思想的推動下，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最終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國思潮的起伏波動中，重商主義的倡導與中國傳統重農思想的沖突在所難免，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數十年的“工商立國”與“農業立國”之爭。雖然論爭雙方并未有全面系統的理論論著發表，但我們卻可從散見于《申報》、《大公報》、《東方雜志》等報刊上的言論窺見一斑，略得其要。在這場持續時間較長的思想爭論中，以農業問題為中心的鄉村發展理論探討逐步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論題，并由此成為整個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理論問題研究的濫觴。

晚清重商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傳統中國重農國策深受沖擊，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會的興盛，終使社會發展的重心和國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視農業發展，強調以農為本，就成為20世紀初關注中國鄉村問題的有識之士“不合時宜”的理論思考。當然，思想或理論的價值，向來不以入時與否為唯一評判標準，它所潛存的長遠的學術指向性和理論引導性，才是富有啟示意義的社會財富。對此，我們需要歷史的眼光和卓識的遠見。早在1901年，張之洞等人即在《江楚兩制軍條陳農政折》中指出：“中國以農立國，蓋以中國土地廣大，氣候溫和，遠勝歐洲，于農最宜，故漢人有天下大利必歸農之說，夫富民足國之道，以多出土貨為要義。無農以為之本，則工無所施，商無可運。”①1902年，湖北巡撫等人分別指出：“農桑為立政之經，衣食乃養民之具。”②“農桑為立政之本，衣食乃養民之具。”③1904年《申報》刊載《廣蠶桑以興利說》一文，作者亦認為，“中國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自古以來，以農立國，上之取給于民與夫民間之一切日用，無不仰賴于農”④，因此主張“廣蠶桑以興利”。1906年，《美國之重農主義》一文的譯者亦認為：“夫中國者，農國也，乃士夫之議論，徒趨重于工商，可謂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國之人當知本國之地理。中國以大陸國，宜立國于農，乃美國之比，非英與日本島國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襲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隸省農會會長在一篇演說詞中，再次強調了農業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夫吾國自庚子議款，驟失巨額，世人始注重實業。然補救稍遲，路礦之權利既失而不可復收，工商又非可猝致興盛，惟農業則吾國固有之物，且屬內政完全無缺，依生計學論，土地則廣漠也，傭值則低減也。”⑥中華民國成立伊始，財政部長陳錦濤即在一篇呈文中闡述了農林在國家強盛中的重要地位：“竊維立國之道，以民為本，養民之法，惟食為天。

曠觀古今，縱覽宇宙，國勢之強弱，商業之盛衰，恒視乎農業之興廢以為準。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強富國，先重農林。”⑦關注中國農業改良和發展問題的有識之士并沒有將討論僅僅限制在業緣方面單向度地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而是進一步從理論上探討了如何發揮農業基礎性地位的問題。發展農業，振興農村，不僅要盡地力、濟貧困，而且要修農政。早在1901年羅振玉就提出“農政要領約為九端”，即“設農官”、“考農事”、“獎墾荒”、“勵農學”、“興林利”、“興牧利”、“興海利”、“興制造”、“立賽會”⑧。同年，張之洞等人亦強調：“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⑨1912年，《農業促進會緣起》一文亦認為：“粵稽史籍，橫覽環球，未有農政不修，而工商能臻發達，國族能躋強盛者也。”瑏瑠要修農政，就需要培養大批農業人才，因此，興農學也就必不可少了。張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農政，必先興農學。”瑏瑡《興農學議》一文也認為：“故今日中國欲行西法，以通西學為根本，而興農學尤為中國根本中之根本”，并將開學堂作為興農學的要點之一瑏瑢。羅振玉則指出：“凡百事業，悉本于學，而中國農學，失之已久，宜多立學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興農會也成為有識之士思考問題的一個著眼點。如1904年，舉人侯殿英即依據商部的奏折提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會之設，固尤為第一要務”，并擬具《山東農會試辦章程》32條，“此會宗旨在開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農務，為致富致強之本”①。除圍繞農業問題進行理論思考之外，時人對其他鄉村問題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專門討論了設鄉官問題：“然則為之奈何？曰惟有仍復古時鄉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與鄉為二。鄉之所萃者為農。今議專設一明農之官。凡溝渠之宜疏浚也，田畝之宜稽查也，樹木之宜栽植也，雞彘之宜畜養也，蠶桑之宜推廣也，蔬果之宜講求也。