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研究論文范文10篇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培養學生學習民族音樂的重要性

民族音樂是素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藝術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素質教育則使音樂教育目標更為明確。音樂教學的目的是提高學生的音樂文化素質,培養學生欣賞美和創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個學生都擁有高貴的心靈與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這一目的就不能脫離民族音樂教育。只有在小學時期就接觸并學習民族音樂,學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備審美和創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綜合素質。

二、培養學生學習民族音樂興趣的方法

音樂作為學生藝術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小學生素質教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從事音樂教育的工作者應積極主動地了解孩子們的內心世界,用小學生的眼光觀察世界,從而激發學生對音樂的興趣。興趣是學習音樂的基本動力,是學生與音樂保持密切聯系、享受音樂、用音樂美化人生的前提。音樂課應充分發揮音樂藝術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學階段,根據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和審美心理特征,以豐富多彩的教學內容和生動活潑的教學形式,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內容應重視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加強音樂課與社會生活的聯系,為他們營造輕松的學習氛圍和快樂的音樂世界,讓他們在民族音樂中得到快樂,在教學過程中提升審美和創造美的能力。

(一)教學內容需要童趣化

教師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和網絡技術,讓學生從不同的層次、角度了解與民族音樂相關的文字、音響、圖像等多種信息,幫助學生形象、準確地感受和認識。通過欣賞各種音樂資料,學生如身臨其境,從而反復聆聽與體味,加深對作品資料的理解。教師還可以組織學生對自己家鄉的民族音樂進行調查研究,使其近距離、真實地接觸民族音樂,而通過學生的自我介紹則可讓大家了解我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豐富多彩的民族音樂。如,我校的學生大多是外來工子女,來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學生情況大同小異,因此,好的音樂素材更能吸引他們濃厚的求知欲望。我讓他們在課外收集自己家鄉的民歌并在班級進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從圖象到體驗

詮釋的角度

對於巴哈的音樂，有一個很普遍的看法，認為巴哈音樂中詩的文本與音樂語言的關系具有圖象的特性。音樂學家史懷哲（AlbertSchweitzer，1875-1965）曾為文將此一看法推而廣之，在該出名的作品中，他寫道：「巴哈音樂創作中最重要的觀念，是圖象的詩意。作曲家追尋圖的意象┅」圖的意象被視為詩文與音樂的中介。此後，史懷哲將巴哈定位為無人能超越的描述性音樂的大師，從而運用許多主要動機（leitmotive）的資料庫，一字一句轉文為音，作為巴哈音樂語言的真正詞匯。與史懷哲同一詮釋派別的畢洛安（AndrePirro）從事《巴哈音樂語言詞典》的編纂，他寫道∶「藉由該詞典的貢獻，巴哈音樂語言里文本與音樂圖象的固定的對照性，將會展現在我們面前?！?/p>

以上「圖象派」的詮釋并非全無道理。事實上，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為了表現，精心創造了精確的音樂修辭，組合了富節奏性而和諧的形象、上升樂句或下降樂句的剖析圖面以及休止符的停頓，而每一個單元都附予一個象徵的意義。巴哈十分熟稔巴洛克音樂的修辭法，并加以充分運用。耶穌受難曲、清唱?。╟antata）、管風琴合唱曲等氣勢磅薄的創作都充分流露巴洛克音樂的修辭特性。依照此一修辭的精神，圖象派認為與天有關或是圖畫意象中的天，可能會運用層層上升達到最高音的手法再現。反之，常在圣誕節圣歌中聽到的，從最高音降到最低音的旋律，則意味著天上之子由天而降。至於居於心中豐繁情感的再現，根據史懷哲的見解，巴哈運用步態的主題傳達心中的堅定或是猶疑，切分的主題表示疲憊，平穩的旋律再現寧靜的主題，兩個拉長的連音的主題表現耶穌所受的煎熬，連續的五、六個半音表達劇烈的苦痛，至於喜樂的主題也有很多類別加以表達。

