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論文范文10篇

“中國現代文學”是指因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動而發端于19世紀末，又因為“五四新文學革命”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初，以白話文為主導，以現代人本觀念為價值坐標，并在此后的近一個世紀中居于文壇正宗的文學形態。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治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但同時，這一核心的具體表現形態又是多樣的。

一、以個體、人性、自由為內核的啟蒙文學精神

什么是啟蒙？如德國近代哲學的第一人康德所言，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對運用自己的理智就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過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通過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認識！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啟蒙的真正目的是還個人以運用自己的理智決定個人行為的自由和權力。細而言之，啟蒙作為一種精神訴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會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個性。但是，啟蒙，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兩種思路。一種是客觀人本主義思路，這個思路相信理性，堅持科學和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類可以整體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世界，把握自身，通過把握世界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獲得自由，主張人類通過總體革命獲得解放，將人類的自由和對客觀世界的規律的發現和遵循聯系起來；五四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派”（如魯迅）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啟蒙思潮基本上堅持了這一思路。而在這一思路的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思路，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觀人本主義思潮，它反對客觀人本主義者忽略個體價值、感性存在，反對將人的本質定義為理性，而對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報以肯定，將思想基點從國家、民族、集團的解放轉化到真正個體生命的解放上來，將人的本質歸結為生命本體欲望和激情；在中國，五四時期的“浪漫主義派”（如郁達夫）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特別是新生代作家走上歷史舞臺以來的寫作思潮都可以歸結為這一理路。新生代小說基本上放棄了關于“人的本質”以及總體解放的客觀人本主義啟蒙大敘事，而代之以一種主觀人本主義的寫私人生活經驗、寫小人物生存狀態，重視身體性、當下性的寫作潮流（這也被一部分論者稱為新啟蒙文學思潮）。當然，上述兩種思路在文學上的分別并不是絕對的涇渭分明的，因為絕大多數文學家都是憑借直覺來感受時代趨勢，進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題的，常常，他們對啟蒙主題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體驗性的，因而上述兩種思路常常是混雜在一起的，有的時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

但是，“人的覺醒”卻是中國現代啟蒙文學的統一而一貫的主題，盡管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作家那里，對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側重。辛亥革命時期“人”的覺醒是以“國民意識”的獲得作為開端的，但是“國民”并不屬于自己而是屬于“國”，因此辛亥革命的時期的“人”的覺醒所注重的不是作為國民的自由權利，而是責任。因此這一時期的啟蒙文學作品特別重視社會問題，“（清末）的改造社會小說”特別熱行[1]，如程善之的《機關槍》，這篇小說寫軍隊從日本人那里購買了偽劣槍支，掩飾事成之后和日本人花天酒地，共同慶祝，其目的是揭露軍隊的腐敗和黑暗。這一脈的啟蒙小說在五四文學大潮中發展為“社會問題小說，如冰心的《一個憂郁的青年》、《斯人肚憔悴》、《去國》、《超人》等等，都是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去國》寫的是主人公留美7年，作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歸國，所見卻是軍閥混戰，百業不興，官場社會風氣污濁，他報國無門，之得含恨離去。是這樣的“民國”，辛亥志士拋頭顱，撒熱血換來的只是“一個匾額”，因此，主人公最后喊出了：“祖國啊！不是我英士拋棄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阿！”啟蒙文學的到了在五四時代，其思想內涵有了較大的變化。這時“人的覺醒”主題有了新的發展。在《我與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寫道：“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堅的家園、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甚至說“我們應該承認愛人的運動遠比愛國的運動更重”[2]。由此錢理群先生總結五四“人的覺醒”命題時說道“毫無疑問，五四的時代最強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3]。這里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完全自覺的個性意識與主題意識。”五四啟蒙的思想命題有一個特殊的詞匯，這個詞匯是由周作人發明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悲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所以我說的人道著述，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在這里人的價值已經不是在“天地君親師”中界定的，也不是的“國民”的意義上界定的，而是在“個體”本身的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意義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的本體意義上確定的，

其核心是“靈肉一致”：“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先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4]周作人尤其重視肉的方面：“我們承認人的一種生物性。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并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是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排斥改正。”所以，我們在郁達夫的小說（如《沉淪》）中會看到主人公會喊出“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生出來的愛情！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郭沫若的詩歌中才會有“我把天來吞了”，“我把地來吞了”，那種強大的超越一切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出現；廬隱的小說才會有“我”、“情”、“愁”的中心。

