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雪災；特色農業；影響；江蘇省

論文摘要發生在2008年初的低溫雨雪冰凍天氣，對江蘇特色農業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災情發生后，通過半年內持續對特色農作物的生長發育全過程進行了跟蹤調查，分析了低溫雨雪對其造成的潛在影響，以了解雪災后防災措施的有效性，為今后應對同類災害積累經驗。

2008年初，江蘇省遭遇了歷史罕見的低溫冰凍雨雪天氣，農業直接經濟損失10.9億元，約占整個直接經濟損失的50%。災害發生后，江蘇省氣象部門全力以赴投入到抗災氣象服務工作中，就災害過程對農業生產影響，加強了跟蹤氣象服務工作，尤其在之后的半年內持續對特色農作物的生長發育過程進行了跟蹤調查，分析低溫雨雪對其造成的潛在影響，了解雪災后防災措施的有效性，為今后應對同樣的災害積累經驗。

1低溫冰凍雨雪天氣過程概況

2008年1月10日至2月2日，出現了20多天的持續低溫天氣；期間共有4次雨雪過程：分別出現在1月10～13日、1月15～22日、1月25～29日、2月1～2日。其中1月10～13日是我省2008年的首場降雪過程，降雪主要集中于蘇中和蘇南，部分地區達到大雪標準；1月15～22日全省出現連續1周的陰雨雪天氣，淮北部分站點出現暴雪；1月25～29日全省出現暴雪天氣，大部地區積雪深度為5cm以上，降雪最為嚴重的江淮之間南部和蘇南地區，積雪深度為20～40cm，雨雪量為21.0～61.5mm；2月1～2日淮河以南地區再次出現降雪，沿江和蘇南雪量達大到暴雪，新增積雪深度大于5cm的有25個站，大于10cm的有7個站，積雪最大的深度達19cm。1960～2007年江蘇共出現4次嚴重的區域性暴雪過程，分別出現在1964年、1984年、1989年、1991年，此次暴雪過程具有持續時間長、范圍廣、積雪深的特點，嚴重程度僅次于1984年[1]。

2雪災對江蘇特色農業生產的影響

一､勾股定理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舉例

中國古代數學家研究勾股定理的證明和應用,是自成體系的,其證明方法,大都采用青朱出入法,也就是今人說的割補法｡通過適當的劃分,將勾上的正方形面積與股上的正方形面積,劃分成若干個部分,而這些部分的總和又恰好能填滿弦上的正方形｡所謂青朱出入就是把劃分出來的圖形,添上青､朱､黃等各種顏色,以次出入(割補時容易識別),方法巧妙簡單,令人嘆服｡

據歷史資料記載,夏禹(公元前2140年——公元前2095年)治水時就已用到了勾股術(即勾股的計算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說,夏禹是世界上有歷史記載的第一個與勾股定理有關的人｡

《周髀算經》是我國最古老的算書,成書太約在公元前100年｡在該書中說到“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這說明在大禹時,就能應用特殊情況下的勾股定理和測量了｡趙爽在《周髀算經》注中說:“禹治洪水,決統江河,望山川方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老百姓)之厄(危難),使與注于海于無浸逆(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這說明當時大禹治洪水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使用勾股測量而取得的｡

《九章算術》也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數學名著,是我國數學方面流傳至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經典著作,也是世界數學史上極為珍貴的古典文獻,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后100年｡該書總結了秦漢以前我國在數學領域的輝煌成就,開創了獨具一格的理論體系,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有不少來源于農業生產的例子｡

例1:今有池方一丈,葭生其(池)中央,出水一尺,引葭赴岸,適與岸齊,問水深､葭長各幾何?(選自《九章算術》)

我在1979年寫的《漢代農業生產漫談》一文，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未能多作論析。本文擬就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的估計作一些具體說明，作為上篇文章的一個補充。由于史料有闕，詮釋多歧，這里所估計的是否大體符合漢代歷史實際，謹提出來供討論。

所要討論的幾個數字是：

(1)漢代一個農業勞動力的墾田畝數；

(2)漢代糧食單位面積產量；

(3)漢代農業人口平均口糧數；

(4)這些數字所反映的漢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所能提供的剩余產品數量及其分配狀況。

