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文化建設范文10篇

1數字化環境下的校園文化建設的內容

數字化環境下的校園文化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文化、教師文化、學生文化、課堂文化這四個方面。校園文化是一個學校發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最持久的動力來源，作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文化、教師文化、學生文化、課堂文化是數字化環境下校園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

1.1全力構建厚重的環境文化

校園環境反映了一所學校的精神面貌和形象，它潛移默化地傳播了精神文明。學校應當用心構筑多元化的環境文化，讓學生在其熏陶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學校可以利用數字化校園的設施，構建新型的師生關系。比如，建立一個學生成長網站，由師生共同參與，記錄學生成長過程中的改變，包括心得、體會、成績、獲獎情況等等，鼓勵學生能夠發現自己的長處，用功學習。通過網絡，學生開辟了師生互動交流的新天地，可以很好的構建新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

1.2全力構建創新的教師文化

隨著時代的變化，教師要時刻緊跟教學要求，不斷提升自我的教學水平與科研水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學校在管理過程中要發現和肯定教師的價值，建立了相應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為教師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即能適應教師并使其能不斷地自我提高和完善的教育環境。

一、農村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賦能鄉村振興的可行性

（一）政策制度體系為農村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供支撐

近年來，推動數字鄉村發展成為國家鄉村發展的重點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2019年《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通過鄉村文化網絡陣地建設，推進鄉村優秀文化資源數字化，加強農村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2]2022年《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公布，對“十四五”時期數字鄉村發展作出部署安排，實施鄉村網絡文化振興行動。[3]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公共服務。[4]這些頂層設計，為農村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和保障。

（二）城鄉一體化建設為農村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供基礎

“十三五”以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網絡日益完善。根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要求，落實公共服務領域重點改革任務，相繼實施了縣級“兩館”、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設施網絡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底，1649個縣（市、區）建成文化館總分館制，1711個縣（市、區）建成圖書館總分館制。截至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56萬個，覆蓋率超過95%。[5]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成效顯著，進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三）新技術為農村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供動力

摘要:數字時代下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顯得尤為迫切。高校圖書館作為高等院校文化傳播的陣地，應當注重其作用的發揮，充分發揮好自身的信息資源優勢，將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融入圖書館文化建設中去。本文從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為切入點，提出了高校圖書館可以將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深度嵌入到圖書館文化建設中的觀點，著重分析了數字時代下傳統文化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以及高校圖書館對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優勢，確定了高等院校圖書館文化建設開展傳統文化服務的必要性，最終就高等院校圖書館如何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提出了創新性的意見。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中國傳統文化;文化傳承;文化保護;圖書館文化建設

數字時代下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顯得尤為迫切。高校圖書館作為高等院校文化傳播的陣地，應當注重其作用的發揮，充分發揮好自身的信息資源優勢，將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融于到圖書館文化建設中去。

一、傳統文化在數字時代面臨的危機和挑戰

傳統文化凝結了一個國家和民族普遍認同的道德規范、思想品格和價值取向，是各種思想文化和觀念形態的總體表現，是在長期歷史實踐中所積淀的精神遺產，體現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獨有思維方式，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傳統文化延續五千年，經過世代的積淀、流傳，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結晶。在當今社會下，隨著新舊思想的不斷碰撞和沖擊，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勢。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促使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道德呈現日益多元化的趨勢，文明傳承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傳統的優秀美德逐漸被淡忘，文化傳承面臨著嚴峻考驗，新舊思想的不斷碰撞使得傳統文化的傳承面臨巨大挑戰。因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指出:“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對于傳承中華文脈、全面提升人民群眾文化素養、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曾明確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這說明，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弘揚和發展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高校中，傳統文化對當代大學生的宣傳更是塑造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而高校圖書館的屬性則決定了其在助力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中占據了主導位置。

二、數字時代下圖書館承擔著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優勢

摘要：為了做好新疆高職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教學工作，教師應在教學期間，營造良好的課堂文化，利用文化氛圍去感染學生，吸引學生更加積極的參與到學習中，確保教學的順利開展，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同時，新疆高職少數民族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如何在課堂文化內涵的建設中考慮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情，也是每一位新疆高職教師需要面對的。本文選擇就新時代新疆高職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課堂文化的內涵進行分析和研究，首先，闡述課堂文化的相關定義、包括課堂文化的內涵、新時代課堂文化內涵定義，為后續內容深入闡述奠定理論基礎。其次，闡述課堂文化的幾大教學目標，在依據教學目標基礎上，給予新時代新疆高職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課堂文化的建設有效建議，力求為新疆高職院校以及教師提供理論參考資料。

關鍵詞：新疆高職院校；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課堂文化；內涵

數字媒體藝術把信息技術、數字技術作為依托而發展，以作為迅捷的速度以及妨礙，去傳遞和反饋更多容量的信息。數字媒體藝術設計是高職院校主要專業之一，此專業把傳統藝術作為基礎，把計算機技術作為依托，把具有嚴謹性設計藝術與數字技術有效結合，構建一個多個學科融合的專業，如融合數學學科、傳媒以及音樂學科、文學、美術等學科。由此可見，高職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不僅涵蓋技能方面的教學內容，也包含教學文化、知識素養等。因此，教師在教學期間，需注重課堂文化建設，注重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發揮文化價值，確保技能培訓與文化教學完美統一。

一、課堂文化相關定義闡述

（一）課堂文化內涵。課堂文化上作為一種特殊性、具有聚合性的文化，其也體現課堂教學氛圍、教學情境的豐富性以及精神氣象。課堂文化從每個學生的角度出發，注重對人的關懷，倡導心與心的相互溝通和交流。只有在具有課堂文化的教學環節中，學生才能夠更加的放松、更加的開放。此外，課堂文化也要展現出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個性，進而強化內在黏貼力與凝聚力，促使學生人格的形成。學校的教學風氣、風貌，以及每個班級的氛圍、團結性等，也可以利用課堂文化去體現。因此，高職院校教師，必須認知課堂文化價值，注重課堂文化構建。（二）新時代課堂文化內涵。新課堂文化出現就是教育改革的體現。新課改文化倡導和諧教學氛圍，注重師生的平等性，否定以往陳舊和過時的文化，強調教師和學生互動，一起去探討全新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去體驗、去感受、去探究、去重新的認知，進而不斷的完善自身不足，自主的去提高自身，促進生命的發展。與此同時，新課堂文化，重視學生的發展，展現新課程的課堂教學全過程，重視體驗，并重新的探究相關基本理論[1]。

