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論文范文10篇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學術規范研究方法學術倫理

[摘要]：

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術成果難以走向世界。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有四個層次的失范，從淺層次的引文注釋少；到深層次的，論題大而無當，原創性研究少；學術倫理失范擾亂正常的學術秩序；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傳統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代科學研究規范有距離。多方面的現實原因也使得學術規范難以改進。論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該不該有本民族的特色，“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進學術規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等幾個問題發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國設有新聞傳播學院系或專業的大學數以百計，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教師數以千計，博士生、碩士生難以計數，但打入國際一流刊物的論文很少，在國外出版學術著作的也很少聽說。這種現象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原因嗎？傳播學重在傳播效果的研究，意識形態的成分少得多，為什么也同樣如此呢？

本文為向“面向21世紀的電影美學理論研討會”提交的會議發言論文，后收入即將出版的《電影理論：面向21世紀》一書）

對于電影美學研究來說，“電影美學”本身還是一個問題，就更不必說“中國電影美學”了。盡管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將會遇到一系列麻煩的理論問題，但是，只有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電影美學的研究框架和學術規范的問題才能恰當地提出來并且得到確定。很顯然，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不管我們已經有了多么豐富的電影美學思想，電影美學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開（因為電影美學研究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提出這一問題的初衷，不是為了限制電影美學研究的創造性，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發揮這種創造性。這一點，從學術研究的群體性（科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合作與協作，而不是單干）和機構性（即有組織地進行）運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義在于，最大限度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資源（包括財力與智力的投入）。在國內有關高校正在積極申請國家影視學術基地之時，這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便具有更為緊迫的現實意義論文。

首先是電影美學的研究對象亟待明確。

電影美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切電影審美現象。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界定，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電影審美現象。對于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電影審美現象是一種效果現象（當然同時它也是一種等級現象）。也就是說，電影審美現象只能根據電影觀眾的審美接受狀況來確定。

而電影審美接受只有在與電影藝術接受的區分中才能更明確地加以確定。這又涉及到對于審美與藝術的理解問題。我認為，電影審美接受可以界定為對廣大觀眾接受起來比較順利、而且一般來說也比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電影藝術接受可以界定為廣大觀眾接受起來有一定難度、而專業工作者卻特別敏感的因素的帶有探索性的職業性接受。在這個意義上，電影審美接受不同于電影藝術接受。但必須說明的是，電影藝術接受可以轉化為電影審美接受。也就是說，電影藝術現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轉化為電影審美現象，而電影審美現象則必定曾經是電影藝術現象。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所謂的“娛樂片”，還是“藝術探索片”，都是既有審美因素，又有非審美因素，只是，這兩者的兩種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娛樂片以審美因素為主，探索片以藝術因素（較嚴格意義的藝術）為主。應該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殘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既不是審美因素，又不是藝術因素，而是非審美因素。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審美色彩。但這并不意味著非藝術、非審美的因素在電影中是應該絕對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電影美學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確。

關鍵詞：新聞學;學術規范

[摘要]：就新聞學研究領域而言，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但迄今卻一直沒有成熟的解決辦法，致使其成為愈演愈烈的棘手難題。

為社會所強烈關注的浙江大學“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最后以藥學院原副教授賀海波被開除出教師隊伍，其所在的中藥藥理研究室主任吳理茂被解聘，現任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連達任期屆滿，不再續聘而告一段落。①針對此事，教育部部長周濟痛心疾首地說：“對學術不端行為要像體育界反興奮劑一樣，像對待假冒偽劣產品一樣‘零容忍’，實行‘一票否決’。”②為此，教育部還首次專門就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發出通知。

“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雖然發生在醫藥學研究領域，但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卻顯露出普遍存在于各個學科研究領域的學術規范問題的嚴重性。換句話說，對任何學科研究領域來說，學術規范問題都是一個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問題。

就新聞學研究領域而言，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但迄今卻一直沒有成熟的解決辦法，致使其成為愈演愈烈的棘手難題。