但是五四時期的這種啟蒙思想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從根本的原因來看是因為中國社會尚處于自然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低級階段，社會上并沒有一個發達的自由經濟來支撐它，因此它無從扎根。而直接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矛盾成為時代的最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讓位給民族解放的時代主題，啟蒙的命題自然必須讓位給救亡的命題。例如，王實味試圖在解放區堅持啟蒙主義思路，其結局是悲劇性的，這個身兼翻譯家、文學家、學者的人，抗戰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擔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因為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整風運動時受到批判，后被逮捕，在行軍中被殺。王實味被強加過三個罪名：“反革命托派間隙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五人集團成員”等，指導1991年2月7日，王實味才獲得公安部的正式平凡。王實味的命運顯示了啟蒙主義者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普遍命運，同時也顯示了啟蒙思潮在中國的命運。及至49年以后，中國社會步入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中國當代社會的關注焦點轉變為現代化以追趕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和落后的現實經濟狀況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社會工程的實施，使啟蒙的命題一再受到延宕。然而歷史終于進入了20世紀80年代，20世紀初的啟蒙主義吶喊終于在世紀末得到了自己的回聲。隨著77年《班主任》的發表，一個啟蒙主義文學的新時代終于來臨了。最初的啟蒙命題的復歸走的是近代啟蒙主義以及五四問題小說的思路。如《傷痕》，它通過中國人歷來最牢不可破的學院感情的破碎把現代專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來，深刻地描寫了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創傷，提出了對進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進而中國當代作者將目光推想更遠處。《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反思“”以后中國農民的命運，《天云山傳奇》、《靈與肉》等反思“反右”擴大化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進而《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風格》等對改革中出現的格色問題進行的揭示和思考，由比如《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深刻地揭示中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等級制、特權制的問題。這些小說都以敏銳地觸及當下或歷史遺留的社會問題為己任，在精神氣質上類似于五四問題小說。但是，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派啟蒙文學在發展著，他們有詩人北島、顧城，小說家戴厚英、王小波等，他們重視的是人作為獨立個體所應有的尊嚴和權利，伸張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啟蒙主義經典價值觀，在價值追求方面的確高人一籌。

1、概念的解析意識形態不僅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意識形態人類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既是各種意識形態的創造者，也是各種意識形態的創造物。作為一個在某種特定利益驅動下形成的包含著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識系統，意識形態是由理論到實踐、由觀念到行動的“翻譯器”和“催化劑”。

但我們總是把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混為一談。一種是“意識形態”(Ideologie)，一種是“意識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來源、內涵、性質等方面存有本質區別，一味在二者之間進行“心臟搭橋手術”，不僅難免郢書燕說以訛傳訛，而且會過度強調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并極易造成亂貼“階級”標簽的粗暴學風。西方學者把意識形態作為考察社會的一個視角，在他們眼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與其說是兩種制度的對峙，不如說是兩大意識形態的對抗；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也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與融合。20世紀6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范疇。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形成與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大陸)的出現及其政治意識的覺醒，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的解體，都是培育“意識形態”研究的適宜氣候與土壤。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識形態”一詞的濫用，不過同時又強化了它的語義威力。

“意識形態”是20世紀西方思想史上內容最復雜、意義最含混、性質最詭異、使用最頻繁的范疇之一，撒姆納曾經歸納、總結了10種意識形態定義，伊格爾頓歸納、總結了6種意識形態定義，其中都充滿了對立、矛盾和歧異。“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道德”、“倫理”等簡單概念不同，它是一個動態復合概念，表達的是一個動態復合過程，既包括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深層互動關系，又包括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既包括主體的認知，又包括價值的評判；既是一個思維的過程，也是一個信仰的過程；既具有理論的性質，又具有實踐的品格。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用其他內涵清晰、外延明確的概念取而代之，因為意識形態絕非一個可有可無的“標記性術語”，而是一個無可替代的“實體性術語”。這個事實本身表明，“意識形態”這一術語的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缺少了它，對學術研究來說，或者課題的性質有變，或者課題的范圍受限。在這種情況下，對“意識形態”的概念構成、諸種定義、歷史背景、哲學框架進行考察，對“意識形態”各種意義、各種用法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省思，對“意識形態”進行“知識考古”，無疑有益于澄清圍繞“意識形態”問題引發的各種混亂。意識形態是由“意識形態家”創造出來的，而“意識形態家”來自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不僅擁有“知識”，而且能在“知識”的基礎上創造、傳播、發展、闡釋某個特定的價值體系——他掌握的是一個知識系統，但這個知識系統包含著人類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認知、理解、評價等諸種心理因素。他們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批判現實；或者著重建設“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傾盡全力建構新世界的藍圖。意識形態的分類有許多種，有人分為描述意義、貶義、褒義上的意識形態，有人分為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有人分為具體意識形態和整體意識形態，有人分為認識論意義、社會學意義、心理學意義、文化心理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無論哪種分類方法，它們都只能把握問題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而定義事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實體性定義，它著重認定事物靜態的本質；一種是功能性定義，它著重描述事物動態的功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實體”：18世紀末以前的意識形態通常以宗教信仰(巫術、宗教、神話、傳說)為載體，19世紀初之后的意識形態通常以學術思想(思想、學說、理論、觀念)為載體。即是說，意識形態本質上是某種并不特定的事物(“體”)呈現出來的功能(“用”)，能夠發揮意識形態這種“用”的“體”在不同的時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術、宗教、神話、傳說，在現代則是思想、學說、理論、觀念。任何思想、觀念、意識、理論、學說、見解……都既可以是純粹的學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識形態，只要它發揮了意識形態的功能。意識形態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反映現實，界定情境；第二，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第三，社會動員，付諸行動。意識形態，也只有意識形態才能發揮這樣的功能：認識世界的面目，闡明現狀的意義，指引前進的方向，提供解決危機的方案，強化民眾的團結，進行必要的社會動員。它既能綜合性地滿足人類認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類對世界的感知、態度與行動，并為人類生活提供適當和適度的行為模式。意識形態具有“反映現實，界定情境”、“面對現狀，指引方向”、“社會動員，付諸行動”的社會功能；同樣，舉凡一切觀念、信念、教條、理論、哲學、世界觀、價值、意見、神話、烏托邦，只要具有了這樣的功能，均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

