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改革論文范文10篇

一、有限責任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很多，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責任問題，這是因為，有限責任是現代企業制度最本質的特征。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工作，我們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但什么是現代企業制度，至今人們在認識上還不一致。有一種最為流行的觀點，就是認為現代企業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公司是多種多樣的，法人也是依據各國法律確立的，隨各國法律的不同，企業的法律形態分類也必然是各式各樣的。因此我們在研究現代企業制度時，只抽象地講公司法人制度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明確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公司法人制度。

從根本上說，我們要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是能夠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必須在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只有能夠分散經營風險、集中社會資金的企業制度，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需求。這是衡量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標準。自然人的個人或合伙經濟，由于業主對企業經營要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就決定了它經營風險大，難以廣泛吸收他人資本參與，這樣的企業當然不是現代企業制度。至于公司法人，也存在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兩大類。在美國，個人企業、合伙企業不是法人，美國的法人企業，都是有限責任的公司法人，因此，在美國只有有限責任的公司法人，不存在無限責任的公司法人。在美國是這樣，但是其他的國家就不都是如此。例如日本就存在著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兩大類公司法人。日本公司的基本法是1899年制訂的，名為《商法》，在這個法中分別確立了股份責任公司、無限責任公司、兩合公司等三種類型的公司法人；到了1938年，又制訂了《有限責任公司法》，專門確立了有限責任的公司法人。到目前為止，日本仍然存在著上述四種不同類型的公司法人，其中的兩合公司和無限責任公司都是公司而且具有法人地位，但這樣的公司法人以承擔無限的連帶責任為特征，歷史已充分證明，由于風險大、集資困難，這樣的企業無論在發展規模上還是在市場競爭力上都有明顯的局限性，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所以說這種承擔無限責任的公司法人，也不能算是現代企業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現代企業制度的最本質的特征是有限責任，即公司以其擁有的法人財產承擔有限責任，只有這樣的公司法人才能夠分散風險、廣泛集資，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二、有限責任是現代企業一系列制度特征的總根子

一、目前安徽省國有旅游企業（飯店、旅行社）的現狀

（一）旅游飯店管理水平低，客房利用率下降

三十年來，安徽現代飯店業經歷了由起步、發展到進入現代化水平的三個階段，截至2008年9月，全省共擁有星級飯店431家，其旅游飯店業已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產業，為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為旅游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近年安徽省酒店已呈供過于求的景象。據有關資料表明，安徽省酒店的客房閑置率在不斷上升，飯店業利潤總額不高，2007年還有103家飯店利潤處于負增長狀態。

十幾年來，安徽飯店業正在逐步改變計劃經濟帶來的“誰建誰管，各自為政”的局面。但總體而言，安徽的飯店業集團化進程發展較緩慢、較艱難。從數量上看，截至2007年，安徽星級飯店擁有量僅占全國星級飯店總量的2.8%，各類飯店集團公司近20家，管理旅游星級飯店不到40家，集團化程度不足10%。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現代飯店業受到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影響，條塊分割，各成系統。

（二）旅游社經營規模小成本大

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旅行社709家，其中國際社37家，國內社672家。從綜合實力上看，安徽省旅行社平均資產只有123.9萬元，平均營收只有408萬元，屬于弱小企業。2007年，安徽省內旅行社營業額超億的僅有3家，而鄰省浙江、江蘇省分別達17家和24家，安徽旅行社的營收總額也僅相當于全國的1.77%。

回顧國有企業改革走過的二十多年歷史，我們可以取得如下認識：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心環節就是要解決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此政（論文庫）府要從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中退出，不再直接經營企業；而改革的難點是要從國家對社會經濟高度壟斷的格局轉化為多元分散的市場經濟，其間不僅橫著巨大的制度鴻溝，缺乏現成的中間制度可以過渡，而且在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方面也存在著嚴重的障礙，由此造成國有企業改革仍然相對滯后，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中國整體改革的進程。

一、國有企業改革歷程回顧

國有企業的改革至今已走過二十多年的歷史，回顧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6年，國有企業經營權層面的改革。傳統的國有企業是委托人即政（論文庫）府壟斷了企業近乎全部的剩余權利的奢望，也沒有創造剩余產品的積極性。因此國有企業勢必會長期處于了低效率運行狀態。由此不難看出，讓渡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必然會對經營者積極性產生激勵，進而有利于改變過去權力集中與外部化的狀況，使企業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

