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意蘊論文范文10篇

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規(guī)定，這一直是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難題。在傳統(tǒng)的研究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但更多是從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水平上來理解馬克思的，這使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一種具有機械論意味的實證性描述理論，無疑降低了馬克思哲學的理論水準，以致將馬克思哲學變成了實證性的社會學。正是對此的反思，在實踐唯物主義之后的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如何提升馬克思思想的哲學意蘊，成為一些學者的中心話題。在這樣的思路中，隨著海德格爾存在論的介入，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層面在哲學思考中漸漸消失了應有的身影，可以說，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唯物主義規(guī)定，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思的問題。在這樣的理論研究思路中，實際上預設了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將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等同于機械論唯物主義，而實際上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不僅是對社會歷史過程的科學描述，更重要的是這種唯物主義具有一種批判的意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才能真實地統(tǒng)一起來。因此，對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需要進行新的理解。

一、兩種唯物主義的內在關聯(lián)及其超越

從思想史上來看，在馬克思哲學變革之前，存在著兩種與馬克思哲學直接相關的唯物主義：一是法國的唯物主義，一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哲學變革，從唯物主義的規(guī)定性來看，就是如何超越這兩種唯物主義的問題。

對于法國唯物主義，過去關注較多的是其物質本體論層面，即世界的物質規(guī)定性以及這種規(guī)定性對意識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對于這種唯物主義，黑格爾曾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從感性確定性的層面來看，這種起源論式的唯物主義是一種直觀的認識，而這種直觀認識的本質規(guī)定恰恰不是其直觀性，而是共相。因此，當我們認為對一棵樹的認識來自于這棵樹對我們的刺激時，我們并不能真正地獲得對外部存在物的知識，因為如果沒有樹的概念，對于我們來說無法將樹與其他的東西區(qū)別開來。其次從知覺思維來看，這種唯物主義恰恰也是需要揚棄的，因為知覺的本質規(guī)定性并不在于人對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規(guī)定，或者說理性構成了反映的本質規(guī)定。黑格爾通過從感性到知覺、知性再到自我意識，在我看來，倒是揭示出這樣的問題：即傳統(tǒng)的唯心主義(前黑格爾式唯心主義)構成了傳統(tǒng)唯物主義的對立面，而且這種唯心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傳統(tǒng)唯物主義的“真理”。“如果無思想的意識表示觀察和經(jīng)驗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這種說法很可能造成一種印象，仿佛這是說只有視聽味嗅觸是真理的源泉；其實在它匆忙地推崇視聽味嗅的時候，忘記了說明同樣本質的一件事實，即當它感覺的時候，它已經(jīng)在為它自己而規(guī)定這個感覺對象了?！?P163)在傳統(tǒng)研究中認為是對立的地方，黑格爾看到的恰恰是統(tǒng)一，這個統(tǒng)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絕對觀念。這才是黑格爾哲學從自我意識之后才進行長篇論述的意圖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僅僅恢復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物質起源本體論來反對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我認為是行不通的。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爾哲學，就必須超越機械唯物主義問題域。

從馬克思早期思想發(fā)展的過程來看，馬克思對法國唯物主義的關注也并不在于其本體論層面。馬克思對唯物主義的接受，源自于《萊茵報》時期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同時期對歷史學的研究。《萊茵報》時期遇到的理性與利益、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使他腦海中的青年黑格爾思想受到?jīng)_擊，而這時對歷史學的研究使馬克思堅信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顛倒原則，肯定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思想。這是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的起點。但緊接著的問題是，如果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那么怎樣批判市民社會，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問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必須在這一點能夠發(fā)揮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馬克思的認可?？梢?，馬克思關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義上的唯物主義問題，而是如何面對社會歷史生活進行唯物主義批判的問題。

從這個線索中我們才能看到馬克思為什么從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鏈接到了法國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通過一種顛倒原則將理論的原點定位在“人”上，這種“人”是超越了“精神”與“肉體”的二元對立的人?；氐缴钪校M爾巴哈則是從人本學的類本質及其異化邏輯來建構自己理論的批判意味，即現(xiàn)實的市民社會是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對這種異化的揚棄才能真實地回到人本身。這種唯物主義，從邏輯思路上來看，與黑格爾是一致的，人的類本質異化及其復歸與絕對精神的異化與復歸是同一個過程，不同的是，費爾巴哈的“人”只是黑格爾哲學中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的中斷，并將這個環(huán)節(jié)獨立出來加以放大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是無法駁倒黑格爾的。正是在這里，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從反映而來的理論，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現(xiàn)實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援引了愛爾維修的理論，其實這也是法國唯物主義在面對社會歷史時較為普遍的想法。按照愛爾維修的唯物主義觀點，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善惡來自于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人之所以犯罪是因為社會環(huán)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這個社會?；氐今R克思的語境中就是，國家理性之所以成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問題，而是當下現(xiàn)實的結果。這與他批判市民社會是一致的。在這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人本學與法國的唯物主義都可以批判市民社會，但兩者的指向存在著很大的區(qū)別：費爾巴哈的人本學更強調于人性的回歸與獲得，而法國的唯物主義更強調對現(xiàn)實世界的革命。但從法國唯物主義來看，批判現(xiàn)實的前提何以獲得?這與費爾巴哈批判市民社會的抽象的“人”何以獲得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與對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蘊，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在第一條批判了費爾巴哈之后，第二條批判了認識論意義上的直觀原則，在第三條中接著揭示了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惡是由環(huán)境造成的，那么改變人的惡性首先在于改變環(huán)境，“這種學說忘記了：環(huán)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會環(huán)境的理性何以獲得就成為一個問題，這是一種邏輯的循環(huán)。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國唯物主義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質性，就在于兩者在面對社會歷史時，具有相同的理論視域。而這樣一種理論視域與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并沒有什么區(qū)別。這才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需要解決的深層問題。馬克思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解決黑格爾的問題?？梢哉f，馬克思對傳統(tǒng)唯物主義的超越，與他對黑格爾哲學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傳統(tǒng)唯物主義的物質本體論來嫁接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理論上的誤解。

在中國，人們對于名稱的要求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涉及到“名正言順”的大問題。對于“信息哲學”這個新興的領域，此理亦然。

關于“信息哲學”這個名稱，我們似乎可以回顧一下科學哲學中“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問世的情況?！熬S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費格爾（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學雜志》發(fā)表了名為《邏輯實證論——歐洲一個新的哲學運動》的具有宣言性質的論文，介紹“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和任務。在美國哲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而“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就是這篇論文首先提出的，后來就也被人廣泛使用，成為經(jīng)典的科學哲學的標識。那么“信息哲學”作為“新的哲學范式”的標簽，無疑應歸于《什么是信息哲學？》這篇論文。