然而，這樣的詮釋方式會遭到許多反駁的批評。當然，我們不否認巴哈音樂中表現的意愿。但是圖象派所建立的詮釋觀令人質疑，因為過於著重音樂詞匯的解釋，無法詮釋巴哈作品中全面結構的象徵意義，同時，圖象派也忽略了巴哈音樂所依據的路德傳統中，聆聽上帝的話語所代表意義。路德對於探討上帝簡單再現的神學論點，給予毫不留情的抨擊∶「神不是由天而降，就像人下山一般。神在天上，留在天上，但同時也在人間，留在人間。不需要多言，因為天國就在人間。有人以幼稚又愚蠢的方式談論天國，替耶穌打造一個高高在上的住所，就像鸛鳥筑在樹上的巢，這些人真不知自己所言何物?！拱凸魳穭撟髟挫墩y的路德傳統，并沒有陷進「幼稚愚蠢」的再現手法。如果我們希望以圖象的觀念尋找巴哈音樂中天與心的體驗，我們將會誤入歧途。那麼，究竟采取何種路徑才會達致正確的詮釋觀呢？

音的感受性

摘要：由于對滿族及其先世民族的關系認識不同，產生了對滿族音樂研究范圍的不同分歧。文章通過對滿族和女真族在生存地域、語言文字、經濟生活、社會結構、習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對比論證，認為滿族有別于女真族，不能把滿族音樂與滿族先世各族音樂混同起來。

關鍵詞：滿族女真族滿族音樂研究范圍

滿族音樂研究本是一個單一的課題，即關于滿族的音樂研究，無需界定研究范圍。然而，由于對滿族與其先世——女真、韓福、勿吉、挹婁、肅慎等古代民族的關系認識不同，就產生了對滿族音樂研究范圍的不同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滿族應從肅慎算起，因為把“女真”改稱“滿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質的變化。因此，以肅慎族系而貫穿的渤海靺鞨音樂、遼金元明的女真音樂、清代以來的滿族傳統音樂都屬于滿族音樂；另一種意見認為，滿族音樂研究應以17世紀中葉滿族共同體形成為起點，滿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諸族音樂不在研究范圍之內。筆者認為，兩種意見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頗。

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這就是說，民族的形成、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既不會突然產生，也不會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對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原來某一民族的基礎上，與其他人群結合形成新的共同體，成為一個新的民族；任何歷史階段的民族，都要經歷生成、發展、衰落、消亡的歷史過程。

滿族雖然與他的先世——女真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它畢竟是在17世紀中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體，始稱滿洲，今稱滿族。滿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質的差別呢？我們可從以下構成民族要素的幾個方面對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內容摘要：由于對滿族及其先世民族的關系認識不同，產生了對滿族音樂研究范圍的不同分歧。文章通過對滿族和女真族在生存地域、語言文字、經濟生活、社會結構、習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對比論證，認為滿族有別于女真族，不能把滿族音樂與滿族先世各族音樂混同起來。

關鍵詞：滿族女真族滿族音樂研究范圍

滿族音樂研究本是一個單一的課題，即關于滿族的音樂研究，無需界定研究范圍。然而，由于對滿族與其先世——女真、韓福、勿吉、挹婁、肅慎等古代民族的關系認識不同，就產生了對滿族音樂研究范圍的不同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滿族應從肅慎算起，因為把“女真”改稱“滿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質的變化。因此，以肅慎族系而貫穿的渤海靺鞨音樂、遼金元明的女真音樂、清代以來的滿族傳統音樂都屬于滿族音樂；另一種意見認為，滿族音樂研究應以17世紀中葉滿族共同體形成為起點，滿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諸族音樂不在研究范圍之內。筆者認為，兩種意見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頗。

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這就是說，民族的形成、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既不會突然產生，也不會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對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原來某一民族的基礎上，與其他人群結合形成新的共同體，成為一個新的民族；任何歷史階段的民族，都要經歷生成、發展、衰落、消亡的歷史過程。

滿族雖然與他的先世——女真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它畢竟是在17世紀中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體，始稱滿洲，今稱滿族。滿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質的差別呢？我們可從以下構成民族要素的幾個方面對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明代自開國就是以恢復唐宋政治和文化為己任的朝代，故而，從音樂思想、禮樂實施以及民間音樂傳播，都是以盡可能彰顯中原文化千年延續的音樂傳統為主?？v觀2019年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31篇研究明代音樂的論文，可以看出，無論是研究琴學、曲學，還是禮樂儀式和音樂制度，都能從明代音樂的成果中追溯出千年傳承的痕跡。

