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文范文10篇

【內容提要】

本文從回顧蕭紅研究的歷史入手,總結蕭紅研究多年來的成果,著重從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蕭紅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詩歌），研究的視角，蕭紅創作的源流及其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等方面對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的得與失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新的突破口。

【關鍵詞】蕭紅；蕭紅研究；新時期；綜述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個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并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結束前后），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后期創作滯后于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并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新的突破口。

1.引言

美學思想源遠流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才只有兩百多年。1750年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和美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學（Aesthetics）為名，出版了他的美學著作，并用這個術語把美學規定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學。本書被看作是美學成為正式學科的標志。在中國，盡管美學思想歷史也很久遠，千百年來門類派別也很多，但卻一直沒有美學這樣的學科，美學這門學科，還是從西方美學傳入中國的。典型的中國傳統譯論是以中國傳統哲學、人學、文學、美學、文章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其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譯理論，其發展可歸結為：佛經序翻譯理論、正名論翻譯理論、哲學化理論、文藝學理論（王宏印，2003：220-221）。中國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劉宓慶，2005：59）。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提出了翻譯“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譯論，而且“美”與“信”、“文”與“質”的統一協調始終貫穿于中國美學譯論的主流。此外中國傳統譯論還呈現出其他美學命題，而中國傳統譯論發展到目前，可以說已經進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對蘊涵濃厚美學思想的譯論終結，我們的譯論路在何方呢？中國翻譯美學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結合的譯論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針對這些問題，回顧和探索近十年中國翻譯美學研究的新發展。

2.中國傳統翻譯美學的終結

王秉欽（2005：4）總結出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發展史以十大學說為重要標志：古代的“文質說”（以支謙為代表），近代的“信達雅說”（嚴復），現代的“信順說”（魯迅），“翻譯創作論”（郭沫若），“翻譯美學論”（林語堂），“翻譯藝術論”（朱光潛），“藝術創造性翻譯論”（茅盾），“神似說”（傅雷），“化境說”（錢鐘書），“整體論（焦菊隱）。馬建忠在其《馬氏文通》中提出“善譯”之說：“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當相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聲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王秉欽，2005：36）。這段話的義蘊是相當豐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風格學、文法學、修辭學，以至進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領域。馬建忠的“善譯”力求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感受。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里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也就是說既要通順，又要忠實。茅盾還是迄今所知中國譯論史上最早又最明確地提出翻譯不可失卻“神氣句調”，即強調“神韻”這一重要觀點的。可見，“神韻”這一中國傳統美學中的重要觀念是在新文學運動開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譯理論的。郭沫若曾創造性地提出了“風韻譯”和“氣韻”的說法。如：詩的生命，全在它那種不可捕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郭沫若所強調的“風韻”與“氣韻”，與茅盾當時強調的“神韻”是一個意思。可見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都對翻譯美學作出了貢獻。傅雷畢生從事翻譯工作，他在翻譯理論方面的“神似”說與錢鐘書先生的“化境”說都很典型，是對文學翻譯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標和最高美學理想。陳西瀅則借鑒美術創作的實踐和理論，提出了翻譯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說，這在中國譯論史上帶有創見意義。在翻譯美學和風格的研究上，劉宓慶也有獨到之處，如他的藝術觀賞中的“超脫”、審美認識轉化中的時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現審美體驗規律的三種手段等。再如黃龍把“神韻”這個抽象范疇分成風雅、韻律、情操、靈感四個要素，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此外，還有林語堂、朱生豪、艾思奇、賀麟、陳康、朱光潛、金岳霖等，他們在翻譯理論上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縱觀我國的翻譯史，從文化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翻譯思想，其主要特點有三：儒學色彩濃厚；強調實踐技能；與中國古典美學范疇緊密相關。從整個翻譯理論歷史可以看出，翻譯理論從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質樸，輕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來的“善譯”，和嚴復著名的“信、達、雅”，“直譯、意譯”，“信、達、切”以及魯迅等人的“忠實、通順、美”和揉合其它多種因素而形成的一種最高的翻譯境界的“神韻”、“神似”、“化境”，到當前我國譯界普遍認為比較恰切的標準“忠實、通順”。據此，羅新璋在他的《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指出“我國的譯論，原作為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離獨立，正在形成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翻譯學。而事實上，一千多年來，經過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譯家、理論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既是各自獨立，又是相互聯系，逐漸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而這個整體，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識見超卓的前輩翻譯應當開創新局面，在虛心學習外國先進譯論，善于總結自身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實踐，不斷探索，發展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論，建立卓然獨立于世界譯壇的翻譯理論體系！”。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翻譯理論大致是沿著這樣一條軌跡發展的：從最初一絲不茍模仿原文句法的“質”（直譯）發展成允許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譯），最后在“信”的基礎上，演變成充滿創造精神的“化”，其翻譯理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翻譯美學的發展過程。但王宏印認為，中國傳統譯論經過反復磨合，多方結合，已經進入一個綜合得不能再綜合的階段了。