費格爾首創(chuàng)“邏輯哲學論”名稱的情況，自然使人聯(lián)想到費格爾與“維也納小組”的關系。費格爾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揚“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點和任務，因為費格爾曾是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學生。但是，“信息哲學”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與美國哲學界并沒有類似于石里克與費格爾那樣的關系。因而，將其說是歐美哲學界的互動和呼應更為貼切。在英美學術圈，往往是一個學科先在英國問世，然后再到美國完成所謂的“乘數(shù)效應”，最后達到其應有的功效。

信息哲學的研究綱領已經(jīng)問世一年多了，但關于“信息哲學”的名稱，國際哲學界似乎還有些方面需要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我以為也需要就名稱問題檢討一下。

1、國際現(xiàn)狀。弗洛里迪認為，關于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的名稱存在兩種趨勢：一是追趕時髦，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shù)字哲學”（digitalphilosophy）、“計算機哲學”（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達某種特殊的理論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計算哲學”（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學”（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計算機與哲學”(computerandphilosophy)、“計算與哲學”(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則認為，“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這個名稱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明確指稱一個新興的哲學學科?？墒牵荒甓鄟硎虑樗坪醪]有那么單純，人們對“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學》（Metaphilosophy）發(fā)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萊克威爾哲學導引叢書》（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卻用的是《計算與信息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這究竟是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計算與信息哲學》的前言中是這樣解釋的，“對于本書的名稱，布萊克維爾的哲學編輯和我同意使用“計算與信息哲學”（PCI）這個名稱。PCI是個新的但依然是個鮮明的標簽，希望這個新標簽既可以滿足學術的需要，也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本書導言的標題是“什么是信息哲學？”，其中我對這個新的范式進行了論證，認為“信息哲學”（PI）在概念上要比現(xiàn)在這個名稱更令人滿意，因為它明確地保證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東西與名稱的一致性。作為本書的基礎，我認為還是將其放在網(wǎng)上，免費供大家使用。”不難看出，“計算與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顯然有比較強的妥協(xié)因素在其中。其結果就是“導言”不放在這部書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還是堅持他的理念。

在中國，人們對于名稱的要求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涉及到“名正言順”的大問題。對于“信息哲學”這個新興的領域，此理亦然。

關于“信息哲學”這個名稱，我們似乎可以回顧一下科學哲學中“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問世的情況。“維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費格爾（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學雜志》發(fā)表了名為《邏輯實證論——歐洲一個新的哲學運動》的具有宣言性質的論文，介紹“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和任務。在美國哲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而“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就是這篇論文首先提出的，后來就也被人廣泛使用，成為經(jīng)典的科學哲學的標識。那么“信息哲學”作為“新的哲學范式”的標簽，無疑應歸于《什么是信息哲學？》這篇論文。

費格爾首創(chuàng)“邏輯哲學論”名稱的情況，自然使人聯(lián)想到費格爾與“維也納小組”的關系。費格爾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揚“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點和任務，因為費格爾曾是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學生。但是，“信息哲學”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與美國哲學界并沒有類似于石里克與費格爾那樣的關系。因而，將其說是歐美哲學界的互動和呼應更為貼切。在英美學術圈，往往是一個學科先在英國問世，然后再到美國完成所謂的“乘數(shù)效應”，最后達到其應有的功效。

信息哲學的研究綱領已經(jīng)問世一年多了，但關于“信息哲學”的名稱，國際哲學界似乎還有些方面需要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我以為也需要就名稱問題檢討一下。

1、國際現(xiàn)狀。弗洛里迪認為，關于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的名稱存在兩種趨勢：一是追趕時髦，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shù)字哲學”（digitalphilosophy）、“計算機哲學”（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達某種特殊的理論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計算哲學”（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學”（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計算機與哲學”(computerandphilosophy)、“計算與哲學”(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則認為，“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這個名稱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明確指稱一個新興的哲學學科?？墒?，一年多來事情似乎并沒有那么單純，人們對“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學》（Metaphilosophy）發(fā)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萊克威爾哲學導引叢書》（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卻用的是《計算與信息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這究竟是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計算與信息哲學》的前言中是這樣解釋的，“對于本書的名稱，布萊克維爾的哲學編輯和我同意使用“計算與信息哲學”（PCI）這個名稱。PCI是個新的但依然是個鮮明的標簽，希望這個新標簽既可以滿足學術的需要，也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本書導言的標題是“什么是信息哲學？”，其中我對這個新的范式進行了論證，認為“信息哲學”（PI）在概念上要比現(xiàn)在這個名稱更令人滿意，因為它明確地保證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東西與名稱的一致性。作為本書的基礎，我認為還是將其放在網(wǎng)上，免費供大家使用。”不難看出，“計算與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顯然有比較強的妥協(xié)因素在其中。其結果就是“導言”不放在這部書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還是堅持他的理念。

在中國，人們對于名稱的要求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涉及到“名正言順”的大問題。對于“信息哲學”這個新興的領域，此理亦然。

關于“信息哲學”這個名稱，我們似乎可以回顧一下科學哲學中“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問世的情況?！熬S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費格爾（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學雜志》發(fā)表了名為《邏輯實證論——歐洲一個新的哲學運動》的具有宣言性質的論文，介紹“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和任務。在美國哲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而“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就是這篇論文首先提出的，后來就也被人廣泛使用，成為經(jīng)典的科學哲學的標識。那么“信息哲學”作為“新的哲學范式”的標簽，無疑應歸于《什么是信息哲學？》這篇論文。

費格爾首創(chuàng)“邏輯哲學論”名稱的情況，自然使人聯(lián)想到費格爾與“維也納小組”的關系。費格爾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揚“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點和任務，因為費格爾曾是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學生。但是，“信息哲學”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與美國哲學界并沒有類似于石里克與費格爾那樣的關系。因而，將其說是歐美哲學界的互動和呼應更為貼切。在英美學術圈，往往是一個學科先在英國問世，然后再到美國完成所謂的“乘數(shù)效應”，最后達到其應有的功效。

信息哲學的研究綱領已經(jīng)問世一年多了，但關于“信息哲學”的名稱，國際哲學界似乎還有些方面需要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我以為也需要就名稱問題檢討一下。

1、國際現(xiàn)狀。弗洛里迪認為，關于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的名稱存在兩種趨勢：一是追趕時髦，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shù)字哲學”（digitalphilosophy）、“計算機哲學”

（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達某種特殊的理論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計算哲學”（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學”（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計算機與哲學”(computerandphilosophy)、“計算與哲學”(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則認為，“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這個名稱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明確指稱一個新興的哲學學科?？墒?，一年多來事情似乎并沒有那么單純，人們對“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在人們對于名稱的要求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涉及到“名正言順”的大。對于“信息”這個新興的領域，此理亦然。

