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論文范文10篇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伴隨武俠文化在社會上的流行，國內武俠小說研究曾出現一個短暫的熱潮，學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專題論文也逐漸豐富起來。但限于以往研究積淀的不足，學界對武俠小說文體概念、歷史淵源的認識多存在模糊之處，武俠小說的學術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將武俠小說的文學研究和中國游俠的歷史社會研究混同起來），文體混淆（即將有關武俠的小說、詩歌、散文筆記等不作區分的研究）。而在武俠小說的歷史演變這一問題上，由于學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視唐前武俠小說。宋巍博士對上述問題深有感觸，這是其撰寫《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的主要動因。總結起來，該書在古典武俠小說作品文獻整理、武俠小說淵源、武俠小說史的體系構建上，都提出了系統獨到的見解，展現了武俠小說研究領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該書具有了鮮明的特色。

一、文獻輯佚貴在扎實

武俠小說是中華類型小說的重要一種，它為讀者創造了一個俠氣縱橫、瑰奇靈異的武俠世界，歷來受到讀者青睞。應讀者需求，歷史上武俠小說代有佳作，異彩紛呈。遺憾的是，由于歷史上對小說的歧視和學界對武俠研究的偏見，武俠小說方面的作品文獻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視，作品散佚流失現象嚴重。為了彌補這種這種缺憾，學界作了大量的資料文獻的輯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國現代武俠小說鑒賞辭典》、《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中國武俠小說辭典》、《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觀》、《中國武俠小說大觀》等多部武俠小說文獻輯錄辭書，武俠小說文獻輯錄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體裁和編寫目標的影響，這些辭書大多將輯錄重點放在民國以后，對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俠小說用力甚少。在文獻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辭書類工具書體裁，文獻多以音序編排，對文體類型、敘事主題、朝代時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辭書在資料整理上缺失現象比較嚴重，如寧宗一主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鑒賞辭典》，在“作品編”的“唐前古代作品”中，僅僅收錄《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楊大眼》、《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數量與實際相差很多不說，其中還收入《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兩篇不是小說的史傳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寫作《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時，非常重視對作品文獻和相關資料的輯佚。在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中，宋巍統計了十五篇產生于這一時期的武俠小說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響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還新發現了《熊渠子》、《周處》、《戴淵》等作品。對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將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獻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俠小說研究中，對唐代武俠小說的作品數量統計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辭典》，收錄唐代武俠小說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俠小說鑒賞大典》，收錄的唐代武俠小說僅有14篇。相較他書，《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搜檢唐代古籍，輯出具有完整情節、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題的唐代武俠小說53篇，其中《陶峴》、《懶殘》等作品的收錄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俠小說研究領域較少關注和涉及的。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興領域，武俠小說研究迫切需要在較深的層面迅速展開，如此方可正確認識研究對象，促進學科發展。也正因如此，本領域的早期學者作了大量篳路藍縷的開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賞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構建。但限于掌握文獻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獻分析上的，有些結論尤其缺乏扎實的例證支撐。這個問題體現的最突出的就是對唐前武俠小說創作的習慣性忽略。因為文獻缺失，我們對先秦武俠文學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記•游俠列傳》，因而缺乏對武俠傳統的文化影響的溯源審視。我們對魏晉南北朝武俠文學的研究重點，常常放在“顧名即可思義”的游俠詩上，既不區分詩與小說的文體差異，也不尋找后代武俠小說的魏晉祖源。因為對唐前武俠小說文獻的忽視，我們曾經錯誤得出唐代豪俠傳奇純為武俠小說的全新開創的結論，使得中國武俠小說這一民族獨有的小說類型陷入“失祖無源”的研究窘境。為了突破這種困境，宋巍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中，不但將“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秦漢文學與武俠小說”、“魏晉南北朝武俠小說”單列三章，探源溯流地為中國武俠小說的歷史承繼理清了淵源，而且將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輩學者重視不足的文獻輯佚上[2]。他遍閱典籍，系統整理了中國武俠文化中與武俠小說相關的神話、史傳、謠諺、筆記，將散于各部的武俠研究文獻置于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宏大結構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與武俠小說發展的關系加以分析，最終使得中國武俠小說的古代部分文獻豐富而扎實，為未來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史論結合新見迭出