2、歷史的探源意識形態理論得以產生的基本動機是去除意識上的蒙蔽——“去蔽”，并確立科學的觀念意識。雖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類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識形態的存在。從歷史發展看，“意識形態”概念史可以大致劃分為五個階段：特拉西階段、馬克思階段、曼海姆階段、列寧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階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創造了“意識形態”一詞并將其置于認識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識形態問題從認識論的基礎上置于歷史社會學的基礎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識形態問題從歷史社會學的基礎上置于知識社會學的基礎上，列寧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識形態的貶義色彩(意識形態成了階級斗爭和階級對抗的盛大典禮，成了每個階級用以武裝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在于他們從文化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開展了深入細致的“意識形態批判”。

“意識形態”是特拉西在18世紀末的首創，他用“意識形態”一詞命名一個新學科——觀念學。馬克思采用了“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分析19世紀德國哲學，使“意識形態”概念史發生了革命性轉折，因為馬克思內在地否定了意識形態在反映現實、揭示真理方面的“無能為力”或“倒行逆施”。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就是“虛假意識”或“錯誤觀念”，它源于社會角色的階級立場：不同的人由于在經濟生產中所處的位置和利益關切點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觀念”——既包括真實觀念又包括虛假觀念，意識形態是特定的社會階級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扭曲真實的現實關系的結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實寫照。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意識形態的，還有兩位歐洲早期的社會學家——默斯卡和帕萊托，他們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途徑與馬克思并不相同，卻得出了和馬克思極其相近的結論，并因此被人稱為馬克思的復仇女神。

中國當代文學在改革開放后發生了重大藝術變革，在整個新時期由復興而繁榮，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文學創造的質量和速度得到提升，各類文體尤其是小說和散文，名篇層出不窮。同時，由國家實行的語文課程改革也為當代文學盛況提供了展示的舞臺，當代文學在近年來的各種版本的中學語文教材和語文高考試卷中得到相應的反映，中學語文教育將一個繁榮的當代文學時代和它炫目的創造成果傳承下去。中學語文教育吸收富有活力的當代文學進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使當代文學在為學生性格塑造、民族精神實現和民族未來的強大等方面起到了積極而重大的作用。

一、當代文學滲透于語文教育之中

當代文學是在當代歷史文化境況下發展起來的，作為觀念領域的文學創作，其思想背景自然受到時代諸多文化思潮的影響。當代文學除了外在的歷史文化影響作用之外，無論是“尋根文學”還是“新寫實”，都有文學自身的發展軌跡及其內在原因；而且外在的歷史文化因素要對文學的發展發生影響，必然要通過文學自身內在各要素的調整、變化來實現。“全球化使得社會意識形態制度不會再以強加的方式來決定文學作品的生產；在文學創作中作家除了參與一些時尚寫作外，更注重的是個人生存和生活體驗的抒寫，個人情感和心理的展露。”在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學的各個分支之間交流日益頻繁、聯為一體的今天，當代文學為語文教育傳統和現實的融合提供了條件。

進入新的世紀以來,我國語文課程改革不斷地深入,在新課程改革中當代文學得到了足夠的重視和發展。以人教版的中學語文教材為例，其選入課本的當代文學作品就達91篇（初中59篇，高中32篇），其中不乏汪曾祺、蕭乾、余秋雨、馮驥才等名家名篇。從2000年開始的高考語文（全國卷）第二大題現代文閱讀來看，除了2005年冰心的《一日的春光》外，其余幾年選取的都是寫于上世紀90年代的當代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所展示的人文魅力更是無與倫比，像《話說知音》（林非1997年）更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話題，它洋溢出一種情思純潔、高曠的精神境界，從更為開闊的視野中看待震撼人們靈魂的“知音”。這些作品所寫的內容均為眾人關注的話題，具有鮮明時代感和濃郁人文氣息，可引起學生的強烈共鳴。

