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研究論文范文10篇

一、對財政份額現實狀況的分析與看法

從1982～1999年數據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總體一路盤跌的走勢與傳統瓦格納定律（即財政收入規模隨著國民經濟增長而呈不斷上升趨勢）呈現出明顯背離的特征。到1999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僅為13％，在世界上都屬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導致財政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例不斷減少，2000年1季度僅為5.8％。這進一步加劇了財政支出政策與財政收入政策的逆向運動：從支出方向看財政政策是擴張型，從收入方向看財政政策卻是緊縮型，且收入政策的收縮程度高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發債規模。于是出現了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國債發行額占GD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上升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從財政角度分析的國債債務指標普遍較高，而從總量角度分析的指標較低現象。從偏高的債務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和財政占GDP比重的下降與國債占GDP比重的上升來看，財政壓力是很大的。雖然從國債負擔率和居民負擔率這兩個指標來看，國債規模仍存在一定的增長空間。但財政收入在制約國債發行規模中畢竟占據著不可忽視的地位。

如何客觀看待財政份額下降而發債規模上升這一現象呢，我們認為，從總體趨勢上來看，我國財政收入占GDP和總收入的比重都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態勢。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上奉行的是放權讓利的政策，收入分配格局一直向居民傾斜。從稅收總額占GDP的比例演變就可以明顯得出這種結論。稅收占GDP比重在1985～1997年間以年均3.973％的速度下降，到1996年到達谷底時僅為10.18％，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25％和60％。1986～1995年間平均稅收彈性值為0.527，平均邊際稅收傾向僅為0.076，近乎無彈性，稅收收入的實際增長率遠低于經濟實際增長率（中國統計年鑒1996，P42、227）。在此期間政府主要通過連年發債來彌補這部分因減稅而流失的利益。進入90年代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發生變化。隨著經濟結構趨于合理，國企逐步走出下降通道，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續下滑的趨勢開始扭轉。1995年稅收總額占GDP的比例開始逐步趨穩，從而使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5年開始出現止跌回升的勢頭。1995～1999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穩定在10％以上，并略呈上升趨勢（見圖1）。這種變化趨勢與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走勢相吻合。

從我國政府收入的構成來看，政府收入＝財政預算內收入＋預算外收入＋非規范性公共收入。常規分析所用的財政收入多指財政預算內收入。如果簡單地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這一指標來與國外相比，顯然不妥。我國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以及各級地方財政間按基數法進行收入劃分，誘導了地方政府盡量不把本地財力納入財政預算收入，結果導致預算內財政收入不斷下降，預算外部分收入在總體趨勢上呈現上升趨勢。1978～1992年間預算外資金量擴張到3854.92億元，增長11倍之多，高于同期財政預算內收入增長幅度的3.6倍。特別是從1994年開始，預算外資金增長速度猛然上升，到1996年幾乎翻一番，達61.7％。如果從政府總收入的角度上看，我國財政實際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為25％。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今后若干年中，財政收入在GDP和總收入中的比重基本可以保持穩定并略有增長的趨勢。財政收入是政府運作的基礎。擴大發債規模，減低債務風險的關鍵在于重建財政。一方面，提高“兩個比重”，至少把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本級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與發展中國家持平的水平，即20％和60％。另一方面，也不應當盲目提高我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兩個比重”。國外的有關理論與實踐證明，過高和過低的財政比重對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都是有害無益的。比例過低削弱政府在公共部門中的影響力，動搖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主角地位，而比例過低往往導致政府大幅度增加財政赤字，債務風險急升，給整體經濟運作帶來負面影響。過高的比例雖然使政府財力得到提升，但這種強制性高積累高投資所帶來的不只是低下的效率，而且更多的是消費下降，經濟失活，計劃經濟時代的東歐和中國的實踐就是明證。目前世界各國對財政在國民經濟中應占多大比重，尚未有明確定論。這一比重的確定應根據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狀況及宏觀調控的目標等來綜合考慮。