摘要：目的了解中國內地（下稱內地）以第1作者發表的英文護理論文的情況，分析原因并探討對策。方法采用文獻分析法，通過PubMed系統對內地護理工作者的英文護理情況進行調查分析。結果1989～2007年內地以第一作者發表英文護理論文60篇，內地32個省市地區中15個地區的學者發表過英文護理論文，數量較多的依次是北京（17篇）、湖北（13篇）和上海（7篇），三地累計論文數占全部論文總量61.7％；有17個地區未發表任何與護理相關的英文學術論文。60篇文章中有18篇研究獲得了資助，占30.0％；其中3項來自內地，13項來自合作單位（美國7項、香港5項，加拿大1項）。結論內地護理工作者發表英文護理論文少，地區之間差別大，獲得的科研資助少。需要從提高護理人員英文水平、加強護理科研訓練、加大科研投入等多方面進行探索和努力，提高護理人員英文護理率。

關鍵詞：護理論文；PubMed；英文；中國；內地；護理研究

隨著護理專業的發展以及護理隊伍的壯大，近年來中國內地（下稱內地）護理科研論文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顯著提高，在內地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增長尤為顯著。但這些論文除摘要外幾乎全部用中文撰寫，其閱讀群體也多為國內讀者，這對于科學的評價和促進內地的護理事業不利，因為對于幾乎沒有中文閱讀能力的其他國家的護理人員而言，閱讀內地的護理論文是她們了解內地護理狀況的主要方式。鑒于英語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語言，英文護理論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內地護理科研的水平，決定了國際護理領域對內地護理水平的評價，同時也對內地能否同其他地區進行更廣泛的交流和合作有著深遠影響。基于以上背景，筆者采用文獻分析法，調查截止2007年12月31日內地以第一作者發表的英文護理論文情況，并進行相關因素分析，為提高內地護理專業和護理人員在國際護理領域的地位提供借鑒。

一、資料與方法

選取PubMed文獻檢索系統，檢索關鍵詞設為:“ChinaorP.R.ChinaNOHongKongNOTTaiwanNOTMacao[AD]”，在子集中限定“NursingJournals”，論文撰寫語言限定為“English”，檢索時間限定至2007／12／31。只檢索已經出版的刊物，不包括已通過審核，尚未出版的論文。對于北京、上海、天津及重慶4個直轄市，考慮到某些作者可能只寫地區而未注明China，按照“BeijingORShanghaiORTianjinORchongqing[AD]”的策略進行增補。同時考慮到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某些作者可能只注明“China”

而未注明地區，對檢索到的淪文進行手工刪減。

摘要:本文從對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名稱考辨入手,對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特點(優點和缺點)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并得出了兩者需要互補的必要性;然后探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互補的可能性,隨后作出筆者的六點小結;接著對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進行比較并指出其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應用;最后筆者對在我國進行多樣化的會計理論研究提出三點建議。