《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獻的整理運用，另一方面，該書也十分注意從“論”的角度上，深入論述中國武俠小說歷史流變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對之前學者已有結論的問題，《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駁，而是在掌握扎實文獻證據的前提下重新審視，然后提出個人的見解。一言以蔽之，《史論》在理論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問題的發現和回答；二是重視老問題的審視和辨正。相對于其他題材的小說來說，武俠小說是小說研究中的新領域。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應注意發現和闡述初期未涉及的新問題，以此促進研究走向深入。在這一方面，《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表現出明顯的“以問題帶創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俠小說研究中，歷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較多的內容。其中包括了《中國武俠小說史略》、《中國武俠小說史》、《中國武俠小說史》（古代部分）等六部專著，相關論文百余篇，一些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內容，如《中國俠文化史》、《中國游俠史》、《中國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俠小說歷史研究中，多數是就武俠小說文體確立后的歷史研究加以論述，缺乏武俠小說歷史發展脈絡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針對這一問題，宋巍大膽提出“前武俠小說時代”的研究觀點，即成熟的武俠小說作品在怎樣的文化環境內生成？小說以外的文學發展怎樣影響了武俠小說的發展演變？通過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俠文學，《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探討了神話與武俠小說、諸子與武俠小說、史傳與武俠小說、筆記與武俠小說的相互關系和彼此作用的具體過程。此外，《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還在具體研究中始終貫徹著問題意識，如第一章“上古神話與武俠小說”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當了武俠文化交流中的意識媒介”和“武俠小說為什么會出現敘事學上的‘無祖’形象”等問題。在提出一系列類似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重新設計了武俠小說研究的問題域，表現出試圖為中國武俠小說歷史研究尋找更符合歷史演變真相的努力。正如伽達默爾所說：“柏拉圖關于蘇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給我們的最大啟發之一就是，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還要困難——這與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提出武俠小說淵源問題的意義正在于此。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一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視發現新問題，而且也格外注意對已有問題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作類型研究方面，前輩學者已有很多論述，如李劍國先生以為可分“蜀婦人型”等八個類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傳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結論，缺乏在系統的武俠小說研究語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輩學者提出的“道俠”、“女俠”說法的同時，進一步提出唐代俠客典型還存在“盜俠”和“隱俠”。這是對唐代豪俠傳奇人物形象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像這樣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中是處處可見的，如對唐代武俠小說內容描寫和敘事結構的闡述、武俠小說史視野中的《水滸傳》研究、明清時期短篇武俠小說成就的總結等問題，都可見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細節上的理論推進。錢穆先生曾說：“大凡一家學術的地位和價值，全恃其在當時學術界上，能不能提出幾許有力量的問題，或者與以解答。自然，在一時代學術創始的時候，那是學者的貢獻，全在能提出問題；而在一時代學術到結束的時候，那時的學者的責任，全在把舊傳的問題與以解答。[5]”《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始終秉持貫徹對于新問題的提出和舊問題的解答，這樣的研究理路也是該書頗多創見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體系完善

一、建國后十多年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紀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論等方法的傳入，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開始走上科學化和規范化的軌道。在近半個世紀里，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斷代史等都取得不少成績，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現在研究范圍較窄，研究方法單一等。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歷史揭開新的一頁，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與其它學科一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自1950年至1965年這十幾年的時間里，由于解放前社會的戰亂、動蕩，經濟的落后，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與當時的中國社會一樣百廢待興。所以，我們稱此時期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為繼承恢復期。據統計，本時期，中國大陸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論文約有180篇，專著約有10部。此時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與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點，這為本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奠基作用。

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此時期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觀和方法論。如果說，建國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已被有的學者運用還屬個別，而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則逐漸被許多研究者采用，并進而成為研究者的指導思想。尤其是階級分析方法被廣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從而將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推上一個新階段。

本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許大齡的《清代捐納制度》（哈佛燕京學社1950年版）、唐長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武漢大學編譯委員會1951年版）、吳恩裕的《中國國家起源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麗純的《太平天國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梁方仲的《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麗純的《太平天國官制軍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韋慶遠的《明代黃冊制度》（中華書局1961年版）等。這些著作雖各有長短，繁簡不一，但都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如梁方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糧長的階級分化進行了具體分析，探討了糧長對人民的禍害。