我們比較一下現代的糧食種植與傳統時期的不同。以湖北省Y市為例(Y市農村地區地形以丘陵山地為主，農業主要以玉米、水稻、油菜、柑橘、茶葉等作物種植為主)，當地農民種植玉米，用工量①只有15個工/畝②。此時，按照全國人均耕地面積1.38畝來計算，一個三口之家，平均有4.14畝耕地。那么這個家庭每年在糧食生產上所需要的時間只有60天③。如果這個家庭有2個勞動力，相當于一個勞動力一年有60天的時間在工作，另外一個勞動力處于完全無事可做的狀態;或者兩個勞動力分別工作30天。可見，當代的糧食種植在農民生活中所占據的時間，已經是微乎其微。與糧食種植低用工量相似的，還有其他很多經濟作物，比如柑橘種植、茶葉種植等。根據Y市調研得到的數據，柑橘用工量為30個工/畝，茶葉用工量最多為35個工/畝。一個擁有4畝耕地的三口之家，種植茶葉的用工量最高能達到140個工，可供2個勞動力每年分別工作70天，占用農民的時間依然十分有限。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事這些低用工量種植類型的當代農民，在選擇居住地點的時候，首先考慮的不再是生產的便利性，而是生活的便利性。而農村機動化交通方式④的推廣以及農村道路硬化的推進，使得農民的居住地點與農業生產地點分離最終得以實現。通過機動化交通，農民保證了所有耕地都不會荒廢。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會在農村地區產生一些不同與傳統模式下的空間布局形式。考慮到居住地與農業生產地可以分離，并且要滿足農民對生活便利性的需求，那么在空間布局方面，我們自然可以想到的是:農民會由現在的比較分散的居住狀態，向比較集中的居住狀態轉變，也就是———進縣城、進鄉鎮、進農村集中居民點。筆者通過對湖北省Y市農村進行調研訪談，發現對于這個地區，農民進城的前景并不樂觀。Y市大部分農民表示不愿意進入縣城。他們普遍無法接受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同時，也有部分農民習慣于鄉村安逸的生活，不愿離開。鄉村交通條件的改善，已經使得農民可以很方便地往來于城鄉之間。因此對于農民來講，居住在農村并沒有什么太大的不便利，反而可以享受農村生活的低成本和優質的環境，同時又不妨礙獲取縣城的高質量服務。很多已經在城市工作的村民，也依然居住在農村，每天騎摩托車和坐公交車上下班，對于他們來說，“幸福指數很高，可以享受農村的居住環境和城里的工作”。而少部分農民，出于對下一代的考慮，愿意進縣城定居，即使他們自己本身更傾向于居住在農村。然后，筆者就農村集中居民點的形式，調研了Y市當地的農民。這種集中居民點也是政府普遍推行的一種農村居住模式，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小型農村集中居民點，可以容納300～500人。它的優點是，農民離自己的承包地不遠，可以控制在2km左右，往返種地方便。它的缺點是，服務人口少，達不到一些公共服務設施的人口門檻，所以配套設施提高程度有限。另一種是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能夠容納3000～5000人。這種居民點數量少，居民點之間相距較遠，可能會達到6～7km。建設形態上，是一種適度集聚的形態，可以采取農民自建的方式。它的優點是，設施配套質量高，雖然從行政級別上它只是一個村級單位，但是它所能提供的配套服務相當于集鎮的水平，可以提供正規的衛生院，以及小學，甚至初中。它的缺點是，服務半徑大，居民點之間距離遠，農民往來種田不方便。農民的意見是，小型農村居民點對于農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程度有限，讓農民搬遷是一種浪費，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可以提供與城市比較接近的服務，同時還兼具農村良好的環境和較低的生活成本兩重優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農民普遍愿意搬遷進入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但是不同年齡段的農民也會有不同的想法:60歲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產方式、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已經定型，會按照傳統的方式一直進行下去，幾乎不考慮搬遷。45～60歲這個年齡段的中年人，家里已經翻修過老宅，這部分人的搬遷動力不足;家里還沒有翻修老宅的，普遍有一定的搬遷意愿，特別是目前依然居住在相對海拔500m以上的農戶，搬遷動力非常充足;而目前居住在相對海拔300m左右的農戶，搬遷動力稍有不足;有一部分人由于個人生活取向的原因，也存在不愿意搬遷的情況。30～45歲這個年齡段的中年人，無論家里是否翻修過老宅，自己都還有獲取收入的機會，同時對未來充滿渴望，有人愿意在農村做一番事業，有人愿意獲取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渴望追求與城市相接近的配套設施，大型集中居民點的環境正符合這部分人的要求，因此他們是未來短期內集中居民點搬遷的主要力量。30歲以內的年輕人，大部分愿意進城，他們現在多數還在城市打拼。但是未來，很多人可能會因為無法在城市定居而最終回到農村。此時，他們愿意到大型集中居民點建設新房，以獲取更好的服務。雖然大型農村居民點是農民愿意接受的形式，但是它的建設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經過一個緩慢的過程。同時，大型集中居民點的建設方式，也不會是政府直接投資，然后強制農民搬遷的形式，而是首先由規劃選點，給農民一個明確的心理預期，讓他們知道這個地方未來會成長為一個3000人左右的大型集中居民點，然后他們會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的時機，自發的進行搬遷。當居民點聚集起1000人的時候，政府提供某些設施，當居民點的居民增加到2000人的時候，政府再追加某些設施，讓這個居民點自己慢慢生長起來。而讓農民進入鄉鎮定居，這個模式與大型集中居民點定居有些類似，農民的接受情況也類似。只不過由于我國在上個世紀末陸續進行撤鄉并鎮，導致當今很多鎮區的服務半徑過大，邊遠村莊距離鎮區過遠。這種情況下，農民搬遷進入鄉鎮定居，距離自己承包地過遠，會對農業生產活動產生不良影響。而大型集中居民點的建設，正是對鎮區服務半徑過大的補充。這種由當前的分散居住，緩慢過渡到未來集中居住的農村空間布局變化，只能發生在以較低用工量為特征的作物種植區域，比如糧食種植、柑橘種植、黃桃種植、茶葉種植等地區，而對于某些高用工量的農業類型，這種空間變遷不會出現。高用工量種植類型的代表，是大棚水果和大棚蔬菜種植。以大棚草莓種植為例，按照Y市的數據，大棚草莓的用工量為240個工/畝。一個三口之間有4畝大棚草莓的話，2個勞動力根本忙不過來。大棚蔬菜也與之類似，除了用工量達到260個工/畝之外，具體的勞動過程也極其辛苦。以大棚種植為代表的高用工量的種植方式，使得農民的居住地距離自家耕地的距離，被限制在了300m左右的范圍之內，最遠不能超過500m⑤。以這種種植類型為主的農村，它的居住空間分布，將會呈現出緊鄰耕地的狀態。政府在這些村莊盲目推行遷村并點、農民進城的行為，無疑會遭到農民的抵制。