目前，新聞界對涉及新聞學學術規范的一些基本的問題，如新聞學研究是否需要學術規范、新聞傳播學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學術規范體系等尚存在爭論，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闡述看法，希望能夠對我國的新聞學學術規范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筆者認為應當限制和減少死刑，但對情節嚴重的犯罪保留死刑；對我國死刑執行現狀的一點看法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死刑屬于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刑罰種類——主刑與附加刑兩類之一的主刑之中、民網上關于廢除死刑問題投票中有9.7%的人贊成立即全面廢除死刑、犯罪是一定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家庭關系等社會因素與犯罪者個體所互相作用的產物、死刑的執行過多反而會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會引發更多的犯罪、在部分地區，死刑在群眾聚集的地方執行、刑場與其說是為罪犯開設的，不如說是為觀眾開設、減少和限制死刑的適用，對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節不嚴重、過失犯罪增設長期刑或者終身刑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死刑的存廢問題，已逾二百年的歷史。現在，死刑存廢之爭已進入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筆者也僅在此借助前人的精辟的理論與學術成果，表述一下對死刑存廢的淺顯看法。

關鍵詞：死刑制度死刑復核存廢之爭

一、引言

死刑屬于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刑罰種類——主刑與附加刑兩類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罰中最嚴厲的一種，它剝奪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剝奪，人就消失了，以人為載體的一切就不復存在，因而歷來受刑法學家的重視。在當前世界上人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二、筆者認為應當限制和減少死刑，但對情節嚴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縱觀幾年來北京市檔案學術成果評獎，既產生了一些優秀的學術論文，也涌現出了一批善于鉆研、專心從事檔案學術研究的人才。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市檔案學術研究水平不高，在檔案干部隊伍中，能夠在檔案學術研究領域中作出突出貢獻者甚少。我市檔案學術成果評獎活動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我們共同研究和解決。

一、存在的問題

（一）、檔案人員對于參與檔案學術成果評獎活動缺乏積極性

1995年學術論文報送數量為303篇，到2000年僅有60篇，總體呈下降趨勢。檔案學術論文數量的減少，反映出檔案人員撰寫論文和參加學術評獎的積極性逐漸減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檔案人員對學術研究重視不夠。許多基層單位的檔案人員因自身業務工作繁忙，如檔案館、室的達標升級以及本行業系統的業務指導任務較多，還要負責其它日常事務性的工作，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單位處于機構改革時期，檔案部門人員變動較為頻繁，檔案人員無法專心于研究工作。

2、檔案人員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認為撰寫學術論文是一件很難的事，而參加學術評獎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還有的同志雖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終未能獲獎，而逐漸失去了信心和興趣。

在工商管理類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學校注重學生的實際分析能力，對于碩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的培養也是研究培養單位的工作重點。碩士學位論文質t是體現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最好指標，碩士學位論文從研究方法上分主要有兩種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其中實證研究要求作者通過實際的調查研究并經過數據分析來證明理論假設，對作者的研究能力要求較高，所以實證研究碩士論文寫作情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一校的科研能力。

一、碩士學位論文實證研究現狀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和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收錄了各高校的優秀碩博士論文，數據庫按照嚴格標準收錄的文章體現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論文中的優秀作品，具有很強代表性，能夠體現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學術研究水平。川通過檢索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自l郊冷一2(X刀年收錄的優秀碩士論文，在本研究中主要檢索了工商管理類的優秀碩士論文，學科類別有企業管理、市場營銷、旅游管理、會計學等，發現全國8所財經類高校工商管理類優秀碩士學位論文中實證論文比例普遺較低，檢索結果如表1: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發現，全國8所財經類高校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收錄的工商管理類論文中，1999一~2008年間共有626篇，其中實證類論文只有33篇，占總數的5.27%。

在研究工具上，以SPss的應用較為普遍，結構方程軟件應用很少，碩士論文的研究普遍還停留在實證研究的初級層次。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例，200斤一2008年該校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和旅游管理等三個專業的碩士論文中實證論文情況如表2:

從表2可以看出，雖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2(X哈一2008年的碩士論文中實證的比例逐年提高，而且總體的比例也超過了10%，但是實證論文主要集中在市場營銷專業論文中，實證論文在專業分布上還不普遍，沒有引起各專業的普遍認識;在實證質量上，實際調研的數據分析處理方法主要局限于因子分析，研究變量間因果關系論文較少，數據分析工具主要是sPss，能夠用到結構方程軟件的論文沒有，這說明論文質量雖然有所進步但是學術水平一般。