關于“信息哲學”這個名稱，我們似乎可以回顧一下哲學中“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問世的情況?！熬S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費格爾（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學雜志》發(fā)表了名為《邏輯實證論——歐洲一個新的哲學運動》的具有宣言性質的論文，介紹“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和任務。在美國哲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而“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就是這篇論文首先提出的，后來就也被人廣泛使用，成為經(jīng)典的科學哲學的標識。那么“信息哲學”作為“新的哲學范式”的標簽，無疑應歸于《什么是信息哲學？》這篇論文。

費格爾首創(chuàng)“邏輯哲學論”名稱的情況，使人聯(lián)想到費格爾與“維也納小組”的關系。費格爾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揚“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點和任務，因為費格爾曾是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學生。但是，“信息哲學”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與美國哲學界并沒有類似于石里克與費格爾那樣的關系。因而，將其說是歐美哲學界的互動和呼應更為貼切。在英美學術圈，往往是一個學科先在英國問世，然后再到美國完成所謂的“乘數(shù)效應”，最后達到其應有的功效。

信息哲學的綱領已經(jīng)問世一年多了，但關于“信息哲學”的名稱，國際哲學界似乎還有些方面需要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我以為也需要就名稱問題檢討一下。

1、國際現(xiàn)狀。弗洛里迪認為，關于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的名稱存在兩種趨勢：一是追趕時髦，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shù)字哲學”（digitalphilosophy）、“機哲學”（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達某種特殊的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計算哲學”（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學”（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計算機與哲學”(computerandphilosophy)、“計算與哲學”(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則認為，“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這個名稱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明確指稱一個新興的哲學學科?？墒牵荒甓鄟硎虑樗坪醪]有那么單純，人們對“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學》（Metaphilosophy）發(fā)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萊克威爾哲學導引叢書》（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卻用的是《計算與信息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這究竟是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計算與信息哲學》的前言中是這樣解釋的，“對于本書的名稱，布萊克維爾的哲學編輯和我同意使用“計算與信息哲學”（PCI）這個名稱。PCI是個新的但依然是個鮮明的標簽，希望這個新標簽既可以滿足學術的需要，也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本書導言的標題是“什么是信息哲學？”，其中我對這個新的范式進行了論證，認為“信息哲學”（PI）在概念上要比現(xiàn)在這個名稱更令人滿意，因為它明確地保證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東西與名稱的一致性。作為本書的基礎，我認為還是將其放在網(wǎng)上，免費供大家使用。”不難看出，“計算與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顯然有比較強的妥協(xié)因素在其中。其結果就是“導言”不放在這部書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還是堅持他的理念。

在中國，人們對于名稱的要求有著特別的興趣，因為涉及到“名正言順”的大問題。對于“信息哲學”這個新興的領域，此理亦然。

關于“信息哲學”這個名稱，我們似乎可以回顧一下科學哲學中“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問世的情況。“維也納學派”的重要成員費格爾（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學雜志》發(fā)表了名為《邏輯實證論——歐洲一個新的哲學運動》的具有宣言性質的論文，介紹“維也納學派”的基本觀點和任務。在美國哲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不同的反響。而“邏輯實證論”這個名稱就是這篇論文首先提出的，后來就也被人廣泛使用，成為經(jīng)典的科學哲學的標識。那么“信息哲學”作為“新的哲學范式”的標簽，無疑應歸于《什么是信息哲學？》這篇論文。

費格爾首創(chuàng)“邏輯哲學論”名稱的情況，自然使人聯(lián)想到費格爾與“維也納小組”的關系。費格爾的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揚“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點和任務，因為費格爾曾是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學生。但是，“信息哲學”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與美國哲學界并沒有類似于石里克與費格爾那樣的關系。因而，將其說是歐美哲學界的互動和呼應更為貼切。在英美學術圈，往往是一個學科先在英國問世，然后再到美國完成所謂的“乘數(shù)效應”，最后達到其應有的功效。

信息哲學的研究綱領已經(jīng)問世一年多了，但關于“信息哲學”的名稱，國際哲學界似乎還有些方面需要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我以為也需要就名稱問題檢討一下。

1、國際現(xiàn)狀。弗洛里迪認為，關于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的名稱存在兩種趨勢：一是追趕時髦，如“賽伯哲學”（cyberphilosophy）、“數(shù)字哲學”（digitalphilosophy）、“計算機哲學”（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達某種特殊的理論旨趣，如“計算科學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計算哲學”（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學”（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計算機與哲學”(computerandphilosophy)、“計算與哲學”(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則認為，“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這個名稱是最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明確指稱一個新興的哲學學科?？墒?，一年多來事情似乎并沒有那么單純，人們對“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學》（Metaphilosophy）發(fā)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學”（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萊克威爾哲學導引叢書》（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卻用的是《計算與信息哲學》（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這究竟是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計算與信息哲學》的前言中是這樣解釋的，“對于本書的名稱，布萊克維爾的哲學編輯和我同意使用“計算與信息哲學”（PCI）這個名稱。PCI是個新的但依然是個鮮明的標簽，希望這個新標簽既可以滿足學術的需要，也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本書導言的標題是“什么是信息哲學？”，其中我對這個新的范式進行了論證，認為“信息哲學”（PI）在概念上要比現(xiàn)在這個名稱更令人滿意，因為它明確地保證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東西與名稱的一致性。作為本書的基礎，我認為還是將其放在網(wǎng)上，免費供大家使用。”不難看出，“計算與信息哲學”這個名稱，顯然有比較強的妥協(xié)因素在其中。其結果就是“導言”不放在這部書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還是堅持他的理念。

1．走向一種哲學的邏輯

1912年到1916年間海德格爾發(fā)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中他探討了盛行的主要邏輯理論，并涉及到邏輯在一些學說——新經(jīng)院主義、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唯心主義”（先驗邏輯或作為第一哲學的認識論）、奧·屈爾佩（O.Külpe）的“批判實在論”和胡塞爾現(xiàn)象學——中的形而上學基礎。[1]在所有這些觀點中，范疇理論都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受亞里士多德或者是康德的激發(fā)，邏輯理論試圖說明使得經(jīng)驗科學知識得以可能的概念，以及知識的“客觀有效性”的基礎。于是，邏輯學并非僅僅研究論證的形式特征，作為先驗邏輯學或“真理的邏輯學”，它包納了知識論和科學的所有基本問題。即便是新經(jīng)院主義者（他們將邏輯學從屬于形而上學）的觀點，也是通過知識的可能性的條件這一先驗問題而展開的，雖然他們想重新賦予“先驗的”這一術語以中世紀的超越性（transcendentia）所包含的前康德主義內涵，以恢復作為規(guī)定存在者的范疇的本體論意義。[2]海德格爾對這一討論的最為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即他1915年的《教職論文》及1916年關于它的“結論”（“即范疇問題”——譯者注），顯示了他在新康德主義的和新經(jīng)院主義的邏輯學之間尋求一條獨立道路的緊張努力。