一、關于琴學研究

《溪山琴況》是明代徐上瀛創作的一本音樂演奏美學專著，成書于崇禎十四年，分別解讀“和”、“圓”“雅”等二十四況，對古琴表演和審美具有指導意義。2019年度關于《溪山琴況》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熱點，共有論文12篇。劉承華的《<溪山琴況>的演奏論主旨》一文，通過二十四況論的解讀分析，探討了古琴演奏中的三個問題：1.聲音“張力”。2.“氣候說”的把握。3.達到“希聲”之境。①“張力”需要演奏者用心體會察覺，是演奏中用情、用意后聲音所達到的狀態?！皻夂睢笔且魳仿曧懼械墓澴嗪鸵幝?。“希音”需要演奏者沉浸演奏，達到琴我相融的狀態，達到以琴修身，以身修琴的境界。何飛龍的《淺論<溪山琴況>之“靜”對生命的關照》，認為琴聲中求“靜”，終能夠調養人的心性，凈化和洗滌心靈，回歸人類生命的本原。鐘小茵的《<溪山琴況>之“潔”況》，為習琴者提供手指練習的方法，指明訓練手指需靜心，才能避“邪滓”和“雜亂”，琴音方能傳達出更深的意蘊。烏蘭托雅的《論<溪山琴況>中“和”的美學思想在揚琴演奏藝術中的運用》，弦、指、音、意的理念對揚琴表演藝術中竹、音、意達到“和”之美具有指導意義。針對審美方面有張萌的《明代琴歌之審美論爭研究》，解析明代音樂發展更趨于俗化，更民間化的內在因素。2019年度羅詩嫄還發表兩篇關于《溪山琴況》的文章，分別是《指運遲速，意韻可見——解讀<溪山琴況>之“遲”“速”二況》和《宏遠之音，細眇之意——解讀<溪山琴況>之“宏”“細”二況》。前者，指明“遲”“速”變化所帶來的節律感，是演奏者內心生命狀態的律動。后者，闡明了“宏”和“細”兩況在指法、情感、意旨方面的關系。琴學方面除了《溪山琴況》外，還有4篇文章涉及琴譜、琴人方面的研究。唐繼凱、唐子雯的《一款能譜錄漢字語音的減字譜——［明］葛中選<泰律>譜式解讀》，對《泰律》的創作過程、組構要素、創新特點、后世評價方面進行了解讀和分析，認為《泰律》是一本同時涵蓋聲韻學理論和樂律理論的記譜，是適用于指法，也適用于漢字語言的記譜，是減字譜創新型發展后的產物。張子盛的《古琴單譜本集體打譜的實證探討——寫在明<松弦館琴譜><西麓堂琴統>打譜集出版之后》，通過對《松弦館琴譜》和《西麓堂琴統》譜本的“打譜”活動考究，闡明了集體打譜的具體操作流程及成果。唐姝嫻的《明代琴人楊表正研究》，闡明楊表正琴歌的價值。認為，“正文對音”的創作方式雖推動了明代音樂的發展，但注重琴歌的文辭性，忽略古琴的藝術性，也導致形成了琴歌輔助文辭的格局。馬君毅的《試論明代的宦官琴人》，通過分析古文獻和出土墓志，揭示明代宦官琴人的具體存在狀況和發展歷程。

二、關于曲學研究

曲學方面的研究是2019年度第二大熱點，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及學位論文為中心，以研究詞曲、腔詞、俗曲為主要對象，共有論文7篇。李碧的《明代戲曲中詞的變體與詞曲的互動》，通過對明代戲曲中詞作的統計與梳理，以及《鷓鴣天》、《西江月》兩曲牌體進行變體類型集來源的分析，認為明代戲曲中詞的變體不是作曲家無意識的錯填，而是曲家有意識的創作。王園園的《呂天成<曲品>研究》一文，闡明了《曲品》中的審美特點。魯勇本發表了兩篇有關曲學的文章，分別是《明清唱論中的腔詞理論研究》和《元明清曲論對入聲腔化的探討》。前者，闡明了明清唱論中腔詞系統的一般規律，認為明清唱論繼承了詩歌為一體的詩歌傳統，具有雅音向方言發展的傾向，形成了雅俗共賞的審美格局。后者闡明了元代“入派三聲”理論在明代的發展變化。文章借用王驥德對入聲進行了形容，“入聲就像中藥里的甘草一樣，在平上去三聲平仄難以調停安排時，入聲就可以起到通融、調和、過渡、化解矛盾的作用。②”展現了明代曲論家對于“入聲”思想觀念的轉變和進步。此外，尹蓉的《明代江西籍作家散曲嫄集版本考略》、王靜雅的《王驥德著述考論》、于峰的《明代戲曲選集中的俗曲》三篇文章針對不同作品的編者、內容、版本、現存狀況加以歸總，為研究明代音樂提供寶貴的資料。