二、對中國國債債務風險衡量指標背離現象的簡析

1950年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第一期，1億元，合計2.6億元，5年期，利率5％）首開新中國國債發行先河，到1981年我國政府再次恢復發行國債48.66億元以來，國債發債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是1994年停止貨幣融資途徑進行財政透支，使國債發行規模又躍上一個新的臺階。1999年國債發行額4015億元，國債余額高達10542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元的大關。國債總量擴張和財政份額的下降引發人們對國債規模的增長空間和債務風險的憂慮。國債規模從根本上說，主要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進程，閑置資源存量和利用狀況，國際收支情況，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益和公眾犧牲程度及理解力等諸多因素。具體就國內融資途徑而言，國債發行規模的數量界限主要取決于政府和財政的國債償付能力、可供國債吸收的居民儲蓄剩余存量。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的指標有兩類：

1非正式融資存在的客觀必然性

就理論分析而言，首先非正式融資與正式融資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它們是并列的融資格局，并不存在誰更重要或誰不重要的問題。同時，由于兩者各自的比較優勢。使得其服務于不同類型的對象，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因而又具有互補的關系。即使正式融資再發達，也不能取代非正式融資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市場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也是形成非正式融資的原因。非正式融資創造信息是金融市場上最重要的金融資源。因為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系統不能完全掌握其貸放資金的去向、用途等信息，導致銀行面臨著巨大的信貸風險和道德風險。為了降低這些風險，銀行實行“謹慎信貸”或信貸配給，這就使得相當一部分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如果資本市場又不夠完善和發達，那么通過正規渠道就無法滿足融資需要，促使這些資金需求者去尋找非正式融資。再次，非正式融資具有和正式融資同樣的功能，卻在信息、擔保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許多在正式金融市場上不能作為擔保品的物質和非物質形態在非正式金融市場中能夠有效地保證貸款的歸還。例如：人際關系、合約等，要么因為政府法令的規定不可以當作擔保品，要么由于估價和處置成本較高而不為正式金融機構接納為擔保品。市場參與者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大型企業的巨額融資，更在偏遠地區的小額借款，很多都是游離在正式融資的效率邊界之外的，所以非正式融資的非正式性有明顯的優勢。

就我國的現實而言，正式融資的制度缺陷活躍了非正式融資。首先“高門檻”的銀行信貸政策是非正式融資產生的基礎。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經營重心向大城市、大企業集中，造成縣域金融主體缺位。農村信用社由于規模小，難以承擔起支付縣域經濟發展的重任。國家針對部門地區和行業投資過熱的現象，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加劇了部分領域的融資困難。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政策日益嚴格，信貸準入條件不斷提高，而廣大中、小企業及“三農”經濟由于受資產規模、競爭實力等條件限制，且資金需求又有“急”、“少”、“快”的特點，很難從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貸款支持，轉而投向非正式融資。其次，政府招商引資政策力度的加大，催生非正式融資的發展。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擴大招商引資數額，將任務層層分解到各機關部門，甚至直接與職工利益掛鉤。職工為完成任務，不惜借用種種關系，為企業四處融資，以融資代引資，結果催生非正式融資的蓬勃發展。再次，銀行存款利率持續走低，民間資金急于尋找投資渠道。盡管當前銀行存款利率處于低位，但由于股票、基金市場風險較大、國債發行量較小，居民可選擇的投資渠道仍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富裕居民選擇了獲利較高的非正式融資。私營企業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貢獻，卻得不到正式融資的支持，因此非正式融資的存在和發展有其不可忽視的客觀必然性。

2我國非正式融資存在的問題

由于缺乏規范，非正式融資必然存在很多問題，突出表現在：

第一，融資成本過高。中小企業經營體質比較脆弱，而非正式融資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資體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擔保體系的不健全，擔保方面費用很高，由此進一步加大了經營風險。從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來看，無論是直接上市還是在經過復雜的運作之后通過買殼或者借殼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極為昂貴，致使中小企業無法問津。

近幾年來中央從國債發行額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轉貸（地方財政負責還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如2001年中央代地方發行的國債為400億元，2002年預算的國債發行規模為5929億元，其中包括代地方政府發行250億。這些國債轉貸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但這種完全由中央包辦的舉債方式，是在現行制度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公債的情況下的一種變通。從邏輯上說，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應允許地方政府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名正言順”地具有發行債券以籌資的權力，否則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據城鎮建設的需要來安排資金籌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和債務風險。

