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文學翻譯；歸化；異化

論文摘要：文學翻譯中的歸化和異化是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本文從簡單回顧了歸化、異化理論的生成及其演變。指出歸化和異化都是重要的翻譯策略，兩者相輔相成，對文學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引言

歸化與異化是文學翻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簡單回顧歸化和異化策略在文學翻譯中應用的歷史,從晚清時期的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一百年歸化為主調，20世紀最后20年對異化、歸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翻譯：歸化和異化的繼續發展。并指出歸化和異化相輔相成，對立統一。譯者應根據在翻譯中涉及的多種因素進行取舍，創造高品質的譯品。

1歸化和異化概述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直譯和意譯是翻譯的兩種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張培基等學者所編的《英漢翻譯教程》中解釋直譯（literaltranslation）為：“所謂直譯，就是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時，在譯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內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別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譯不是死譯或硬譯。”……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譯教程闡釋直譯：“直譯指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式、包括用詞、句子結構、比喻手段等等，同時要求語言流暢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譯則認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就要采取意譯。翻譯的歸化/異化概念直接來源于1813年德國學者Schleiermacher（施萊爾馬赫）《論翻譯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譯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引導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是引導作者靠近讀者。但并未授以具體名稱。1995年美國學者L.Venuti的《譯者的隱形》定義這兩種方法為異化/歸化。Venuti是異化派翻譯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譯”的概念。指出翻譯的風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語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異”。他說：“反對英美傳統的歸化，主張異化的翻譯，是要發展一種抵御以目的語文化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郭建中1999：192-193）在討論異化翻譯時，他對歸化翻譯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標語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從而達到讓譯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就是采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行翻譯，在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為之隱形，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文化價值觀，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從后殖民理論吸取營養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所以，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翻譯家奈達（Nida）是“歸化”理論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映論”的觀點。在各種不同場合，他重復“最切近的自然對等”概念這一觀點，既“譯文基本上應是源語信息最貼近的自然對等”。“歸化派”認為，不應該將源語中的語言體系和文化現象強加在譯文讀者身上；文化差異必然帶來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礙，既然翻譯的主要任務是文化交流和傳播，就應該避免文化障礙，而“異化”則不可避免地帶來這種障礙；對譯文讀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應該有過高要求，而是應該將源語以最貼近目的語的形式呈現給譯文讀者，使之理解起來更容易。

一文學翻譯及其變異現象

文學翻譯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綜合中外論者對文學一詞的闡釋，我們知道文學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用語言來反映生活、反映現實、表達思想、抒發情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審美價值，其語篇功能主要是用藝術的語言敘事、畫物、言情，達到感染人、娛悅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學的這些特性也是它有別于其它文體的地方。要說清楚文學是什么雖然不易，但人們卻能很容易地告訴你：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等是文學。如此說來，文學語言就該是這些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學文體也就該是這些文體的總和。盡管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中又能分出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作家作品，但我們的注意力這里主要集中在英語各體類之間的文學共性的東西，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的語言特征及其翻譯。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應有的重視。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不再用“等值”、“正誤”、“好壞”、“對錯”等標準來評判翻譯文本，而是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摸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研究文學翻譯的變異現象,首先要給文學翻譯的常規與變異下一個定義.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文學翻譯活動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與社會學中行為規范的功能類似。文學翻譯的常規是用來辨別合適的或不合適的翻譯行為的準則和標準.它由具體的文學翻譯的原則、標準、過程、方法等理論組成.與社會學中的越軌行為一樣,文學翻譯的變異是指違背了文學翻譯常規的翻譯行為或活動和不恰當的使用翻譯技巧等行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變異現象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學翻譯的難度。

三、文學翻譯中的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文體學和文學緊密相關,一直被用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同時它也是翻譯工作者的必修課,翻譯工作者具有文體學知識將有助于發現原文的特色,從而忠實地翻譯原文。