各隨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為之勸導，為之督責”②。顯然，能夠超越具體的農事改良，真正從時代高度提出理論問題的論說并不多見，因而，“農戰時代”說的出現，自然顯露其不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中國當務農戰說》一文的作者強調：“中國即以農戰勝歐西”為“至要之圖，至正之理”，認為“中國維新以來，變法圖強，力求振作，實為中國前途之轉機，但各人所主張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謂須廣設學堂者，有謂須多營路礦者，有謂須講求軍政者，有謂須專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為急，而當務之急，尤莫如重農。……為今之計，惟設立農部，專事務農。歐西以工商之戰勝中國，中國即以農戰勝歐西，此至要之圖，至正之理”③。對于洋務運動以來已成社會共識的“商戰時代”而言，此論可謂逆勢而出，雖然未能贏得時論的趨附，卻將“農”的問題提升到時代高度，不可不謂遠識之論。綜觀20世紀前20年間中國鄉村發展理論問題的思考，不難發現，其討論主要是圍繞具體農業問題展開的，較少從時代高度和發展的遠見上立論。這一局面隨著此后鄉村問題的日漸凸顯才有所改觀。

20世紀初，有關鄉村社會發展理論問題的探討是在晚清重商主義思潮和傳統重農思潮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展開的。自1901年初《自強說》④發表至1911年十年間，見諸報刊的討論文章日漸增多，其觀點大致可分為工商為本論、農工商并重論、農業為本論三大類。清末重商主義思潮的慣性發展，使得工商為本論在這一時期的討論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開礦說》一文開宗明義：“居今日而策富強，開礦其先務乎”⑤，已將發展礦業置于重要位置。《論中國工藝有振興之機》一文雖然認為士農工商應交相為用，“不可偏廢”，但實際上強調的仍然是工商業的地位。該文指出：“今之稍通時務者，莫不知外人與我爭利之處首在商務，欲與為敵，當求商務之大，商務之精。”⑥《興商為強國之本說》一文指出：“今中國之所當握要以圖者，富強而已矣。商務者，古今中外強國之一大關鍵也。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近世則強在商業。商業之盈虛消長，國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強之道務在興商。”“當知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蓋商業無論巨細皆與國家有密切之關系。”⑦與之相比，1904年《東方雜志》轉載的《論中國工業之前途》和1906年《申報》發表的《中國宜求為工業國》兩文，則具有更加濃厚的工商立國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為實業競爭最劇烈之時代，凡國乎大陸者非極力發達其工業，則不可以立國。”⑧后文認為：“然吾謂中國將來之不能不為工業國，猶諸美國今日之不能不為工業國。此則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則振興實業之方針，其必求為工業國而后矣已。”⑨這一時期農工商并重說也頗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認識到：“養天下人之欲，給天下人之求者，農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輔以成，非惟泰西”瑏瑠。“農工商為富強之根本，自應隨時振興”瑏瑡。1903年《商務部奏請振興農務折》明確指出：“農工商三者各有相需為用之理，本末兼資，源流斯暢。”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推翻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帝制，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在民國初年，工商立國論頗有聲勢。此后，《勸工說》、《饑饉之根本救濟法》等文對工商立國論有所申論。如《勸工說》認為，“工之一事，介于農商之間，農非工無以成農產之為用，商非工，無以見商品之可珍。農也，商也，胥有賴于工也必矣”①。楊端六則斷言：“一言以結之，我國欲免除饑饉，非振興工商業不可，茍能使國人致力于工商業，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國不復有如此艱巨之饑饉矣。”②這一時期，仍有論者堅持農工商并重論，其中關于農林工商四部分開的理論頗值得重視。“中國以農立國，猶泰西各國以商立國也。中國拘守數千年舊制，雖注重農事，然于地土之肥磽，水旱之補救以及人工機器比較之作用，均未有所講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視為可有可無者也。中國貧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為富強計，非將農林與工商分部不可，非將農與林，工與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國的重商主義思潮及其“商綱論”、“商本論”的興起，是工業化或現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適時之論。從19世紀60年代洋務時期漸次形成“商本論”到20世紀20年代之際，為時近半個世紀，雖歷經數十年的社會實踐，然其以“富國強兵”為指向的目標卻仍舊遙遙無期。民國成立后國內局勢的變化并未給工商立國論提供更大的空間，這一時期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動蕩，民不聊生。現實的困境使得“立國之爭”開始向有利于農業立國論的方向發展。