勿庸質疑,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已成為當代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的兩種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兩種研究的支持者們互不相讓,曾掀起一場理論大“論戰”:規范會計研究者們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只注重對細枝末節問題的糾纏不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人們已經熟知的既定事實,因而對整個會計理論并無貢獻;實證會計研究者則抨擊規范會計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認為規范會計研究忽視對已有會計理論的檢驗。結果,整個會計理論框架仍擺脫不了“空中樓閣”的尷尬〔1〕〔2〕!而這場論戰也恰恰反映了我國會計研究者對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存在著的普遍模糊認識。進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會計學界已經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這兩種各具特色的會計理論研究〔3〕,本文將結合目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現狀,來客觀地評價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希望能對我國的會計研究有所啟發。

一、名稱考辨關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基本內容,馬克·圖恩曾作過一個簡明扼要而又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4〕,即:

實證是手段事實現實描述真或假精神的問題解釋分析

規范應該目的價值理想規定好或壞心靈的問題評價政策

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區分涉及語言形態、研究領域、內容性質和作用特征等多個方面,如果具體到會計理論研究中來,多數會計學者首肯實證會計研究主要回答會計“是”什么,認為進行實證會計研究時應該超脫或排斥一切價值判斷,只考慮建立會計信息系統運行之中的會計處理程序之間關系的規律;而規范會計研究一般著重回答會計“應該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價值判斷,需要提出某些準則,作為進行會計處理的標準和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進一步詳細來講,規范會計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會計實務,從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會計實務,并作為日后指導會計實務的標準;(2)規范會計研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試圖從邏輯性方面指明怎樣才算是良好的會計實務;(3)規范會計研究往往以演繹法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歸納法〔5〕,而恰恰從利用歸納法得到少數基本概念出發,然后演繹出會計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再從中推出與之相適應的會計程序與基本方法,用來指導會計實務。

摘要

在信息傳播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為傳播學領域一大研究部類/范疇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現出現實意義。世界范圍內，信息傳播新技術的作用和影響成為近年來傳播學界的熱門話題，由此帶動了整個媒介分析領域，使之贏得了國際上學術界的很大關注。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媒介分析同樣受到了很多關注，近年來，學者們進行了許多有關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發表了大量的有關成果。本文試圖對中國大陸學術界這方面的成果，進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礎上，分析其特點。限于資料、時間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這種梳理，難以在對所有學術成果的總體進行通覽的基礎上進行。因此，筆者作了一些選擇，主要通過對若干新聞傳播學刊物1996－2000年的內容分析、對自1995年召開的全國第四屆傳播學研討會以來幾次全國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內容作類似的分析、并對兩本近年來出版的集中論述信息傳播技術與媒介發展進程的關系等的媒介分析專著的研究，來從論文和著作這兩個層面，探討中國大陸傳播學術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視其概況及特點。由于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十分有限、所讀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難免，其對研究成果的梳理,遺漏大約也在所難免，但卻絕非出于故意。拋磚引玉，唯期本文對我國大陸傳播學界有關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發對此的更全面的探討。

關鍵詞：媒介分析、信息傳播新技術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西方翻譯研究進展迅速。如果說西方譯學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飛猛進主要得益于語言學的快速發展的話，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人類學、信息科學、認知科學、心和廣義上的語言學等均對翻譯學科的發展起了較大的推進作用（參見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論文。盡管翻譯研究的紛呈不一，但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和話語）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意在揭示翻譯實踐與研究中蘊含的文化與因素（參見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譯學研究代表作的考察，來看西方翻譯研究新發展的一些特點。這三本著作分別為巴茲爾·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際：翻譯理論與對比語篇語言學》（1997）；哈羅爾德·基特爾（HaraldKittel）與阿明·弗蘭克（Armin

Frank）主編《跨文化性與文學翻譯的歷史研究》（1991）；丁達·戈爾萊（DindaGorlee）所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1994）。就這三本書來說，哈廷姆的著作可視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別的典型著作，基特爾與弗蘭克的書則是第二大派別的一部代表作。這兩大派別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此相對照，戈爾萊的《符號學與翻譯問題》一書則是純理論研究的代表。通過對這三本書的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管中窺豹，看到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而且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論文關鍵詞：牙科材料研究現狀