針對傳統國有企業政企不分、經營者缺乏自主權和低效率運行的弊端，中（論文庫）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政（論文庫）府頒布了一系列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文件，推動了國有企業經營權層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做出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決定，同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管理體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根據中央政策，政（論文庫）府向企業讓渡了生產自主權、原料選購權、勞動用工權和產品銷售權等十四項經營權。經營權的讓渡意味著企業的經營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企業經營者和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

許多文章在回顧放權讓利這一階段的時候，認為這是一種淺層次的、帶有權宜之計的改革。但，正是由于這一過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國有企業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79年國有工業企業實現利稅比1978年增長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長率。國家財政收支也從1978年的財政赤字10.17億元轉為1979年的財政盈余135.41億元。職工實際工資比上年增長了7.5％。經營權層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放權讓利是以中央政（論文庫）府的利益讓度作為切入點，受益者是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種利益主體。在各利益主體均獲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僅推動起來阻力小，且還會對各個經濟主體產生較強的激勵作用，有利于調動各個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第二，經營權層面的改革是在原國有經濟體制內進行的改革，是不改變原有的所有權框架，而只在政（論文庫）府和國有企業之間進行的利益調整。這種調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問題，因而來自社會意識和傳統觀念方面的阻力較小，改革能夠被全社會所接受。第三，放權讓利雖然表現為中央政（論文庫）府利益的部分損失，但于經濟總量增加，中央政（論文庫）府收益的絕對量也是增加的；同時，社會經濟總量的增加又會帶來其他社會成員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國有企業經營權層面的改革是一種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受益的帕雷托改進。

論文關鍵詞:管理理念決策管理戰略管理組織結構人本管理

論文摘要:文章從五個方面論述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創新的關系,

企業是生產力要素的載體,尤其是國有企業與先進的生產力相聯系,擁有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信息網絡,為國民經濟提供大部分的現代化裝備,它是科技進步的重要載體。因此,國有企業的創新如何,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據查有關資料證實:我國現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大約有90%是20世紀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興建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業也占一半以上。這些企業由于計劃管理體制延續了幾十年,傳統管理模式很難一下子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行國企改革,但國企管理還沒能按市場經濟來組織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各個環節,管理跟不上企業的社會化、市場化進程。據有關部門1997年對我國2585家虧損企業的抽樣調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虧損企業達到2112家,占總數的87%,問題非常嚴重。所以中央特別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管理創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創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疇,它們之間又有哪些相互之間的聯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創新

一是從追求政績的“烏紗帽”轉變為承擔盈虧責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來的企業需要職業化的企業家,不是官員型的企業家,企業家的命運同企業的興衰成敗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二是從單一生產意識轉變為追求經濟效益的市場意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效益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以市場來實現生產體系中的每一個環節,尤其是在開發環節中把市場需求的產業和產品作為企業開發和創新的主攻方向,否則企業的效益就無從談起。三是從企業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發展到對社會發展、環境和用戶責任的經營目標多元化理念創新。從國際企業發展上看,經營目標多元化已成為趨勢。據相關資料透露,在美國國際性評選優秀企業時,采取九項指標,其中企業的創新能力、長期投資價值;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對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等指標在整個指標中占了相當分量,所以在經營目標上我們要進一步拓寬思維,超前發展。四是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從你死我活的競爭理念轉向競爭與合作和統一的競爭理念的創新。其實,這是為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目前,國際上原來競爭對手的企業之間,紛紛掀起合作浪潮。例如:電子產品領域中美國的IBN與日本東芝的聯盟;汽車行業中美國的福特與日本豐田公司的聯盟;電器設備制造業中美國通用電器與歐洲西門子聯盟。當今世界出現的這種競爭與合作相統一的現象,不是個別企業的經營戰術,而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企業所具有的競爭觀念創新的表現。我國近年來一個突出現象,是隨著買方市場的到來,企業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特別是以價格為主的競爭幾乎在所有市場上展開,這種局面很不利于我國企業的成長和創新,特別是不利于要迎接與來自世界跨國公司的競爭。所以建立多樣化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對于實行管理創新與企業改革發展關系十分密切。