二、新時代新疆高職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專業課堂文化原則

［摘要］校史檔案是高校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體現了高校的文化傳承，而且對于當前校園文化建設具有獨特作用。正因為如此，高校在落實全國教育大會精神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校史檔案在校園文化建設中的作用，通過強化檔案信息化管理、加強校史館建設等方式對校史檔案進行深度開發，使校史檔案真正發揮出校園文化建設的特有價值。

［關鍵詞］高校；校史；校園文化；檔案

眾所周知，校史檔案不僅是學校發展歷程的記錄，而且是校園文化的載體。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高校要推進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加強校史檔案的管理，在實踐中管好校史檔案、用好校史檔案，將校史檔案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

1高校校史檔案對校園文化建設的作用

進入新時代后，高校實現辦學文化的傳承、繼承學校文脈，必須對校史檔案的價值進行深度開發。因此，高校必須在貫徹落實習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發揮高校校史檔案在校園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第一，校史檔案能夠促進校園文化景觀建設。高校校史檔案記載了高校辦學發展的過程，特別是通過圖文的形式展現高校校園景觀的發展變遷，能夠為當代高校辦學發展提供歷史參考，“使高校通過挖掘檔案中的學校發展重要信息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實現文脈的傳承，增強學校的歷史厚重感，使校園文化的底蘊更加深厚。”第二，校史檔案能夠為校園文化建設提供更為豐富的素材。高校校史檔案不僅包括學校發展歷程的文字記載，而且包含學校辦學歷史上獲得的各項獎杯、獎狀、獲獎證書、社會活動的紀念品、宣傳冊以及相關文件，這些都是校園文化建設中的重要資源，都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教材。因此，高校要對校史檔案進行深度開發，以此為載體開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勵在校師生為學校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第三，校史檔案能夠豐富校園文化的內涵。對于高校而言，校史檔案記載了高校的人才培養和學生管理的全過程，記載了學校教學管理制度化建設的歷程，特別是校史檔案中記載的教學管理制度、學生管理制度、文件管理制度，這些內容全面而準確地反映了學校辦學發展的歷程。因此，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利用校史檔案，能夠讓讓全校師生充分了解學校發展的歷史，進而了解學校，促進良好校風和優良學風的構建，對于校園文化的形成、提升學校的凝聚力具有充分的借鑒意義。由此可見，在新時代要扎實推進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作用。

2校史檔案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引言

從黨的十六大到，中國語境下的治理內涵與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要求下，政界與學界開始思考本領域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許多學者利用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研究推動。通過文獻回顧，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為學者思考文化與治理耦合性關系最多的研究主題，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則是具備前沿性與現實性較高的研究內容，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研究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進入學術界視野。

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現狀及治理概況

公共數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實現了數字文化與紙本文化等實體文化的區別，同時用公益性、公共性規范了數字文化的邊界，賦予其內涵，最終通過公共服務實現其價值，從而使公共數字文化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現狀。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上來說，公共數字文化指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的能被公平獲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數字性的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總和。大部分來源于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小部分產生于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狹義上的公共數字文化是指，以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等重點工程為基礎，打造的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庫群，構建的互聯互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過程中產生和實現的文化形態，通稱之為公共數字文化。雖然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格局宏觀，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解。（1）作為承擔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主體工作的公共圖書館和文化館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國公共數字圖書館3172所，文化館3338所[1]。包括檔案館、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機構主要承擔資源整合、服務推廣、鞏固公共數字文化基礎設施等功能。（2）積極的智庫支持。目前，全國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學和上海市圖書館等在內的6個國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數據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研討會”在上海圖書館召開，會上《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大數據應用研究》報告。2016與2017年底，公共數字文化研討會分別在上海圖書館與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開，會議主題分別為“共話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方向及對策”以及“智慧時代的公共文化空間服務”。（3）從三大數字文化工程到國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數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擔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要任務，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數字資源總量累積達到532TB。地方特色資源建設量達到459TB，累計立項724個，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投入約9億元[2]。文化共享工程現有六級服務網絡和國家公共文化數字支撐平臺構成了國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礎。國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標志性意義，成為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總平臺、主陣地，于2017年中國文化館年會期間開通。（4）從2011年到2017年我國出臺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數字文化內容的達42項。其中《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與《“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起到了階段性的綱領作用。201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與201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的先后出臺，使公共數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識與目標規劃，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從標準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特點以及面臨的困境。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國外并沒有完全對應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概念[3]。各國在公共文化服務、數字文化建設上各有特點。美國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主要來自市場，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成為數字文化建設的主體，通過項目合作來實現數字文化的建設與服務。法國采用“政府主導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財政投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確保公共財政支出效益。而英國在文化事務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機構獨立承擔文化財政的投入與分配問題，通過分權使政府與民間保持一種間接的關系，用新的治理主體來分擔政府的工作[4]。各國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的差別。在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國家“十二五”規劃設計，之后實現了快速度發展。2016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資金為208.62億元，其中51.57億元用于推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等機構的建設；130.06億用于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5]。我國的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以國家項目為基礎，國家數字網絡為支撐，國家與地方共建，承擔了公共文化服務、全民素質提升、文化扶貧等重要任務，同時也是國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轉變的重要方式。雖然我國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1）資源與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數字文化工程之間長期缺乏統籌規劃，影響資源的有效聚攏，這成為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中的核心難題。資源提供與公眾文化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同時因為缺乏互通互聯機制，改善進程緩慢。（2）給予與接受的矛盾。公共數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數字文化的服務處于政府包辦的舊習中，建設趨于行政化，投入導向指向政績，這種自上而下的服務方式，容易形成統一的服務制式，很難滿足民眾的個體個性化需求與整體廣泛性需求，最終會影響公眾對公共數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務效果。（3）實效與評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務很容易落入追求名義上的無差別供給。統計意義上的文化服務設施忽略了文化復雜性、族群異質性、地方差異和個體多樣性，相應地，也由于各種原因造成了設置空置、項目遇冷的情況[6]。而評估過程中缺乏全國性行業性的基本規范，形式也為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加之，公共數字文化不作為傳統文化形態而被人們所熟知，社會認知度低，價值估量難，導致評估效果易失實、偏頗，無法展現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真實水平。以上三類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響，使得近年來的學界開始探討用治理的理念來統籌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改變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格局。2.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與實踐探索。目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將治理核心理論與公共數字文化發展形態對接。尋找治理理論為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幫助存在兩種認識，第一，是公共數字文化領域內通過治理，發展公共數字文化的內在需要；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數字文化領域的延伸表現。現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基于第一種解釋，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指“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項業務的內容治理，是公共數字文化事業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7]。基于第二種研究思路的學者認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不僅要實現對數字文化內容的治理，更強調宏觀性和戰略性，發揮數字時代優化社會環境的職能，通過不斷調整，優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的關系，促進國家治理”[8]。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中，多中心治理、協同治理、整體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形成政府與社會主體平等合作的網格結構。協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數字協同，通過數字傳播技術在公共服務中的運用，而打破政府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方式的一種變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績效水平[9]。而傳統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務碎片化和分散化、社會參與度低等問題，成為公共數字文化整體性治理研究的基礎[10]。目前，公共數字文化的治理實踐還處于摸索階段，我們可知的治理實務有幾種形式。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社會化合作。業務外包與服務推廣是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社會化合作程度較高的兩類，國家數字文化網、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在網站建設、資源數字化加工過程中都與市場企業進行了程度不等的業務合作。法人治理結構。2014年9月，文化部頒布了包括南京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在內的10家國家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單位名單。2017年國家《關于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計劃分兩步走，到2020年，市（地）級以上規模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等基本建立以理事會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目前國家鼓勵建立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2015年的《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中，首條明確“公益性數字文化產品的制作與傳播”為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這一形式，不僅改變了政府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與社會組織，與市場等多種基本關系，而且重構了實施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體的結構關系。