[論文摘要]對牙本質粘結系統和樹脂基充填材料成為牙科材料研究的熱點進行結構和性能關系進行研究。

近年來，牙本質粘結系統和樹脂基充填材料成為牙科材料研究的熱點。全世界每年有關牙科材料的研究論文多達600～700篇，其中有關粘結劑的論文占42%，樹脂基修復材料的論文占38%。這些論文大都側重于產品性能測試，而對其結構和性能關系的研究較少。最近一年內，人們開始對銀汞合金替代品進行認真討論對牙本質粘結系統的成分和毒性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臨床研究所提供的信息也越來越多，本文對幾種常用牙科材料的研究動態介紹如下。

1銀汞合金

銀汞合金具有耐用、操作簡單等優點，但它對口腔環境的潛在污染也日益受到重視和研究。Mahler和Bryant[1]測試33種不同比例的銀汞合金的性能。發現在研磨其間，向銀汞合金內添加1%的汞，可大大減少高銅銀汞合金的微漏，關增加其固位性能。研究表明，汞釋放可由咀嚼食物或香糖而加重。Sallasten等[2]對長期咀嚼口香糖與汞釋放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測定18例長期、大量咀嚼口香糖者與19例對照者血清與尿中的汞濃度，發現兩者具有顯著性差別（P＜0.05）。銀汞合金除釋放少量汞之外，在某些病人，口腔軟組織與銀汞合金充填體長期接觸可產生苔蘚樣反應。這類患者改用其它充填材料后，95%明顯改善。改用金冠者，病變得以治愈。

2復合樹脂

[摘要]基于學生發展的校本研究是中小學校長為第一責任人，年級組長為組織者，以班主任為主導，由教同一個班的所有任課教師組成一個研究團隊，把研究學生發展基礎、存在問題、發展需求和潛能作為研究對象，為達到有效促進每一個學生發展為目的的，有組織、定期的研究活動。實踐證明這種校本研究模式的建立可以從制度上保障引導所有教師研究學生，關注每一個學生并且發揮每一位教師的作用，形成合力，在促進學生的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一定成效。同時在實施過程中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校本研究；學生發展；制度保障

近一年來，在北京市密云縣很多中小學校經常可以看到，利用本校的校本研究時間，教同一個班的老師們坐在一起，就這個班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研討。由于大家都很了解這個學生，所以有共同語言，人人有發言權，討論得比較深入；又因為這些學生都有不同特點，對班集體的教育教學有影響，因此老師們感到這樣的討論是十分有意義的。通過定期開展這個“組織”的活動，每一位教師在對學生研討、干預以及學生的進步中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悅，特別是班主任走出了以往“單打獨斗”的困境，嘗到了集體攻關的甜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這一組織活動就是我們提出的基于學生發展的校本研究。

一、基于學生發展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提出

隨著我國素質教育的不斷深入推進，關注學生個體差異的教育理念已經越來越被廣大教育工作者所認同。目前在我國中小學校中，已經形成了十分有效的基于學科教學研究的校本研究。在教研活動中，同一學科的教師，就本學科的教學問題進行研討。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教學研究在促進教師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隨著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的提出以及關注每一個學生的差異教育的落實，就必須要加強對學生個性的研究。在學科教研的校本研究中，學科教研組是最為主要的組織形式。通過這個活動，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教學問題和學生在學習中的共性問題。因為對同一個教研組的教師而言，由于他們所教的班級不同，學生不同，因此在討論某一個學生的問題時，只有少數教師有發言權。由此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學校還沒有建立一個像學科教研活動那樣的機制，為教師提供集體專門研究學生個性及對有特殊需求學生進行研究的時間和空間。為了深入地研究學生，就必須要建立以研究班級和學生個體為專題的研究組織進行活動的新機制。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那種不可思議的精神健康，想到他受著病魔侵蝕的身體，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驚訝了。——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機能都得到平衡，而且差不多是絕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驚訝了。——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機能都得到平衡，而且差不多是絕無僅有的平衡：一顆樣樣都能感受，樣樣都能控制的靈魂；一種鎮靜的、甚至心里有著最深刻的感情（例如母親的死，對妻子的愛）的時候令人覺得冷酷的理智，那是一種目光犀利的聰明，能抓握群眾的趣味，懂得怎樣獲得成功，懂得一方面保持自己驕傲的天性，一方面把這個天性去適應社會，征服社會的聰明。所謂各種機能的平衡，就是這些因素的平衡。