一、文學翻譯及其變異現象

文學翻譯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綜合中外論者對文學一詞的闡釋，我們知道文學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用語言來反映生活、反映現實、表達思想、抒發情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審美價值，其語篇功能主要是用藝術的語言敘事、畫物、言情，達到感染人、娛悅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學的這些特性也是它有別于其它文體的地方。要說清楚文學是什么雖然不易，但人們卻能很容易地告訴你：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等是文學。如此說來，文學語言就該是這些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學文體也就該是這些文體的總和。盡管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中又能分出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作家作品，但我們的注意力這里主要集中在英語各體類之間的文學共性的東西，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的語言特征及其翻譯。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應有的重視。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不再用“等值”、“正誤”、“好壞”、“對錯”等標準來評判翻譯文本，而是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摸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研究文學翻譯的變異現象,首先要給文學翻譯的常規與變異下一個定義.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文學翻譯活動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與社會學中行為規范的功能類似。文學翻譯的常規是用來辨別合適的或不合適的翻譯行為的準則和標準.它由具體的文學翻譯的原則、標準、過程、方法等理論組成.與社會學中的越軌行為一樣,文學翻譯的變異是指違背了文學翻譯常規的翻譯行為或活動和不恰當的使用翻譯技巧等行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變異現象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學翻譯的難度。

二、文學翻譯中的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文體學和文學緊密相關,一直被用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同時它也是翻譯工作者的必修課,翻譯工作者具有文體學知識將有助于發現原文的特色,從而忠實地翻譯原文。

在開放的全球化國際氛圍下，正發生這一系列性的變化。在從文學批評到翻譯，從思考到人類學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視角都發生了轉移。這種變化在當代文藝理論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具體體現在文學批評領域為：文學批評正在走向兩個分化的方向：以人文為關懷的非理性轉向和以文本為基礎的語言論轉向；體現在素有語言關懷傳統的翻譯理論領域則表現為“文化熱”在翻譯界的興起。在《當代美國翻譯理論》一書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來翻譯研究的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交際理論在翻譯理論上的體現，二是對文化轉換的重視深刻動搖了重視語言轉換的傳統。換言之，因為交際與文化都具有以人為本人的特質，人文關懷在翻譯界已經贏得高度的重視，翻譯理論界正在加強宏觀把握，拓展翻譯視野，加強翻譯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論文。

對于文化這個及其寬泛的概念,很多學者試圖給出一個較為準確的定義。文化學之父,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定義文化為“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即包括顯型式樣，又包括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羅伯特·拉多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兒也都指出文化行為的模式化特性。[1]英國學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種經典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即知識、信仰、、道德、、習俗以及其它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能夠獲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合型整體。”[2]雖然定義的角度各不相同，但無疑文化具有極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幾乎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翻譯界新崛起的“文化學派”認為：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象形式，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3]因此，對于以語言轉換為基礎的翻譯工作來說文化傳達就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魯迅先生就充分認可了“文化傳遞”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與語言的若干特點，翻譯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盡可能多的文化傳遞，“文化傳真”則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或是說，終極的目標。

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4]這說明翻譯要將中西文化結合起來，離開文化背景去翻譯，不可能達到兩種語言之間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異帶來的困難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差異往往會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雙關的翻譯就很難用譯語完整地傳達原語的意義。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詞在里既有“掛”又有“吊死”之意。而漢語中，沒有等效得多義詞。文學作品中這類雙關現象尤為常見。例如，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劇中，第二幕新王問哈姆雷特說：“我的兒子（son），你為什么躲在陰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個雙關來回答“too

muchsun”。這里的sun與son同音，是一種含沙射影的諷刺，諷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奪王權，又假意親熱。在翻譯時，這一棘手的，最多只能用注釋來告訴讀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義表達,

摘要：形象思維，作為一切藝術表達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方法，對于再現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小說和詩歌的角度，分析了形象思維是如何在翻譯中展現原作的神韻和美感，避免呆板和僵硬的譯作的。通過觀察和分析，成功的譯作，都是在利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學的特色，使譯作充滿生機，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文學翻譯；形象思維；小說；詩歌；藝術

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學大師都在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造的作用。從別林斯基到高爾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國的李澤厚，都把形象思維當作文藝的基本特征和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學創作中的形象思維