2.某些地方政府變相的債務融資方式：案例與評價

案例1：地方政府變相舉債

盡管中國目前還沒有正規的地方債券或市政債券，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以各種形式變相發行公債。有的通過信托投資公司、市政建設公司作為發債主體發行公債，有的則以政府基金的名義向社會借錢，由地方財政提供擔保，從而形成了政府的或有負債。這類或有負債脫離了財政體系的監督，實際發生時卻不得不從財政中列支，其中存在很多不規范的運作，雖解決了城市建設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但容易構成潛在的財政風險。

例如財政部駐山東省監察專員辦在進行異地專項檢查時，查出成都市青羊區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間違規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75億元。以1999年為例，青羊區政府在該年度發行的地方債券為0.41億元，幾乎占到當年全區財政收入2.55億的1/5。據調查，青羊區在1992年開始籌資發債時是由財政部門開具收據作為財政擔保，而后來則使用了“代保管券”的形式，上面附有認購者姓名和認購金額。在1993年《預算法》生效后，債券的發行主體就由財政直接發行改為財政局下屬的區投資公司，而所籌集資金除了歸還以前本息外，還大量用于向本區的企業貸款。青羊區財政局主要在預算外資金賬戶上對所發債券進行核算，例如將發債收入記為“生產發展基金”，而將還本付息支出列為“一般預算支出——企業挖潛改造支出”。

應該說，這種“正門不通走旁門”的不規范的發債或“準債務融資”行為，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償還機制和決策責任機制，不利于強化地方政府的債務約束，容易釀成債務風險。同時，這種低水平的融資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也使中央部門和地方人大無法對這種債券發行實施有效的監管和制約。另外，這種“隱蔽”的債券融資，必然使融資利率高升（例如，青羊區在1992年至2001年發行的3.75億債券，其票面利率最高的達22%，最低的為5.1%），增加地方政府的還債成本以及不能償付的可能性，同時也會擾亂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后，地方政府采用這種不規范的融資方式，缺乏有效監督，隨意性大，資金使用效益不高，也容易滋生腐敗問題。

一、現代融資結構理論綜述

按照現代融資結構理論，公司融資主要有兩類：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是指從公司內部籌集的資金，包括留存收益和計提固定資產折舊兩種方式。外源融資是指從公司外部籌集的資金，包括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兩種方式。股權融資是指公司通過首次發行股票，配股和增發股票等方式籌集的資金。債務融資是指公司通過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向社會公開發行債券以及通過商業信用等方式籌集的資金。

現代融資理論認為：公司在融資過程中應當首選內源融資，然后才考慮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又以債務融資優先，而把股權融資作為最后的選擇。其理由是：內源融資無需花費融資成本，也不存在還本付息與分紅派息問題，是最理想的融資方式。外源融資中，債務融資比股權融資具有以下優勢：一是債務融資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從應稅收入中扣除，具有抵稅效應，能減少公司交納的所得稅，而只有在債務融資超過一定點時，破產成本和成本增加才會抵消企業節稅收益（陳柳欽，2003）；二是債務融資對管理者具有激勵作用，可以降低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產生的成本。因債務融資可以迫使經理努力工作以避免破產，如果一家企業靠股權融資，并且多少賺了一些錢，那么經理們就可能不會有進一步提高效率的激勵；三是債務融資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場價值，因大多數投資者相信，與外部人相比，企業的經理能夠更準確地判斷企業的前景。如果經理認為沒有什么風險，他們就愿意擴大債務，因為他們這樣做并不會增加破產的風險。他們愿意發行債券這一事實以一種有力的、具體的方式傳達了經理對公司發展前景的信心，其說服力遠勝于辭藻華麗、慷慨激昂的企業前景報告。由于債務融資促使經理努力工作，又使潛在的股東相信公司發展的價值，所以舉債降低了企業資本的總成本，并且提高了公司的市場價值（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四是債務融資不會侵蝕老股東的既得利益，因債務融資的利息支出在所得稅前扣除，不會影響老股東的既得利益，而股權融資，要么增加老股東的投資（如配股），要么增加新的股東，必然會稀釋每股收益，增加老股東的投資風險，降低老股東的投資收益，從而損害老股東的利益。