當代的農產品消費結構正在轉型，糧食消費量與以往相比逐漸下降，水果蔬菜以及肉蛋奶的消費量正在增加。市場需求的變化，反過來影響到農業的生產結構———糧食的種植面積呈現下降趨勢，而水果、蔬菜的種植面積，以及養殖業的規模，則相應擴大。這種農業結構的轉型，被黃宗智稱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1］。那么這種農業結構轉型，未來能走多遠，并持續多長時間呢?如果全國人民的食物消費模型朝著今天城鎮中生活水平在中上層的40%的人口的消費方向轉化的話，中國的水果消費會再增加107%，肉類生產再增加44%，魚和其他水產品的消費會再增加90%，奶類消費還會繼續上升約159%，蛋類上升約55%。至于蔬菜，量的方面將會相對停滯，主要的發展是在品種和質的方面。隨之而來的，糧食消費將會下降約一半。整個過程也許會在一二十年中趨于穩定［1］。這種變化映射到農業生產上，意味著未來糧食種植面積將會縮減超過一半，水果種植面積還會增加，養殖業規模將會繼續擴大，而蔬菜種植，雖然從全國總量上來看，數量不會增加，但是具體到某個城市，如果本身蔬菜自給率不高，那么也依然存在擴大蔬菜種植面積的市場需求。于是，那些以糧食作物種植為主的村莊，未來的出路，一是可以轉型為種植蔬菜和水果，二是可以轉型規模養殖。當前有相當數量的以糧食種植為主的農村，生產出的糧食并不用來出售，而是用來喂豬，然后靠出售豬肉來賺取收入。以目前這種用糧食和飼料喂豬的方式，1畝地可以養1頭豬，但是如果采用秸稈養殖法來養豬［2］，那么1畝地可以養5頭豬，4畝地的家庭就可以養殖20頭豬，達到一定的規模;養牛、養雞之類可以類推。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養殖業的市場空間遠比糧食種植廣闊。而那些目前已經轉型為種植柑桔、茶葉等低用工量經濟作物的農村，可以采取開荒的方式，擴大種植面積;或者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民的數量減少，通過土地租賃或者流轉的方式，將土地集中在少部分農民的手中，從而達到擴大農村家庭耕作面積的效果。最終，這個家庭有可能會擺脫現在極小規模家庭農場的狀態，達到一種適度規模。而以大棚種植這種高用工量類型農業生產為主的村莊，則僅僅需要在種植技術上提高產品品質就可以了———收入可觀的同時，也有更多的農業工作崗位。農村空間的變遷也將緊密圍繞農業結構轉型展開。此時合理的空間規劃，應該是首先判斷本地區農業轉型的未來趨勢，然后再判斷對應的空間形態。