三、關于明代音樂風格研究

摘要：音樂是以聲音來表達內心情感的藝術，是人類表現性藝術最早的形式之一。隨著心理學的誕生，尤其是實驗心理學的發展，人們對音樂情感的研究逐漸趨向一種科學化、實證化的描述和解釋。結合計算機科學技術、腦神經科學、生理學等眾多學者的聯盟，音樂情感的研究呈現了諸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局面，這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文章對音樂情感在我國的研究狀況進行概括性的梳理，并提出相關見解。

關鍵詞：音樂情感；心理學；認知

作為人類有意識的精神活動的產物，音樂與人類的生理、心理和行為息息相關。情感是音樂藝術中最為重要的特征，也是心理學領域十分關注的問題。對音樂情感的研究，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與音樂學的專業知識結合起來，當今已成為一種趨勢。

音樂情感一直以來是國外音樂心理學的一個研究重點，這也應歸功于19世紀中葉實驗心理學派的努力，該學派促使了現代音樂心理學的萌發。我國音樂心理學起步較晚，在這之前的研究重點偏向于從專業性的音樂角度進行思辨性質的分析，而沒有實證研究的支持，理論略顯空泛。在音樂心理學引入我國后，音樂情感的研究更多地與心理學的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展現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對國內關于音樂情感的研究進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樂情感的相關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對音樂情感的定義

一.中世紀前期的西方音樂就是基督教音樂西方音樂起源于古希臘。但是由于古希臘的音樂史料存留下來的極少，人們通常又把中世紀作為研究西方音樂的一個重要起點。

中世紀指的是歐洲封建社會，大約從公元5世紀至14世紀。中世紀歐洲的各種音樂機構如編寫、研究機構，以及合唱隊、學校等，全部隸屬于教會，由神職人員管理。在中世紀的前期，西方音樂呈現出基督教音樂一花獨放的局面。在這一時期，西方音樂是以教堂音樂為主要表現形式。

中世紀基督教音樂的代表是格列高利圣詠（GregorianChant）。該圣詠出現在6世紀，因羅馬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I，在任590－604）而得名。據說公元6世紀時，各地教會音樂并不統一。格列高利一世致力于教會音樂的統一，將原有的各地教會的教儀歌曲、贊美歌等收集、選擇、整理，編成一本《對唱歌集》（Antiphonarium），并對調式及用法加以規定。格列高利圣詠由大量附有拉丁文歌詞的單音音樂組成。它是一種忠實表達經文的歌曲，其旋律超脫、冷靜、毫無人間的欲念。它并非為欣賞，而純粹是為宗教禮儀所創作，是實用音樂，并不重視聽覺上的美感，或俗樂的夸張。這種圣詠以純人聲演唱，沒有樂器伴奏，不用變化和裝飾音。它也沒有節線和拍子記號，完全是自由節拍，歌詞只用拉丁文。格列高利圣詠全都是天主教的禮儀歌曲，只供教士吟唱，會眾不參加唱詩。

格列高利圣詠形成后，迅速傳向各地，特別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國、愛爾蘭、法國等地得到了普及發展。直到14世紀，在天主教會中還只有格列高利圣詠。在今天的天主教會中，格列高利圣詠也常被采用。

格列高利圣詠作為歐洲封建社會初期的主體音樂，可以說是西方音樂文化中的第一朵花。它的發展與整個西方音樂史有密切的關系。在記譜法的研究、音樂理論、復音音樂的興起與發展、音樂學校的成立等許多方面，都要提及格列高利圣詠，即使現代的調式音樂也是以格列高利圣詠的調式為基礎。

格列高利圣詠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僅長久地保存在中世紀作曲家的創作中，而且還保存在后來許多世紀的作曲家的創作中。我們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聽到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響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第5樂章、圣·桑的附有管風琴和鋼琴的《C小調第三交響曲》、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鋼琴和管弦樂曲《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流傳至今的許多樂曲，如小步舞曲、軍隊進行曲，以及奏鳴曲第一樂章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詠擴展而成。二.產生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復音音樂復音音樂就是由兩個或更多互相獨立的聲部構成的音樂。這種音樂的產生，標志著西方音樂前進了一大步。復音音樂出現在中世紀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是由格列高利圣詠發展而成，其音樂家都是天主教會的僧侶。