這個主要文本，[即《教職論文》或《鄧?司各脫的范疇和意義理論》——譯者注]重新審視了海德格爾的博士論文中懸而未決的一個問題，粗略說來，即確定邏輯和語法的關系。海德格爾已提出過這樣的論點：“邏輯學的真正準備性的工作并非是憑借對表象的起源和組成的心理學研究，而是憑借對詞語意義的毫無歧義的界定和澄清而贏得的?！保ā度?卷186頁）[3]但是何謂意義呢？這一準備性工作同哲學的結合要求從范疇上將意義與口頭的、書面的或思維的符號區(qū)分開來，這轉而要求一種普遍的范疇理論。海德格爾受到“現(xiàn)代[邏輯]研究的視角”（《全集》1卷202頁）的明確引導，在《鄧·司各脫的范疇和意義理論》中進行的重構，其目的就在于闡明這兩個問題。[4]司各脫的范疇理論使得海德格爾提出了如下觀點：“意義（significations,Bedeutungen）研究的首要意旨是……作為有效意義的真理”（《全集》1卷307頁）。由于轉向真理“不可避免地要求確定意義領域和對象的存在之間的關系”（《全集》1卷307頁），所以海德格爾就設法保留了司各脫的范疇的本體論特征。但是海德格爾在這個主要文本中所進行的重構與其說是受了存在論觀點的引導，毋寧說是受了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唯心論的指引。因為（正如海德格爾在1912年所指出的）邏輯學是“理論的理論”（《全集》1卷23頁），它有（正如他在1915年所說的）“超出可認知的或被認識的對象世界的絕對優(yōu)先性”（《全集》1卷279頁）。邏輯學是第一哲學。

但是在《范疇問題》中出現(xiàn)了另一條注釋，這是海德格爾在1916年發(fā)表關于鄧·司各脫的書時附的一條簡短結論。在此海德格爾對“范疇問題的系統(tǒng)結構”進行了一次有限的、“準備性的審查”，它又引出了“這個問題及其背景的基本潛力”（《全集》1卷300頁）。這個主要文本中的論述已經(jīng)是“嚴格概念式的了”，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片面的”，它“有意識地排除了一系列更為縱深的形而上學問題”（《全集》1卷400頁），有“對知識問題進行形而上學解決”的要求（《全集》1卷403頁）?！叭绻麖拈L計議的話”，哲學，包括邏輯學，不能“缺少它的真正眼力（optic）——形而上學”（《全集》1卷406頁）。這樣，由于對“形而上學”解決辦法的需求，邏輯學的“絕對優(yōu)先性”似乎被打了折扣。先驗邏輯必須在“超邏輯的背景”中被審視（《全集》1卷405頁）。因此，《范疇問題》確認了預示著一種形而上學的三個問題域，根據(jù)這種形而上學，已經(jīng)拋棄了心理主義和語法主義的海德格爾相信能夠恢復邏輯學的哲學意義，讓邏輯重獲哲學意義。

讓邏輯學重獲哲學意義的籌劃并非僅限于海德格爾的學生時代。在他的1912年關于邏輯理論的評論中，海德格爾問道：“何謂邏輯？”，并回答道：“在此我們已經(jīng)站在了一個問題面前，這問題的解決留待將來”（《全集》1卷18頁）。十五年后，在他題為《現(xiàn)象學的基本問題》的講座課程中，海德格爾依然吁求一種“邏輯自身問題的徹底概念”（《全集》24卷252頁）。海德格爾提出了如下觀點：無論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還是拉斯克的范疇理論，都沒能公平地對待在“事情本身”的壓迫下，在對邏輯的哲學探究中出現(xiàn)的“本體論問題”（《全集》24卷253頁）（這也暗示了他的早期作品所受的兩個主要影響）。如果畢竟要“使邏輯再次進入哲學”的話，人們必須首先克服黑格爾的“本體論向邏輯學的還原”，并且審問何謂邏輯，何謂邏各斯的存在（《全集》24卷254頁）。

兩年前，當海德格爾開設他的題為《邏輯學——真理之追問》的講座課程,通過批判當代“學院邏輯”將“所有的哲學,即所有的發(fā)問和探究”(《全集》21卷12頁)都置諸腦后的做法，就已把這一問題提出來了。作為一門在哲學專業(yè)內安逸的學科,邏輯“科學”實際上是無根基的,它自身的對象、它的科學領域一片混亂。把它界定為關于邏各斯的科學，也就是關于論證、言說、句子和命題的科學，并沒有將它與其它研究這些東西的科學區(qū)分開來，除非人們補充說邏輯學特別地與“關于真理”的邏各斯有關。其它科學通過在方法論上探討它們的對象來尋求“真的東西”；嚴格說來，只有邏輯學才是真正的關于“真理”本身的科學（《全集》21卷7頁）。因此，如果邏輯學“想成為一種科學研究的形式，一種哲學化的邏輯學”，那么它“最為應當關注的”不是進一步發(fā)展技巧，而是“真理的源初存在”，即成為真的意味著什么的問題（《全集》21卷12頁）。讓邏輯重獲哲學意義就是通過確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邏輯和存在問題之間建立起由亞里士多德提出并由康德予以革新的關聯(lián)。

黑格爾曾經(jīng)講過：“意蘊總是比直接顯現(xiàn)的形象更為深遠的一種東西，藝術作品應該具有意蘊?！焙诟駹栒J為，任何藝術作品都要通過媒介，如色彩、線條、音響、動作、文字等來表現(xiàn)，通過整體的藝術形象，來“顯現(xiàn)出一種內在的生氣，情感、靈魂，風骨和精神，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作品的意蘊”。