關鍵詞:企業理論國有企業利潤最大化企業所有權

引言：問題的提出最近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國有企業作為企業為什么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難道國有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看看一些優秀的國有企業如紅塔山、長虹、海爾等你不又能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企業？但研究這些企業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海爾這些國有企業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了。他們雖是公有，但并不是國家原來重點投資興建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了，而國家初始意義上所謂的重點骨干企業，據統計大多已名不副實了，相反倒成了國家的包袱。現在人們能隨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業大多是自己從市場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如前面提到的企業。他們一般都是由小企業變成大企業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企業如中石化、中國電信等）。

本文所要討論的對象并不是這些少數的精英企業家領導下能較好符合“廠商理論”標準的國有企業，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業”——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國有企業的這種非正常性本文稱之為國有企業悖論，即國有企業作為企業應該追求自身的利潤最大化，而現實中國有企業的行為動機往往很復雜，偏離利潤為中心的企業宗旨。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簡述企業理論的發展與現狀；第二部分分析國有企業悖論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論述企業所有權的重要性和歸屬；第四部分為小結。一、企業理論簡史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企業發展的歷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業代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則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壟斷企業則代表著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現代跨國公司的興起和企業形式的多樣化則代表了現今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理論孕育于實踐，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企業的變遷同樣也帶來了人們對企業的研究——企業理論的發展。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講，企業理論的歷史與企業的歷史、資本主義的歷史一樣悠久。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來看，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富論》中關于勞動分工的經典論述是企業理論的雛形，而最早對企業進行專門研究的是德國人古諾，時間是1838年（古諾當時提出了后來被稱之為古諾模型的思想），因此企業理論從經濟學一開始就為經濟學家們所關注。無論是古典的、新古典的，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各個流派，企業理論從來是論述的重點，習慣上稱之為廠商理論，與消費者理論相對應。本文稱新古典和古典的企業理論為傳統的企業理論。傳統企業理論僅僅是把企業作為一個“黑箱”來討論，對于企業的經濟性質基本不提。其主要特點一是假定企業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二是在此基礎上把企業作為一個生產函數來討論；三是分析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形成的市場結構。所以有的經濟學家又稱之為“‘黑箱’企業理論”[1]。現代企業理論[2]的發端源于羅納德·科斯在1937發表的論文《企業的性質》，在該文中科斯第一次用邊際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業產生的原因，認為企業之多以能代替市場是因為“發現”市場價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場的企業正式節約了這種成本。在這之前，經濟學家很少關心企業本身的問題，而往往是研究企業作為市場的供給者在競爭中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問題。因此科斯的《企業的性質》可以說是企業理論研究的一道分水嶺，從此以后經濟學家們不再把企業僅僅作為一個追求理論最大化的“黑箱”來處理了，開始分析研究企業如何產生、何以產生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等企業基本問題[3]了。簡單來說，現代企業理論不再理所當然的認為企業是以利潤最大化為中心的一個整體，而是探討作為一系列合約聯結的企業為什么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何以能夠追求利潤最大化，怎樣才能使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等一系列問題。其內容或視角主要分為[4]，一是交易成本經濟學：“間接定價”理論和資產專用性理論，不完全合約與縱向一體化；二是團隊生產理論：機會主義、道德風險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論；四是企業金融結構理論；五是企業的企業家理論；六是企業的管理者理論。當然，以上劃分并不是絕對的，各種理論往往相互交叉。同時，這些理論又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假定企業存在于簽約自由的市場環境，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企業理論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產權基礎之上，并且這些理論也都重視產權[5]作用，可以說現代企業理論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6]。因此，在中國還沒有徹底完成產權改革以前，研究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往往存在理論瓶頸，于是國內很多學者就試圖通過對企業機制的設計來規避這一“瓶頸”，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這方面的嘗試。