音樂教學和其他學科的教學一樣，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考查或考試。但是，由于音樂學科一般不受重視，許多老師并不把考查環節作為促進音樂教學質量的手段?？疾椴蝗?、不到位、不科學、不符合大綱要求，是當前音樂教學中的普遍現象。比如，根據《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音樂教育教學大綱》規定，音樂教學內容應該包括唱歌、唱游、器樂、欣賞、視唱和聽音。而事實上有些學校僅僅以考唱歌定分數，這樣做的結果至少不能客觀全面地反映學生平時音樂學習的真實情況。而且明顯不利于音樂教學質量的全面提高。我們體會到，在音樂教學過程中，應該十分重視音樂考查的意義，充分發揮出它的功能，努力尋求出正確科學的考查方法.實踐證明，這樣對提高音樂教學質量有效地實施美育目標，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們愿意把自己的實踐和體會表達出來與大家探討、交流。

一、科學細致的考查是全面了解學生學習效果，有的方矢地實施教學的有效途徑。

考查可以知己知彼，使教師在教與學的雙邊活動中了解學生學習效果。從而不斷地提高音樂教學質量?？疾榍?，我們將所教的音樂教材回顧一下，把音樂知識，視唱、節奏、欣賞、歌唱各歸其類。根據大綱要求，找出各類的主要內容作為考查范圍，制定考查方法。通過全面考查，我們發現，細致的考查結果反映出學生平時課堂學習中的許多不足。比如，在唱譜方面，有的同學視唱譜為天書，怕苦、怕難，不愿意多練習，當將這些同學單獨挑出考查時，他們對各調中的音掌握不熟練，往往要通過主音的位置很慢地才能找到其它各音，影響唱譜速度；有些同學對附點音符及切分音擊拍不準確。這些問題在平時的教學中都不易發現，而是在大部分同學的集體練習和歌聲掩蓋下蒙混過去。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在以后的教學中采取對癥下藥的方法進行。（1）誘導法。幫助學生克服心里障礙，啟發他們“樂譜是記錄音樂語言的符號，是學習音樂的工具，那么唱譜是打開音樂大門的鑰匙；是邁向音樂之宮的階梯，是進一步學習、深刻理解、親身體驗音樂之美不可缺少的手段。”讓他們懂得唱譜是基礎，只有通過認真練習，才能唱出準確美妙的歌曲。（2）分解法。告訴學生，音樂中的許多較復雜的節奏實際上是由各基本節奏組合而

（附圖{圖}）

用變化多端的練習，讓他們在對比中去認識，在練習中去獲得。通過這些節奏的轉換練習，學生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熟練掌握各類節奏。經過這系列針對性的練習，我們感到，課堂教學質量明顯得到提高，學生在識譜、節奏和音準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二、把考查和系統復習結合起來，全面鞏固深化所學過的音樂知識。

內容摘要：文章通過對“固定Do唱名法”與“流動Do唱名法”在音樂感知方式上的不同比較與論述說明：在專業的音樂教學中，不要將兩種唱名法截然分開，形成單打一，或者以為流動Do唱名法是一種簡單而麻煩的、非專業的、不科學的方法而將其冷落。而應該是在因人略有所別、略有側重的情況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關鍵詞：唱名法感知音樂的方式比較教學

人對音樂的感知方式與觀念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唱名法，正是這種差異性的反映。

鑒于語言與歷史傳統的不同，因此世界各地所通行的唱名法有所不同。目前，包括專業的音樂教學在內，被廣泛應用的唱名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固定Do唱名法”（簡稱“固定唱名法”）；另一種是“流動Do唱名法”(即習慣稱謂的“首調唱名法”。在此，筆者以為使用“流動do唱名法”更為恰當)。這兩種唱名“法”的唱名，都是Do、Re、Mi、Fa、Sol、La、Si（或Ti），而其本質的區別，全在于唱名固定對應的指向的不同。

“固定Do唱名法”，就是將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級C所在的音位，而Re、Mi、Fa、Sol、La、Si（或Ti）六個唱名則隨后固定指向于D、E、F、G、A、B六個基本音級所在的音位上的一種唱名法。這種唱名法的唱名指向，不會因為譜號和調式的主音音高的變化而變化。

譜例1：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級C所在的音位，Re、Mi、Fa、Sol、La、Si六個唱名則隨后固定指向D、E、F、G、A、B六個基本音級所在的音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