摘要：編輯通過篩選識別學術不誠信行為，有效防范與遏制學術不誠信行為的出現，在營造誠信學術環境中擔負著非常重要的責任。本文簡要分析了編輯營造誠信學術環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介紹了學術誠信缺失的表現，分析了學術誠信缺失的原因，并圍繞“編輯在營造誠信學術環境中的責任與行為”這一中心問題進行了探討和分析，以期充分發揮編輯的作用，促進誠信學術環境的建設。

關鍵詞：編輯；誠信學術環境；學術誠信缺失；原因；責任；行為

學術誠信問題是當前學術界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影響學術誠信的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兩個方面，編輯作為學術論文的篩選者，可以有效防范與遏制學術不誠信行為，在營造誠信學術環境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編輯營造誠信學術環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一）編輯營造誠信學術環境的必要性。學術不誠信會給學術界帶來非常嚴重的危害，不利于我國學術界甚至全社會的發展。首先，學術不誠信行為嚴重違反了相關的學術規范，會導致學術資源的浪費，增加編輯工作者的工作難度，浪費編輯部人力與物力；其次，學術不誠信行為會致使學術風氣被扭曲和敗壞，誘導其他學術研究者為追求名利、成功而尋找捷徑，采取不正當手段；最后，學術不誠信行為扼殺了學術研究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及其創新能力，導致稿件質量低下，產生學術誠信危機與社會誠信危機，不利于我國學術界的長遠健康發展。（二）編輯營造誠信學術環境的重要性。首先，營造誠信學術環境可以有效防范和遏制當前學術界存在的學術不誠信問題，緩解學術界學術誠信缺失，形成良好規范的學術風氣；其次，營造誠信學術環境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學術資源的浪費，增強學術研究者的誠信意識，提高期刊稿件的質量，促進我國學術界健康長遠發展；最后，營造誠信學術環境可以改變當前功利浮躁的學術環境，增強學術研究者的創新意識，為高素質學術研究人才的出現提供良好的環境。

二、學術誠信缺失的表現及其原因分析

內容摘要:本文以“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和“國家圖書館中文文獻數據總庫”作為數據源,以1981年到2005年期間發表的有關零售學術研究的成果作為研究樣本,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零售學術研究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進行了系統描述與分析,并提出了推動零售學術研究的建議。

關鍵詞:零售學術研究回顧展望

零售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行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零售學術研究有了更加豐富充實的商業實踐作支撐,從少到多,從簡到繁,從淺入深,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零售學術研究框架

在1981-2005年的25年間,零售學術研究成果很多,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回顧與總結零售領域的研究思路、進展與成果,為今后的研究和實踐打下堅實的基礎并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把握零售學術研究的總體態勢與研究脈絡,分析零售學術研究的具體內容,剖析零售學術研究存在問題,推動零售學術研究發展。

在知網收錄的報刊中，搜索“學術評價”關鍵詞，檢索到的文章多達3900余篇，輸入其他相近關鍵詞會有更多文獻。隨著“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權威期刊”等目錄的一次次周期性地強勢推出，一般兩三年的周期輪轉，社會上對其認可度不一，但評價機構基本發展到成為凌駕于學者、編者之上的支配力量。2017年2月“SCI之父”尤金•加菲爾德的不幸離世，再次引發了學術界、期刊出版界對“核心期刊”“影響因子”的爭議。當前以“影響因子”為主要衡量指標的學術期刊評價爭議激烈，伴隨著不絕于耳的批評與討伐聲，“期刊榜單”的花樣不斷翻新，學術評價機構的數量不降反升，聲勢越來越大，然而，透過表面繁榮，隱約看到的是學術評價利益盤根錯節、學術評價創新一次次蛻變以及學術期刊發展的困境。