二、國有企業悖論的解釋在簡要回顧了企業理論的歷史現狀后，讓我們再回到我國的國有企業問題上來。不妨再問一次，國有企業到底要不要該不該追求利潤最大化？還是，國有企業就應該是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產品“公共特征”明顯的、私人企業不愿投資的行業企業？退一步講，就算是承認國有企業有其極大的公共性、社會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業企業，問題是現在全國大部分的國有企業顯然并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而無法以利潤最大化為中心。對此，國內許多學者紛紛提出了對策，最終大家意見比較一致并影響了中央決策的是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論。但是盡管在國有企業戰略性重組或大調整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較一致的觀點，但是大家對于怎樣實施國有企業大調整，調整到什么程度等具體問題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學者[7]從產權特性和產業定位的角度出發，認為共有產權對應的產業定位是非（弱）競爭性、非（弱）盈利性的行業，而私有產權者相反。但問題是很難劃分何為非（弱）競爭性、非（弱）盈利性的行業，何為競爭性、盈利性的行業。正如有的學者所（張維迎，1997）指出的那樣，隨著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原來由政府直接經營或私人公司特許經營的公用事業，如電力、電信、煤氣天然氣、航空運輸等，正由壟斷行業變為競爭性行業。世界在變，我們很難為國有企業規定應該經營什么。那么關鍵在哪呢？我認為是出在國有企業悖論上，解決了這個悖論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眾所周知，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自覺不自覺）地朝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中國以前的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開放1956-1978年），而是一種中央命令型的經濟。“政府熱心辦企業，認真管企業，本身就象一個大企業”（陳清泰，1998）[8]。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不存在產權獨立、邊界合理，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于是整個中國就用一個“企業”替代了整個市場，“整個經濟成了一個大工廠”[9]，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由政府部門把握，資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為在統一計劃和指令下完成，人們沒有任何選擇權，除了婚姻自由（甚至連婚姻自由在實際上也受到了限制）。顯然，這種替代決不同于科斯在論述企業產生時的那種“企業代替市場”。因為這種替代不存在邊界。在1937年的論文中，科斯曾提出過兩個假設：一個假設（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資源的配置由價格機制決定；另一個假設是（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資源配置依賴于作為協調者的企業家。”[10]企業之所以能代替市場，原因就在于在企業中企業家的協調或權威能夠節約交易成本，企業也不可能無限的替代是市場，因為企業存在自身特點所決定的邊界。企業的邊界就是，在邊際上由企業組織帶來的交易費用等于由市場配置資源帶來的交易成本相等這一點。共產主義國家作為一個“超級企業”[11]，并不是因為在邊界上他能夠完全代替市場，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種理性設計的結果[12]。而“超級企業”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種市場交易活動就一律內化成了企業的組織活動，“價高者得”的市場價格機制完全消失，各級等級機構（通過官員）的“看得見的手”的監督指揮成了取代混亂的唯一選擇[13]。國有企業則正是這一大工廠中一個個車間或工作組，國有企業頂多只是有了企業的形而沒有企業的神，即以利潤最大化為中心，以及形成這一機制所必需的權能結構和外部市場環境。國有企業的悖論正是源于此。如果沒有改革，沒有引入市場機制，那么國有企業原有的一套機制則是可選擇中方案中的最優方案。問題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場環境下，國有企業可選擇的行為方式增多了，從而原有的“超級企業”機制無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圍內對企業進行約束，而這種被動的“放權”又進一步導致了國有企業行為的多樣化：道德敗壞和機會主義盛行。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沒有對市場機制的變革作出相應調整和改革。可以說在企業的治理結構上，改革后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國有企業與原來作為“超級企業”中的一個單位的國有企業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當然全國各個地方是不一樣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廣東、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則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東北等）。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據調查廣東省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理任命權大部分仍舊掌握在各級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在激勵機制這一點上，行政組織成了對經理實行強激勵的主體，而企業作為另一個組織卻成了弱激勵主體，[14]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這么可能追求利潤最大化呢？現在我們假定交易成本為零，并且“超級企業”已經成功的替代了整個中國市場，同時我們也不去討論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怎么會產生超級企業替代市場的動力機制[15]。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超級企業能夠在政治家（另一種意義上的企業家）的組織協調下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當然這種假定不符合現實，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為正。事實上“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許很高，尤其是當許多不同活動集中在單個組織的控制下時更是如此。”