二、當代文學與語文教育相互作用

中學語文教育中的文學教育應當全面展開，而當代文學在文學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當代文學是當代人群體生活的精神映像，是一個時代的人認識自我的一面最真實、不會變形的鏡子。從文學發展史來看，沒有歷代的當代文學，也就沒有文學史，沒有文學研究；而從文學教育的角度講，當代人不閱讀當代文學作品，其精神生命就無法找到一個現實的住所，就可能精神恍惚，無法決定行為方向，或者“生活在別處”。中國當代文學在1978年前后回歸自身以來，從不同角度對社會生活進行了精細、多彩、富有創造性的描繪，已經累積起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它所蘊涵的人文關懷、民主自由精神以及傳統與現代相交融的審美感性，是青少年“精神成長”的最好養料，在培養學生現代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精神教育最好的手段當推文學教育，而所用的范文，首推當代文學經典。當代文學是豐富的精神大餐，像《信客》（余秋雨）、《端午的鴨蛋》（汪曾祺）、《臺階》（李森祥）等帶給了學生對民族文化生命之根和弘揚民族文化的暢想，讓新時期的青少年對同時代的文學充滿了熱情。

中國現代文學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中正在被不斷邊緣化，這與它在社會技能、信息、思想及創造力獲得等方面為學生提供的實際幫助越來越可疑有關。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當代生活的脫節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能回應學生的審美期待，無法有效切入當代文化建設，民族地區因其地域與文化的特殊性不免對專業課教學提出一些特別要求，專業課教學尤需在融入主流之時做到不失地域民族特色。不少研究者看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教學的問題并試圖尋求解決，遺憾的是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嘗試構建盡可能務實的教學環境幫助學生成為專業的學習者，進而整體性地提高學習能力，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改革的當務之急。

一、脫節的教學關系

中國現代文學教學與當代生活脫節具體體現在教學關系的脫節，不是說它已完全失去來自學生的回應，只是回應的聲音已經相當微弱，與我們所希望的教學效果存在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隨著現代性的焦慮為追求感官享樂所取代，文學的娛樂功能被放大，文學的社會承擔意識和歷史使命意識開始受到壓抑。顯現于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則是一些學生對文學經典不感興趣，上課基本不做筆記，課外基本不讀文學作品。完成作業依靠網上下載與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試則復印同學的筆記臨時突擊幾天，并美其名曰惡補。他們從未把閱讀現代文學經典作為一種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藝術體驗，不曾產生過感動和愉悅，也談不上任何審美藝術熏陶。等到畢業之時，知識基礎貧乏，理論功底單薄，審美趣味幼稚等問題則逐一顯現。考研的學生專業基礎應該是相對扎實的，但是他們答題時頭頭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談闊論的某部作品，卻是一臉迷惘，因為沒有真正閱讀作品，所謂高談闊論只是來源于指定的參考教材，并不是由閱讀經典得來的切身感受［1］。根據筆者任課期間的觀察，學生對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內容的反應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對教學內容擁有較為濃厚的興趣，認真聽講且積極回應老師提出的問題，并能在課后主動借閱老師布置的閱讀書目。遺憾的是這類學生只是少數，我們提出問題當然主要不是針對這一部分學生。二是對教學內容基本不感興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時來到教室，在課堂上被動地接受教學內容，對老師課堂提出的問題不愿主動回應，課后則缺乏進一步拓展本專業知識足夠的動力。三是對教學內容毫無興趣，上課時注意力集中在與教學內容無關的地方，或者干脆無故缺課而利用上課時間去做其他事情。這一類學生已與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內容完全疏離，課堂所講授的知識已與其不再發生任何關聯。名義上學習過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程，實質上對于這門課程的基本知識點卻一無所知，更不要說通過這門課的開設接受情感教育與審美教育。這種浮躁之風固然沒有完全占領高校校園，但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對嚴謹求實的學風已經產生了實際的負面影響。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高校在專業教學中遇到的問題，邊遠民族地區的高校不僅難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現得更復雜一些。以廣西為例，一方面中小學基礎教育的落后使教學對象在文學常識儲備、漢語理解能力與書面表達技巧等方面與發達地區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如何與地域民族文化實現良性互動，如何更好地適應當地經濟建設的需要，長期以來未曾得到過真正的關注。多種原因的疊加使邊遠民族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現代文學曾經與現實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聯系，并在文學創作實踐中不斷豐富與發展，如今卻與現實生活發生了脫節，甚至由此導致學習主體的缺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究其原因，當代生活中文化價值觀的多元化轉變所帶來的價值危機、信仰危機以及的沖擊［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國現代文學課堂長期以來教學模式單一，缺乏對學生審美趣味變化的有效回應，對教學實際效果置若罔聞所帶來的積弊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我們致力于追求高質量的教學，那么發生在中國現代文學課堂上的就應該是文學認知能力與專業審美品位的整體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應是全體而非少數學生的發展，是學生知識習得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充分開拓，是教學活動中過程有效與結果有效的有機統一。唯其如此才堪稱高效的課堂教學，也才算是喚回了那些已經厭棄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習主體。