在世界藝術發(fā)展史上，還有很多藝術家、美學家有著類似的觀點?！八囆g乃是有意味的形式”這個在世界美學界廣為流傳的觀點，是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當代西方形式主義藝術的理論代言人克萊夫•貝爾在《藝術》一書中提出的。貝爾認為：美術時空“藝術品中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是一種什么性質呢?……可做解釋的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貝爾強調，這種“形式”是指藝術作品中的線條、色彩等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間的關系，“意味”就是被激起的人們的審美情感。在中國美學史上，歷代的藝術家、美學家對意蘊這一概念也有過大量精辟的論述。很多中國畫論、書論都對藝術作品中“形”與“神”的關系作過全面的闡述。“以形寫神”是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繪畫思想的精髓與核心。南朝宋畫家宗炳主張“神暢”之說，強調山水畫創(chuàng)作是畫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寫意境的一個過程。南朝齊梁間繪畫理論家謝赫，提出中國繪畫上的“六法”，這成為后世畫家、批評家、鑒賞家們所遵循的原則。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提出“神采”論，稱“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唐代書法家張懷璀把書法藝術分為“神”、“妙”、“能”三品，認為“風骨神氣者居上”。中國的文論、詩論中對意蘊這一概念也有許多論述。晚唐詩人、詩論家司空圖注重含蓄蘊藉的韻味與清遠醇美的意境，提倡“味外之旨”、“韻外之致”，講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的《二十四詩品》是唐詩藝術高度發(fā)展在理論上的一種反映，對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南宋詩論家嚴羽立足于詩“吟詠性情”的基本性質，對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和藝術性進行探討，主張詩有別才、別趣之說，這也可以說是對司空圖美學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唐代文學家陳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臺歌》，是他隨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時候寫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俯仰今古，瞻望未來，深刻地體會到生不逢時、理想無法實現(xiàn)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體會了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在困厄境遇中激憤不平的感情。這首短詩中既沒有描寫人物形象，也沒有描繪生活場景，但卻能夠千古傳誦，贏得無數(shù)讀者的共鳴，主要是由于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意蘊。藝術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有時是含蓄和模糊的，不同的欣賞者解讀的含義各不相同。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繪畫家、雕塑家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的四件大理石雕刻《晨》、《暮》、《晝》、《夜》，被保存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蒂奇教堂內。關于這四件雕刻作品的真正含義有許多種說法，各種說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相比之下，或許米開朗基羅的學生、著名美術史家瓦薩里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瓦薩里認為，這四件雕刻作品寓意深刻，雕塑構圖具有強烈的不穩(wěn)定感，人物輾轉反側，顯得憂心忡忡，似乎是為世事所擾，既象征著光陰的流逝，也代表著受時辰支配的生與死的命運。雕塑體現(xiàn)出的正是米開朗基羅心靈深處真實寫照，蘊含著米開朗基羅對人生、對歷史、對社會的深刻思索。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現(xiàn)代詩人艾略特于1922年發(fā)表的長詩《荒原》，描寫了西方現(xiàn)代社會極度的精神危機，被視為象征主義詩歌的里程碑。這首詩以“一位少年英雄尋找圣杯”的宗教傳說及大量典故為緯，以“荒原”、“水”、“火”等一系列鮮明的意象為經(jīng)，編織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社會生活的畫面，表達了西方傳統(tǒng)文明遭遇的危機和人們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緒。全詩始終采用象征主義表現(xiàn)手法，既沒有對客觀事物的描繪，甚至也沒有主觀感情的抒發(fā)，只是把詩人的所有感覺和情緒化成意象來貫穿全詩。在詩中，失去宗教信仰的歐洲成了“荒原”，無節(jié)制的情緒成了燃燒的“火”，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的關系成了“對弈”，社會的丑惡和腐敗成了“尸首”，等等。而且，詩中許多意象是被扭曲了的，以此來表現(xiàn)詩人在荒誕社會里的荒誕情緒。這首詩實際上包含著好幾個層次，從對西方社會現(xiàn)實的否定，發(fā)展到對人類文化和文明價值的懷疑，直到對人類存在意義的詰難。該詩因大量采用典故和象征，而非?；逎y讀。藝術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是一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境界，只有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完整領悟和體味才能把握其內在意蘊。人們可以詮釋它，卻無法窮盡它。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是德國文學最杰出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學不朽的名著，作者花費近6O年時間才將其最終完成。故事取材于德國中世紀的民間傳說，以德國和歐洲18世紀到19世紀的社會現(xiàn)實為背景，劇本通過書齋、愛情、宮廷、夢幻等方面的場景，展示了浮士德在學業(yè)、感情、仕途、藝術多方面追求不息的歷程。這部作品具有非常復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意蘊，l0。多年來，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曾經(jīng)對它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寫出了上百部專著和無數(shù)篇論文，不斷探索和發(fā)掘深藏在這部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有的從時代特征出發(fā)，認為這部作品反映了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為美好理想不斷追求的進取精神；有的從作者出發(fā)，認為浮士德性格上的深刻矛盾恰恰是歌德本人性格矛盾的深刻體現(xiàn)；有的從結構出發(fā)，認為浮士德與魔鬼靡菲斯特的形象對比，體現(xiàn)出美與丑、善與惡的對立統(tǒng)一和尖銳斗爭；有的從哲學高度來探討，認為這是一部探索人類前途命運的史詩，在浮士德身上寄托著作者探求人生真諦，探求崇高理想的執(zhí)著精神。

總之，我們從《浮士德》這部著作可以看到，藝術意蘊往往超越作品自身特定的歷史內容，具有更加深刻的精神內涵，需要欣賞者全身心地探究和領悟，它也是作品具有不朽的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相對于藝術語言和藝術形象，藝術意蘊并不是在所有的藝術作品中都存在，某些偏重于紀實性或娛樂性的作品，常常就不存在意蘊。藝術語言、藝術形象和藝術意蘊構成了藝術作品的層次，其中每一層次都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和自身的審美價值，或者是藝術作品中突出表現(xiàn)的、生動的藝術語言，或者是鮮明的藝術形象，或者是深邃的藝術意蘊。但是，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只有這三個層次有機地融合為一個整體，才有可能產(chǎn)生真正優(yōu)秀的藝術作品。

封面是期刊的靈魂，也是展示期刊核心內容的載體，是封面應用性的體現(xiàn)。封面也是一個充滿了時間與空間的生命磁場，一個元素所處的位置不同往往誘發(fā)受眾不同的心理反應。封面設計的差異化折射期刊主題和論文作者意向認知的不同，而元素設計與表達的藝術，往往可以讓受眾感受不同的時空流轉，因此，封面成為傳遞獨特文化的途徑。刊物封面不僅帶有思想性，也富有文化性。思想性具有普適性價值，而文化性則彰顯了一國文化的特殊性價值。研究學術期刊的封面是走進學術思想、體悟文化特質的動態(tài)過程。本文以2017.1–2020.4知名化學類期刊封面中的中國元素為研究對象，根據(jù)期刊的國際影響力遴選了ChemicalSocietyReviews、AdvancedMaterials、AdvancedFictionalMaterials、SAMLL、AnalyticalChemistry和ChemicalCommunications六種刊物，基于整體性研究視角，試圖發(fā)現(xiàn)這些刊物中包含中國元素的封面，借助數(shù)個典型案例，剖析作者在闡述相應化學變化過程或機理研究中所呈現(xiàn)的與中國元素融合的一些思路，挖掘中國元素的視覺傳達在化學研究表達中的邏輯與邏輯里隱含的文化之根本。