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論解釋

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具體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疇之內，其理論支撐、實踐路徑都根源于國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為研究基礎，加上技術思辨，形成了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應用層面來講，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實踐轉化的過程與成果。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作為一套綜合系統，可以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進行簡單解構，他們之間形成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治理體系是實施治理的基礎，而治理能力是實現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需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研究；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按照“設施——資源——服務”來構建的系統。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形成高效科學治理能力的基礎，治理能力的表現是治理體系完善與否的重要體現。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整體功能體現，也是治理體系各部分運行的制度力量與治理效果的展示過程。3.2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維度劃分及基本構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是個綜合概念，維度劃分基礎為公共數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數字文化的能力建設及能力作用。將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劃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為治理主體，具體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第二個維度為治理過程，治理是一個過程性概念。具體包括準備階段、實施階段、產出階段和結果階段；第三個維度為治理能力類型。具體包括戰略策劃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價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創新創意能力等能力。雖然維度劃分存在弊端，容易將公共數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領域、若干要素的疊加，無法體現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與能力結構間的邏輯，而對能力類型的具化分析展現了公共數字文化能力現代化特征。（1）戰略規劃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項共性能力，指對全局性治理問題進行戰略考量與步驟設置。戰略能力也是一種宏觀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實踐層面戰略能力又具化為科學的決策能力，更多的表現為治理主體在決策決議時體現的科學素養和實力水平。（2）資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現為信息組織能力和數字化能力。主要體現在將公共系統之內，服務于公眾的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數字化，成為全社會范圍內能夠問詢、獲取、調用的資源。公共數字文化的資源整合能力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3）價值塑造能力。主要體現于公共數字文化作為文化產品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在治理過程中挖掘、展現、塑造公共數字文化價值的作用表現，最終目標是公共數字文化引導并影響社會公眾價值觀。（4）創新創意能力。公共數字文化的創新創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數字化特性，是通過數字技術驅使而產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過程中的創新治理方式，促進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解決區域公共文化發展不平衡、資源獲取阻礙等問題，保障資源共享、全民公用，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目標實現。3.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可以參考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的定義，“現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動下，整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積極變化的過程”。從目前的研究可見，“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學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為治理現代化表征的多重認識[11]。公共數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進技術支撐的文化樣態，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更多的從公共數字文化的屬性入手，并結合治理目標而確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關鍵變量和核心，通過構建公共數字文化制度體系，將規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協作等理念傳達到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觀念、組織方式、行為手段的變革，實現傳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轉變，同時，這一過程中，還體現出新科技推動，新理念扶持、國際化視野等現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體多元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多元主體治理可以實現共同治理的網絡結構，從而合理配置資源、有效解決沖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風格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主體的潛能發揮。（3）協同化。協同化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本質要求。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單元的系統運行，各要素各單元之間相互作用，各子系統間影響復雜但又相互協同。（4）高效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通過決策科學化和執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會效益，這也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5）公平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實務是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體現社會公共文化服務追求的均等化目標，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自由。

【摘要】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全球化日益深度融合，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正方興未艾，人類社會已經由信息時代邁入大數據時代。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大數據時代，如何激發和增強民族文化的創造活力，使之與時俱進、順應并引領時代潮流，是云南民族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課題。當前，云南由“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強省”邁進，正迎來大數據時代的重大機遇，應充分挖掘大數據在民族文化建設中的戰略價值，有效運用大數據實現對民族文化的定量分析、歷史呈現、高效傳播、傳承保護和數據考證，以大數據戰略促進民族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全省要著力強化互聯網思維，推動民族文化大數據產業發展；要加快實施“云上云”行動計劃，搭建民族文化大數據平臺；要積極推動云南民族文化數“聚”創新，實現“文化云南”與“數字云南”并舉，努力建設“智慧型”的云南民族文化強省。

【關鍵詞】文化；大數據；民族文化強省；云南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國家的軟實力，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任何一個民族所傳承的民族文化都有離不開所處歷史時代文化的整體價值，并受整個時代文化價值力量的影響和約束，這體現了民族文化發展的時代性。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全球化的深度融合，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互聯網新技術引發人類社會的深刻變革。人類社會由信息社會步入數字社會，迎來了“數據”主導的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歷史新起點和時代最前沿，帶領全國人民快步邁進大數據時代。大數據的興起，為民族文化建設提供了創新動力，也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了創意空間。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也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把大數據作為基礎性戰略資源，全面實施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快推進數據資源共享開放和開發應用，助力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治理創新”。這為大數據創新驅動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云南地處我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眾多、民族風情獨特、民族文化紛呈，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普遍滯后，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建設同樣存在發展不足的最大問題。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建設較為緩慢遲滯，而少數民族群眾對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卻日益迫切強烈，特別是互聯網新興技術的迅猛發展，加劇了這一“供需”矛盾。新時期云南要加快建設民族文化強省，文化是生產力，數據是創新力，發展是總鑰匙。只要將大數據創新力與文化生產力深度融合，實現“文化云南”與“數字云南”建設并舉，就必然能夠推動云南民族文化強省建設取得更大進展。