1學術期刊評價量化的理論基礎及在中國的發展運用

布拉德福在20世紀30年代最早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身為英國科學圖書館館長的布拉德福首次提出了定量描述文獻分散規律：如果把科技期刊按其刊載論文專業數以遞減順序排列，可以發現這些期刊分出一個核心區域和接連幾個區域，且每個區域的論文數相等。［1］這一定律成為核心期刊遴選最為原始的理論基礎，由于該定律還存在一些缺陷，直到1948年，該研究才開始逐漸贏得學術上的贊譽，后經英國著名文獻學家維克利等人的修訂、補充和傳承發展，最終形成了包含兩個不同學派、十余個經驗公式和4個數學模型的布拉德福分布理論體系，用于核心期刊測定的基本理論依據，并逐漸成為文獻計量學史上最負盛名的“經典定律”。20世紀40年代末，國際科學計量學領域著名的學者普賴斯便開始關注并投入到對文獻增長現象的研究中，1949年他敏感地發現“一沓沓的《哲學匯刊》堆放在圖書館的閱覽室，竟然靠墻堆成了一條完美的指數曲線”。繼而，他驚喜地發現，在過去的200余年，科學期刊、科學文獻的數量幾乎是每50年增長10倍，這就是“文獻指數增長規律”。l961年，普賴斯正式出版《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他用坐標軸的形式繪制出文獻指數增長曲線。后來他進一步研究并認識到，科學文獻的增長并不會瘋狂按指數規律無限制增長，［2］而是會趨于飽和，由指數增長轉為線形增長。原有文獻利用價值也在減退，1971年，普賴斯提出“文獻老化指數”，用以度量文獻的老化速度。隨著深入研究，他還發現，后兩年內被引用的頻率最高，之后會慢慢減少，并逐漸進入老化期，被稱為“引文峰值理論”。［3］美國文獻計量學著名的加菲爾德教授經過長期研究，1953年他發現了“期刊文獻引用規律”。20世紀60年代初，他發現767種期刊在所有學術論文的引用文獻中占了75%，152種期刊在所有學術論文的引用文獻中占了50%，25種期刊占了24%，開創性地創立了引文索引系統。［3］1963年他編制出版了《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CI)單卷本，第二年開始正式按周期出版發行SCI。被引文獻在期刊上的分布，同樣具有布拉德福所揭示的聚散特征，這就是著名的加菲爾德“引文集中定律”，后來很多引申指標的運用都是以此理論為基礎，也是他對布氏定律的重大超越、突破和發展。1972年，加菲爾德設計、提出了多個基于“引文數”測度的指標，如最負盛名的“影響因子”。它能夠有效評價期刊的整體學術影響力和文獻被利用程度，這不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證實了布拉德福定律，而且從理論上進一步發展和豐富布氏定律，后來逐步成為國際通行的一種學術期刊定量評價指標。1973年《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SCI)、1978年《藝術與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A&HCI)相繼正式出版，由此，他的“引文索引帝國”逐漸形成，覆蓋多學科、國際性和綜合性的引文索引體系和引文分析理論體系。［4］（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1990年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牽頭的幾家單位，按文獻計量學的基本原理評選出一些“核心刊物”，以蔡蓉華研究館員領銜，1992年版至今已出版7屆，2014年版共評選出1983家核心期刊，其指標內涵更加豐富:不但有反映期刊規模和容量的指標，還有反映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指標；既有絕對量指標，又有相對量指標；既有引證指標，又有網絡傳播指標，還有信息資源管理指標。（2）《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這是在直接引入SCI模式基礎上發展的，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1998年研制，基本每兩年一次（其中2016年因各種原因未）。2017年1月最新版CSSCI（2017-2018）收錄來源期刊554種，收錄擴展版來源期刊200種，收錄集刊189種。（3）《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以姜曉輝研究員領銜，2000年開始編制，目前已不定期出版三次：2004年版、2008年版、2013年版。隨著AMI2014年強勢推出，中國社科院內部就有兩家單位參與人文社科期刊評價。（4）《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CNKI—JIF)，作為知網每年定期的重要數據性報告，受到廣大期刊界的好評，是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中心、同方知網和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共同研制。（5）《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RCCSE），是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圖書館等部門2008年發起的，以邱均平教授領銜的團隊研究報告，作為期刊評價領域的后起之秀，2009年版至今已連續出版5屆，2017版共6193種學術期刊評價結果。（6）《“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首次于2012年10月，是人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和人大書報資料中心共同研制；［5］2014年版共有747種期刊最終入選；2016年3月首次研制并了另一評價成果《“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15年版）》；之后又《“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作者（2016年版）》。（7）《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AMI)，2014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高峰論壇”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研制，首版對733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進行評價。