1中國元素在化學類期刊封面中的體現(xiàn)

化學，是在原子層次上研究物質的組成、構成、性質及變化規(guī)律的自然科學[1]。中國元素，在幽深久遠的歷史里積淀而成，是華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結晶。根植于化學學科特性與中國文化特質的封面設計，可能成為受眾接觸刊物的首要切入點，深刻影響受眾的直覺印象?；瘜W類期刊的封面設計承襲視覺傳達的主渠道，依托文字、圖形與色彩三個核心媒介的巧妙融合，把設計者融文化于化學變化的意圖水過無痕地傳遞給受眾。中國元素在國際知名化學專業(yè)刊物封面設計中逐漸凸顯，暗示了中國自然科學研究實力的提升。對封面中國元素的分析不僅包括了具象化的龍、紅燈籠、祥云、院落等元素，也可通過剖析這些具體元素在設計中的變化、活用與融合規(guī)律，探索這些意象背后潛藏的中國文化底色與審美意識。何謂“中國元素”，學術界暫無定論，但基本應該包含這樣幾方面：(1)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發(fā)展中凝聚而成的傳統(tǒng)文化；(2)含括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種表現(xiàn)形式；(3)生命力持久，從古至今，生生不息。通過分類梳理世界知名化學類期刊封面中的中國元素，可以看出，物質文化方面如彰顯地域風光的黃山、鼓浪嶼等，又如凸顯中國建筑特色的四合院與長城等；在藝術文化方面，選用國畫、書法和印章等；宗教神話方面采用如龍、鳳、麒麟、祥云、悟空、哪吒、嫦娥奔月、太上老君等內容；民俗文化如太極圖、風箏、新年、十二生肖、煉丹等；精神文化方面含括傳統(tǒng)思想、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宗教信仰等內容。所挑選的六種刊物在2017.1–2020.4期間共出版1001期，其中出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元素的封面有66期。依據(jù)以上分類，使用頻率由高至低依次為山17次、魚14、龍10、荷花9、太極8、孤舟8、飛鳥8、燈籠6、流水5、古院5、太陽4、梅花4、哪吒4、古人家3、鶴3、鞭炮3、熊貓2、長城1、中草藥1(有些封面是多種元素同時出現(xiàn))。除此之外，哪吒鬧海、悟空大鬧天宮、太上老君煉仙丹、后羿射日等神話故事，以及大禹治水、鯉魚跳龍門、愚公移山等民間傳說也成為彰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科技信息發(fā)達，技術與價格透明的現(xiàn)代，“設計已經(jīng)成為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2]。不同的視覺符號在組合后會形成豐富的結構樣式和語義修辭關系[3]。作為優(yōu)越于文字的優(yōu)勢載體，圖像話語模式逐漸取代了語言文化話語模式，進而成為把握和理解客觀世界的主要模式[4]。期刊封面中這一系列豐富多彩的中國元素既要凸顯化學變化的知識性，又要彰顯中國元素獨特的文化性，還要展現(xiàn)中國文化融于世界文化的可塑性，其究竟是以怎樣的方式滲透在化學變化過程中，這是我們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2中國元素滲透在化學之變中的表達特點