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是當代的農村空間布局產生變化的最根本原因。對于類似于大棚種植這種高用工量的種植類型，農村的居住空間依然會緊鄰農業生產空間布局。對這類村莊進行遷村并點、農民進城等規劃和政策行為，會受到當地農民的抵制。而以糧食、柑橘、茶葉等為代表的作物種植，由于用工量很低，農業生產不再是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因此農村的居住空間與農業生產空間分離是可以實現的。這種情況下，生活的便利性已經取代了生產的便利性，成為農民選擇居住空間的首要考慮因素。這部分村莊的農民，將會由當前的相對分散的空間分布狀態，向鄉鎮以及大型集中居民點集聚，最終實現一種集中居住的空間布局形式。對這部分村莊進行大型集中居民點的規劃，將促使這一過程更加科學合理的進行，同時也將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這種由分散居住轉向集中居住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而是會經過一代人的時間，緩慢完成。在規劃未來村莊布局形態的時候，應當首先判斷未來該地區的農業轉型趨勢，才能最終做出與之相應的空間布局。△【注釋】①用工量，是指一年之中需要在田地里面務農的天數。比如玉米種植的用工量為15個工/畝，是指種植一畝玉米，按照現在的種植方式，需要一個勞動力一年在地里面工作15個整天。這15天當中，每天需要工作7～16小時不等。②玉米種植一年只有一季，用工量很少，根據勞動力體力的不同，用工量大約為10～20個工/畝，平均15個工/畝。③很多作物在種植的時候，由于某道工序不需要抓緊在某個具體的時間節點完成，而只需要在一定時期內完成即可，比如在一個星期內完成，或者在一個月內完成。因此用工過程中，可以由一個勞動力通過增加工作天數，慢慢去完成。④農村機動化交通包括農村地區公交車的運行，以及摩托車、汽車在農民家庭中的推廣。⑤Y市農村中，種植大棚蔬菜的村民表示，本村農戶的居住地距離自家菜地普遍距離在300m以內，最遠的接近500m，此時已經感覺務農非常吃力。因此判斷，大于500m的距離是從事大棚蔬菜種植的農戶難以承受的。

本文作者：王璐羅赤工作單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九江開埠通商是江西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為相對封閉的江西地區開啟了對外交流的窗口，直接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在九江對外貿易的拉動和激發下，江西農業生產結構亦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大致表現在二個方面：其一是農業生產中的作物結構受國內外市場的影響而發生顯著的變動；其二是農村經濟中非農產業的變動以及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斷增加。本文僅就上述兩個方面作些簡要論列。

一、農業作物結構的變化

九江的對外貿易，使江西地區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區農副業的發展，茶葉、棉花、經濟農作物的種植面積明顯擴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礎等的差異，這種發展又帶有較鮮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出現專業化趨勢。

(一)新興的茶葉產區的出現

九江開埠通商以來，其茶葉出口量猛增，相應地帶動了江西地區的茶業發展。據史料記載：1871年，“顯著的特點就是歐洲茶葉消費驚人的增長，其速度超過茶葉生產的發展。”⑴于是，擴大茶樹的種植，增加茶葉的產量，使許多新的產茶區出現了。1875年英國駐九江領事商務報告稱：

本埠周圍產茶地區的發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極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入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該處距離287英里疑為87英里之誤，筆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⑵

1美國中西部農業開發概要

在美國開發中西部進程中，有兩個大規模集中開發的時期：一是1860-1890年，這一時期開發西部的主要動力來源于皮貨貿易、土地投機以及奴隸主莊園的擴張。二是1930-1970年，在大規模開發時期內，美國聯邦政府陸續出臺了有關中、西部開發的法律和政策，極大地加快了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開發的速度。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西部農業開發者，除制定了靈活多樣的土地開發政策外，還陸續頒發了《沙漠土地法》、《鼓勵西部植樹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確了只要在西部地區植樹、種草或修筑灌溉溝渠達到一定面積和一定時間，就可以免費或低價獲得一定面積的土地。這些法律和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美國西部的土地開墾和農業的發展。從1836年到1985年，美國中西部新開墾的耕地面積為2.45億英畝，相當于原有耕地面積（1.6億英畝）的1.53倍。隨著耕地的增加，糧食產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1061.3萬t，增加到1989年的1億9120萬t，增加了約17倍；小麥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389.5萬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萬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23.3萬t，增加到1989年的5244萬t，增加了224倍。使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糧食出口國；美國主要畜產品的平均年產量：1961～1965年期間，肉類335.28萬t，牛奶1139.9萬t，雞蛋78.4萬t。到了1989年，肉類（不含雞肉）、牛奶、雞蛋的平均年產量，分別增加到1818.9萬t、6543.2萬t、397.4萬t，分別比1961～1965年期間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規模的墾荒活動，在中、西部開發初期，一些農場主為了獲得更加豐厚的農牧業利潤，對那里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使該地區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遭到破壞，土地荒漠化加劇，生態失去平衡。