1形象思維的概念

所謂形象思維,是指作家、藝術家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在遵循著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的基礎之上,始終依賴于具體的形象和聯想、想象來進行思維的方式。眾所周知，形象思維是由俄國民主主義理論家別林斯基首次明確提出的一個文藝創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藝術的觀念》中對此定義展開論述，將“詩”改為“藝術”，即“藝術是寓于形象的思維”。許多西方美學家曾經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過這個概念。我國古代的許多文論典藉中也有著大量的同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論述。

摘要：形象思維，作為一切藝術表達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方法，對于再現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小說和詩歌的角度，分析了形象思維是如何在翻譯中展現原作的神韻和美感，避免呆板和僵硬的譯作的。通過觀察和分析，成功的譯作，都是在利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學的特色，使譯作充滿生機，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文學翻譯；形象思維；小說；詩歌；藝術

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學大師都在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造的作用。從別林斯基到高爾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國的李澤厚，都把形象思維當作文藝的基本特征和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學創作中的形象思維

1形象思維的概念

所謂形象思維,是指作家、藝術家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在遵循著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的基礎之上,始終依賴于具體的形象和聯想、想象來進行思維的方式。眾所周知，形象思維是由俄國民主主義理論家別林斯基首次明確提出的一個文藝創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藝術的觀念》中對此定義展開論述，將“詩”改為“藝術”，即“藝術是寓于形象的思維”。許多西方美學家曾經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過這個概念。我國古代的許多文論典藉中也有著大量的同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論述。

作為一名熱愛文學翻譯事業并愿為之貢獻一生的人，經過多年的翻譯實踐和理論閱讀，自然會產生一些感受。就我個人而言，主要是以翻譯實踐為己任的；我把翻譯理論作為對實踐的指導，自己在實踐中也不斷探索、總結，從而不斷提高譯文水平。

一、關于翻譯的一些概念

研究翻譯，首先要明確什么是翻譯。《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把一種語言文學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學表達出來；把代表語言文學的符號或數碼用語言文學表達出來。《辭海》的解釋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學表達出來。Oxford

AdvancedLearner’sDictionary的解釋是：express(sthspokenorespwritten)in

anotherlanguageorinsimplerwordstoturnintoone’sanotherlanguage

.可見，以上幾種解釋都是大同小異，即用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另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這些解釋都比較原則，也許作為詞典也只能如此。《英漢翻譯教程》（張培基先生等編）的解釋是：翻譯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完整地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見該書《緒論》）。這一解釋更準確、具體了一些，強調了“準確”和“完整”。

摘要：文學翻譯的過程同時也是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文學翻譯的性質決定了文學翻譯的核心問題是努力做到全面實現譯文的文學功能，即原文文學意境的傳達，或者說原作文學效果的再現，譯者應當把完善譯文的文學功能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因此，創作文學作品是文學翻譯的根本任務，而譯文則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寫作的結果。

論文關鍵詞：文學翻譯;文學功能;創作本質

前言

有關翻譯策略的一切選擇都取決于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文學翻譯，其目標是全面再現原文的審美意義，且譯文必須具有與原創作品一樣的文學功能；譯文讀者期待充分領略原文的情感和思想，同時能夠與原文讀者一樣獲得閱讀享受。這樣的目標決定了譯者的翻譯過程就是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而譯文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則是另一個再創作行為。因此，若從目的與功能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翻譯，則一定可以更直接、更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創作出具有與原文相同功能的文學作品乃是文學翻譯的核心所在。

一、文學翻譯的功能主義觀

翻譯的功能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凱瑟琳娜•賴斯（KatharinaReiss），她在1970年代初期就提出應該通過原文和譯文的功能比較來評價譯文，到了80年代中期，她和學生弗米爾（HansVermeer）共同發展了功能理論。他們認為雖然語言具有說明、表現及呼喚三種功能，但是翻譯應當主要受控于占主導地位的功能，即受控于原文的“skopos”（希臘語，意為“意圖”、“目的”、“功能”），當譯文與原文的功能一致時，它便可以被稱作“忠實”的譯文。弗米爾提出的目的論則是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的重要內容，它要求所有翻譯遵循“目的法則”、“連貫性法則”和“忠實性法則”。由此可見，功能派翻譯理論把目的論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文學翻譯也是一樣，其目的和功能無疑操控著整個翻譯活動的全過程。