一、大數據的基本內涵與數“聚”創新力

（一）大數據的基本內涵。大數據是當今極為時尚與熱門的話題。“大數據”一詞最早源于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國際著名科學周刊《自然》雜志于2008年9月出版的“BigData”學術專刊，首次提出“大數據”的概念。2011年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提出“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的口號，隨之，大數據蓬勃發展，掀起全球大數據發展熱潮。什么是大數據，眾說紛紜，目前尚沒有形成權威而統一的定論，一些國際著名機構從不同視角紛紛給出了對大數據內涵的闡釋。麥肯錫給出的定義是：大數據是指大小超出了常規數據庫工具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合。維基百科的定義是：巨量資料（BigData），或稱大數據，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通過目前主流軟件工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并整理成為幫助企業經營決策更積極目的的咨詢。國際數據公司（IDC）從大數據的四個特征來定義，即海量的數據規模（Volume）、快速的數據流轉和動態的數據體系（Velocity）、多樣的數據類型（Variety）、巨大的數據價值（Value）。這“4V”特征體現了大數據的基本內涵。我國“大數據治國戰略研究”課題組認為：從微觀層次看，大數據是在新一代信息基數設施支撐下，物理空間運動過程加速向網絡空間映射的結果，表現為規模巨大、種類多樣、內在關聯的數據集，趨向于無限接近真實世界；從中觀層面看，大數據是信息經濟時代主要的生產要素，是改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礎性力量，個人角色、企業組織結構與戰略、國家治理方式、國家之間競爭方式，將在數字空間中被重新構建；從宏觀層面看，大數據是認識論的變革，大量對象從不可知到可知，從不確定性到精確預測，從小樣本近似到全樣本把握，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升華。未來，大數據的內涵將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延伸與拓展。（二）大數據的數“聚”創新力。大數據作為改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礎性力量，具有融技術、能力、思維和時代“四位一體”的社會屬性。大數據是一種技術，即利用可視化分析、數據挖掘算法、預測性分析能力、語義引擎和數據質量管理等技術對海量數據進行快速處理并獲得有價值信息的技術過程。大數據是一種能力，即大數據是一種能帶來創新的能力，大數據通過對數據的整合，將看似不相關的數據進行“重組”和分析，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進而實現數據創新，這種創新有可能帶來產業的轉型，也可能創新某種產品。大數據是一種思維，即大數據是一種以“開放共享”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思維方式，強調從信息公開到開放數據，從開放數據到開放數據接口。可以說，隨著數據開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會的開放共享程度也在提高。大數據是一個時代，即大數據開啟了一個以數據為基本元素、以數據為戰略資產的時代。在大數據時代，掌握了數據就意味著擁有了核心競爭力。大數據的數“聚”創新力源于對數據資源的整合，采用新型計算架構和智能算法，運用可視化的技術將看似不相關的數據進行“重組”和分析，搭建起區域塊上集聚的大數據公共平臺，有效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進而實現數“聚”創新。加快形成大數據的數據資源“聚集”，開發大數據平臺商業應用價值，探索大數據服務和運營模式創新，是大數據實現數“聚”創新驅動的重要內容。因此，推進大數據與經濟社會各領域各行業數據進行“集聚”融合，將更大限度地激發出大數據的數“聚”創新活力。

二、大數據對民族文化建設的戰略價值

1公民文化權利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內涵

從1997年我國政府簽訂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通過，條約中明確規定公民的文化權利內容，國家有義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權利，到2002年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在十六大報告被首次提出，到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建立覆蓋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再到2017年報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公民文化權利在我國從無到有，文化權已然是我國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一系列措施也逐漸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逐步成熟。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是當代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內容，完善和創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有益于促進現代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建成覆蓋全面、內容豐富、傳播迅速、技術先進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自2002年《關于實施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出臺以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部門推出一系列舉措為公眾提供數字文化服務。2011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原則與目標，提高對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2017年的首部公共數字文化規劃——《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在立足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基礎上對公共數字文化的建設要求提出了完整、系統的戰略目標。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以人民為中心，以政府為主導，公共文化服務部門共建共享，社會力量參與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模式。但是由于貧困地區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起點低、基礎差、投入不足，數字文化服務水平總體不高，與我國發達地區相比，在設施建設、管理運行、人才隊伍、服務效能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基于此，“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政府部門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加快推進貧困地區的公共數字文化體系建設。2015年《“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首次對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做出規劃安排；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中提出結合文化精準扶貧，推進貧困地區公共數字文化設施提檔升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以滿足公眾的數字文化需求為目標，以先進的網絡信息技術為手段，為公眾提供均等、公開、普惠、互動、透明的文化服務。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重視服務的均等化，在推動建設和完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夠忽視文化的貧困，文化扶貧作為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重要內容，能夠從文化和精神層面提高貧困地區的整體素質，推動貧困地區現代化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國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現狀，總結我國如今開展公共數字文化精準扶貧服務中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其次從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關鍵要素入手研究我國開展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的模式構建，最后結合我國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現狀分析公共數字文化開展精準扶貧的途徑與方式。