化學變化時往往伴隨著多種多樣的現(xiàn)象，但其不變的基本特征是生成新物質[5]，講述化學故事要遵循化學學科的嚴謹性、清晰性、多變性，但是，中國文化故事的講述往往參入了傳統(tǒng)哲學的圓融精神，很多中國元素都帶有極強的貫通性，元素之間交織糾纏，在千絲萬縷里形成復雜的網(wǎng)絡，形成整體性特征。以下依托典型封面案例，基于根植傳統(tǒng)、以變應變、融會貫通三個維度解析中國元素與化學之變的講述邏輯，書寫傳統(tǒng)中國元素如何從單一呈現(xiàn)向多元素組合融匯，形成有機體；如何從直觀向寫意轉化，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中國藝術辯證法中的哲學思維，如何主次分明地彰顯中國元素的張力，讓自然之象與人文之意、客觀的化學變化與主觀的精神世界達致和諧統(tǒng)一。2.1根植傳統(tǒng)組合具象。中國文化重視守護傳統(tǒng)之根，所遴選的期刊封面蘊含的中國傳統(tǒng)元素都具有典型的中國藝術辨證法互滲互轉的特質。體現(xiàn)互滲關系的如荷花與魚、燈籠與古院、龍與祥云等；在對立里互轉的如動與靜、黑與白、顯與隱、濃與淡等。將這些典型的中國文化要素融入化學之變，首選的方式為并構式組合，遵循中國傳統(tǒng)構圖與意境追求，重構組合各中國元素，孕育出極富傳統(tǒng)氣息的氛圍。圖1所示的封面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生活中最典型的社會生態(tài)[6]，通過中國古風畫的方式展現(xiàn)了一種由硫系銀絲組裝而成的疏水半導體金屬-有機骨架(MOF)AgS-L，宿主骨架中的氟化配體賦予此材料良好的疏水性，同時材料具有明顯的半導體特性。封面將四方體的AgS-LMOF結構巧妙地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孔明燈相結合，豎直的燈骨架上為有序排列的非離散螺旋(―Ag―S―)納米陣列，通過氟化配體的橫向連接形成了孔明燈的四方體結構。從雪地冉冉升起的孔明燈不僅形象地展現(xiàn)了該材料的骨架結構，也體現(xiàn)了該材料良好的疏水性。在古建筑的隱隱綽綽與古文化回廊的延伸里，我們看到了冬日特有的景致：漫天飛舞的孔明燈點亮了黑夜，紅燈籠綿延回廊，文人墨客觀眾生相，梅花綻放月夜，略帶寒意的冬夜，因為月華與燈籠的暖光、小販的煙火而予人祥和寧靜之氣。梅花是歲寒三友之一，總能御寒綻放，老干發(fā)新枝，蘊含該研究歷經(jīng)時間洗練不老不衰愈香愈堅。一位母親抱著孩子觀看夜空里的孔明燈，在溫馨和祥靜謐的氛圍里預示這項研究工作中具有獨特美學結構的新型材料將極大地推動低維電荷輸運通道微孔導電框架的探索，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封面設計主要依托相對靜止的要素組合，所以更強調設計者與受眾之間的交互性，在人與人、人與燈籠、人與月之間的互動里，受眾被自然地帶入畫面融于此情此景中。2.2以變應變形意合一。當然，要將無形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融入化學之變，融自然科學與人文氣韻于同一個封面，不僅需要并列組合，還需要更高端的整合，甚至融合，以此突破有形的藩籬，賦予其無形意境帶來的無限想象，讓化學之變的時空觀充盈豐富的內涵。圖2的黑龍之變封面在龍的時隱時現(xiàn)、龍的黑與云的白、龍的剛與水的柔里凸顯了中國藝術辨證哲學中顯與隱、黑與白、剛與柔兼而有之的意蘊[7]。依托相似性聯(lián)想，提煉典型性中國元素，將傳統(tǒng)的黃龍改造為黑龍，活用不同元素之間的近似性與關聯(lián)性，依托系統(tǒng)把控，將故事內容、符號象征進行優(yōu)化、創(chuàng)新設計，組合生成內涵更豐富的圖景，形成一個豐富混整的有機體。一直以來，因為酮胺的反應活性很低，導致用于制備天然產(chǎn)物和生物活性化合物的通用支架——α-四取代丙氨酸的構建仍然是一個挑戰(zhàn)；同時，關于銅等金屬催化對映選擇性炔基化酮類化合物的反應較為少見。居于封面中心的黑龍代表銅催化劑，在高效、低成本的過渡金屬催化合成反應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通過聚合祥云中蘊含的兩種反應物，產(chǎn)生了N-磺酰酮亞胺的不對稱炔烴基化反應，得到對映體過量值(enantiomericexcess，簡稱ee值)最高達99%的手性α-叔胺，從神龍口中噴涌而出，這一切都借助龍的強大力量而推動，一如黑龍黃色眼睛里的光。祥云紋是典型的裝飾紋，形態(tài)有自然圖形也有幾何圖形，云彩自古是古人勞作時判評氣候的元素，故對云彩的崇拜與敬畏隱含人類與自然淵源共生、和諧共融的祥愿，祥云在這個化學反應中代表了必不可少的外部要素的參與融合。文章創(chuàng)新地使用銅催化末端炔烴與N-磺酰基α-酮亞胺酯的不對稱加成，隨后環(huán)狀產(chǎn)物簡單開環(huán)，高效生成線性α-四取代丙氨酸。封面通過對傳統(tǒng)的黃眼黑身龍形象的改造，以黑眼黃身的巧妙轉變，展現(xiàn)出方法的創(chuàng)新與進步，也隱喻該反應過程的沉穩(wěn)、效果的強大，且產(chǎn)物具有良好的產(chǎn)率和對映選擇性。封面在中國元素的外殼里不斷注入新意，巨大的黑龍位居封面中心成為生發(fā)點，也是其他元素的匯聚點，文字融合在圖形中，圖文有機統(tǒng)一，形成和諧畫面感，再通過龍身顏色、紋理等的巧妙變換與融合，使其成為具有視覺美感的新形象，產(chǎn)生新意象。在黑龍、云與水三個重要元素的交織里，尋找變換規(guī)律，把握屬性，獲得對變化過程的深刻理解，也強化對中國廣闊深遠文化的體悟，潛移默化中達致文化審美與認知的趨同。2.3融會貫通形神合一。封面設計要超越中國元素的物化淺層表象，進入深層的精神領域，需要將中國元素蘊含的形式、規(guī)律、精神、審美特征與表現(xiàn)形式與化學變化緊密聯(lián)結，找到兩者的契合點，將元素的神韻創(chuàng)造性地融入化學變化中，兼收并蓄，融會貫通，讓科學技術的有形變化融匯于中國文化無形的精神之中。圖3所示的研究關鍵點為鈣鈦礦鹵素交換性質、可視化和食用油的檢測。論文封面中青綠與淡紅的分子模型為鹵素交換前后的鈣鈦礦分子[8]。封面設計通過金黃色油品的圓周搖蕩形成圓弧，并在油滴頂部嵌入極具中國元素的中華龍，展示論文作者的所屬。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也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是遠古人們認定的與水相關的神物，它主宰著所有動物和天象，龍在幾千年浩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代表著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積淀與凝結。但是，封面中龍意象的設計具有更強的包孕性，食用油的油滴匯聚而成金龍，微瞇的龍眼緊盯著油樣，恰似一位嚴謹?shù)氖称钒踩l(wèi)士，金龍有龍鱗似無龍鱗，有龍爪似無龍爪，有龍須似無龍須，想象空間之大折射信息隱含之豐富，從而引發(fā)了內涵的延伸與外延的拓展。金龍以昂揚的姿態(tài)上升，龍身上飄逸的油滴，是對抑揚之法的活用，以動顯靜，以靜襯動，動靜相反相成中將化學的動、龍的動與變化的靜、龍之靜高度關聯(lián)契合，構成一個逸氣橫生、圓融完整的藝術境界，寓意這項技術的研究具有無限活力，將不斷深入拓展。五條立體感很強、色系漸變的緞帶，結合油品微滴中的碘離子，展示了新型熒光材料在不同食用油樣品中的傳感顯示，而鈣鈦礦化學結構與顏色曲線的有機結合，更進一步展現(xiàn)了科研與藝術結合的靈動之美。從根植傳統(tǒng)的具象組合到以變應變凸顯形意合一，再到融會貫通、形神合一，上述典型封面案例的中國元素宛如詩意語言，讓冰冷的化學變化有了溫柔的一面，于潛然貫通中表達出各類化學反應中存在的不可言狀之美，盡量將復雜的化學反應狀態(tài)以最美的圖式表現(xiàn)出來，在確定中帶有不確定性，在不確定中又蘊含確定的意蘊，帶給閱讀者詩性體驗。這是中國式的傳媒方式與藝術表達方式，將宇宙自然、日常人生、時空之謎與人生感悟融匯于封面中，體悟靜謐中的躍動。

3中國元素在化學類期刊設計中的承載

論文關鍵詞：新隨筆；題材；審美特征

論文摘要：隨筆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呈現(xiàn)方興未艾之勢，簡要分析了新隨筆繁榮的原因，結合新隨筆作品著重從題材分類、藝術風格、審美特征及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新隨筆的創(chuàng)作特征進行探索性論述。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隨筆至今尚無一個得到多數(shù)人認可的定義，但這并未妨礙隨筆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煥發(fā)出奪目的光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股熱熱鬧鬧的“隨筆”潮占據(jù)了各類報刊，蔚為壯觀。面對這種悄然而至的“隨筆”熱，人們與二三十年代的隨筆相對應。稱之為“新隨筆”。目前，與新隨筆引人注目的創(chuàng)作實績相比，隨筆的理論建設卻貧乏得幾近空白。由于缺乏應有的理論關注和研究，使得新隨筆這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在基本特征、創(chuàng)作特色、思想深度、創(chuàng)作意識、發(fā)展趨向等方面的論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見于創(chuàng)作談一類的文字中，沒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論成果。固然，理論常常是灰色的，隨筆的創(chuàng)作者也會說“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規(guī)范設計所羈絆”；或者說“還不如索性讓‘隨筆精神’氤氳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無所不在。時或從作者心底流露筆端的好”。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論探討，除卻能幫助引導讀者更好地“接受”新隨筆之外，對隨筆自身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也是大有意義的。有鑒于此，本文作者擬就新隨筆的創(chuàng)作特征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評述。