早在1904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即提出：“照得商務為富強要政，而商之貿遷，全賴農之物產，工之制造，是農工也，為商務之根本”④，強調了農業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貨為要義，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農，非先振興農務，則始基不立。”⑤1912年陳錦濤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強富國，先重農林。”⑥總括這一時期關于農業與工商業關系的理論探討，不難發現，這一討論可以清朝覆亡為斷限劃分為兩個階段。盡管每個階段均有農業立國論、工商立國論和農工商并重論，但其側重點卻大不相同，前一階段工商立國論優勢明顯，后一階段農業立國論稍占上風。特別是1920年《農業立國意見書》的發表，標志著“農業立國論”在未來的歷史選擇中開始擁有了獨特的時代意義和價值。

呂瑞庭的《農業立國意見書》開宗明義地提出：“欲振興實業，當先立主義。欲立主義，當審國情之如何。”⑦作者列出了農業立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財政、統計、軍事、風俗、衛生、人口等十大理由。上述十大理由又可大致歸結為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習俗與衛生六個方面。呂瑞庭所歸納的農業立國的政治理由，實際上包含其十大理由的第三條和第七條。具體言之，其一是儒家以民為本，以食為天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現實政治學說和實踐；其三是農業與軍事關系密切。農業立國的經濟方面理由，實際上包括經濟、財政、統計和人口四個方面，為作者論述重點之所在。其中，“經濟上之理由第四”首先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以使其土地發達為要素，繼而以美國、丹麥因農業立國而日漸富強的事實為依據，論證了“凡以工商立國者，雖富強甚易，而維持較難，以農業立國者，雖進步較遲，而基礎甚固”的論點。“財政之理由第五”認為國家財政取于租稅，而中國租稅之來源，大半為農產物，“今日農政尚幼稚，農業未發達……除注重農業，培養稅源外，實無他策”⑧。“統計上之理由第六”指出中國選擇以工商立國還是以農桑立國，“不僅憑高尚之理想，尚可求諸普通之事實”，為此，作者從歐洲谷物生產及消費統計、中國農產物之輸出額、中國五大商品（豆類、棉花、種子、茶葉、生絲）為世界的必需品、中國農產在世界之位置等四個方面，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和表格，論證了農業立國論是建立在大量事實基礎上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人口上之理由第十”論述了“農業可以增加人口”、“農業可以配置人口”兩個觀點。呂瑞庭對農業立國的在習俗方面的理由論述亦頗為周詳。他引用管仲“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名言，結合古今中外的實例，認為農業可以挽回孝道，培養道德，“通中外，亙古今，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①。具體而言，農業對風俗的影響主要包括“獎勵孝道”、“獎勵勤儉”、“獎勵儲蓄”、“養成保守之性質”、“養成溫和之性質”、“養成切實之性質”、“養成美術之思想”、“養成高尚之人格”。在詳述農業立國的種種理由之后，呂瑞庭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所載德國的救濟政策，簡短地對全書進行了總結：“德國失敗之后，尚欲以農業為救國之政策，豈可天然大農國，貧而且弱，不注重農業，以為立國之本。今之談國是者，蓋于此加意乎？”②盡管《農業立國意見書》僅三十余頁，難以稱為“巨著”，論證也稍顯粗疏，但該書縱論古今，其基于理論與“國情”結合的論證理據，對于近代中國立國理論的檢討和發展路向的選擇，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從某種意義而言，它形成了其后鄉村建設思想的歷史起點，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在20世紀初期的“立國之爭”中，大致形成了工商為本論、農工商并重論、農業為本論三種主要觀點。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爭論仍在繼續，并同樣形成三種對立的觀點。其中以吳景超、陳序經等為代表的“都市工業論”者，極力主張通過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主張通過發展農村以救濟都市，以農業與農村為中國社會改造的基礎。以常燕生、董時進、許仕廉、鄧飛黃為代表的調和論者則主張農工并重。20世紀40年代初，“立國之爭”又被作為“一個陳舊問題”“重新提起”，形成了農業立國派、工業立國派和農工并重派三個主要派別，圍繞著中國可以立國的條件、中國堅持抗戰得益于農業還是工業、中國的前途等具體的問題展開論爭。以上事實充分說明，自20世紀初到40年代，“立國之爭”在內容和觀點上均有著明顯的繼承性。盡管各個時期論爭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均以如何處理農、工、商業三者之間的關系為核心內容，分別形成了農業立國、工（商）立國和農工（商）并重三種主要的觀點。由于“立國之爭”貫穿于整個20世紀前期，在中國鄉村建設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因此20世紀初期“以農立國”論的孕生，無疑對此后鄉村建設思想的發展及走向，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