2我國公共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現狀分析

2.1信息資源不均衡。信息資源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一個地區擁有信息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及信息資源開發運用的程度對該地區的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研究貧困地區信息資源現狀，我們需要厘清信息資源的類型，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對信息資源的類型進行了劃分，通過歸納，結合本文研究目的，我們從現實角度出發，將信息資源分為實物信息資源、文獻信息資源、網絡信息資源。一般來講，文化服務貧困地區信息資源貧困主要有以下情況。文獻和網絡信息資源數量少。貧困地區一般以解決溫飽，促進經濟發展為目標，貧困地區家庭經濟不寬裕，文化程度不高，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去購買文獻或者網絡信息資源，公共文化服務部門也沒能夠投入過多的資金購買信息資源，例如，2016年陜西省102個縣級圖書館中，新增藏量購置費少于1萬元的縣級圖書館11個，占10.78%[1]。信息資源類型不完善。貧困地區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薄弱地帶，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規避風險必須了解全面的信息。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以及貧困地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貧困地區的人們需要信息資源的注入，指導生產和經營，幫助他們擺脫貧困，提高生活水平。為了在貧困地區建立完善的信息資源服務體系，首先需要提供全方面的信息資源內容，包括政策信息、市場信息、技術信息、農業種植信息、氣象信息、農資信息、勞務信息等。我國目前已有多個農業數據庫，如中國農業科技文獻數據庫、人地系統主題數據庫等，但是這些數據庫規模小、存在分布零散、共享程度不高、時效性差問題。此外，由于貧困地區信息基礎設施落后，信息渠道不順暢，信息共享機制不完善等原因，已有的信息資源不能適時適地的提供針對性信息服務。在信息資源利用方面，由于歷史原因和地理環境，通訊基礎設備不發達，與外界接觸少，交通比較閉塞，消息來源渠道窄，他們不能夠接觸到現代信息技術，可以利用的文獻信息資源內容較少，用戶的信息需求沒有被激發。同時，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人們對信息資源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缺乏積極向上的思想意識，封建迷信風氣盛行。貧困地區人們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沒有認識到知識和科學的重要性，對價值觀正確的信息資源利用率低。貧困地區人們活動形式比較單一，電視是其文化娛樂的主要形式，信息資源利用方式單一。此外，貧困地區大多地理位置奇特，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歷史文化資源、民族文化資源，但是由于缺乏專業的人員指導，不能充分整合利用實物資源，提高地區旅游產業競爭力。公共文化服務部門也沒有充分發揮其職能，一方面沒有對信息資源以合理特定的方式進行宣傳和傳播，公共文化供需錯位，沒有吸引人們對信息資源的關注，讓他們主動利用公共文化資源；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部門沒有深入了解人們的生活，沒有關注到文化的差異性，沒有發展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沒有正確引調動人們學習的積極性。2.2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文化服務貧困地區信息資源利用率低、文化發展落后，人們的文化素質偏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基礎設施建設對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硬件基礎設施和軟件基礎設施建設兩大方面。地方政府支持貧困地區建設時由于購買力有限，群眾文化建設的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普遍薄弱，這成為制約該地區文化發展的瓶頸。近年來我國開展了縣級“兩館”與地市級“三館”等項目，并向貧困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傾斜，貧困地區的文化機構數量和擁有房屋面積不斷增長。據統計，截至2015年，全國共有縣級公共圖書館1988個，文化館2037個，鄉鎮文化站34239個，全國每萬人擁有公共圖書館建筑面積由上年的90平方米提高到95平方米；全國公共圖書館閱覽室座位數由上年的86萬個提高到91萬個[2]。但是，從建筑面積、設施總量來看，貧困地區設施建設仍然不足，貧困地區仍有多個公共圖書館建設面積小于國家建設標準，貧困村擁有文化活動室的數量不僅少，而且存在一室多用、功能不完善的情況。同時隨著全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深入開展，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取得了較為明顯的進步。貧困地區軟件基礎設施的現狀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國扶貧工作最早開始于1993年文化扶貧委員會的成立，此后，我國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政府文件推動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2000年的“西部大開發”，加強西部文化基礎設施建設；2004年至今的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2007年至2009年的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規劃、2007年至今的農家書屋工程等全國性文化扶貧工程[3]。此外，2013年文化部啟動建設“邊疆萬里數字文化長廊”，在全國邊疆海疆地區建設數字文化驛站[4]。2015年“貧困地區百縣萬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工程”打通公共文化體系聯系服務基層群眾“最后一公里”[5]。2015年《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精準扶貧，《“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對如何在貧困地區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進行了具體安排。此外，我國扶貧部門機構設置完善，從國家到地方設立專門扶貧辦，為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開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國對于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國家出臺扶持貧困地區的政策，地方政府跟隨國家的腳步出臺地方扶持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政策或舉措，雖然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改善，但是基層公共文化需求的自發性與多樣性使得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與人民群眾需求不匹配，人們使用公共文化設備的積極性不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資源浪費，并達不到預期的效果。2.3服務方式覆蓋不均衡。我國建設先進文化的中心任務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貧困地區的文化服務是我國開展公共文化服務中薄弱的地方。筆者通過查詢數據庫中有關貧困地區服務方式方面的文獻以及公共文化服務部門針對文化服務貧困地區開展服務的案例對文化服務方式進行了總結。我國對于貧困地區開展的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中央設置專項資金支持農村文化的建設發展，撥付專項資金助力脫貧攻堅。但是整體而言，我國對農村或貧困地區的投入仍低于城市，供給結構失衡，政府主導的服務模式能夠為貧困地區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制定方針，提供制度和財政保障，但是“指令性”的決策實施機制，使得喜聞樂見的民辦文化邊緣化，文化活動形式化，造成資源浪費，文化服務貧困現象難以改變。一般來講，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方式主要是營造便利的環境和舉辦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我國政府通過開展文化扶貧項目，加強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人們營造了便捷的文化環境，保障了貧困地區人民的文化權益。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在全國推進“文化惠民工程”，各地文化機構堅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重心下移、資源下移、服務下移，著力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送戲進萬村”、送電影、開展文體活動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續推進[6]。自2008年《“十一五”全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規劃》至今，鄉鎮綜合文化建設項目基本完成，鄉鎮綜合文化站組織開展群眾文化活動日趨活躍。此外，據統計，截至2015年全國群眾文化機構數量已達44291個，從業人數由2006年123465人增加到173499人，分別舉辦959900次文藝活動、536300次培訓、139800次展覽等[2]。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能豐富公眾的生活，提高了公眾的精神生活質量，但是同一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供給忽視貧困地區的現實情況和差異性，貧困地區人們的文化享受依舊持有“看熱鬧”的心態，不僅導致文化產品供給過剩，而且使得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失去信譽。此外，我國開展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性不足，主要是送戲進萬村、送電影等，長此以往，使得公眾缺乏興趣，不能真正的享受文化發展成果，數字基礎建設仍不完善，貧困地區適用型、技能型人才缺乏。筆者通過查閱國家出臺的關于文化扶貧的政策文本，發現沒有明確規定如何評估文化扶貧工作的內容。評估標準不明確，不僅導致公共文化服務部門在開展服務時管理分散，實施部門各自為政，而且使得服務部門只重形式不重內容，服務開展“形式化”，虛報文化項目的成果，造成資源浪費。2.4公民文化權利意識薄弱。貧困地區屬于知識缺乏區域，貧困地區的用戶群既是公共文化服務的享受者，也是文化的生產者，為了提高貧困地區的用戶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利用，我們需要對貧困地區的用戶進行研究。首先，在意識上，貧困地區的民眾由于經濟文化落后、交通閉塞等，大部分民眾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質較低，接受新事物，學習文化的能力缺乏。并且部分貧困地區封建迷信的風氣盛行，思想觀念比較落后，缺乏積極向上的世界觀價值觀。貧困地區的民眾因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貧困程度等原因，在意識形態、文化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別，如貧困地區兒童需要接受教育，中青年需要提高生存技能，但是貧困地區的中青年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兒童為主要留守對象。用戶群體較為穩定，所以要準確的理清扶貧對象，做好前期調查，使得民眾的文化需求得到滿足，資源有效利用。此外，貧困地區圖書館的使用率低，圖書館等文化場所存在廢棄的現象，不僅是因為貧困地區閱讀能力有限，更是因為圖書館缺乏農業種植養殖類的書籍，民眾對圖書館的認識存在距離感。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發展，貧困地區的數字網絡建設不斷完善，手機、電腦、智能移動網絡設備逐漸被廣泛應用，但是由于缺乏統一的扶貧信息、就業信息、農業知識等資源平臺，貧困地區獲取信息途徑雜亂，虛假信息廣泛流傳，民眾信息甄別能力差，容易被虛假信息誤導。此外，貧困地區缺乏計算機、電子商務培訓，民眾不能更好的借助信息網絡環境改變貧困現狀。