[16]而且這種成本并不總是成比例的隨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通常是無規則的跳躍上升，所以很難控制。中國由于特殊的時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業家），相對來說，那時的組織協調成本較低，一定程度上這與D·諾斯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凝聚力[17]有關，因此超級企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實現（盡管代價很大，但卻是當時情況下的最優選擇）。隨著意識形態的亂用，超級企業的運轉也隨著“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癱瘓狀態”，效率很低，資源浪費驚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對的就是癱瘓了的超級企業，目的是把市場的權力還給市場，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探究超級企業失敗的原因，一是超級企業作為企業已失去了不斷壯大發展的環境——主要是市場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制；二是超級企業中的成員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現理性回歸。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政治狂熱運動帶來的效用可以替代經濟生活帶來的效用，但是時間不會太久。（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比如國際局勢的變化、國際競爭的壓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三、企業所有權和國有企業改革整個人類是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斷試錯的機制人類才能永遠向前發展。超級企業在中國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企業改革”。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命令的形式（初始階段）一部分市場來取代超級企業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級企業內部的眾多車間和單位改變成市場主體。所以改革一開始就面臨兩大基本問題：一是建立一個市場，產生價格；二是建立有企業邊界的企業，產生競爭。目前中國仍舊處于轉軌時期，新舊交織，出現了兩套經濟運行機制。市場在一定意義上有了（盡管未統一、不健全，但畢竟有了），價格產生了。企業也推向了市場，但大多數沒有形成合理的企業邊界，沒有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級企業是通過政治家的命令來組織協調資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說政治家替代了企業家的的部分職能，企業家市場被官員市場替代了，而所謂的官員市場其實只是一種行政性科層制度，選擇權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組織手中。改革后，企業家市場已經初現，但就國有企業來說，行政任命仍居主導地位[18]。所以目前中國出現了企業家市場與官員市場（姑且這么認為）并存混雜的局面（顯然，很不利于企業的發展）。而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優勢就是能比市場更有效的配置資源，否則企業就會被市場淘汰，而資源在企業的有效配置關鍵是把處置資源的權力轉讓給與該資源收入最大化最相關的個體，而且對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安排要與對企業的控制權的安排相匹配。顯然，就單個國有企業來講，企業的廠長經理對企業影響最大，他（她）擁有相當程度的企業控制權。在中國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條件下，必然會導致新的不均衡，從而促使（個人）一群人響應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而進行自發性變遷——誘發性制度變遷[19]。比如，許多國有企業廠長經理貪污腐敗、轉移國家財產、出現59歲現象等等。其實這并不是這些廠長經理人格有多環，正如劉偉所言：是體制害了他們[20]。這種體制就是與企業利潤最大化最相關的企業家（經理廠長們）沒有相應企業所有權結構安排造成的。企業所有權不同于財產所有權，因此企業家擁有企業所有權并不影響企業的國有性質。實際上財產所有權與產權是等價概念，指的是對給定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而企業所有權指的是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21]。所謂的企業家擁有企業所有權其實就是讓他們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與它們所擁有的對企業的事實上的控制權相一致。既然是這樣，那么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呢？既然“人類的精力必須使其用于追求財富上，猶如他們先前用與追求戰爭一樣，直到人類的心智能夠成功地導向從事更好的事務上為止，毫無疑問，與其讓人類的精力腐朽，還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財富。”[22]同樣既然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內生的需要每個人理性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們為什么對企業家抱有偏見呢？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也是市場的靈魂，與此對應我們就應設立一種使企業家能體現他們價值的制度，不是簡單的社會榮譽或為人稱道，而是實實在在的擁有企業所有權，實現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相匹配的制度。這一制度對企業和經濟的發展的作用非常類似于專利制度，它可以間接有效的對企業家不可觸摸的知識產權（企業家才能）定價，與專利保護一樣只有對企業家進行收益上的保護，企業家才能才會源源不斷發揮出來，從而促進人力資本市場的分工和專業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企業家的剩余權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上不但不是剝削，而且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社會主義國家中企業家活動供不應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國家法律對企業私人剩余權不加保護。”[23]反過來說，只有對企業家的“剩余權”（實際上就是企業所有權即企業控制權和與之對應的企業剩余索取權）進行法律上的保護，企業家才會源源不斷的涌現。要知道中華名族從來是具有優秀商業頭腦的民族。