2農業生產與資源、生態環境問題

在美國，由于農業的開發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如，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等等。

山西位于黃河中游左岸，黃土高原東部，全省山地占40％，丘陵占40．3％，平原臺地占19．7％，氣候為溫帶大陸性季風帶，雨水集中在夏季，年平均約380600毫米，無霜期在120—220天之間，十年九春旱。明清時期山西雖是農業區，但自然條件比較差。而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隨著社會的變革，傳統的農業生產，經過全省農民的辛勤努力，在生產方法上也在不斷變化。本節試就明清時期山西農業的生產方法作一探討。

一、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

明清時期的山西農民針對山西省各個地區的自然條件和農作物的特性，對農業耕作技術努力進行了改進和提高。明人呂坤說：“沁水農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糞少苗，熟鋤多耕，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糞多力勤，八口饒養”，①因此呂坤得出結論：“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見，明代的山西農民對種田已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方法，并特別重視糞肥和勤鋤，這樣田地的收成，將比薄田多10倍。同時，對籽種的培育也十分重視。如雍正《山西通志》載：汾州(汾陽)以北，早谷有一窩蜂、關東黃，夏谷有四根齊、六根齊、九根齊、枰桿黃、老來白、臨秋變等。汾州(汾陽)以南，早谷有馬拖韁、白老漢、竹葉青；晚谷有潞州黃、一把箭。早谷以60日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為率，宜水田。潞州黃一種，早種則晚收，晚種則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雋藻著，成書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馬首農言》，則詳細總結了以壽陽縣為代表的山西農業耕作技術。如在農作物種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種之，亦有種于黍田者，亦有復種者。未種之前，應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為貴。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種之，與春麥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種之，其田秋耕者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種之。小豆，種法與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與種春麥同時，皆系夏田，紅豆不拘遲早，鋤忌午日。綠豆與種小豆同時，宜午鋤，若鋤遇陰雨，多生旱蟲。蕎麥，多在本年麥田種之，有先耕后以耬種之，耕宜深二寸，耬深止一寸，種畢耙之，有和糞點者，耕止寸余深。油麥，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種之，性喜濕布種之法。在耕作技術方面，祁雋藻說：犁之淺深有法，欲微深，則向前稍送之；欲微淺，則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則將上木貫打緊，下木貫打松；欲大淺，則反是。糞宜早運田中，不可遲延，三冬有暇即日運之，無暇日即至新春運之，田在河外，尤宜早運，凍解路淖，人力車力，均難施之，運畢須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過六寸，淺不過寸半，山田四寸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農業工具方面，祁雋藻說：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義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耬車，下種器也。镢，田器也。鍤，鍬也。所以開渠者。長鏟，踏田器也。鐵锨，惟宜土工。鏵，鍤糞，起土者也。鏟開生地，鏵耕熟地。北方多用鏵，南方多用鏟。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耨，除草器也。《馬首農言》還搜集了不少農諺，如“谷雨耩山坡”；“小滿種胡麻，到

秋只開花”；“麥望四月雨，立夏不種黑(豆)”；“四月四麥挑旗，五月端午麥秀齊”；“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凍煞黑豆莢”；“芒種急種黍，夏至也不遲”；“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夏至日得雨，一點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無雨，谷里無米”；“頭伏摟，滿罐油，二伏摟，半罐油，三伏摟，沒來油”；“頭伏蘿卜末伏菜”；“立秋有雨萬物收，處暑有雨萬物丟”；“谷兒掛黃頭，全憑鋤一鋤”；“過了閏月年，走馬就種田”；“耕三耙四鋤五遍，八米二糠再沒變”；“小豆犁淺，不如不點”；“莊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滿前后，安瓜點豆”等，這些農諺正是古代山西農業耕作技術經驗的結晶。