3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的關鍵要素分析

對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研究，我們需要從整體和精準化的角度思考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主體，根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不同主體的差異合理配置服務職能，注重服務內容的精準化，注重保障要素的多重性，從分析資源建設與布局要素、服務要素、治理主體與政策要素入手，分析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的關鍵。3.1資源建設與布局要素3.1.1基礎設施建設要素基礎設施是開展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關鍵性要素，是組織和開展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基礎要素，是為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民眾提供數字文化產品的平臺和媒介，是保障文化服務貧困地區基本文化權益的物質保障。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改善文化服務貧困地區與現代社會發展之間的聯通性，擴大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開放程度，帶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提高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整體水平。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基礎設施要素最重要的是場館設施要素、網絡通信要素。文化場館基礎設施建設是對文化服務貧困地區開展幫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優質的文化場館能讓民眾有一個優越的環境與感受文化的魅力，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文化發展的成果。隨著文化扶貧工作的深入，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保障文化服務貧困地區民眾的文化權益，如“送戲下鄉”“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等，民眾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提升，但是短期的“送文化”之后，民眾的文化生活又回歸到單調的狀態。文化場館的建設有利于培養根植于群眾、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充分發揮文化能人的帶領作用，推動民眾文化團體的建設，從而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此外，隨著文化服務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推進，文化場館的建設能夠促進文化數字化服務，使得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民眾不出戶就能分享到來自于世界的文化產品。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移動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意見明確指出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農村貧困地區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夠改變文化服務貧困地區傳統的經驗模式，加快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信息流通。推動網絡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首先要推進移動通信在貧困地區的優先覆蓋，提高網絡服務的能力，其次要精準減免貧困人員的網絡通信費用。基于此，在文化服務貧困地區大力推動互聯網新技術的應用，如遠程生產指導、就業服務、鄉村旅游等。3.1.2資源布局要素。隨著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資源建設已經成為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的核心內容，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文化機構建設、教育資源整合、“互聯網+”扶貧工程建設等圍繞資源建設與布局的項目在貧困地區展開，公共圖書館等文化機構也紛紛利用數字技術為公眾提供服務。貧困地區的民眾也希望接觸到網絡信息，借助數字化設備滿足其文化信息的需求，更希望能夠一站式的檢索滿足多樣的信息需求。公共文化數字資源是傳統文獻資源的數字化，能夠彌補傳統文化資源在數量上的不足。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數字資源依然存在分布不均衡的問題，無論是在地區或是在系統分布上，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鴻溝沒有消弭。要解決公共數字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不僅需要國家和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加快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為貧困地區的民眾平等獲取資源提供條件，也需要公共文化機構之間的合作，貧困地區信息資源缺乏，民眾能夠利用的信息資源數量少，種類不齊全，機構合作能夠充分發揮各個機構的特色優勢，彌補單一機構局限性，實現資源互補。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在建設與布局的過程中要注重用戶的主體地位，在開展扶貧幫助的時候要注重貧困民眾的需求，提供經過整合的資源，提高數字為文化服務的效能，充分保障貧困地區民眾的文化權益。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與貧困地區民眾的文化需求出現矛盾，一方面，投入大量財力的公共文化機構提供的服務沒有有效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貧困地區民眾沒有便利的條件享受數字文化服務。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資源建設與不足的過程中要開展廣泛的前期調查，對貧困地區民眾的“一站式”需求進行了解跟蹤，整合分布式異構資源，設置友好、簡潔的交流頁面，加強與用戶之間的互動，聽取用戶建議，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提供數字文化服務。3.2服務要素。3.2.1服務主體要素。國家財政部、文化部2002年聯合啟動全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2011年下發了《關于實施“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的通知》，2012年正式《“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具體管理主體是為各省文化廳、財政廳。2017年7月文化部印發《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原則。目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以政府為主體，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的參與。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服務格局，會打破單一服務方式，從而使得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化。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務主體服務域不同。一般來講，政府提供普遍廣泛的服務，政務服務的目的是保障每個人都有享有數字文化服務的權益，實現服務的均等化，在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具有基礎性地位，但是由于貧困地區數字文化服務需求的多樣性與政府供給的普遍性之間的矛盾，使得政府在開展服務時造成資源浪費，供需不匹配等問題。非盈利性組織和個人志愿者可以加入政府開展的服務活動中，對一些弱勢群體，如貧困地區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婦女等提供針對性、個性化的數字服務，提高信息素養的能力，從而提高數字文化服務的效能。企業等營利性組織由于其提供的服務種類豐富，并且能夠充分挖掘和滿足用戶的信息化需求，政府可以通過招標等方式，鼓勵其開展創新的服務方式，從而更好的達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效果，但是政府要注重對該組織的監管，防止其損害公眾利益。建立多元合作的文化服務模式，提高文化服務的效益，實現數字文化更加精準化的服務。3.2.2服務內容要素。《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干，以全體人民為服務對象，以保障人民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鑒賞、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7]。