二、建構性環境的創設

“教學的經典定義是設計環境。”［3］所謂環境是指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的教學活動全程，包括課內教學設計與課外教學延伸。環境創設的意義是就學習主體而言的，正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學生學會學習，并通過學習使自己成為富有效率的人。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知識在教學雙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構于學生的知識結構中，它不拘泥于傳統意義上的傳授，而集中關注學習行為的社會性。該理論就環境創設進行過極富啟發性的闡述：“知識不是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被動反映，不是有關絕對現實的知識，而是個人對知識的建構，亦即是個人創造有關世界的意義而不是發現源于現實的意義。”［4］學習乃是基于與環境充分互動的意義建構，教學則是為了創設有助于意義建構的學習環境。這一學習環境蘊涵豐富，足以為學生提供合適的認知工具。它強調交流和協作對于知識建構的作用，也相當重視真實的學習活動和情境化內容，使知識和能力具有遠遷移和強大的生存力。建構主義認為知識無法以現成的、孤立的方式獲得，復雜知識的獲取需要明了組成系統知識的各個方面，重視知識的多元表征。對于有效的教學活動來說，學習主體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致命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習主體之所以缺席，究其原因乃是它蝸居于虛幻的象牙之塔，忽略學生的審美期待，無視地域經濟社會發展，而重新激起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是目前最為急迫的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現代文學所倡導的價值觀已疏離于當代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作為一種歷史參照也失去了價值，重新發掘這一段歷史并闡釋其當代意義是必要的。廣西境內生活著壯、漢、瑤、苗、侗等12個民族，每個民族都創造了燦爛的特色文化，具有獨特的民俗信仰與生活習慣。我們需要研究學生因民族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審美期待的“常”與“變”，發掘學生的知識興奮點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契合之處，從而由此有效激活學生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閱讀興趣。廣西與東盟國家山水相連，在向東盟國家的開放國家戰略中具有極為明顯的地域優勢。我們需要調整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知識構架與專業側重點，真正喚起它參與當代文化建設與地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而這也是喚醒中國現代文學學習主體的重要環節。只有以此為前提我們才有資格去談論尊重學科自身發展規律的問題。環境創設的關鍵是選擇合適的教學模式。為了充分激活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關系，實現教學活動各要素關系順暢，選擇下述教學模式，并結合具體的教學過程進行綜合、變通是必要的。

（一）信息歸納模式：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組成是史料，了解史料并為其建立關聯進而對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形成整體認知，是對專業知識的歸納整理，也是個人認知能力與思維水平的提升。

[摘要]無名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無名氏研究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是從零開始，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無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紀的無名氏研究。

[關鍵詞]現當代文學；無名氏；研究；考察

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過去因種種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興趣，無名氏就是其中之一。無名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一位傳奇性作家。無名氏及其代表作《無名書》在現代中國的文學史上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因為對個體生命和人類終極命運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紀的中國只有他一人。無名氏是“潛在寫作”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無名書》不僅代表了中國20世紀50至60年代潛在創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學運動誕生以來最獨特的小說作品。隨著對無名氏研究的不斷推進，無名氏及其作品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無名氏也徐徐進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本文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無名氏研究作一歷時性考察，試圖從中找出一些思考的問題，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關注。

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無名氏研究。

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內，中國大陸對無名氏其人其文無人知曉，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從文、張愛玲一樣，國人知道無名氏也是先從海外開始。無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國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評價。隨著改革開放，港臺及海外的無名氏之風逐漸傳入大陸。

（一）無名氏作品的出版情況。

朱自清的“背影”被世人記住是在上世紀30年代，他用溫潤的筆尖細膩地勾勒著一個又一個人們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細節，月色映照下的荷塘、年邁的背影、指縫中的時間等一起組成了他豐富多彩的散文世界。獨特的生存體驗使他多了幾許平常人少有的靈性與感悟，他創作的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一時間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于朱自清的研究，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全面關照探索，均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仔細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從理論的層面關注其文學批評觀及其批評實踐的著作論文卻少之又少。作為一名作家，朱自清不僅在散文創作，新詩研究，語文教學方面有所建樹，同時也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諸如《新詩雜話》、《什么是散文》等理論文章及批評著作，對較長時間文學的發展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觀注重向作家作品審美心理的逼近，關注社會現實，時刻為人民大眾、為文學發展著想，其精髓所代表的那種“理想主義”正像背影一樣，正漸漸地被這個時代所遺忘。現代社會注重現實功利性，評論家缺少的是坐下來靜靜地欣賞文學內部的精彩世界，忽略了文學體驗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拗口的學術術語。因而，我們有必要對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觀做一完整的剖析，尋求文學批評真正的源頭活水。