這種精神健康，在一般性情很熱烈的人是不大會有的，因為熱烈必然是某種感情到了過分的程度。所以莫扎特具備所有的感情而絕對沒有激烈的感情，——除了驕傲；這是一個可怕的例外，但驕傲的確是他天性中極強烈的情緒。

有個朋友對他說（1781年6月2日）：“薩爾斯堡總主教認為你渾身上下都是驕傲。”他自己也絕對不想隱瞞，誰要是傷了他的傲氣，他就顯出他和盧梭是同時代的人，會拿出共和國民的高傲的態度來答復人家：“使人高貴的是心；我不是伯爵，但也許我的靈魂比伯爵高尚得多；當差也罷，伯爵也罷，只要侮辱了我，他就是一個壞蛋。”

有一天，奧格斯堡兩個愛取笑的人挖苦莫扎特獲得金馬利十字勛章，莫扎特回答說：“很奇怪的是，要我得到你們能得到的所有的勛章，比著要你們成為我容易得多，即使你們死過去兩次，復活兩次，也是沒用……”他在信中述及此事，又加上兩句：“我為之氣憤交加，怒火中燒。”

另一方面，他喜歡收集人家恭維他的話，詳詳細細的在信里報告。

他在1782年8月2日的信中說：“高尼茲親王對大公爵提起我的時候，說這樣的人世界上一百年只能出現一次。”

摘要：佛山是粵劇的發源地，也是陶塑藝術之鄉。粵劇與陶塑藝術作為佛山兩大本土文化，都有著較高的技術和藝術，它們不僅給佛山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價值，而且一直熏陶著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審美。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成為嶺南文化傳統特質，不但對嶺南文化寶庫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是對華夏文化的重大貢獻。

關鍵詞：粵劇陶藝瓦脊公仔

多年來，專家學者對粵劇和佛山石灣陶塑藝術研究與探討的有關論文、專著為數不少，這些論著分別對粵劇和石灣陶塑藝術成就有過精辟的論斷。但對粵劇影響下的佛山石灣陶塑藝術相互影響的淵源關系的論述甚少。佛山是粵劇的發源地，也是陶塑藝術之鄉。粵劇與陶瓷作為佛山兩大本土文化，都有著較高的技術和藝術。它們不僅給佛山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價值，而且一直熏陶著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審美等，并且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

粵劇與佛山的淵源

粵劇，又稱廣東大戲、廣府戲等，誕生于明朝中期。明朝開始，受“外江戲”之影響較大，最盛行的外江戲班是安徽的徽州班和湖北的漢劇班，粵劇唱腔的二黃、梆子、西皮與漢劇的很相似。即為此故，廣東本地人組織的戲班出現了，而當時上演的仍是“外江戲”，其中有些較具規模的戲班還雇下一艘大船，順著河道走南闖北，在各處演戲，演員宿舍、器材布景就在船上，這些戲船多漆上紅油以作記認，又稱“紅船”。正是這些戲班拉開了粵劇發展史的序幕。粵劇正是匯聚了諸腔之長，并吸收廣東當地的各種聲腔曲調發展而成。因此聽起來既有梆子腔的古樸高亢，又有昆山腔的典雅深沉；既有皮黃腔的流暢蒼勁，又有廣東樂曲的輕盈俏麗，數百年來一直是本地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佛山是粵劇的發源地。佛山“瓊花會館”建于明代中葉，是最早的粵劇行業組織。至今，粵劇行內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慶，未有吉慶，先有瓊花”之說。明代，佛山民間演戲活動繁盛，本地戲班相繼出現。嘉靖年間，建立了戲行會館，稱為瓊花會館，館址設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戲行祖師“華光”，故又稱之為“瓊花宮”，為本地戲班藝伶排練、教習、切磋藝術之地，也是當時戲班管理的機構。在會館附近的水涉頭邊立下一石碑，上刻“瓊花水涉”四字。藝伶在水涉上落戲箱，乘船到各地演出。瓊花會館的出現，說明佛山已成為當時粵劇發展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