首先，有必要對新隨筆出現(xiàn)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原因加以簡要剖析。與新時期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詩歌熱”、“報告文學熱”等相類似。新隨筆的興旺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也與隨筆自身獨特的文體特性密切相關。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開放、寬容的環(huán)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種“我花開罷百花殺”的大一統(tǒng)局面，社會空間能給不同的“聲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這種開放的社會環(huán)境和寬容的文化氛圍里，作家們找到了“自我”，不再擔憂“我手寫我口”的作品會異化為“吾喪吾”的證明。其次，由于當今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意識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新現(xiàn)象開放帶來的多元認識、多向思維增強了人們選擇的迷惘和困惑。帶來了認識判斷的渴求。這樣，隨筆正好以其輕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點，承擔起了引導人們思想開放之任，由于新隨筆的創(chuàng)作隊伍構成復雜。新隨筆的文體特征尚在形成演變階段，因此，要想完整、準確、全面地對新隨筆的創(chuàng)作特征作出總結可能為時過早。但是，在對新隨筆作品分析之后。我們認為新隨筆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個方面的藝術特征。

首先，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大到社會變革、世象管窺，小到個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為新隨筆的“關懷”對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對此。新隨筆敏銳地作出反應，并且以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為其底蘊，對大變革大發(fā)展的社會存在迅速發(fā)言評判。對世態(tài)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現(xiàn)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思考。換種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階層關注社會、思考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如果按照題材內容來歸納，新隨筆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讀書類隨筆。由于新隨筆的創(chuàng)作隊伍主要是知識階層人士，特別是人文類知識分子更是隨筆創(chuàng)作的主要力量，而讀書寫作幾乎是中國讀書人展現(xiàn)自我精神世界的傳統(tǒng)方式，所以，讀書類隨筆就自然構成了新隨筆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視的是，這類大行其道的讀書隨筆已不再停留于傳統(tǒng)的“讀后感”模式，“讀”常常只是作者表達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點，以閱讀為契機來展現(xiàn)作者“自我”才是讀書隨筆的本質。如王蒙的(從‘話的力量’到‘不爭論》，傳達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思考和認識，而周濤的《讀(古詩源)記》，則以新的視角表達了對傳統(tǒng)詩歌的闡釋，對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來還有一些隨筆名家由讀書而寫出的系列作品，如費振鐘的“墮落時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錄”系列和李國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內涵的讀書類隨筆佳作。二是社會隨筆。社會隨筆以對各類社會現(xiàn)象的評說為主，如果說讀書隨筆的生成主要由于心靈和書本的碰撞契合，社會隨筆則是世象萬態(tài)在人們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會隨筆的內容往往是大眾都不陌生的現(xiàn)實話題，表達的是一種對繽紛的社會現(xiàn)象理論性的觀察、機智的思考和個性化的見解。從吸煙禁煙到通貨膨脹，從反貪倡廉到道德建設，上自國際風云，下到居家瑣事，都是社會隨筆述說的對象。由于社會隨筆的內容貼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關注的話題，所以更受到大眾的喜歡。如溫鐵軍的《“三農(nóng)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通過對“三農(nóng)問題”進行歷史的、理論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話題。三是思想文化類隨筆。有別于社會隨筆直接關注“問題”，思想文化隨筆則主要抒寫當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對此，三聯(lián)書店《讀書》的編輯們將其稱之為“后學術”或學術性隨筆，頗為傳神和精當。思想文化隨筆展現(xiàn)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呼喚和交流，反映著對人生、生命、理想和價值等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因此，本質上思想文化隨筆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爾等的“隨想錄”，從而更具有思想、文化價值和個性意義。如韓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葉秀山的《沒有時尚的時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來思想文化隨筆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類隨筆主要展現(xiàn)的是作者的獨立思考和個性見解，具有濃厚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類學、哲學的眼光，對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現(xiàn)象、性迷失進行了深刻透徹的解剖與辨析，表達了作者對“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隨筆。生活隨筆似隨手拈來的抒情性散文，或記人，或寫事，或抒寫個人喜怒哀樂，常常從我們身邊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靈，訴說生活的感慨。生活隨筆的特點是以小見大，以情入理，淺入而深出，向讀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個現(xiàn)實生活中真正的“我”。唐達成《頭發(fā)的悲喜劇)、王蒙(我的飲酒)和韓小惠(體驗自卑》等便是生活隨筆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隨筆突出的風格特征。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序文中說：“意之所至，隨即記錄，因其先后，無復詮次，固目之日隨筆”。新隨筆盡管有其獨特的審美特征，但這種“意之所至”的自然風格卻未完全改變。當然，不求雕琢、隨意自然決不意味信馬由韁，隨意而為，優(yōu)秀的隨筆離不開厚實的思想和文學修養(yǎng)，古人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睂τ陔S筆的這種風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隨筆是將所見所聞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隨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無修飾之故，能見作者的才華與氣量，實為很有興味的作品?！笨v觀近年來的新隨筆作品，其我手寫我心，有感而發(fā)，從心所欲，不蹈襲，不做作的創(chuàng)作特征可以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新隨筆自然天成的特點除了表現(xiàn)在藝術形式方面外，還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正如隨筆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隨筆的天敵是禁錮和做作，隨筆的靈感源泉是自由與自然?！比鐝堉行邢壬碾S筆集《順生論》，以娓娓道來的筆法，綿密自然的論證，條分縷析，推本溯源，運用自己厚實的人生經(jīng)驗和豐富的人文知識，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教科書式”的人生見解，既沒有虛張聲勢，也絕無教條色彩，從文風到意蘊都充滿了自然和率性，開人眼界，啟人胸襟。與隨意自然的風格相伴，新隨筆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寫作風格，真正可謂文如其人，絕少干人一面現(xiàn)象。如汪曾祺的平實自然、張中行的嚴謹古樸、周濤的雄渾崇高、舒展的大膽潑辣等等，既無掩飾，也無矯情做作，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實、自然的靈魂，這也是新隨筆所以受到讀者厚愛的原因之一。