一、文學批評觀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書評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經對當時的文學批評現狀做了精確的把握。當時，大多數人認為沒有創作才能的人才去從事文學批評，批評只是二流貨色，因此人們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與我國的文學發展史有關，我們的詩文評片斷的多，成形的少，文學批評不易下手。鑒于文學批評不被重視又不可忽視的這種尷尬現狀，朱自清以一個學者批評家的姿態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學批評方面著述頗多，有《詩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眾文學談》、《文藝的真實性》、《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等多部著作流傳于世。朱自清正式從事文學批評活動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正值現代文學批評發展相對活躍與成熟之時。那個年代的中國學界，“教授批評已是蔚為大觀，周作人、梁實秋、朱自清、朱光潛、錢鐘書、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學執教的批評家，而這些教授同時也是當時文壇上創作的活躍分子。”“當時的教授文學批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文學批評的發展，是現代文學批評不可忽視的一支‘正規軍’，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教授批評家，現代文學批評在批評方法、批評問題上要獲得健康發展是比較困難的。”［1］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朱自清開始了他的批評生涯。對他而言，雖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職業批評家的身份登上文壇，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熱情。朱自清時刻以歷史的眼光和“為人生”又“為人民”的文學情操對當時的作家作品進行著獨特的審美關照。其評論文章字出有據、深入淺出，對現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文學批評觀的內容

面對當時文壇的嚴峻形勢，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讓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當時的文學批評擺脫目前這種尷尬的境地，從創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獨立的學科地位。于是，在教學之余，他時刻關注文藝動向，批評活動能夠跳出傳統的批評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評的理論方法，這使得朱自清的文學批評在當時的批評界體現出獨特的批評特點，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注重考據的批評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體認，讓朱自清在批評活動中不由自主地運用到歷史考據的方法，體現出濃厚的史筆意識。統觀其評論文章，回溯歷史以資評價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對批評對象的把握與梳理大都以動態的眼光去權衡，對當時文壇的新興作家作品的品評也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點明利弊得失，為作家發展指明方向。這種考據方法的運用和歷史意識的貫穿，顯然不是秉承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學者式批評家治學的嚴謹態度與良好作風，反映了一種文學漸進的觀念。他很少將批評對象放在毫無所依的歷史背景中隨意闡釋，而是時刻不忘文學發展史這條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評文字言出有據，筆無虛譽。他的批評文章中，類似“漢興以來”、“到了正始”等時間類詞俯拾皆是。比如在《詩言志辨》中，他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在《詩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詩經》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春秋戰國時的“詩言志”說，對“詩”、“志”考鏡源流。考據方法的運用也貫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評活動。提及中國散文的發展，他開篇便說:“現存的中國最早的無韻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辭。……后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卦爻顯得整齊些罷了。”［2］文章從漢武帝時盛行的辭賦，到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時期的“白話文”。所涉及研究對象無不在考據的基礎上出現，讀后使讀者能夠對中國歷代的問題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與認識，且往往在不經意間增強了批評文章的說服力。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過《時事新報》上的兩則有關文本介紹的廣告指出:兩本書的特色是“諷刺的情調”和“輕松的文筆”。接下來他并沒有著手分析作品為何具有“諷刺的情調”和“輕松的文筆”，而給我們展現了一副諷刺小說歷史演變軌跡的畫卷。在讓讀者對諷刺小說的起源與內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進而提出:“這兩部書里的‘諷刺的情調’是屬于哪一種呢?［2］”可見，在朱自清這里，考據方法的運用并不是一味地進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頭只為了引出今天的批評對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讀者面前，而是攜帶著一股歷史的氣息，讓讀者先了解它的來由，進而更好地把握批評對象。

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一）寫作流程：

1）學生根據下面分設的專業選擇一個，作為畢業論文的專業方向

2）在所選擇的專業方向里面在指導教師指導下自擬論文題目，開始論文寫作流程。參考論文選題附后（學生論文選題不宜相同）：

（二）專業類別：

1．文藝學

文學概論文化詩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語文教學法美學概論

一、本課題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角落里的美——另類視角看北京遺產與公益行動》的一部分。