2學術期刊評價量化牽制學術期刊發展

不可置否，曾對推動學術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量化學術評價在理論層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難怪目前我國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在積極推進量化考核，因為量化管理具有公正性、客觀性、便捷性等優點。事實上，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抹殺了個人創造潛能的多樣性，制造了大批“學術垃圾”，嚴重阻礙了學術創新繁榮發展。首先，以量化評估取代質量評估從根本上違背了學術評價的真實內涵，會嚴重危害學術進步，造成學術虛假繁榮的景象。當前高校和科研院推行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不少高等院校與科研單位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實行“工分制”，按照科研分統計，將學術評價與特定的量化指標綁定。在量化管理政策的激勵下，我國SCI論文總數已連續多年位列世界第二，但單篇論文平均引文數只有3.01次，且世界頂尖水平的學者寥寥無幾。2011年，中國入選“高被引研究者”的人數僅為28人，大陸的學者屈指可數，其余大多數均來自中國香港地區。不由得令人感嘆“國家每年投入巨額資金，換來的卻是大量‘垃圾’論文，學術科研創新嚴重不足。”在“一刀切”的數字量化模式下，往往只管數量不顧質量，千軍萬馬寫論文、拼數量，而質量如何，倒是其次。量化評價方式正在成為學術浮夸的“催化劑”，其結果使得學術創新匱乏、學術領域混亂、學術研究表面化，違背學術發展規律，有悖于學術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其次，期刊被劃分等級成為罪魁禍首，核心期刊制度因此遭到期刊界絕大多數人的討伐，［6］這種簡單化的以刊物級別評定學術質量、學術水平、科研業績，帶來了諸多嚴重后果，最明顯的就是核心期刊功能產生人為異化，發生了不應有的放大、扭曲、變形，學術期刊評價量化扼殺學術創新，對學術研究、期刊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再次，量化的學術考評機制的確促進過我國學術事業快速發展，卻營造了不良的科研文化。學術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探索性活動，科學研究本身具有周期性和波動性，很多學者不得不最終屈從于這種崇尚數量的文化，但是量化標準并不考慮。此外，對于教師個人來說，其學術生涯也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往往需要醞釀數年時間，在這種過度的硬性數量要求引導和刺激下，“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一些學術研究人員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成就，拿到項目，評上更高一級職稱，往往不顧一切采取各種手段增加學術數量。最后，影響因子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原始的、粗暴的量化標準，大量經費管理者以及科研院校紛紛將其作為學術水平的評估指標。是從自然科學移植而來的直接套用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實際上，由于沒有考慮到不同學科間的基本特征及其差異性，對人文社會科學造成了極大傷害。此外，不同學科的引用模式也存在很大差異，即便同一學科內，不同研究領域之間有很大差異，［7］僅僅依靠“算術平均”這一數值來進行評判，顯然是有問題的。有學者不由得發出感嘆：量化評價成為“用最簡單的算術方法來管理世界上最復雜的腦力勞動”。學術期刊評價已被簡單的排行榜取代，必將給學術期刊帶來損害，因為其完全背離了科學發展規律。評價一本學術期刊的品質，原本就是要整體評價期刊的刊文水平和編校質量。學術期刊品質優劣，一是看刊文水平，包括所發論文的學術導向、學術價值等；二是看編校質量，包括錯別字、錯誤標點符號，所刊論文語言的通順、數據的準確、引證的嚴密、來源的可靠、撰寫的規范等等。首先，單純以復合影響因子、可被引文獻比和轉引率進行測評排序，忽略了從事某一學科學術研究群體的規模差異。由于量化評價體系按計算分值進行期刊排序，更加偏好一兩年內的短期指標，過分迷信量化分值，忽視很多長期性的指數，將復雜的分析內容和過程簡單地以幾個數字進行表達，難以考察期刊的歷史性學術貢獻和學術史價值。殊不知，正是這種已被大大弱化且遠離內容和特點的通適性純量化指標體系造成了其對學術期刊的評價結果難有說服力。這也在客觀上直接限制了某些期刊人對于長遠辦刊思路的布局，導致短視性、功利性、碎片化辦刊思路盛行。［8］其次，現實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是學者的學術水平不進步卻要期刊的學術水平不斷提升。