現代融資結構理論與主要西方發達國家公司融資的實際情況相符，經濟最發達的西方七國，公司的融資大部分是依靠自身來解決的。

二、我國農業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現狀及分析

（一）農業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現狀

一、跨國公司的基本涵義

1.結構標準

即通過研究一個公司的跨國范圍、對所有權的掌控、對子公司的股權安排和控制程度、高級經理人員的國籍來源，來識別它是否為跨國公司或其類型。

2.業績標準

即通過研究一個公司在海外經營的資產額、生產額、銷售額和利潤額來識別它是什么類型的跨國公司。一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資產額、生產額、銷售額和利潤額應占有不可忽視的比重，即所謂“不可忽視的比重”：一方面指比重較大，一般要求不低于25%；另一方面指該比重對跨國公司或東道國來說有較大影響。

3.行為標準

摘要：隨著我省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如何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將直接關系到我省新農村建設的成敗，也將最終影響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戰略。為解決我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資金問題，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公共財政、社會資金以及產業轉移。

關鍵詞：公共產品；公共財政；社會資金；產業轉移。

安徽省地處我國東部，位于中國最具經濟發展活力的、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腹地，是臨江近海的內陸省份，總面積13.9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6461萬人（截止2004年末）。2006年，我省人均GDP首次超過了1萬元。到2020年我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要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從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工業化。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農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省未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將直接影響我省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但我省廣大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從總體上來說是不相適應的。因此，我省廣大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情況將直接影響我省新農村建設的步伐、最終也將影響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戰略。眾所周知，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是需要大量資金的，以我省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由省財政完全支撐這些資金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以一種務實的態度去探索一條多途徑、多方式、多層次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渠道是非常必要的。這對于我省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新農村建設中的最大障礙：農村基礎設施的薄弱

農村基礎設施的薄弱嚴重影響了我省廣大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筆者2007年暑假調查結果顯示64.3%的農戶認為新農村建設首先要解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問題，其中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比例更是高達80%左右。而基礎設施較好的地區40%左右的受調查農民要求首先解決人居環境問題。在所有的調查中要求先從鄉風民俗入手的只有6.5%左右。（見表一）：由此可見各我省地方應該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探索出適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新農村建設道路，不能搞一刀切。

筆者2007年暑假進行的安徽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調查結果顯示：1.農村道路：有5.1%的自然村至今仍是土路，72.8%的自然村通了石子路，只有22.1%的自然村有了柏油路，（見表一）但實際上這些通柏油路的村子基本上是跨鄉鎮公路經過的地方，實際遠沒有達到這一比例。

一、中國政府內源融資規模有多大：稅收快速增長剖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并沒有實施明確的“增稅”政策，只是對稅制進行過局部性調整。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根據實際情況開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稅種。1994年新稅制規范了增值稅的內容、計稅依據和標準，這不屬于增稅，而是對原流轉稅稅種的調整。1997年稅收增長出現良好勢頭，國務院據此向稅務系統下達了1998年稅收增收1000億元的任務。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背景下，稅務系統勉強完成了任務。1999年和2000年稅務系統繼續加強征管，同時由于開征了利息稅，以及證券市場從1999年5月開始進入空前的繁榮時期，交易規模大增，使證券交易印花稅快速增長，所以這兩年稅收增長幅度超過了1998年。加強征管的做法導致一些地方出現稅收“寅吃卯糧”現象，征了“過頭稅”，也有些地方出現“稅收貯藏”，為以后年度完成指標做準備。

那么，稅收的正常增長應該怎樣評判呢？稅收是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稅收增長的基礎是經濟增長。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彈性系數來描述。如果稅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稅收彈性系數的大小主要取決于稅制結構。如果一個國家實行的是以累進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那么，稅收彈性系數一般會大于1，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是正常的。如果一個國家實行的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稅收的彈性系數一般不會大于1，稅收增長等于或略高于經濟增長是正常的。中國的稅制結構屬于后一種，稅收彈性系數應該在1左右。從實際情況看，1979年—2001年中國稅收名義增長速度為15.31%，稅收的名義增長速度為15.84%，平均彈性系數為1.035。近10年的情況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義增長速度是16.11%，稅收的名義增長速度為16.61%，稅收彈性系數為1.031。1997年以來，稅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GDP的名義增長速度，平均彈性系數達到2.41。如果考慮近年來證券市場交易規模擴大，居民儲蓄存款增長較快，使印花稅、利息稅增加較多的因素，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應高于1.035。運用移動平均法剔除隨機干擾因素后，本文測算出1997年—2001年稅收的彈性系數為1.48。稅收彈性系數1.48可以作為判斷政府是否實施增稅融資的標準。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國政府加強征管帶來的稅收增長占稅收年度增長的比重在25%-54%之間（見表1）。