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明確了九大重點項目建設，以群眾需求為導向，豐富公共數字文化產品和內容，提升服務效能。公共數字文化的服務內容指的是服務主體為滿足公眾數字文化需求，推動公共數字文化建設中的某些方面和范疇。在精準扶貧對象特征與需求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內容要根據服務對象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一般來講，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①基本的文化信息。阮岡納贊認為“每個讀者都有其書”，公共數字文化應該滿足文化服務貧困地區人們借助電子設備閱讀網絡信息資源，豐富精神和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②提升性的文化信息服務。對于文化服務貧困地區人們來講，在獲得基本文化信息保障的同時，公共文化服務部門還需要提升他們利用網絡信息的能力，以脫貧為目標，一方面提供他們生產或者生活的技術信息，提供技能培訓，另一方面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提供促進當地產業經濟發展的信息。3.2.3用戶信息素養要素。信息素養，包括個體對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以良好的信息道德行為搜索、尋找、分析、運用各種信息的知識和能力[8]。公眾信息素養的高低影響著數字文化服務的效果。在信息化時代，公共數字文化資源為公眾的學習、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信息素養是人們適應社會發展的基本能力，公眾信息素養的能力直接影響著公眾信息利用水平的高低，對數字文化服務的順利開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信息資源的同時，要注重提高公眾信息素養的能力。我國公眾信息素養主要問題：一是信息意識不強，信息基本意識缺失，信息開發利用意識淡薄，信息保護、安全意識不足；二是信息技能問題；三是信息道德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網絡隱私權和知識產權問題[9]。就文化服務貧困地區而言，人們的信息素養問題主要是：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們對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缺乏，信息意識不強，對信息設備的功能要求低。②教育水平落后，設備基礎建設不完善，與現代化建設差距大。現階段，我國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提高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信息素養。如2016年《“十三五”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規劃》提出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信息化建設；同年《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明確指出提高農村教師信息素養，強化信息技術應用能力，轉變教育教學方式。3.3文化治理主體與政策要素。3.3.1治理主體要素。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精神文化處于懸浮狀態，文化治理非常重要，政府不是唯一的文化治理主體，社會組織、文化服務貧困地區的民眾也要參與到文化治理中，三者統籌協調。文化服務貧困地區最主要的表現是無人傳承文化。文化服務貧困地區有著屬于當地的特色文化，但是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青壯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兒童留守在家，尤其是在當地文化能人的流動，文化傳承主體缺位，逐漸淡化對文化的傳承，傳統文化無人問津。此外，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重視經濟發展忽視文化傳承，對地方公共文化機構的投入過少，雖有地方政府認識到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但是政策與現實脫節，過度市場化，預期效果并未達到。文化服務貧困地區另一重要表現是當地民眾意識的缺失，在思想意識上不重視傳承文化，同時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集體意識觀念淡薄，不愿意主動承擔起傳承文化的責任，正確的價值觀缺失、迷信封建的盛行也影響到貧困地區民眾對正確科學文化的追求。政府要主動承擔貧困地區文化治理的主導責任，加強對文化建設的投入，重視文化建設，舉辦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豐富貧困地區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實業余生活，達到文化治理的效果。同時，政府制訂合理的政策促進當地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發展當地特色文化資源，留住當地青壯年與文化能人。此外，要加強宣傳和教育，讓當地民眾認識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加強科學文化教育，宣揚正確的價值觀為民眾自治奠定基礎，同時也要出臺鼓勵措施培育當地具有號召力的文化能人，成立村民自治組織。貧困地區的文化治理需要社會組織的廣泛參與，構建一個多元主體協調共治機制，各個主體理清任務，加強合作，互相監督，才能保證貧困地區文化治理的順利進行。3.3.2政策要素。公共數字文化精準扶貧的政策是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政策目標，為促進社會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精準扶貧的政策質量決定了政策實施的效果，高質量的政策能夠為文化的幫扶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高質量的公共文化政策首先要確定長期性、可控性的目標。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不僅僅是要通過多種形式的信息技術手段提供豐富的文化內容，更是通過數字文化服務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建設文明健康現代的文化生活環境，提高民眾整體文化素質。公共數字文化的精準扶貧強調的是豐富貧困群眾文化生活，保障貧困群眾基本的文化權利，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促進傳統文化與數字文化的融合，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高質量公共文化服務政策體系要具有完善性，完善的制度能夠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和建設，數字文化服務作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等重大發展規劃之中。同時，也出臺了具體的政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的通知》《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十三五”時期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等，在整體上涉及有關財政保障、立法保障、組織保障、技術保障、公眾文化需求反饋機制等相關問題，構成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制度體系，為開展公共數字文化精準扶貧提供制度支持。此外，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政策要具有彈性，不能夠忽視不同區域不同人群的差異，政府要及時發現公共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同時也要注重加強政策制定者、執行者與貧困地區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因地、因時、因人的制定更加符合實際和有針對性的政策。

一、制約海峽西岸高校檔案管理工作發展的因素

1．檔案人員整體素質較低

目前檔案人員整體素質較低，檔案服務的能力較弱，在專業知識、現代信息技術知識、法律知識等方面，沒能得到更新，知識結構沒調整充實，以致于不能適應海峽西岸經濟區社會文化發展的新要求，也制約高校檔案管理工作發展。同時，由于檔案管理人員缺乏業務培訓，對高校檔案管理信息化的必備技能沒有很好掌握，例如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數據庫技術等，未能充分應用現代高新技術，導致檔案工作現代信息技術整體推進明顯滯后。因此，高校檔案管理工作亟需加強，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升。

2．檔案管理技術明顯滯后

在高校檔案管理工作中，檔案管理技術明顯滯后，未能適應海峽西岸高校檔案管理工作發展。由于長期以來檔案工作邊緣化、檔案數字化建設沒能得到重視、資金投入少等因素，導致軟硬件設施、設備落后，現代信息系統和數據庫建設緩慢，檔案工作現代信息技術整體推進明顯滯后，影響了檔案信息數字化的進程。而傳統檔案管理技術和手段已跟不上海峽西岸經濟區社會文化發展步伐，也制約高校檔案管理工作發展。