翻譯是人類歷史上爭議最多的人文學科。不同語言承載不同民族的文化。通過兩種語言的轉換，一座溝通的橋梁被搭建起來，兩種文化得以交流與融合，碰撞與沖突。翻譯也是一種文化語境下的行為，它受到文化的干預。具體地說，翻譯的主體——翻譯者的文化趨向對于翻譯行為有直接的影響。翻譯者應有何種文化傾向，一直是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焦點。歸化和異化是兩種相異的主張。歸化論認為翻譯應該遵循“何處去”的原則，采取認同目的語文化的策略。異化論強調“何處來”，認為翻譯就是傳播陌生的東西，因此在翻譯的作品中應有原語文化的風味。

一、歸化與異化：一對矛盾

在翻譯理論中，歸化異化是一種理論體系下的兩種傾向，是一對矛盾。伴隨翻譯的文化轉向，歸化異化理論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對于這一矛盾何者為主要方面，何者為次要方面的爭論愈演愈烈。

在翻譯的文化論之中，歸化與異化存在于整個文化系統之中。有歸化就有異化，無歸化就無異化可言。對一個翻譯理論工作者來說，他在提出其中一種翻譯傾向的時候，心中必然明白還有另一傾向的存在。孫致禮在《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中提出的12種翻譯矛盾之中就有歸化與異化的辯證統一［1］。

對于歸化與異化，是不是用足夠的論據證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學或更實用，就可以平息這長久的爭端呢？不然。無數的理論論據和實踐論據都可以說明歸化與異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里都具有實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種中立的、客觀的學術眼光來審視，我們會意識到歸化與異化是離不開它們的使用環境（即層次）的，離開具體語境談論歸化與異化，它們之間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線上做對比。因而是沒有意義的對比。

二、歸化與異化探究

關鍵字：譯者歸化異化文化內涵語言讀者翻譯傳達

在開放發展的全球化國際氛圍下，社會科學研究正發生這一系列歷史性的變化。在從文學批評到翻譯理論，從哲學思考到人類學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視角都發生了轉移。這種變化在當代文藝理論領域表現尤為突出。具體體現在文學批評領域為：文學批評正在走向兩個分化的方向：以人文為關懷的非理性轉向和以文本為基礎的語言論轉向；體現在素有語言關懷傳統的翻譯理論領域則表現為“文化熱”在翻譯界的興起。在《當代美國翻譯理論》一書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來翻譯研究的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交際理論在翻譯理論上的體現，二是對文化轉換的重視深刻動搖了重視語言轉換的傳統。換言之，因為交際與文化都具有以人為本人的特質，人文關懷在翻譯界已經贏得高度的重視，翻譯理論界正在加強宏觀把握，拓展翻譯視野，加強翻譯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對于文化這個及其寬泛的概念,很多學者試圖給出一個較為準確的定義。現代文化學之父,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定義文化為“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即包括顯型式樣，又包括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羅伯特·拉多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兒也都指出文化行為的模式化特性。[1]英國學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種經典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即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它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能夠獲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合型整體。”[2]雖然定義的角度各不相同，但無疑文化具有極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幾乎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中國翻譯界新崛起的“文化學派”認為：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象形式，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3]因此，對于以語言轉換為基礎的翻譯工作來說文化傳達就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魯迅先生就充分認可了“文化傳遞”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與語言的若干特點，翻譯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盡可能多的文化傳遞，“文化傳真”則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或是說，終極的目標。

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4]這說明翻譯要將中西文化結合起來，離開文化背景去翻譯，不可能達到兩種語言之間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異帶來的困難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差異往往會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雙關的翻譯就很難用譯語完整地傳達原語的意義。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詞在英語里既有“掛”又有“吊死”之意。而漢語中，沒有等效得多義詞。文學作品中這類雙關現象尤為常見。例如，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劇中，第二幕新王問哈姆雷特說：“我的兒子（son），你為什么躲在陰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個雙關來回答“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