（一）研究視角

首先通過查閱中國知網，檢索與博物館、遺產教育相關期刊論文，梳理以下幾個方面：1.我國博物館資源豐富，具備開展博物館旅游良好的物質基礎。如一些研究者認為，博物館在教育功能上與學校有相通之處，是學校教育的必要補充[1]；博物館的功能已由最初的收藏為主發展到現代以教育為首，教育功能成為博物館的靈魂，因此，要建立新的博物館理念，使博物館在以提高國民素質為目的的社會教育中得到充分體現[2]。面對目前我國博物館業蓬勃發展的勢頭，應把握機遇，創新博物館管理理念和機制，將開發和保護相結合，寓教于旅[3]。2.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案例，說明了一個文化項目可以給一個地區的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可以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4]。而構筑開放式博物館可以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最有效的結合點,可以作為一種新的規劃技術手段引入到歷史地段保護規劃之中[5]。3.景觀博物館化是旅游景觀吸引系統發展變化過程中的一種趨勢[6]。根據國內外環境解說規劃研究現狀，有的學者提出了“資源—游客”雙核環境解說規劃模式，并以北京自然博物館為例進行了研究[7]。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和實踐，筆者對中國現代文學館加以考察和分析。

（二）研究方法

采取田野調查與觀察方法，特選定一天，帶領法學院（經濟法）、城市學院、財政稅務學院等部分同學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參觀，主要觀察和記錄：一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外在結構如何，體現了怎樣的文化精神；二是如何從內在陳列中辨別認識常規展覽與非常規展覽。2009年10月25日，那天午后，西風凜冽，撲面而來。我們第一次到訪中國現代文學館。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大門，遠離都市喧鬧的靜謐感便將人包圍了。瀏覽文學館的網站，上面介紹說：文學館現共有藏品38萬件，其中手稿、特藏、線裝書、書信、作家文庫藏書等，因其惟一性，以及數量無法與公共圖書館相比，所以服務對象僅為中高級以上的專業研究人員，作為普通觀眾不能借閱。走進文學館的那一刻，那種異乎尋常的安靜，讓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誠惶誠恐起來，似乎我將去朝拜一位威嚴的君王。現代文學館之靜謐，甚至給人與世隔絕之感，在其內在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純粹。因為這是一個圣潔的地方，它能夠產生力量，人們應該對文學有一種崇敬之情。

文學學術期刊是探討文學創作、開展文學批評、交流文藝思想、引領文學思潮的重要平臺。“一本好的文學批評期刊，對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乃至對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會真的影響到作家的寫作，關系到批評家的成長，甚至他的批評立場”［1］。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滲入，一些文學學術期刊開始躁動不安，想盡各種辦法，大踏步地走向市場化，盡快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直接導致文章篇幅越來越小，刊物越辦越厚，辦刊質量越來越差，這種惟經濟利益為首的辦刊理念嚴重影響著當前的文學學術生態。

一、掛羊頭賣狗肉：純文學期刊“學術化”

以文學為主的純文學期刊是播撒人類精神種子的藝術園地和傳承人類精神產品的重要載體。由于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和影響，純文學期刊正通過“學術化”逐漸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國家相關政府部門提供的經費不能保證純文學期刊的正常運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自身銷售收入、廣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額版面費等來維持生存與發展，這就勢必引起一些“顛三倒四”的文學學術類文章趁虛而入———即純文學期刊“學術化”，這種所謂的“學術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辦刊單位的經濟收入，卻嚴重影響了刊物的質量。當前純文學刊物的“學術化”傾向，在一些頗有影響的純文學刊物上均有體現。如：《飛天》、《山花》、《作家》、《大家》、《長城》、《山東文學》、《時代文學》、《安徽文學》、《東京文學》、《文學界》、《劍南文學》、《青年作家》、《北方文學》、《神州》、《當代小說》、《文藝生活•文藝理論》、《散文選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論刊物，通過專門為發表學術論文提供平臺來收取版面費。《飛天》、《山花》、《作家》、《大家》、《長城》、《山東文學》和《時代文學》憑借著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優勢，創辦下半月理論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學學術類稿源出現緊張的情況下，甚至也會為一些非文學類學術論文開綠燈；還有一些省級期刊的理論版甚至通過擴大期刊容量來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發文章少則幾十篇，多則上百篇，如《安徽文學（理論版）》2010年第12期刊載文章176篇，《劍南文學（理論版）》2010年10期刊載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懶得組稿，就直接收取轉刊費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論刊物完全“打包”賣出去，由買方負責組稿、編審、印刷、收取版面費等，“這樣的學術期刊實際是利用國家特別賦予的出版權在與作者方交換打著‘版面費’名義的金錢，是典型的權錢交易，屬于學術期刊的權力尋租范圍，而不是學術期刊商品化”［2］。當前，除了影響很大的《收獲》、《當代》、《十月》、《人民文學》、《鐘山》和《花城》等期刊還在堅守純文學的陣地外，其他期刊幾乎都受到了市場經濟的商品化污染。“文學期刊的這種‘學術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文學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學期刊對文學作品的邊緣化現象，毫無疑問使得文學期刊失去自身文學的基本立場，對文學期刊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危機”［3］，同時也破壞了學術研究的氛圍和文學學術研究的生態場域，無形中也嚴重影響了純文學期刊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兵分兩路：文學學術刊物紛紛擴容