小結：真正的小結總之，本文認為：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途徑和目的是促使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其中的關鍵是把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同時界定給企業家——我們的廠長經理們。[NextPage]

參考文獻：

1.楊小凱，《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第一集,1989年，“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的重新思考及產權經濟學”；

一、選擇

1.私有化。

國家保留一部分的國有企業。其中主要是基礎資源供給、公用事業、以及高新科技

產業。而其它的行業，大都可以轉化成私有。

2.集團化

進行“資本運營”，資產重組。說的清楚些就是組成合并成韓國那樣的巨型集團。

摘要：物業管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是不斷促進物業管理、推動物業管理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物業經營環境和市場特征正在孕育或者說已經產生巨大變化的新經濟背景下，物業管理企業唯有超越傳統的觀念，重塑企業形象，不斷開拓進取，才能適應新市場、新變化，以求健康持續的發展。

一、國有物業管理企業的現狀

國有物業管理企業大部分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房管所轉制過來，受到傳統體制的影響，不少國有物業管理企業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管理體制落后、經營機制不活、服務意識不強、市場意識滯后、經營業績不佳，很多這樣的企業沒有經營、拓展、投資較大項目的獨立自主權和決策權。這較為嚴重地制約了企業走向市場的步伐。除了受到傳統體制的影響外，國有物業管理企業員工隊伍的整體素質不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員工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安于現狀、缺乏進取心和危機感。這些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員工，企業要與其解除勞動關系，或者讓其待崗不是容易的，也不符合勞動政策、法規。即便企業費盡心機說服其下崗或解除勞動關系，但承擔的費用也是相當驚人的。如此帶來的國有物業管理企業負擔是很重的，企業的經濟效益相對較差，員工的收入勢必受到影響，企業指望這些缺乏進取心、沒有壓力的員工在日常管理服務中自覺、認真、負責地維護企業形象和業主的利益確實相當不易。因此，國有物業管理企業的改革、改制勢在必行。

二、國有物業管理企業改革的困惑

說到改革，很多人想到的是民營，似乎這樣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其實不然。不是有民營企業感嘆：有些地方享受不到應有的待遇，抗風險能力差，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扶持、關照，小而散的結構沒有市場的競爭力，只能管理物業市場的“邊角料”？等等。隨著改制工作的不斷深入，新情況、新問題就會不斷凸現出來（據先期轉制的民營企業介紹，相當一部分員工要下崗）。體制的轉變，職工切身利益關系的調整，歷來都是特別敏感的問題，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波動，解決不好可能對改革造成消極的后果。我們應當從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以《物業管理條例》總則規定的“為了規范物業管理活動，維護業主和物業管理企業的合法權益，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為立足點，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妥善處理各方利益，不要忽略了計劃經濟下的老職工的利益和想法，更不能把矛盾推向社會，企業能自己消化的盡量消化。

國有物業管理企業很多是由計劃經濟下轉制而來的“老的事業單位新的企業”，在有些方面要承擔歷史遺留問題，要在一定時期擔負社會、政府的職能，并非純粹的經濟組織，不能簡單地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政府、上級部門一些指派性的工作還是要做的。現在一些設備、設施陳舊，條件差，維修、管理難度大，而收費低廉的老公房、售后房大都由國有物業管理企業管理，往往是吃力不討好，吃力沒有效益。總書記在談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時要求“必須落實到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和行動中去”，物業管理企業當然不能例外。也就是要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老公房的物業管理集中了老百姓很多“看得見”的“急”“愁”“難”事，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安居樂業，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如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標準，有實力的專業化的物業管理企業是不會接手的。再說現在上海售后房物業管理費的標準是沿襲1997年的，收費標準是由政府早就核定的，并沒有實施“商品化”、“市場化”，最近幾年也沒有考慮到物價水平、工資等水平發生的變化，市場化運作的機制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建立。所以“國退民進”的口號叫了十來年，至今不能全部“民營”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摘要：轉軌經濟特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新制度經濟學與福利經濟的相關理論為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思路。國有企業的改革應采用漸進的改革方式，改革的著眼點在于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以改變經濟的體制結構，壯大非國有經濟，為國有經濟的改革緩解壓力。