表1中國稅收增長因素

19971998199920002001

名義GDP增長9.75.24.88.97.3

一、中國非正式融資活動的現狀與問題

非正式融資活動，指的是處于監管當局視線之外的、非正式組織的民間金融活動。本文所討論的非正式融資活動，則僅限于將社會剩余資金直接轉移到企業家手中、用于從事生產性投資的投融資過程。

非正式融資活動近年來十分發達。這種未得到監管部門認可的金融活動之所以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大量資金需求。正因為非正式融資活動中有相當部分是專門為民營經濟服務、填補資金供求市場空白的，這種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一）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和面臨的融資困境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民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至2001年，中國大陸登記的個體工商戶已達2433萬戶，私營企業近203萬戶，民私營企業共創產值19637億元，占當年GDP比重20％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7744億元，占全年消費品零售額的47％，安排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42萬人，占當年下崗職工就業比重的63％。從業人員共計7474萬人，占全部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31％強。這組數字表明，民營經濟早已擺脫了“補充”地位，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盡管近年來民營經濟發展得十分迅速，然而一直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融資難問題卻始終未能得到解決。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遺留下來的思維慣性和正式金融體系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無論是資本市場還是資金市場，都未能為民營企業留出足夠的融資空間。據典型調查，約有80％的企業認為融資難是它們面臨的主要發展障礙，90％以上的個體私營企業是完全靠自籌來解決創業資金的。在民營企業的融資構成（上市公司除外）中，自有資金約占65％；民間借貸及商業信用占25％左右；向銀行貸款僅占10％，在正式資本市場融資則幾乎為零。

一、中美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選擇現狀

（一）美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選擇現狀

據有關資料，1970-1985年美國企業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分別占企業融資總額的67%和33%，其中股權融資占外源融資的2.1%。從1984年起，美國大部分公司基本停止股票融資，并發行債券回購股份。2000年1-11月，美國上市公司共有1592家發行債券，融資9350億美元，同期僅199家上市公司發行股票，融資1460億美元，債權融資為股票融資的6.4倍。

（二）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選擇現狀

根據1999年上市公司增加的長期資金來源比重看，上市公司內部資金（留存收益）為177.6億元，占長期資金增加額的41.2%；長期負債為26.7億元，占長期資金增加額6.2%，其中主要是長期借款和各種應付賬款，而且沒有一家公司發行企業債券；股權融資為227.2億元，占長期資金增加額的52.6%?？梢?，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渠道主要依靠股權融資，其融資順序為股權融資-留存收益-負債融資。

二、中美上市公司融資方式選擇的比較分析

摘要：中小企業的特點和宏觀的金融環境決定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較少，獲得資金困難，因此中小企業對非正規金融行為有較大需求。相對于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具有許多優勢，但其在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問題。發揮優勢，防范負面效應，更好的服務于中小企業是非正規金融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非正規金融中小企業融資

在我國，由于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借助非正規金融途徑緩解融資困境的現象。非正規金融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一、非正規金融的界定

非正規金融（又稱為民間金融）指的是在國家的金融法律法規規范和保護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監管當局直接控制和監管的金融活動，屬于體制外金融。非正規金融包括那些分散、無組織地發生在各種非金融企業之間、企業或民間組織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相互之間的各種資金借貸活動，如民間借貸、商業信用、天使投資等。非正規金融交易區域狹小，信息搜尋、甄別以及監督貸款投向的成本較小，違約率比正規金融部門低，其游離于金融監管部門的視線之外，也游離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以外，不受法定體系的約束。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最大的區別在于交易是否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

二、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優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