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

21世紀，人類將逐步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迅速發展與普及的信息技術將推動人們在科學利用資源潛力，發展節本增效生產方式，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基于信息和知識的生產過程管理決策方面，突破許多傳統的模式和觀念，開拓出一批具有創新意義的技術體系，以支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實踐當今新的農業科技革命中，九十年代初以來在一些發達國家開展的“精細農業”技術體系的研究與實踐，就是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技術思想，已經引起一些國家政府和科技決策部門的重視。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ResearchCouncil）為此曾專門立項組織了一批多學科著名專家對有關發展研究進行了評估，研究報告經過由美國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科學院院士組成的評估組進行審議后，于1997年發表了“PrecisionAgricultureinthe21stCentury－GeospatialandInformationTechnologiesinCropManagement”研究專著，全面分析了美國農業面臨的壓力、信息技術為改善作物生產管理決策和改善經濟效益提供的巨大潛力，闡明了“精細農業”技術體系研究的發展現狀，面臨的問題及其支持技術產業化開發研究的機遇。

近兩年來，我國科技界在研究推進新的農業科技革命中，對國外這一技術體系的發展趨勢，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新聞媒體陸續有了一些報導，有的單位已開展了有關研究和試驗示范工程準備工作,國內外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聯系開始活躍，國外有關產業界開始向我國推薦其技術產品，密切關注中國走向21世紀實現農業現代化、信息化中這一巨大的潛在技術市場。可以預言：“精細農業”技術體系的試驗示范及其相關技術產品的開發研究，將在世紀之交成為推進我國新的農業科技革命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信息技術革命為農業生產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在開拓新的前沿科技應用研究領域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起跑線拉近了距離，時間上的差距在縮小。在某些重要領域實現技術發展上的跨越，將是機遇性的挑戰。

主席1998.9在安徽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中指出：“現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把基因育種工程、電子信息互聯網絡、衛星地面定位系統等高新技術應用于農業。我們必需有緊迫感，盡快迎頭趕上”。“精細農業”技術體系是農學、農業工程、電子與信息科技，管理科學等多種學科知識的組裝集成，其應用研究發展必將帶動一批直接面向農業生產者服務的電子信息高新技術與工程裝備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對推動我國基于知識和信息的傳統農業現代化，具有深遠的戰略性意義。“精細農業”，即國際上已趨于共識的“PrecisionAgriculture”或“PrecisionFarming”學術名詞的中譯。國內科技界及媒體報導中目前尚有各種不同的譯法和對其內涵的理解。如譯為“精準農業”、“精確農業”、“精細農業”等。實際上，目前國外關于PrecisionAgriculture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利用3S空間信息技術和作物生產管理決策支持技術（DSS）為基礎的面向大田作物生產的精細農作技術，即基于信息和先進技術為基礎的現代農田“精耕細作”技術。因此，作者認為采用“精細農業”或“精細農作”譯名來表達當前實踐的這一技術思想的內涵可能更為確切。誠然，當今實踐的“精細農作”技術思想，應該擴展到設施園藝、集約養殖、產品加工及農業系統的精細經營管理方面，而形成為完整的“精細農業”技術體系。

“精細農業”技術是直接面向農業生產者服務的技術，這一技術體系的早期研究與實踐，在發達國家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從事作物栽培、土壤肥力、作物病蟲草害管理的農學家在進行作物生長模擬模型、栽培管理、測土配方施肥與植保專家系統應用研究與實踐中進一步揭示的農田內小區作物產量和生長環境條件的明顯時空差異性，從而提出對作物栽培管理實施定位、按需變量投入，或稱“處方農作”而發展起來的；在農業工程領域，自七十年代中期微電子技術迅速實用化而推動的農業機械裝備的機電一體化、智能化監控技術，農田信息智能化采集與處理技術研究的發展，加上八十年代各發達國家對農業經營中必需兼顧農業生產力、資源、環境問題的廣泛關切和有效利用農業投入、節約成本、提高農業利潤、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和減少環境后果的迫切需求，為“精細農業”技術體系的形成準備了條件。海灣戰爭后GPS技術的民用化，使得它在許多國民經濟領域的應用研究獲得迅速發展，也推動了“精細農業”技術體系的廣泛實踐。使得近20年來，基于信息技術支持的作物科學、農藝學、土壤學、植保科學、資源環境科學和智能化農業裝備與田間信息采集技術、系統優化決策支持技術等，在GPS、GIS空間信息科技支持下組裝集成起來，形成和完善了一個新的精細農作技術體系和開展了試驗實踐。迄今支持“精細農業”示范應用的基本技術手段已逐步研究開發出來，在示范應用中預示了良好的發展前景。近五、六年來，已有數千計的研究成果，實驗報告見諸于國際學術會議或學術刊物；每年都舉辦專題“國際精細農業學術研討會”和有關裝備技術產品展示會；在萬維網上設置有多個專題網址，可以及時查詢到有關研究發展信息；美、英、澳、加等國一些著名大學設立了“精細農業”研究中心，開設了有關博士、碩士研究方向及培訓課程；日、韓等國近年來已加快開展研究工作，并得到了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大力支持。國際上對這一技術體系的發展潛力及應用前景有了廣泛的共識，將成為世紀之交發展農業高新技術應用研究的重要課題。“精細農作”技術思想的核心，是獲取農田小區作物產量和影響作物生長的環境因素（如土壤結構、地形、植物營養、含水量、病蟲草害等）實際存在的空間和時間差異性信息，分析影響小區產量差異的原因，采取技術上可行、經濟上有效的調控措施，區別對待，按需實施定位調控的“處方農作”。正是信息技術革命為這一技術思想的實踐，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手段。