此時期，中國通史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編審處1954年版）、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這些通史中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摘要】阮璞的藝術史論教育思想，始終緊扣教學實踐和學術研究兩個方面。雖然他沒有獨立撰寫有關藝術史論教育類的專門論文，但并不代表阮璞沒有藝術史論教育思想。文章從“以美啟人、商兌學問”“博學精思、嚴謹求實”“解惑傳道、知行合一”三個方面，對阮璞的藝術史論教育理念進行剖析，進而論證阮璞藝術史論教育理念的內涵與價值。

【關鍵詞】阮璞;藝術史論;教育理念

阮璞（1918—2000）是我國知名的美術史論家、中國畫學資深學者，以“我愛我師更愛真理”的學術理念著稱于世。他推動了中國美術史研究與學科的發展，他在中國畫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至今仍在滋養著無數后輩學者，而且他還為我國藝術史論教育培養了很多的學術青年。雖然阮璞沒有撰寫專門的藝術史論教育方面的論著，但他的藝術史論教育理念始終隱含在他的教學實踐與學術研究當中。他并不僅僅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的純粹學者，而是藉以史才的主體性意識成為藝術史論教育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對阮璞來說，學術研究是過程所需，培養藝術史論后學才是最終目的。

一、以美啟人、商兌學問

伴隨著近代中國歷史的演進與發展，美育的引入與傳播先后得到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朱光潛等知名學者的推動。特別是蔡元培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積極推行美育教育，如美育進課堂的舉措，還將美育與德育、智育、體育并列為四大教育類別，從而大大提升了美育的地位。阮璞在青年時期，受時代新思潮的影響，除了愛寫新體詩之外，也開始閱讀美育方面的新學書本，特別是閱讀朱光潛的《談美書簡》，給了他很大的思想啟迪。從那時起，他一生都保持著關于美育方面的閱讀習慣。對于美育的認識，蔡元培這樣認為：“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之橋梁。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情感為目的者也。”又說：“圖畫，美育也”[1]。顯然，在蔡元培看來，美育工作是通過美術教育這一手段來實現的。也正是這樣，在他的主導之下，國立性質的“北京美術學校”和“國立藝術院”分別于1918年和1928年先后創辦，使美育的傳播得到很好的推動。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之下，阮璞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崇尚蔡元培的“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情感”的美育思想觀。阮璞在1936年報考國立北平藝專，校方的考試題目中就有一道題是：“關于王爾德‘為藝術而藝術’，與托爾斯泰的‘為社會而藝術’孰是孰非？”而阮璞后來回憶說道，當時他很自然地就選了前者，而他這一觀念傾向后來又在鄧以蜇、滕固等美術史研究前輩的進一步影響之下得到更深刻的認識。特別是鄧以蜇的“超功利的美育觀”，對阮璞的影響很大，這在阮璞后來的個人自述中得到說明。他說：“我在作畫上與鉆研理論上都是朝‘超功利的純美’上去努力的。我從老師那里接受了‘意識為美的根源’的觀念論美學。”甚至于他還說道：“我相信世界上超階級的愛，人類普遍的愛。”由此可以看出，阮璞的美育思想是超功利的。正是這種超功利的美育思想，使得阮璞投入自己所感興趣的中國美術史、中國畫學研究領域不計個人眼前得失，始終懷著理想從事研究與教學。除此之外，阮璞還是一位追求“內圣外王”的美術教育家。阮璞每次上課，除了注重課堂教學的精彩之外，他對日常修為的在意也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過課堂教學和日常言行的雙重魅力來啟發他人。對于學術，阮璞曾說過，“我并沒有什么考據癖，我決不提倡為考據而考據”。阮璞之所以“以美啟人、商兌學問”，就在于他沒有把學問僅僅當作是個人愛好的文字游戲，而是深究學術本身的問題，通過對學問的追尋與分享，做到以美啟人，以此求得人生之完整。

二、博學精思、嚴謹求實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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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范式[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