關鍵詞：制度；改革；非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轉軌經濟；經濟結構

在我國，過渡經濟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就是研究怎么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

本文首先闡述了轉軌經濟的相關理論，然后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動態分析。

一、過渡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體制與體制轉軌

（一）制度的一般含義及其類別

論文關鍵詞:管理理念決策管理戰略管理組織結構人本管理

論文摘要:文章從五個方面論述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創新的關系，

企業是生產力要素的載體，尤其是國有企業與先進的生產力相聯系，擁有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信息網絡，為國民經濟提供大部分的現代化裝備，它是科技進步的重要載體。因此，國有企業的創新如何，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據查有關資料證實:我國現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大約有90%是20世紀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興建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業也占一半以上。這些企業由于計劃管理體制延續了幾十年，傳統管理模式很難一下子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行國企改革，但國企管理還沒能按市場經濟來組織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各個環節，管理跟不上企業的社會化、市場化進程。據有關部門1997年對我國2585家虧損企業的抽樣調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虧損企業達到2112家，占總數的87%，問題非常嚴重。所以中央特別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管理創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創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疇，它們之間又有哪些相互之間的聯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創新

一是從追求政績的“烏紗帽”轉變為承擔盈虧責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來的企業需要職業化的企業家，不是官員型的企業家，企業家的命運同企業的興衰成敗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二是從單一生產意識轉變為追求經濟效益的市場意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效益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以市場來實現生產體系中的每一個環節，尤其是在開發環節中把市場需求的產業和產品作為企業開發和創新的主攻方向，否則企業的效益就無從談起。三是從企業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發展到對社會發展、環境和用戶責任的經營目標多元化理念創新。從國際企業發展上看，經營目標多元化已成為趨勢。據相關資料透露，在美國國際性評選優秀企業時，采取九項指標，其中企業的創新能力、長期投資價值;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對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等指標在整個指標中占了相當分量，所以在經營目標上我們要進一步拓寬思維，超前發展。四是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從你死我活的競爭理念轉向競爭與合作和統一的競爭理念的創新。其實，這是為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客觀要求。目前，國際上原來競爭對手的企業之間，紛紛掀起合作浪潮。例如:電子產品領域中美國的IBN與日本東芝的聯盟;汽車行業中美國的福特與日本豐田公司的聯盟;電器設備制造業中美國通用電器與歐洲西門子聯盟。當今世界出現的這種競爭與合作相統一的現象，不是個別企業的經營戰術，而是知識經濟時代要求企業所具有的競爭觀念創新的表現。我國近年來一個突出現象，是隨著買方市場的到來，企業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特別是以價格為主的競爭幾乎在所有市場上展開，這種局面很不利于我國企業的成長和創新，特別是不利于要迎接與來自世界跨國公司的競爭。所以建立多樣化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對于實行管理創新與企業改革發展關系十分密切。

摘要：要解決我國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深層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最本質的特征是有限責任。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必須進一步解決有限責任問題，主要包括：切實保障企業法人財產權不受侵犯；推進股權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在加速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加大力度抓好減員增效。

關鍵詞：國企改革；現代企業制度；有限責任

近幾年來，中央采取了很多實際步驟，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諸如：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增加有效需求，解決企業產品銷售不暢問題；科研單位進入企業，建立企業技術中心，加速成果轉化；增加技術改造貼息貸款，加大企業技術改造力度，促進企業適應市場需求調整產品結構；債權轉股權，解決企業負債率過高問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實施再就業工程；加大資金投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等等。這些措施對于解決企業面臨的種種困難，是有針對性的也是有效的，對于困難企業的脫困，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這主要還是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從長遠來說，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精神，要解決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深層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根本上解決制度創新的問題。

一、有限責任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很多，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責任問題，這是因為，有限責任是現代企業制度最本質的特征。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工作，我們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但什么是現代企業制度，至今人們在認識上還不一致。有一種最為流行的觀點，就是認為現代企業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公司是多種多樣的，法人也是依據各國法律確立的，隨各國法律的不同，企業的法律形態分類也必然是各式各樣的。因此我們在研究現代企業制度時，只抽象地講公司法人制度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明確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公司法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