千百年來的作物生產，都是以地區或田塊為基礎，在區域或田塊的尺度上，把耕地看作是具有作物均勻生長條件的對象進行管理，如利用統一的耕作、播種、灌溉、施肥、噴藥等農藝措施，滿足于獲得區域、農場或田塊的平均產量的認識水平，很少顧及對農田的盲目投入及過量施肥施藥造成的生產成本增加和環境污染后果。傳統的農業技術推廣模式，也是在區域尺度上進行品種選擇、土肥監測，通過地區試驗積累的適于當地的栽培管理措施向農戶推薦使用。實際上，即使在同一農田內，地表上、下影響作物生長條件和產量的明顯時空分布差異性，包括農田內作物病、蟲、草害總是先以斑塊形式在小區發生，再逐步按時空變化蔓延的特性，早已為人們所認識。幾世紀前，農民把土地劃分為小田塊來耕作經營，正是受到對作物生長環境和產量空間變異的感性知識的影響。我國農民幾千年來在小塊土地上經過勞動密集的投入和積累的豐富生產管理經驗而形成的“傳統精耕細作”技術，也可以在小塊農田內達到很好的經濟產量，只是沒有現代科學方法的定量研究和現代工程手段的支持來形成大規模的生產力。本世紀初期，科學家就研究報告過作物產量和田間土壤特性，如N、P、K、pH、SOM含量等在田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差異性。1929年，Illinois大學C.M.Linsley和F.C.Bauer發表文章勸告農戶應繪制自己田區內的土壤酸度分布圖和按小區需求使用石灰的建議。

之后，一直都有關于農田土壤和收獲量空間變異性研究的報導。八十年代以來，關于在農田中實施土壤肥力、植保和作物生產定位管理（SiteSpecificCropManagement）的技術研究受到廣泛的重視。世界著名廠商先后向市場提供了裝有空間定位和產量傳感器的現代谷物聯合收獲機，已可以在收獲過程中自動采集以12-15m2為單元的小區產量與對應地理坐標位置的數據，并進一步通過模糊聚類分析軟件自動生成農田內作物產量分布圖。多年的試驗實踐表明，田區內小區平均產量的最大差異可以超過100％。由于作物生產還受到氣候變異的影響，經連續多年對同一田區積累的數據表明，同一小區年際間的產量差異性也可能是十分明顯的。田區內產量上述明顯的時空分布差異性，顯示了農田資源利用存在的巨大潛力。現代農學技術與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定量獲取這些影響作物生長因素及最終收成的空間差異性信息，實施基于知識和現代科技的分布式調控，達到田區內資源潛力的均衡利用和獲取盡可能高的經濟產量成為可能。圖1是精細農作技術思想的示意圖。其實施過程可描述為：帶定位系統和產量傳感器的聯合收獲機每秒自動采集田間定位及對應小區平均產量數據→通過計算機處理，生成作物產量分布圖→根據田間地形、地貌、土壤肥力、墑情等參數的空間數據分布圖，作物生長發育模擬模型，投入、產出模擬模型，作物管理專家知識庫等建立作物管理輔助決策支持系統，并在決策者的參與下生成作物管理處方圖→根據處方圖采用不同方法與手段或相應的處方農業機械按小區實施目標投入和精細農作管理。由圖1可以看出，這一技術思想是通過多次循環的實踐，來不斷改善農田資源環境，積累知識，逐步達到作物生產管理精細化的過程。由于大田作物生產受到眾多時空變化因素的影響，利用生產潛力的處方措施，還需要兼顧生產力、經濟性、環境后果的優化目標，因此，其技術思想并不是單純追求技術措施的“準確”。事實上，目前應用于獲取小區產量數據的空間尺度為12-15m2,獲取農田土壤信息的尺度大多還只可能精細到60m左右。在實際操作上，對獲取的空間信息還需要通過模糊聚類處理，生成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合理的處方圖來指導處方農作，因而還談不到“精準”的操作。而且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特別是農田土壤、作物苗情、病蟲草害信息實時快速采集技術的突破，農業處方操作也將愈益精細化。上述精細農作技術體系在許多發達國家的試驗和應用表明，可以顯著提高耕地的生產潛力，節約良種、化肥農藥和能源投入，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受到農戶的歡迎。