這種荒唐之事，也只能在當今這個時代才會出現。可是，眾多人都在評價期刊，沒有水平的學者卻來評價學術期刊的高下。它們沒有別的辦法，就只好按照所謂的排名，尤其是“C刊”體系中的排名，在轉載體系中的排名。不評價好學者的水平根本就無法評價期刊的水平。換言之，沒有好的學者就不可能有好的期刊。學者是期刊的重要依托，學者的水平決定了期刊的水平。然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創新嚴重乏力，大多在從事中低水平重復的所謂研究工作，期刊的選稿是根據刊物的辦刊方針和學術定位來選稿的，并非完全是依據學術水平來選稿的，而是在辦刊方針的基礎上來選擇高質量的論文。再次，迫于嚴峻的定量排行榜壓力以及其他指標的壓力，一些期刊出版者唯“影響因子”馬首是瞻，置期刊的既有學科特色于不顧，決然朝著高被引學科與研究方向“努力調整”，甚至全盤“改革”，壓縮并削減了傳統學科、小眾學科學術期刊的成長空間，毅然改變學術期刊原有的很多優秀風格與特色，這有可能危及該類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其實，有時候甚至是一份小刊物也會因高水平的文章產生世界性的學術影響。21世紀初，俄羅斯一名從事數學研究的學者在互聯網上發表了自己的一篇論文，竟然因此獲得了菲爾茨獎。按照中國的標準，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參與申報。因此，發表的平臺并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內容。期刊是一個平臺，要打造好這個平臺，當然首先要有好的內容，好的內容來自于好的學者。學者的眼界和水平決定了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決定了期刊的水平。最后，對于專業期刊來說，不同學科專業期刊的影響因子差別巨大最常見的期刊評價是人為地將學術期刊分為三六九等，導致出現學術期刊評價基本由外行主導的狀況。一般而言，社會科學學科的引文半衰期大多在2.8～3.8年，而以歷史、文學為代表的人文學科引文半衰期在10年以上，幾乎相差3倍。實際上，目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評價也主要采用影響因子等量化指標，已對學術期刊造成了嚴重傷害。以《歷史研究》和《經濟研究》為例，近年來，其復合影響因子分別為0.954、9.831，相差整整10倍，但《歷史研究》一點也不比《經濟研究》差。絕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論證過程不易計量，結果難以用統一標準評價，決定了對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也不宜采取量化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期刊評價也是一種追求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的過程，因為學術研究是追求真理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講，學術期刊評價只能根據科學依據。目前在中國各種學術期刊評價中，這些評價標準表面上看非常科學，但幾乎全是以各種數據為基礎，其實質可能是最不科學、最不符合學術研究規律的。首先，評價標準的絕對數據化，導致學術評價以及期刊評價的偏頗并遭到學術界的詬病，甚至影響了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的形象。因為定量評價固有的缺陷體現在:“客觀、公正、公平”的前提比較困難，只能是盡量，且僅僅體現有限性；專業的缺位也使評價的科學性大打折扣，為彌補這一缺陷，定量評價通過大量數據的采集和看似復雜的數學統計運算。［9］其次，通過對學術期刊進行分等分級，使得復雜的論文評價變得簡單。由于對學科分屬不同、數量巨大、價值各異的學術論文進行全面的學術評價、統一的價值判斷較難，量化評價導致評價創新缺失。而學術期刊評價是根據論文所發表的刊物等級來確定論文的質量，并可以直接作為分配和管理資源的重要依據。學術期刊評價的對象是多元的，主體也是多元的。在學術研究領域，學術研究正是在反復的批評與反批評中實現超越的，一成不變的評價幾乎不會存在，需要不斷進行創新發展。［9］再次，作為管理工具的評價所需的并不是學術批評的科學精神，而是工具化的使用。評價在成了資源分配的主要依據后，又成了科研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且這個工具應有良好的“操作性”。定性也好，定量也罷，都只不過是學術評價的一種具體方法，后來以“定量評價”的專業評價機構應運而生，并開始與學術共同體搶奪評價主體的資格。［9］基于此，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才由具體方法上升成為不同的評價類別。

3改進學術期刊評價助推學術期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