3．檔案編研工作力量薄弱

一、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內涵

校園物質文化是校園文化建設的基礎，包括校園整體規劃布局、校園建筑風格、環境格局、教室內部陳設、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等方面，主要是指“學校里的教學設施、生活資料，如教室、實驗室、辦公室、圖書館、運動場、宿舍及其他的內部設施；校園的花圃、樹木、道路以及校辦工廠、農場等其他設施”［1］。校園物質文化建設是校園文化建設的有機組織部分，貫穿校園文化建設全過程。高職校園物質文化建設，“以其豐富多彩的感性特征直接影響學生，發揮其潛移默化地陶冶學生情操的功能”［2］。在校園的每位師生都與物質環境朝夕相處，體驗和感受著環境，而物質環境也不斷發揮著“教化育人”的作用，它是于無聲處時時影響人、塑造人的特殊課堂。

二、校園物質文化建設現狀

自1999年我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以來，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時代。眾多學校進入升格、合并、建設新校區的行列，高職院校表現得尤為突出，安徽省也是如此。大部分高職院校在合并之后都開始建設新校區，校區占地面積少則210000m2，多則達1066666.6m2，合肥職業技術學院目前占地522666.6m2；多聘請專業設計院精心設計，現代化氣息濃，氣勢宏偉，建有行政樓、教學樓群、實驗實訓樓群、圖書館、體育場館、學術報告廳、大學生活動中心、學生公寓樓群、多功能餐廳等配套完善的教學和生活設施，合肥職業技術學院現有建筑面積26萬平方米，教學和生活設施完備。但研究發現，合肥職業技術學院在校園物質文化建設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進與完善的地方，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建筑物名稱缺少文化底蘊。蘇聯著名的教育實踐家和教育理論家蘇霍姆林斯基曾主張“讓學校的墻壁也說話”，人們也稱建筑為凝固的音樂、沉默的史詩、歷史的教科書和社會發展的見證人［3］。而合肥職業技術學院現有的校舍建筑物名稱較簡單，沒有突顯文化內涵，如：教學樓被命名為“教學樓A、B、C”或“第一教學樓、第二教學樓……”，學生公寓樓群被命名為“1號宿舍、2號宿舍……”或“1號公寓、2號公寓……”，多功能餐廳被命名為“第一食堂、第二食堂……”，缺少文化底蘊。（二）部分樓宇功能分區不清。目前，除行政樓、教學樓、學生公寓、餐廳、體育場、大學生活動中心等功能界定較清晰外，其他樓宇很難做到功能明晰，如實驗實訓樓群分布于各個教學系部，實踐教學場所與系部行政和教師辦公場所融為一體，圖書館與學術報告廳、教材室同處一棟樓，樓宇的使用率較高但功能區分不清。（三）景觀建設不到位。新校區的校內道路、廣場、園林、草地、花壇、池塘等的建造還需進一步完善，雕塑建筑小品、人文景觀較少，校園綠化美化也僅限于種一些常見的花草，區域性校園文化難以表達。（四）校史文脈傳承易出現斷裂。“校園物質文化本身積淀著歷史、傳統、文化和社會多方面要素。”［4］高職學校在合并后，為滿足新的校舍建設、教學的需要會舍棄一些物質文化，那么該物質文化承載的校史文脈也會一并丟失，無法被復制到新校區，也不能得到傳承，校史文脈就容易出現斷裂現象。

三、校園物質文化建設路徑

（一）規劃先行。筆者認為，一所高水平大學的校園物質文化建設理應堅持“先規劃后建設、按規劃搞建設”的基本原則，真正認識到規劃的先進性、科學性和執行的嚴肅性，既要傳承學校的優良歷史，又要具備一定的超前性，體現“立足當前，志在百年”的設計理念，精心制訂“省內一流、全國領先”的整體規劃方案；科學、合理地規劃校園功能分區（教學區、實驗實訓區、生活區、體育活動區、創新創業區等）、道路交通、園林綠化，達到“結構、功能合理的物質空間環境激發人們學習和交流的愿望”［5］的目標；在建設過程中，嚴格按照既定規劃建設，沒有特殊情況，不能隨意改動方案。（二）突出職業性。職業教育應以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為目標。為此，學校一方面要積極營造具有職場氛圍的教學環境，校園物質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要體現行業、企業文化特征，用優秀的企業文化感染、熏陶學生，如教學樓的命名，可根據學生所學專業予以命名，樓宇內張貼相關職業的名人名言、職業道德標準等。另一方面，要積極建設仿真實驗實訓場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指出要“完善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體系”［6］，并進一步要求高職院校在教學過程中要貫徹“工學結合”的理念，根據人才培養目標同步加強專業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專業技能學習與訓練，達到人才培養目標與就業需求高度對接。實驗實訓場所建設，應盡可能地與“第一線的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相適應，形成真實或仿真的訓練環境，建立理論與實踐一體化教學的專業基地”［7］，即按照現代企業的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的模式組織實訓教學，建立與專業相應的實驗實訓場所——理實一體化的專業教學教室。（三）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良好的景觀能夠陶冶情操、凈化心靈。高職院校的景觀建設是校園物質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路、地坪、假山、水池、花架、亭廊、雕塑、燈具、停車場等的建設，這些景觀或是自然生成或是人工雕琢。景觀建設一方面要體現節約的設計理念，設計力求通過頭腦風暴，奇思妙想，使景觀既具有先進的文化育人功能，又節省建設成本，即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自然條件，盡量依山就勢，避免大規模的推倒重建；另一方面，要將人文內涵融入自然景觀建設中，即景觀建設或是傳承校史，或是展現民俗風情，或是體現地域特征，或是再現科研成果，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四）加強數字化校園建設。數字化應用在高職院校物質文化建設中，已成為學生、家長、教師、學校領導及社會各界全面了解學校、快捷獲取知識、提高辦事效率、優化辦公環境的重要途徑。“高校數字化校園是以數字化信息和網絡為基礎，集教學、科研、管理及服務于一體的公共服務平臺，其性能的優劣將直接影響每位教師、學生及教學管理人員日常學習、工作的展開。”［8］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學在物質文化建設中要將數字化校園建設放在重要位置，有效整合學校現有資源，進一步優化日常工作流程，從而改進學校管理模式，最終實現“教育信息化、決策科學化和管理規范化”［9］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