1美國中西部農業開發概要

在美國開發中西部進程中，有兩個大規模集中開發的時期：一是1860-1890年，這一時期開發西部的主要動力來源于皮貨貿易、土地投機以及奴隸主莊園的擴張。二是1930-1970年，在大規模開發時期內，美國聯邦政府陸續出臺了有關中、西部開發的法律和政策，極大地加快了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開發的速度。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西部農業開發者，除制定了靈活多樣的土地開發政策外，還陸續頒發了《沙漠土地法》、《鼓勵西部植樹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確了只要在西部地區植樹、種草或修筑灌溉溝渠達到一定面積和一定時間，就可以免費或低價獲得一定面積的土地。這些法律和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美國西部的土地開墾和農業的發展。從1836年到1985年，美國中西部新開墾的耕地面積為2.45億英畝，相當于原有耕地面積（1.6億英畝）的1.53倍。隨著耕地的增加，糧食產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1061.3萬t，增加到1989年的1億9120萬t，增加了約17倍；小麥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389.5萬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萬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23.3萬t，增加到1989年的5244萬t，增加了224倍。使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糧食出口國；美國主要畜產品的平均年產量：1961～1965年期間，肉類335.28萬t，牛奶1139.9萬t，雞蛋78.4萬t。到了1989年，肉類（不含雞肉）、牛奶、雞蛋的平均年產量，分別增加到1818.9萬t、6543.2萬t、397.4萬t，分別比1961～1965年期間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規模的墾荒活動，在中、西部開發初期，一些農場主為了獲得更加豐厚的農牧業利潤，對那里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使該地區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遭到破壞，土地荒漠化加劇，生態失去平衡。

2農業生產與資源、生態環境問題

在美國，由于農業的開發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如，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等等。

小農家庭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在形態上的變化和數量上的增減，往往決定著中國社會的總體變化趨勢。就目前而言我國學者的研究多以技術和生產關系為主。但以生態系統的分析方法研究傳統社會的生產結構和社會性質，早在50年代隨著生態學的發展就已被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廣泛地應用了，特別是在人類學和人種學領域內。生態學的應用甚至使一些新的學科得以誕生，如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文化生態學（culturalecology）等等。盡管我國的部分學者在80年代初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真正的利用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我國傳統社會變遷過程的還是美國的黃宗智先生，他在近代中國農村發展史料基礎上，又以前人調查和自己的調查為依據，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分析了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近600年來小農經濟的變遷過程，盡管這種社會生態的分析只是他對小農經濟分析的一部分，其歷史階段也僅限于近代，但他的研究畢竟為我們以生態系統的觀點研究傳統中國以小農家庭為核心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開了先河。[1]

一、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

關于小農的定義很多，現代廣泛流行的比較具體的定義是強調其自給自足性或部分地與市場相結合的特點。FrankEllis對小農是這樣定義的：

“小農是農場家庭，從土地中以他們自己的生產方式取得生活資料，其農場生產主要依賴自己家庭勞動力。他們總是為一種較高層次的經濟體制所支配，也總是部分地與市場相結合，具有一種高度的內在完整性”[2]。

從生態的角度上分析，“從土地中取得生產資料”的意義可以理解為從大的生態環境中取得物質流進入小農家庭，土地不但包括農用土地還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質產品流要與其周圍的社會環境在產品和勞動力上發生關系，“小農總是為一種較高層次的社會經濟體制所支配”。從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以來，支配小農的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地發生變化，主要的幾種形態有鄉村公社、封建領主、地主和國家政權。在幾種政治體制作用的同時，小農經濟還不同程度地與市場發生作用。早期階段與市場的聯系少，而晚期階段與市場的聯系比較多。

我們把小農在自然的或農業的生態系統中的物質交換，稱之為生態交換，在政治體系中或市場體系中的交換稱為社會交換，小農生產具有生態交換和社會交換的兩重性（見圖1）。小農生產總是處于一種與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雙向的交流過程中，在第一種交換中，小農生產（P）獨立于社會組織系統之外與大自然交流物質，形成一種物質循環流。在后一種交換中小農與社會進行交換，從而產生一種小農與社會特別是與市場的產品循環流。小農戶一方面是整個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交流的基礎，又是社會交換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兩種交換在各個不同歷史過程中，由于生態系統和社會組織系統以及人口和技術水平的不同，這種雙向交流的過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生態學分析方法研究農業歷史的過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