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些文學類純理論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卻十分豐富，在這種情況下，或受經濟利益的誘惑，或出于刊物自身發展的需要，促使主辦單位對刊物改版，通過增加期刊頁碼或縮短期刊周期來擴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純粹為增加經濟收入而擴版，甚至以不惜犧牲刊物質量為代價比如《名作欣賞》，在改版之前是頗受讀者好評的一種具有通俗性、欣賞性和審美性特點的文學刊物，其最早為月刊，后改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賞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理論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賞（上旬刊）》為繼續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開始以豐厚稿酬重點邀請一些名家寫一些鑒賞性的文章，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應造之作，脫離了以前那種大眾化、雅俗共賞的寫作套路，很難體現出原有的學術性、思想性、欣賞性和審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則主要刊發來自高校教師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較高的版面費，高額的版面費使得一些優秀的綜合性長篇論文只能望而卻步。《文學教育》于2005年由《白樺林》雜志改名而成，后由《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社主辦，“以文學的內容、手段和姿態進行教育”作為辦刊宗旨，并且邀請了國內一些名家名人做顧問或編委，以此提高辦刊聲譽。該刊欄目內容繁多、龐雜，很快被改為旬刊，承諾投稿者每稿必復，并提出“以質取稿，不薄新人”，實則在于收取版面費，為那些急于評職稱的作者或即將畢業的在校學生提供方便。《電影文學》于2008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頁碼大增，與前面兩種期刊毫無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數量多得驚人，篇幅不超過三個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額版面費，來稿必刊登。

摘要：本文認為，推進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改革與創新，必須堅持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讓學生獲得內心力量勝于記憶書本知識；要點燃火焰，激發創新精神；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創新思維；主動學習

中國現代文學是中文系的一門基礎性學科，尤其對漢語言文學的學生來說至關重要。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及多方面的原因，學生在學習本課程或者說中文的一些傳統課程如古代文學、古代漢語等普遍存在興趣減退、學習效果欠佳的情況。通過幾年的教學實踐，本文就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相應的教改設想做一梳理、總結。

一、讓學生獲得內心力量勝于記憶書本知識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部分學生對課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濃厚的興趣。相對于“90后”的學生，之前的中文系學生大都是因為喜歡中文而選擇中文，現在很大一部分學生不是因為喜歡中文而上中文課，所以文學的基礎較差，興趣低。對于這個問題，教師必須積極努力解決，不能把責任全推給學生。學生對文學的興趣減退與社會時代也有一定關系，現在的社會物欲膨脹，很多人認為學中文、文學無用，不如學習一門技術更實用。在大學階段，很多學生因為要考取各種證如英語四、六級，計算機等證書，占用了大量時間，無暇花時間精力去讀文學作品，而在沒有學生的大量閱讀作品情況下上中國現代文學，必然會造成老師費力地講，學生不知所云被動而聽的局面。要改善這一現狀，必須要使學生認識到文學于人的重要性，使學生意識到雖然學習文學不容易立馬轉換成某種物質財富，但卻是一種受用終生的精神財富。它使一個人的精神煥發出生命的光輝，給予人的心靈無窮的根本性力量。在學期開課的第一節課就讓學生意識到文學及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性。讓學生明白“文學即人學”，認真學習本門課程，將文學的力量融匯進自己的人格培養中將受益終生。在學習現代文學的過程中，使學生陶冶情操，更深入的認識、思考社會、人生。學習當中，不僅使學生能對現代一些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創作個性比較熟悉；更要求學生在較為廣泛地閱讀現代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對其中代表性作品能進行言之有理的分析與鑒賞，并適當進行訓練，能寫出有一定水平的課程論文。鑒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性，本人認為應注意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性，注重一種文化熏陶。用長期的文化熏陶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健康的審美情趣，使文學猶如養料滋養學生的心靈并獲得人格力量。現代社會信息豐富、學生思維活躍，應開闊學生的視野，比如在授課中不再像傳統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講授過程重視知識性，把很多思潮、流派、論爭、社團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講很長時間，考試的時候也重視這部分記憶性知識。在學習諸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巴金、曹禺等現代文學大家時不僅僅介紹教材上的內容，而應該讓學生全方位的了解一個作家，并重點讓學生知道這個作家身上的某種品格，這種品格能給學生提供他們成長更需要的精神力量。比如在講魯迅的時候，我會引入魯迅思想中的“反抗絕望”這一精神內核。“反抗絕望”是一種積極的堅韌的生存態度，讓學生領會并將這樣的生存哲學融入心靈更勝于讓學生多知道一些關于魯迅的知識。當學生真正的從學習魯迅而領悟到“反抗絕望”的人生哲理并將之運用到生活中時，被動的學習將變成主動，并在學習、生活中都獲得力量。

二、點燃火焰，激發創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